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有顺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文学评论家。 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来和朋友们做一次文化方面的交流。说到中国文化,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概念。它的容量很大,我的知识、见地有限,只能浮光掠影地讲其中的一些方面。为什么要谈这个话题?我不知道大家是否有这样的感想,中国是文明古国,在文化上一度是非常强势的国家,但在今天这个世界格局中,中国人、中国文化的地位再也没有原有的辉煌了。经常出国的朋友就会发现,中国人现在是有钱了,可是他走到哪里,都不太被人尊重。花再多的钱,也改变不了我们在文化、精神上的弱势地位。为什么在1840年以前还是非常强势的中国,到今天会落后到不被人家尊重、甚至连自己都看不起自己的境地?表层的原因是中国的科学技术、生活质素落后了,深层的原因,我想还是出在文化上。
什么样的文化,就会塑造出什么样的国家形象。中国现在开始提文化复兴的口号了,甚至由于经济的长足发展,一些人也开始有了新的文化幻觉,于是,文化自卑和文化自大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中国当代的文化现实。如果我们理性地面对这一现实,就会发现,在文化的复兴上,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不必自卑,更没有资本自大。
这一点,生活在深圳、东莞等地的人,感受应该很深。这两个地方,是中国最著名的生产基地。中国不是被人称为“世界工厂”么,这个说法,和深圳、东莞两地的制造业息息相关。中国生产的产品,你到世界各地都能买到,这一方面为中国创造了就业机会、经济增长率,但同时也简化了中国的形象。我也接触一些外国人,他们想到中国的时候,总是先想到中国制造的物质产品,中国成了一个物质中国,包括以前从中国出口到外国的,也都是丝绸啊,瓷器啊,工艺品啊――都是物质,不重视文化输出,这就给那些外国人造成了一个印象,以为中国只生产物质,物质和手工是中国最有代表意义的民族标记,这是错觉。可是,近代以来,中国一直无法摆脱落后的帽子,中国的先贤也一直在寻找中国的出路,在这个过程中,首先被牺牲的就是文化,相反,物质和技术被抬高到了从未有过的高度。
照梁启超的研究,中国从鸦片战争之后的五十年,经历了三次变革。第一次是从鸦片战争到同治年间,中国人首先感到自己在器物上有所不足,于是就想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这就有了洋务运动,这个时期的代表人物是张佩伦、张之洞等人。第二次是从1894年的甲午战争到民国六七年间,以康有为、孙中山等人为代表的一些人,看到了中国在制度上有所不足,就开始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变法维新、辛亥革命便是标志。第三次是五四运动时期,陈独秀、胡适、鲁迅他们,开始看到中国在文化上有所不足,对中国自身的文化传统感到失望,所以就发动了新文化运动,要革中国传统文化的命,全面向一种新的文化开放。从器物到文化,中国的社会改革走了一条从外到里的道路,直到把问题落实到文化上时,内在的病灶才被真正发现出来。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引进一种新文化,从而轻视自身文化的根,这在五四一代先贤身上,你不会有什么不妥的感觉,因为他们都是国学功底很好的大师,他们虽然批判传统文化,但对传统文化并不陌生,他们的批判里面,其实包含着建设性。但几十年后,一种没有文化根基的民族危机就开始显露出来了,传统的丢掉了,新的文化我们又没有学来,即使学了一些,也发现和自身的生活、精神并不和谐,就像是借来的衣服,怎么穿都不合身,最后只剩下一些皮毛。
