摘要：笔者通过实证研究认为，拥有城镇户口显著地有利于劳动者进入高收入行业，造成城镇居民在收入和福利待遇方面比农村居民显著要高，户籍制度下的机会不平等是造成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同时，在控制了影响劳动者就业选择的控制变量的情况下，研究的主要结论依然稳健。研究的政策启示是应该继续改革户籍制度，努力消除户籍制度对劳动者就业选择的不利影响，进而不断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促进城乡和谐与均衡发展。
关键词：户籍制度；就业机会；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作者简介：陈维涛(1987―)，男，山东青州入，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贸易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国际经济学、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等研究；彭小敏(1986―)，女，湖南双峰人，湘潭大学商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F24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12)02―0100―05
收稿日期：2011―12―02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劳动就业体系的改革，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城乡壁垒逐步松动，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规模逐年扩大。2009年农村向城市转移劳动力规模达到14687万人(蔡防，2010)；而根据2005年我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上，农民工所占的比例在20％以上，在广东、浙江等吸收农民工较多的省份，农民工数量在整个市场的份额超过了一半(邢春冰，2008)。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会通过要素报酬的均等化、提高农村的劳动生产率来降低城乡收入差距(蔡唠，2005)。然而，我国仍然存在较严重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并且有不断扩大的趋势。如果把非货币因素考虑进来，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是世界上最高的(李实等，2005)。根据中国统计局有关数据统计，1978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43.4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133.6元。2009年两者数据分别为17174.7元和5153.2元。32年间，城乡收入比由2.57倍增长至3.33倍。如果把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其他福利和补贴折合成收入，那么城乡收入比还会进一步增大。
为什么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没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笔者认为原因在于，通过劳动力流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前提：整个劳动力市场是一个完全统一的竞争性市场，劳动者根据资源配置最优原则，拥有自由流动、平等就业、公平获得报酬的权利。然而，在我国由于户籍制度导致的城乡劳动市场分割状况由来已久，农村流动人口受到了与城市劳动者不平等的待遇。也就是说，通过劳动力的流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必须在某些基本条件满足的情况下才成立，但是户籍制度的存在阻碍了这些条件的实现，所以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并没有带来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蔡防，2005)。虽然近年来部分省市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户籍制度改革，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但是这些改革，只是把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业中解放出来，却没有赋予他们与城市劳动者平等的就业权利，城乡劳动者在就业、工资、职位晋升、劳资关系等方面还存在较大的差异，从而在城市内部形成一种二元结构，把城市本地居民和进城农民工分离在城市的不同领域(乔明睿等，2009)。大部分进城农民工在城市就业的工资收入长期处于较低水平(孙宁华等，2009)；拥有本地城市户口的劳动者比农村劳动者更容易进入高收入行业(陈钊等，2009)。因此，导致农民工高职业流动率的原因，除了个体特征差异外，86.63％的部分可归结于户籍歧视(李长安，2010)。
综上所述，在目前我国的劳动力市场上，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城乡分割，使得进城农民工在城市劳动市场上受到多重歧视，农村迁移者主要从事的是劳动强度大、工作时间长、劳动报酬低、职业流动性大的工作。本文在借鉴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考察并定量分析户籍制度下机会不平等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这不仅可以为劳动力市场改革提供有益借鉴，促进城乡统一劳动市场的形成，而且可以为扩大内需，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有益借鉴。
