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占君：《十月》杂志主编 我和郭老相识七、八年了，虽然平时交往不多，但感觉颇好，他的散文，更是几乎篇篇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我对于郭老散文的感受，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这就是“静”和“深”。
首先是“静”。表面看，这是一种创作上的风格。在郭老的散文作品中，严谨而内敛的结构，典雅的措辞，以及关键处引而不发的情感表达，都展示着这种“静”气和神韵。但更重要的，这种“静”还是内在的力度和深度的表现，是一种大而化之的境界。在外八庙的普宁寺有一方高悬的匾额，曰：“示大自在”。佛的自在状态哪有不静的？以郭老散文取得的成就，实在是一种浩淼状态下的水波不兴。
再说“深”。郭老的散文以立意深刻著称，这为文坛所公认。我想讲的是，即使是他的一些“小题材”作品，也总是能够见他人所未见，言他人所未言，深入一层，胜人一筹。读郭老的散文，如同窥视山崖下的水潭，明亮清澈，似乎一眼见底，但随着目力所及，又总能够将你引向更深的深处。
对于郭老散文的这两点感受和评价，合在一起即是“静水流深”。
“静”和“深”的对面是“躁”和“浅”。提到“躁”、“浅”，就可以讲讲对于目前散文创作的期待这个话题。
我不能完全代表散文的读者，我只是千千万万读者中的一员，我的社会角色是文学期刊编辑，因此我可以编辑的身份回答你的问题。
这种期待，简洁地说就是希望更多的散文作者戒“躁”、戒“浅”。有些文章发表出来，总是带着一种明显的目的性，好像除了拿到稿费，还急着要换取什么。我始终认为，写作不过是一种职业，与其他职业其实并无人们常说的那种高下、雅俗之分。当下物欲横流，写作者同样经受着冲刷、裹挟和剥蚀。
在散文写作中出现这些问题，世风使然，带有几分无奈。说起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还有一些写作者堂而皇之，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身上这些问题的存在。
因此，我们更加感到郭老这些作家的可贵。他给我们的，不仅是一篇篇优秀作品，同时给了我们对于文坛的信心。
张峻：著名作家、河北省 作家协会顾问
我在避暑山庄居住18年。从1955年秋至1973年初夏，住址就是绮望楼东景区。承德刚解放时，那里是一片瓦砾，大概是1952年，热河省委在这里修建了三排平房的西山家属院。一连十八年，我都在山庄内上下班（丽正门内一片皇家古建筑群，皆为省委各部委的办公室）。离宫对于我，只是早晚消闲去湖边转转，对这座皇家园林修建的政治历史背景，实在是一知半解，远不及秋良先生。他爱山庄，熟悉山庄，写山庄，是创作清廷历史题材小说第一人。散文《热河冷艳》、《山庄湖色》堪称经典之作。我在居住山庄的五、六十年代，写过两本农村小说集，一篇有关山庄的散文没写。那时也不敢写，被视为“离政治太远”“风花雪月”的东西，写了也没人敢登。郭先生的山庄散文，也是起手于新时期改革开放。“热河冷艳”大概是郭先生较早的一篇散文，发在1979年第二期我主编的《长城》杂志上；《山庄湖色》也在同一时期发在《光明日报》。朋友的两篇不同凡响散文，让我兴奋好一阵子。他确实写出了山庄的独特之处。先说《热河冷艳》，是写宫湖荷花的，古今赞美荷花的诗文多极了，而郭先生却有别于古今文人，写出来山庄的红荷的独特美。不只夏来盛开时美如丽人，到得塞外寒秋，依然娇娆艳美。这自然是缘于山庄的地域美，她生长在相对温暖的热河名泉。《山庄湖色》也写出了山庄湖水独特的美，她美得贪婪，美得多情。她以明镜一般的雅静，将天上流云、四面云山乃至山庄外的胜景普乐寺、安远庙、磬锤峰等清晰的揽入湖面。在作家眼里，山庄的一切景物都是活生生的，有声有色，情景交融，皆缘于先生观察生活的独特眼光。
郭先生写山庄散文的另一特色，是沉实的大容量。先生在写这些散文的同时，也在为他的长篇《康熙皇帝》做准备。他对山庄的政治、历史背景烂熟于心。在山庄里发生的一桩桩政治、历史事件，都能不失时机地、恰当地融入他的散文作品中。《热河冷艳》还透出冷峻的人生思考，赞美塞外人的质朴与“抗寒”美德，是显而易见的。
大视野、深沉的思想力度，是郭先生散文的一大特色。他虽然也写一景一物一种情感，但他常是立足于民族、国家、人类历史的高度来提示客观事物的复杂及其多义性。《震撼后的呼唤》是最著名的范例。