因此,经过近一个世纪的革命,中国现在面临的最大困境是,我们一直处于一个精神的荒原、文化的荒漠之中,找不到信念,找不到可以安身立命的文化根基,这时,除了抓住物质和享乐,大家还能怎样呢?一个心灵无从安妥的时代,惟一的真实就是物质了,所以,改革开放以后,物质在中国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文化的失落反而显得无关紧要了。和物质相关的话题,无非就是欲望、享乐和消费,这是今天中国大地上遍地都是的景观。由此可以看出,以富国强民、物质发展为单一宗旨的发展战略,必然造成现在这种文化困境,别人一想到中国,就想到中国的物质产品,而不太会想起,中国是一个生产过孔子、老子、唐诗、宋词和《红楼梦》的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古国,那么多优秀的文化产品,都被人忽略了,这是多么令人遗憾的事情。尤其是二十世纪以来,不仅西方对中国有了很大的误解,就是中国人自己,也不太看重自身的文化传统了。很多中国人,恨不得每天讲英语、吃西餐,以西方礼仪问好,他们觉得中国身份就像是一个耻辱的记号,这是非常奇怪的一种思潮。中国发展到今天,经济已经有相当的成就了,现在到了该反思自身的文化问题的时候了。如果找不到一个文化的出口,来满足中国人对现代社会的想象,中国人精神的断裂、心灵的荒芜,就势在必然。很多出过国的人都记得,中国游客几乎是所有游客中最肯花钱的,但中国人的精神风采,却没有给人留下多少美好的印象,在社会公德的维护上,中国人明显要逊人一筹,可见一个国家光发展经济是不够的,经济的强盛,并不会马上带来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尊。政策如果对路,经济发展可以立竿见影,但文化发展不同,它需要有很长的时间酝酿、生长,才会见成效。应该承认,这些年,中国民众和中国决策层,都开始意识到文化的传承和文化的开放同等重要,只是,在具体建设上,还缺乏真实、广泛的回应。在座很多人估计都看过韩剧,韩剧里的很多人情、礼仪,都学自中国,但这样一些美好、温暖的东西,在当代中国反而难见踪影了,这是一种很深的悲剧。历次狂飙突进的政治运动,剿杀了中国文化中温暖、谦和、坚韧的部分,粗野、虚假之风盛行,盲目崇拜西方的心理也还大有市场,这种不堪的状况是怎样发生的?我很想和大家探讨这个问题。
以文学为例,这些年来,恶毒的、心狠手辣的、黑暗的写作很多,但我们却很难看到一种宽大、温暖并带着希望的写作,可见,我们的文化心理是不健全的。只看到生活的阴暗,只挖掘精神的阴私,而不能以公正的眼光对待人、对待历史,并试图在理解中出示自己的同情心,这无论如何都是残缺的写作。这种残缺,在我们的文化生活中举目可见。因为没有整全的历史感,不懂得以历史的眼光看世界,作家的精神就很容易陷于偏狭、执拗,难有宽阔的胸襟。所以,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一书的开头,就劝告我们要对本国的历史要略有所知,“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而将我们自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钱穆所提倡的对历史要持一种“温情与敬意”的态度,这既是他的自况之语,也是他研究历史的一片苦心。文学写作何尝不是如此?作家对生活既要描绘、批判,也要对生活怀有温情和敬意,这样才能获得公正的理解人和世界的立场。可是,“偏激的虚无主义”在作家那里大有市场,所以,很多作家都把一切生活作欲望化处理,或者在写作中充满精神的屈服感,没有一种让人性得以站立起来的力量,写作的路子就越走越窄,精神也越来越阴沉,很显然,这并不是一条理想的道路。
不仅文学写作上如此,在我们的教育中,温情和敬意也被长期忽视,教育服从于升学,缺乏人文方面的内涵,再加上家庭对孩子的过度宠爱,新一代成长起来之后,心灵里也往往面临着多方面的缺失,这些,其实都和我们国家的整体文化氛围有关,当引起每一个人的警惕。一旦温暖的东西没有了,敬畏之心也丧失殆尽,这个社会,就太可怕了。我想举一个极端的例子,来分析今日中国在文化上面临着怎样严峻的难题。我平时是没有剪报习惯的,但是看了《南方都市报》上的这条新闻之后,特意留了下来,这是2006年6月1日的报纸,我给大家读一下,大标题写着,广州大学的学生不满被安排出国,杀死了自己的亲生父亲。这个事件说的是广州大学一个姓董的学生,他父亲一定要他出国留学,而儿子不愿意出去,想考国内的大学。于是,父子之间发生了争执,争执的结果就是儿子用三十多厘米的水果刀把父亲杀了,甚至杀了父亲之后,他还红着眼往父亲的尸体上刺了很多刀,庭审时也毫无悔意,他说父亲不了解他,胡乱给他决定人生,“我就想杀死他”。这个新闻非常极端。但是,读这样的新闻,至少有两个问题值得我们思索:一,为什么这个父亲会觉得自己的儿子只有出国留学才是光耀门庭的事,留在中国就不行?二,是什么样的教育塑造出了这个大学生如此血腥、残忍的人格?