一、户籍制度下城乡居民就业机会的不平等
具体的各行业工作时间如表2所示，对于农民工主要从事的住宿和餐饮业、批发和零售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等行业，周工作时间都在48个小时以上的工作人员达到45％以上，其工作时间远远大
综上所述，在户籍制度的影响下，农民工在就业市场上面临着机会的不平等，这种机会不平等突出地表现出行业选择的差异和不平等，农民工所从事的绝大部分都是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工资水平低等行业，造成其收入和福利待遇水平相对较低，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存在，不仅加大了进城农民工在城市就业的成本，也降低了其就业机会。行业选择是反映劳动者就业机会平等与否的重要依据。从城乡劳动者进入的行业方面，我们可以看出城乡劳动者在就业机会的获得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统计的是2009年进城农民工就业行业分布。从中可以看出，建筑业、制造业、住宿餐饮业、批发零售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是进城农民工进入人数最多的行业，这5个行业的农民工从业人员占到了农民工总数的91.7％。同时，这些行业的工作环境主要表现为工作时间长、工作强度大、工资水平低。
于其他行业，且这些行业都是工资相对较低的行业。可见，农民工从事的行业具有劳动强度大、工作时间长和工资水平低等特点。
二、计量模型、变量和数据来源
户籍制度下的就业机会不平等已经成为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笔者将通过实证分析，进一步阐述户籍制度下的机会不平等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一)计量模型设定与变量描述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进入劳动力市场以后，户籍制度造成的就业机会不平等十分明显，机会不平等突出表现为进入行业的不平等。拥有城镇户籍的劳动者可能更多地进入高收入的行业，享受较高的工资收入和福利待遇；而以农民工为代表的农村劳动力可能更多地进入低收入的行业，享受较低的工资收入和福利待遇。同时，农民工的工资性收入相比农业劳动下的收入更高，而且是农村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因此，笔者将主要考察户籍对城乡劳动者在城镇就业中行业选择的影响，进而以此分析户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被解释变量“行业进入”(hangye)是个标准的二元变量，笔者将参考陈钊等(2009)的划分法，将行业划分为高、低收人行业两大类。如果一个行业的工资待遇与福利水平显著地比社会平均水平高，则定义1；反之，则定义为0。为此，笔者采用Probit模型二元响应模型估计，设定如下累积概率的形式。
其中，hukou代表是否为城镇户口的虚拟变量，z为控制变量，8为误差项。我们最关心的是回归系数B，如果JB显著为正，则表示拥有城镇户口将有利于劳动者进入高收入行业，户籍制度下的就业机 会不平等是造成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
考虑到遗漏重要解释变量会造成估计结果的有偏，为稳健起见，笔者还加入了控制变量z，具体包括教育程度(edu)、找工作的方式(ways)、工龄(gongling)及工龄的平方(sgongling)、性别(gen―der)、民族(minzu)、年龄(age)、婚姻(marriage)、健康状况(heahh)、劳动者是否换过工作(jobchange)、是否为党员(dangyuan)、省份变量(province)。
(二)数据来源与处理
笔者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于2002年开展的中国居民家庭收入调查(CHIP)，选取CHIP(2002)中的农村流动人口样本和城镇居民样本，考察户籍制度对劳动者行业选择的影响，进而分析户籍制度下机会不平等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虽然中国进入新世纪以后，户籍制度改革的进程不断加快，但在户籍制度下劳动力市场上的二元分割格局依然存在，机会不平等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也依然存在，通过对CHIP(2002)的分析与考察，能够分析户籍制度下机会不平等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
在数据的处理上，笔者将对样本进行一定的处理，去掉一些变量缺失的样本，并参考陈钊等(2009)的划分法，将行业划分为高、低收入行业两大类。城镇样本中低收入与福利行业如下：农、林、牧、渔业；采掘业；制造业；社会服务业。城镇样本中高收入与福利行业如下：建筑业；地质勘查业、水利管理业；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教育、文化艺术和广播电影电视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国家机关、党政机会和社会团体。农民工样本中低收入与福利行业包括：农、林、牧、渔业；采掘业；制造业；塑料加工业；电子产品制造业；化学工业；服装加工业；日用消费品加工业；建筑业；社会服务业等。农民工样本中高收入与福利行业有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给业；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教育、文化艺术和广播电影电视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国家机关、党政机会和社会团体。各个变量的基本统计信息如表3所示。
三、计量回归结果与分析
