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的思想解放运动，犹如一艘破冰船，它那强大的动力，犁开的何止是三尺坚冰?诗人积蓄已久的激情，像冲出闸门的春潮，波澜壮阔，一泻千里。一大批炸着雷声、溅着火光、合着人民脉跳的诗作，从禁锢中破茧而出，响彻神州大地!经过1979―1980年节日般的狂欢以后，中国诗歌在一个新的高度和广度上，进入相对平稳的发展时期。
1984年前后，出现一些不利于诗歌发展的现象，正如公木、艾青等18位诗人在第四届作代会上的发言《为诗一呼》所指出的那样：作为一个有着悠久诗歌传统的国家，在当前，诗歌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往往受到冷漠和轻慢。有一些文艺领导同志不读、也不关心新诗；有些文学回顾性总结和评论，对新诗成绩常常一笔带过，或只字不提：诗集的出版很困难：有的综合性文学期刊减少了诗歌版面，甚至将新诗拒于门外……
在这种不利的生态环境下，却有一批诗歌报刊从北国到江南，顶凌破土而出，为新诗发展带来一片生机。欣喜之余，我认为一个为诗歌鸣锣开道、为诗歌自壮声威的时机已经到来。于是，我把召开一次诗歌报刊联谊会的设想向主编邹荻帆汇报。他当即表示可行，并嘱我先起草一份文件，还关照说根据有关精神，不要叫联谊会，就叫负责人座谈会好了。我把会议宗旨、议程，出席人员、会址、经费等一一形成文字，荻帆主编审阅后写了一些批语，由我修改后报作协同意。
会议是1985年6月8日在北京中组部招待所召开的，会期五天。出席会议的有(大致按出版顺序)：《诗刊》邹荻帆、吴家瑾，《星星》白航，《诗探索》谢冕、杨匡汉，《绿风》杨牧，《百泉》浪波，《青年诗人》逯庚福，《琥珀诗报》关键，《诗歌报》蒋维扬，《诗人》芦萍、梁谢成，《诗林》巴彦布，《青年诗刊》刘波，《当代诗歌》阿红，《诗神》戴砚田，《诗潮》罗继仁、未凡，《华夏诗报》柯原，《中外诗坛报》宋梧刚，《黄河诗报》孔林。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或许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全国诗歌报刊耕耘者的聚会。在诗歌面前人人平等，不分小报大刊，与会者轮流主持会议。使命相同而甘苦各异，让这些做嫁衣者心往一处想、话往一处说。大家激情地回忆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新诗发生的巨大变化：诗人队伍空前壮大，老中青三代各领风骚，一直走在文学创新发展的前列；诗歌理念和创作思想拓展出新的领域，题材内容和表现手法更为丰富，已形成多元化发展态势：一大批重量级或具有创新意义的作品，丰富了祖国诗歌宝库。他们同时指出，我们还缺少既有时代精神又有民族特色的力作精品：不少作品还停留在生活的表面和思想的浅层；轻视内容和轻视形式，同样削弱着诗的艺术魅力；忽视传统和因循守旧，也从不同方面阻碍诗歌发展；诗歌理论仍是弱项。至今未形成正常的百家争鸣的局面。
由于有种找到家和找到知音的感觉，所以，缺少经费、人手不够、缺少支持等“苦水”也一并倾诉出来。大家吁请有关领导重视诗歌，加强对诗歌事业的领导。当然，他们知道路在自己脚下，所有困难还是只能靠自己努力去解决。自信、自爱、自尊、自强、自立是他们共同的心声。
作协领导唐达成刚从深圳回来，便赶来以文会友，支持会议。他向辛勤操劳、为诗献身的诗歌编辑表达了敬意。在分析当前诗歌形势时，他充分肯定了成绩，也谈到一些不足。他希望极大地打开诗歌的视野，勇于汲取和创新。创作出更多反映时代、震撼人心的作品。他还形象地表达了他的意愿，希望我们的诗人不要搁浅在荒凉的沙滩上，而应扯起风帆，大海就在咫尺之间。要做弄潮儿，投入我们时代的大海。作协书记处书记杨子敏也听取了大家的发言，并作了讲话。
这次会议，有一项议题之外的成果，即在谈到保障诗人创作自由和人身安全时，联系到诗人曲有源被捕入狱的问题，大家呼吁有关单位为曲有源落实政策，为促使问题解决起到了推动作用。会上决定将座谈会定名为“诗刊诗报协议会”，每年开一次例会，各家轮流坐庄，第二届由《华夏诗报》召集主持。
当时每人每天伙食标准是4元，按规定应由主办出3元2角，自付8角。《诗刊》囊中羞涩啊，只好由我起草一份公函，请各家主管单位给予补贴。倒是闭幕当晚，《诗刊》作为东道主在森隆饭庄宴请了大家。在京的部分《诗刊》编委和编辑以及正待出访的外地诗人方冰、傅天琳、舒婷也应邀出席。荻帆主编是一位高度负责又百般细致的领导，会议的方方面面他都有文字指示，连晚宴司机的就餐问题他也亲笔交代。
综合会议精神，我写了一篇通稿：《为扶新诗上路鞍前马后真忙――诗刊、诗报负责人座谈会纪实》，各家照此刊发了，只有《诗刊》发时把标题改为《交流经验互相支持繁荣诗歌的一次盛会》，副标题未动，大概不喜欢我的行文方式吧。
“诗刊诗报协议会”到1995年由《中国诗坛》主持第10届后，停顿下来。最近见“全国诗歌报刊主编庐山峰会”报道，提及1999年在浙江青田开过“全国诗歌报刊主编会议”，但没有提1985―1995连续10届的“诗刊诗报协议会”，或是时代久远，已被人遗忘了?我以为今之主编会与昔之负责人座谈会是一脉相承的。
2010年1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