真正的文学大家都是大思想家，秋良先生极在意文章的思想深度。他的散文哪怕是不太长的篇幅，都蕴藏着发人深省的丰富内涵和思想的深沉，把自己的思想情感融入国家、民族的利益之中，作品展示出的感人力量就大得多。郭先生绝对是勤于动脑的思想大家。在文学乃至文化理念方面有诸多建树。他曾从承德的文学实践出发，首倡发展“山庄文学”；后又经他对地域文化多年的调研及思考，深思熟虑地提出“大避暑山庄文化”的论说。从广义上讲，这绝对是一篇大手笔写就的一篇大散文，对承德的区域文化建设绝对是一大贡献。
石英：著名作家、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
秋良是我的老友，自上个世纪60年代，我就在《光明日报》“东风”副刊等报刊上读到了他以“燕迅”为笔名的许多散文，很有些耳目一新、不同凡响之感。起初，因与秋良尚未谋面，不知道“燕迅”为谁，随后还真认真地打听了一番，始知是承德的郭秋良。再后来，我工作并负责的天津《散文》月刊创刊了，也陆续发表了他的一些散文作品，这才有了书信往还并进而在一些文学会上见面，当时总的印象是“文如其人”。
他早期的散文清新、明丽，流畅中又有韵味，好像一开始就没有青年作者很难完全避免的稚嫩之气。在那个年代，写散文者几乎有“十净九裘”、趋之若鹜仿效杨朔散文路数的风气。但我却觉得，秋良的散文虽有“杨派”的内质美，而无那种构思与行文中的模式之弊。那时他散文涉猎的生活也是广泛的，除了写山水风物、人文胜景者外，也有富于人生况味的叙事文字，而主旨则是表现真善美而鄙薄假恶丑的。我感觉这一切又都是从他骨子里迸射而出，而非那个时代常有的刻意的添加。
起势的起伏跌宕，致使我对秋良和他的作品在“文革”前后长达十多年无法沟通，直至上个世纪８０年代之后才得以“重逢”。这以后的一、二十年，秋良的散文在继续保持他已有的优长而外，又多了些现实与厚重，尤其是较多的文化品位与思辨色彩。然而，这种“文化”又不是离开文学尤其是散文不可轻忽的艺术特质；而“思辨”又非干巴的说理，却是在美文内核中闪光的思想。总之，它是一种老道后的思想与艺术的凝练，是功到自然成的又一次生命的跨越。
但不论在任何时候，也不论他散文的艺术风格如何嬗变，有一条主线是始终贯穿在他创作的全部历程中。也就是说，他有几个方面的“坚守”是不会根本更移的。这几个方面的“坚守”就是：
人间正气和做人的真诚是贯彻始终的。无论在上个世纪60年代、80年代迤至90年代，从那种既有值得怀念又令人反思的“运动”到“文革”灾难结束后的改革开放的二、三十年间，在他的散文中，始终不偏离的是对人民共和国的挚爱与对善良人民的亲厚；相反地，他对那般在各种冠冕堂皇名目掩盖下假恶丑私货的贩卖者，对人间美好人性的摧折者，总是由衷地保持着警觉和清醒的是非感。这种不渝的准则和“底线”无论是为人与为文中无疑都是十分可贵的。而在这方面，秋良从不以个人利益的增损而抱憾。因此，流溢在他散文作品中的便是那种坦然、平和与从容的气度，从不见因患得患失而生的浮躁时尚症。
他的突出特色，也是他坚守着的，是散文作品丰厚的文化底蕴。尤其是当他发现、思考并鲜明地提出“大避暑山庄文化”这一富有学术意义和文化品位的命题以后，他的作品中不仅对承德避暑山庄蕴含着的文化矿藏进行了独特而具有诗质美的阐发和开掘，并且扩及开来，兼及热河迤至辽西文化带也有卓有成效地论证与探求，从而引起了各方面的注意和极大兴趣。这些文章，有的我宁可将其视为学术性文字，但还有不少的篇章仍属于真正的文学散文。因为，其文化意蕴是渗透于优美、亲切的行文之中，给予人们的绝不是一般的说教，而更多的是感染；也可以说，知识性是溶在文学性之中的确。绝不是那种无限地堆砌搜刮来的“知识”乃至道听途说的传闻罗列而成的冗文。这样的冗文，只是堆砌，而不是丰厚，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死文”而绝非活文。这样的东西一多，还将在很大程度上坏了喜欢散文的许多读者的胃口。而秋良则从来是将学术文章与文学散文清晰分开的。最难得的是，他既追求文学品位，又是鲜活之文。
作为文学中的散文，应是最能体现文学特质的一种文体。秋良深谙此点，始终坚守并张扬散文应有的文学性。他的散文，过去和现在，都“看起来很美”，始终与粗疏、沉闷、干枯绝缘。这在今天更有其现实意义。今日的散文数量很多，可谓林林总总，但在许多散文中，实在有忽视应有的文学特质的倾向；甚至给人这样一种感觉，好像只要写出一篇文章来，就是“散文”；有如随手抓起一把土，无论它有无起码的有机质，无论它有没有“油性”，无论它能否滋养出庄稼，都是好土一样。其实这是一个不小的误解。秋良显然也痛切地感到了这一点。前不久在与他会面时，他在交谈中对我说：“以为散文很容易写，就意味着可能降低散文的艺术品位；而忽视散文应有的文学性，只能造成散文园地中杂草泛滥”。我听后，深有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