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我在青岛，住在第六海水浴场附近的一幢破旧的居民楼里，街道狭小而肮脏，观光客如芹菜般穿梭，睡在三十元一人，盖蓝格子床单的小床铺上，让我常常不明白为什么他们会来到这里。
第六海水浴场人不多，因为这里的海像忘记放醋的方便面那样索然无味，如同我的记忆一样暗淡。而天空是烟灰色的，没有生气地连向同样无精打彩的更加遥远的天空，偶尔飘来的一只华丽破旧的高跟鞋已经足以让我打发大半个下午同样索然无味的时间。
在这里，我惟一的乐趣就是每天日落时候坐在窗口，看一个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的傻子忠实地经过我楼下喧嚣寂寞的小路口，在水果贩子昏黄的灯光下逃着孩子们的叫骂而过。我看着他飞快地，若潮水般离去，耳朵里充满着不远处海的声音。想着，去年的这个时候，我和苏元在一起。
最开始我对苏元别有用心，我问他，你喜欢的女孩子应该是什么样的。他说，头发到肩膀吧。他只是随便说说。一年以后在青岛我终于明白了他的意思。可是我的头发执迷不悟地深陷于此，它用半年的时候长到了肩膀，然后用半年的时间停止了生长。
我不得不说，我对此，深感沮丧。
今年我端坐家中，等待着一个叫做顾良城的人给我写信。对他的名字，他说，不是顾良，也不是顾城，而是顾良城。
他住在城北，我在城南。从我家到他的店需要经过十三个路口，五家歇斯底里的音响店和一打蝇营狗苟的小吃店。我这么说不是为了比喻，我是说，十二家，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的十二家小吃店，其中的任何一家都被另一家衬托得更加肮脏无比。顾良城的店紧靠着第十二家小吃店，是小店面，没有招牌，但是没有任何人会错过。
他得意地说，我的手艺是没有任何人会错过的。那时候我在他的店里坐着，一个太平无事的淡然的下午，我对他说，我死了你会亲手扎花圈送给我吗。他笑。他说，会啊。扎一个最漂亮的花圈。对他的话，我毫不怀疑，因为他是本城手艺最好的花圈师傅，他店里的花圈总是供不应求。
去年的圣诞节我认识了他。那时候我的姥姥死去了，我去他店里寻找一个合适的花圈。他兴高采烈地帮我挑选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其间喋喋不休地问关于我姥姥的事情，她多大了，怎样死的，等等等等。我沉默地挑选着。花圈如此花团锦簇多彩绚烂，而我死去的姥姥最爱这样的花朵――我听着他低沉安然的声音好像阳光中的梧桐叶那样漫不经心地摇摆着，感受到一种刺鼻的，陈旧的气息。
那是一条狭窄的街道，自行车的铃声可以从街头晃荡到街尾。而时为十二月那个寒冷却阳光灿烂的午后，我在年轻的陌生匠人絮絮而无礼的询问中终于泣不成声。我蹲下来放肆地大哭，感到他的明了和安和。三分钟以后顾良城迟疑地用他的手拍我的肩膀，他说，你不要哭了。
实际上他还算是一个善良的家伙。在他居住的街道上，所有三十五岁以上的女人都喜欢他，都愿意在空闲的时候来帮他往花圈上粘小花，所有二十岁以下的女孩都对这样穷困潦倒，面带微笑的英俊少年心怀畏惧地觊觎，而那些在二十到三十五岁之间的女人则从不出现，她们或者去了别的更加遥远的城市，或者从来就不会在这样的街道上。
因此，顾良城说，我算是他认识的第一个不是近亲的适婚女青年。对他的话，我一再微笑。
那时候我喜欢等他的信。从城北的邮局到城南的邮局再到我的手里。我喜欢看他的信。即使他总是辞不达意，或者说，超越了我的理解能力。我看着他用奇特的方式把一些句子组合起来，新鲜得像刚刚扎好的花圈那样还带着露珠点点。
他对我说，别老觉得自己不幸，我的职业经验告诉我，没有最惨，只有更惨。我透过信纸想象他没心没肺的微笑。这个世界总是喜欢出人意料，他接着说，当你似乎明白了这个世界原来是这样的残酷无知以后，他总会再换一副嘴脸对你眉飞色舞地说，嘿，其实我还更加残酷。
去青岛以前，苏元对我说，我们分开吧。我听从他的话，我们就分开了。
他低着头，看着手中的水杯，对我说，我们分开吧。因此，我告诉自己，虽然我离开了，但总有一天，我会再回去。我一无所有地离开，把所有的东西都留在了苏元那里。我的书，画册，信，电话，衣服，笔记本电脑，完成了一半的小说。还有我半年时间里应该长出的那些头发。
后来我在青岛，我相信他会来找我。若他愿意，他定会找到我。我是如此地相信有一天傍晚我会在第六海水浴场庸俗而充满泡沫的海边见着他，他依然是那样的沉默坚定，他看着我的时候我会对他微笑，然后告诉他说，我很挂记你。
那时候我一人独坐海边，等待着这个巨大的惊喜像最后的福音那样降临，然后潮水退去，从远方退去，去到更加遥远的地方。
五个月以后我在小书摊上见到苏元的名字，堂而皇之莫名其妙却又顺理成章地印在我那实际上只差一个结尾的小说的封面上。我不怪他这么做，我只是想责怪他为什么给它添上了一个恶俗无比的结局，一个完美的大团圆结局，一个不合常理的完美的结局。
