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稀饭已经能吃饱了，饥饿主要在精神上。这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大学毕业来到豫西伏牛山的战备山洞里，职业是车工，住的是集体宿舍。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获得一个重要发现，这就是山口的小河边有人废弃了一间小灶房。经过简单维修，我的一张单人床一张两兜桌，在三个小时后就紧紧夹夹地放了进去。我为此激动得彻夜难眠，因为在我们９６０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总算有了属于我自己使用的四平方米。尽管我坐在床上膝盖顶着墙壁，尽管我伏案读书没有转身的空间，但我以自己的富有引来同伴的羡慕，因为这四平方的小屋里，可以储存我两纸烟箱的藏书。我有范文澜的《中国通史》、有任继愈的《中国哲学史》、有《沫若文存》、有罗根泽的《诸子考索》，还有一堆不成套的鲁迅全集、瞿秋白文集、毛主席著作，以及９本我手抄的唐诗；更重要的，还有我们同学和周总理的合影、我从天安门城墙上揭下来的上千份传单和小报、我收集的各种红卫兵报刊，等等，有这些“财富”垫底，我的精神之树不至于干旱枯萎；也正由于最初这些微薄的文史家底，所以我更渴望构筑自己的知识大厦和养护自己勃勃涌动的写作欲望……
这四平方米房间于我的意义，无异于当今的下岗工人突然有了别墅，一个收破烂的老乡突然得了一辆“奔驰”。更重要的是，我读了“通史”之后的充实感和自己写出最初那批作品之时的成就感。
我的书册越摞越高，这四平方米的房子却越来越低。我的书在床下放满了，在桌上放满了，我把它装在木箱里吊到空中。我在这里写出了第一批属于自己的文字，也在这里对收集来的残碣野碑拓纸装册、注音断句、翻成白话；繁重的体力劳动之余，我祖传的洞箫在小屋里“明月流溪”，我自制的铝筒二胡也沉吟“翠湖春晓”；我的小房子吸引了一批喜欢读书的工友，更成了几位“业余作者”研讨创作的笔会中心。每到节庆，这四平方米又成了晚会节目的策划室和编导室。那时候，厂里有一个三结合的文艺创作班子，每周有一天固定在大澡堂的更衣室活动，但大家不愿意去那三十平方的大屋子，却总喜欢在我的四平方里相聚。这个四平方，最多的一次聚了十二个文友，床上盘腿坐四人，书桌坐二人，顺墙靠四人，还有两人身子在屋外，头却从窗口伸进屋里。我们讨论自己最初的“作品”，激扬文字，豪情万丈，评点江山，气冲牛斗！
就在这间小屋，我把自己养大。不是肠肥腹鼓，而是学识大增。在读书之余，或到小河边看清流冲浪，或坐山石上听鸟雀鸣唱。大自然在我怀中，我成了山水草木上的沙粒和露珠。
我不觉得我的房子简陋和狭窄，也不觉得我在四平方有多么孤寒贫穷。相反，人们走过我的小屋，或者进来小叙家常，或者侧耳听琴，或者伫足赏梅，都说这个技术员还挺有意思。我没有美丽图案的窗帘，可我给窗玻璃糊上从车间带回的半透明高级绘图纸。然后，我折来竹枝悬于窗纸，采来野花插于窗台，描了《红楼梦》里的绣像林黛玉贴于竹下花旁，再将自制的台灯调一束灯光投过去，这样，从窗外看去，我的窗上就有了一幅“风动竹影美人来”的水墨画了。那时候的精神生活，真是丰富而充满情趣。
后来，有一位跟我学过车工的宝鸡６１５厂子弟，也看中这个地方，就私自拆了一间军代表废弃的厕所，用那材料在我的小屋隔壁给自己搭建了一间同样大小的房子。这是一个喜欢唐诗的青年，他借我的唐诗本本去，说要抄够三百首。可是，一个月后，他在自己搭建的小屋里上吊了，那是一个雨天，车间指导员找他谈过话之后。下葬的时候，更是瓢泼大雨，我们在山腰给他挖的墓坑里聚了半坑泥水。指导员按风俗要他家的人先朝墓穴撒下第一锨土，他家里只来了一个十三岁的小妹，那小妹瘫在泥地上起不来，是我拥着她的胳膊铲起几块泥土，抛下时我松了手，那铁锨带着泥块一同滑入墓坑的泥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