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唐太宗要求尚书右仆射封德彝推荐人才，不料他交了白卷，还说“于今未有奇才耳”。难怪唐太宗不无讽刺地说：用人如器，各取所长，古人是不是需借才于异代呢；只能怪自己不知人，哪能诬一世的人才。
这说明，人才问题，首先是用人者的问题。用人者在选用人才的问题上，应该重新评估，不以成规选人才。这应该说是平原君在这次毛遂自荐过程中的最大教训。起初，平原君也是有选拔随从的标准的――“勇力文武备具”，而且宁缺毋滥，组成了自信足以凯旋的团队。但是，我们可以估计，他带了十九人去求救兵、谈合纵，从他“日出而言之，日中不决”的无能和十九人的平庸来看，一定惨败而回。因为只有平原君心目中勇力文武都不具备、勉强凑数而来的毛遂一上台，才力挽狂澜，突破僵局，使楚王霸气全消，俯首听命。这时，平原君最激动的应该是他的人才观的幡然悔悟，焕然一新，因此，他回国以后，心甘情愿地作了一番痛苦而又痛快的检讨。
当然，人才问题，也有一个人才本身如何适应需要的问题。毛遂在这方面不愧为一个典型的表率。一是认识正确。他把这次合纵之盟约定位于互利双赢，不但不是单方面求救于楚，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更是为楚国雪耻考虑。这样，他就不亢不卑，理直辞确。面对楚王的叱呵，他指出这是“恃楚国之众”的错误；近而言之，王之命已悬于遂手；远而言之，百万楚师不敌数万秦师。何有恃众之效，徒生百世之怨！这时既打压了对方的气焰，又纳入了对话的主题。而当楚王明确合纵大义、改正错误立场时，毛遂又不计前嫌、维护共识，表现出一个政治家的气魄与风度。二是态度谦虚。尽管大局在胸，却是大智若愚。在平原君按成规选拔时，不作侧身之想，只是尚有余额，才算凑数而行。其间，他一定没少受“十九人相与目笑之”的奚落，但是大任在肩，何足烦心？反而从容应对，深明大义，纳入正题，收服众心。而在面说楚王的过程中，屡次提到“吾君在前”，也是照顾不知所云于前、插不上嘴于后的平原君的面子。后来歃血定纵时，依次而行，甚至不忘十九人同饮，十分得体。当然，毛遂在这方面也是刚柔结合的。他要保证自己颖脱而出，不许自己有丝毫闪失，这是他之所以能步步为营的底气所在。他最后点明十九人是因人成事的碌碌之辈，说明他的谦虚是以明辨是非做底线的，同样反映了他的胆量与见识。
这样看来，无论是用人者还是人才本身，具有辩证观点、运用辩证思维，是十分重要的了。在这方面，楚丘先生对“老”字的解释，实在是英明极了！
话题是从楚丘先生想快走却来不及进去，反而被孟尝君占先相迎引起的。他一听到“老”，便“噫”了一下表示你的看法不合乎辩证法：当然，对于那些力不能及的领域，我已经死了，哪里还有闲暇慢慢变老？但是，在那些力能胜任的领域，我不但没有老，反而正处壮年，大有可为呢！孟尝君听到这一番话，自有一个对问题从片面到辩证的理解过程，有助日后挖掘潜力、广招人才的盘算。
文章写到这里，正好看到报载厦门大学不拘学历聘教授的消息。其实，对这个问题，我们要看穿：第一个教大学的人，一定不是大学生，更不必说是大学毕业生、博士后之类的名称了。但是，大学不是也过来了，而且发展到今天了吗？――这里始终有一个请辩证法来起作用的问题。当年北京大学聘梁漱溟，燕京大学请钱穆当教授的佳话，就是对学历问题有辩证观点的结果。现在厦门大学敢于破除唯学历论的羁绊，聘用一位只有大专学历、学术水平却远高于某些教授、博导的人当教授，无非再一次说明：辩证法深入人心之时，便是人才站出来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