这是因为，顾良城低头把花圈的骨架扳成一个理想中的半圆并且对我说，这是因为我们的生活总是以一种尴尬结束。所谓小说无非是为大家提供意淫的场所。任何事情都需要一个场所，他接着解释，比如红灯区，比如电影院，比如网络游戏，比如流行小说。
是的，我想我不能原谅苏元的地方都在这里，他使我成为了一部流行小说的大半个作者，而我将终生不能洗脱那样的恶名，无论何时何地，若我重新开始写作，便会有人指出，我的笔调和多年以前那部流行小说的无数相似之处，而这，将会让我终生感到无比的羞耻。所以，我不得不放弃去写一些什么，按照顾良城的说法，不得不放弃一个有效体面而合法的意淫场所。为此我感到无处发泄且无路可逃。
一个场所只能成为一个惟一的场所。而或许，按照伟大的国际象棋手杜尚的说法，当它成为一个场所的时候它也就不再具有场所的功能了。因此，我们就像一条没心没肺的野狗，在无数条电线杆下小便，并且打一枪换一炮，最终把所有无辜纯洁的电线杆都给玷污了。然后电线杆统统倒下，满世界大面积断电，一片黑暗。
在从青岛往武汉的火车上我无数次想到这个意思。想到我若是一条狗，我若有足够的腿，我必定会像任何一条狗那样跋扈张扬地抬起一条腿来骄傲地小便。而，我之所以想到如此恶俗的意向，是因为整个车厢中弥漫着一种微妙的味道。从青岛大包小包带回的海鲜的腥味，汗臭，半个烂掉的水果的腐味，吃了一半的方便面的酸甜苦辣味，当然，最重要的，是冲不干净的厕所的味道。
我临窗而坐，穿越迢迢千里，看遍祖国大好河山。小心地照看着我的包以便它不被火车上无数陌生人偷去。我坐了一天一夜，没敢合眼也没办法睡觉。只感觉到脚下那些来历不明心怀叵测的水湿润的侵袭。我再次感到任何小说中的描写都是不可相信的，午夜的火车并非淡漠颓败而超凡脱俗，相反，在这里，整个生活，迫不及待地，腐烂着，张扬舞爪地向你扑来。
苏元离开了我，所有不开心的事情都一股脑儿向我袭来，仿佛之前都是他在为我抵挡。但我明白并不是这样。苏元离开我，或许是因为他感到我的好运气就快到头了，因此他适时地离开，不沾染一丝的倒霉。
这么说，顾良城抽着一支三五烟从左边四十五度眯着眼睛看我，他说，这么说吧，所有的男人都是没有责任的，所有的关系不过是在相互利用。无论是为了填充自己的精神，或是物质。他笑，然后又说，但是，所有以所有开头的话语都是错误的，至少不是全对的，就像我这句话，以及更前面的那些。
他用一种轻描淡写的语气说，不如你搬过来住一段时间怎样。
我想是时候了，这已经是那个我必须明白在这个世界上，什么事情都只是随便说说的时候了。千万别相信别人，除非你想把自己往火坑里推。
在我的资料上，你会见到无业这样的字样。为此我深感羞愧，我二十一岁，像太阳，或者星星无论吉星与否那样缓慢地向上中天爬升。但我却一点不买它的账。我不在任何大学里面。和苏元一样，它们联手逼迫我不得不抛弃了它们。
二○○○年我十八岁，那年的八月我目送我的同学毛毛意气风发地登上远去的火车，他满脸是笑，因为他刚上Ｘ大的调档线就被迫不及待地录取了，而他那财大气粗为人仗义直爽的父亲同样满脸是笑地安慰我说，没关系，明年可以再考。他这样安慰我是因为我虽然填报了和他的儿子同样的学校，且足足高过调档线二十分，身体健康思想端正，却因为某种不可告人的原因给留在了原来的地方。
那是一个天高气爽的夏天，虽然这样的形容可能稍有不当。我的父亲告诉我说，谁让你是穷人家的孩子。
对此我不想抱怨谁，除了我的老师。有时候我是如此地怨恨他们欺骗了我足足十二年之久。让我像一个小傻瓜那样抱《圣经》似的每天抱着我的课本参考书之类的玩意，和一个坚定的日心说主义者那样相信自己未来的出人头地。
老师说这个世界终究是公平的，诗人说爱情是值得赞扬的，成功人士宣称只要奋斗就能成功的，圣人说，三人行是必有我师的。而我想，我终于到了那个我不得不明白这一切都是狗屁的时候。实际上，或许，我自己也不是个地道的家伙。我装模作样地摆出一副无所不知冷酷无情的达达主义者的样子，只不过，是为了掩盖我内心的恐惧和虚弱。
我接到顾良城的信，他这么说，他说，其实有时候，你本来不用这样，当你失去了亲人想要哭泣的时候就应该尽量地哭泣，而不是跑去花圈店挑那些花里胡哨没有意义的花圈，你应该哭一场，然后就什么也不做了。当你怨恨的时候你就大声地说我恨你，而不是像个圣女那样宽容地微笑着说，其实这不是你的错。当你觉得疲倦的时候就应该深深地睡去，而不是强打精神迎来送往锣鼓喧天。
我十八岁的时候，我的姥姥还活着。于是我过得那样的无知快乐。我在她家里独自看《维诺尼卡的双重生活》这部电影，我戴着耳机听那些铿锵的音乐和高亢的唱腔以免吵着我的姥姥，其中一个维诺尼卡认识了一位操纵木偶的师傅，他的脸孔消瘦明朗，有一个死去的少女，她长出了蝴蝶的翅膀，她变成了天使，木偶师修长的手指温情地抚摩着木偶少女的肩膀，于是她的表情如此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