以不同组合的方式报告了计量模型下的估计结果，笔者使用的方法为Probit估计法，汇报的是边际效应结果。我们最为关心的户籍制度影响(hukou)在不同列下其系数都显著为正，这说明拥有城镇户口有助于劳动者进入高收入行业，在加入其他控制变量以后，结果依然显著。具体来讲，拥有城镇户籍的劳动者进入高收入行业的概率比农村劳动者显著高出43.6％～50.7％。但是，城镇户口对行业选择的影响在男女劳动者之间是不同的，从性别与户口的交叉项(genhukou)可以看出，男性劳动者受到城镇户籍制度的影响显著要小，其受户籍制度的影响比女性劳动者低约5.97％。这验证了我们的结论，即拥有城镇户口将显著地有利于劳动者进入高收入行业，造成城镇居民在收入和福利待遇方面比农村居民显著要高，户籍制度下就业机会不平等是造成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
同时，在教育水平(edu)的影响方面，其系数显著为正，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可使劳动者进入高收入行业的概率提高3.39％～3.45％。这反映出教育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劳动者进入高收入行业，提高其收入和福利待遇水平，但在户籍制度影响下，城乡劳动者所得到的教育投入是不平等的，进一步反映了户籍制度下机会不平等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在找工作方式(ways)方面，依赖社会关系找工作将使劳动者进入高收入行业的概率提高4.22％～4.29％，这反映出社会关系在中国劳动力市场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在性别的影响方面(gender)，(1)和(4)列显示，男性劳动者更有利于进入高收入行业，但是(2)和(3)列结果并不显著，我们的解释是性别因素在大部分行业是有利于男性劳动者的，但是对于一些特定行业，女性劳动者可能更占优势，例如一些服务行业领域。在年龄因素方面(age)，其系数显著为正，劳动者进入高收入行业的概率平均每年增加0.187％～0.197％，反映出社会实际工作经验、能力与人脉的积累对劳动者就业的重要影响。在婚姻的影响方面(marriage)，其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已婚的劳动者进入高收入与福利行业的概率比未婚劳动者平均高出4.41％～4.71％。在劳动者是否换过工作方面(jobchange)，其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换过工作的劳动者进入高收入与福利行业的概率平均提高了3.61％～4.4％，劳动者的自由流动有利于其进入高收入与福利行业，促进劳动者收入与福利待遇的不断提高。在党员的影响方面(dangyuan)，其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党员劳动者进入高收入与福利行业的概率平均提高了7.77％～14.2％。党员从某种意义上代表了其拥有更加积极的工作能力与态度，社会关系与资源、工作能力、人脉等相对比较强，党员劳动者更有利于进入高收入与福利行业。
四、主要结论与政策启示
户籍制度下的机会不平等已经成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笔者通过CHIP(2002)的实证研究，进一步证实了户籍制度下的机会不平等是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
笔者最关注的一个最基本、最核心的问题是拥有城镇户口是否能够显著地促进劳动者进入高收入与福利行业。通过实证研究可以看出，拥有城镇户口将显著地有利于劳动者进入高收入行业，造成城镇居民在收入和福利待遇方面比农村居民显著要高，户籍制度下机会不平等是造成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在控制了影响劳动者就业选择的控制变量下，本文的主要结论依然稳健。这启示我们应该大力改革户籍制度，努力消除户籍制度对劳动者就业选择的不利影响，进而不断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促进城乡和谐与均衡发展。
另外，实证研究还表明教育、社会关系等因素对劳动者进入高收入与福利行业有显著的影响。这启示我们应该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教育投入，不断缩小城乡教育水平的差异，促使城乡居民都能享受到平等的教育资源与机会。我们应该继续促进公平就业，减少人为因素对劳动者选择的影响，使农村劳动者更加公平地进入高收入与福利行业。同时，健康、是否换过工作对劳动者进入高收入行业也有显著的影响。对此，我们应该加大对农村地区医疗健康和卫生保健的投入力度，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不断提高农村劳动者的健康水平；我们还应加大劳动力市场的改革力度，促进农村劳动力的合理流动，降低农村劳动力的行业准入门槛，鼓励其依据自身素质与条件平等进入高收入与福利行业。拥有党员身份的劳动者更有利于进入高收入与福利行业，应该发挥其党员的先进性，带动农村劳动者不断提高收入水平。
总之，实证研究表明，户籍制度下的就业机会不平等是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我们应该大力改革户籍制度，努力消除户籍制度对劳动者就业选择的不利影响，消除城乡间的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格局，不断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教育、医疗与卫生保健投入，不断提高农村劳动者的素质与能力，进而不断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促进城乡和谐与均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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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沈育校对：蜀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