生活在别处,以为西方是生活乐园;教育设计中极不重视健康人格的塑造――这两点,正是中国文化困境的生动表征。自十九世纪末以来,尤其是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家长普遍以为送儿子出国留学是上佳的选择,谁家有人在国外,那是一件光荣的事情。我不反对有条件的家庭,把儿女送到国外深造,但我想说,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能适应国外的生活和教育的。假如我们的价值观里,惟有觉得把儿女送到国外了,才是光耀门庭的事情,这必定会产生像上面新闻里报道的那种悲剧。时代的语境已经改变了,西方也未必如我们想象的那么好。我知道很多中国学生,到英国、美国、澳大利亚读书,父母以为他们去那里,是受先进的教育,其实未必,这些国家,都把发展文化教育、吸引中国学生当成了一种产业,很多中国孩子到那里读的学校,其实都是专门为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学生开设的,不仅不是什么好的学校,甚至那些出去的孩子,连外语都没什么进步――因为他们周围的同学,以中国人居多,他们在学校,讲着中国话也可把书基本读完。但这样的真实状况,有几个中国家长知道?即便知道,他们相信吗?很多中国父母,文化程度不高,根本不具备这种对比能力。不少中国孩子,在国内是优秀学生,本来可以在中国上比较好的小学、中学,甚至可以考中国一流的大学,但他们的家长偏要把他们送到国外读书,而有些人的条件有限,上的又是国外比较一般甚至比较差的学校,这就好比一些县城的孩子,本来可以上全县最好的一中,但他们的父母偏偏要送他们到省城读最差的中学,他们以为省城的学校都是好的,殊不知,县城一中的教学质量,普遍比省城的二三流学校好多了。道理是一样的。很多中国家长以为国外的就是好的,殊不知国外也有差的学校。
类似一种思想倾向,在五四前后也曾盛行。那个时候,中国处于一种闭关锁国、落后挨打的境地,很多留学国外的知识分子,回国之后,都极力倡导学习西方,并猛烈地批判传统。胡适曾全面否认中国传统文化,并热心于新文化运动;鲁迅曾劝人多读外国书,少读甚至不读中国书;傅斯年等人曾呼吁废除汉字,认为汉字是野蛮的文字……现在回想起来,这样一种激进主义思潮是太过非理性了,有些话,听起来像是胡言乱语,哪里有一点学者的严谨啊。但是,如果回到当时的文化语境,我们就知道,这些文化先贤的倡议,多少有点矫枉过正的意思,如果不对一个闭塞的中国下猛药,要唤起民众的觉醒是很难的。他们反传统,其实更多的是一种文化策略。鲁迅先生说,在中国,搬动一条椅子都要流血。这就是当时的真实状况。所以,你一说要废除汉字,那些保守派就想,那还不如接受白话文;你说要把房顶掀了,他们就想,那还不如同意给黑屋子开个窗户。那个时候的现代知识分子都有一种焦虑,害怕中国被世界抛弃。这并不是危言耸听。鲁迅先生就曾在《热风?随感录三十六》中说,“许多人所怕的是‘中国人’这名目要消失。我所怕的,是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周作人也在《先进国之妇女》一文中说,“我大约也可以算是一个爱中国者,但是因为爱他,愈期望他光明起来,对于他的黑暗便愈憎恨,愈要攻击:这也是自然的道理。”他们有一种使命感,要在中国喊出“真的声音”,以此来感动、唤醒更多的中国人。他们的文化言论,其实都含着这样一个目的,他们介入一种社会变革,是积极的,也是有策略的。文化策略和文化情怀,有时是不一样的。胡适反完传统,后来强调“整理国故”;鲁迅劝人少读中国书,自己却是读了不少的,要不他也写不出《中国小说史略》这样扎实的学术著作了。因此,很多人不理解五四,以为五四是简单的反传统、践踏传统,这就是很大的误读了。鲁迅这代人,是懂得了传统、理解了传统而反传统的,他们非常清楚传统的弊病和症结在哪里。可是到了“文革”期间,很多年轻人也起来反传统,并砸烂了很多文物,焚毁了很多旧书旧字画,可他们懂得传统吗?不懂传统而反传统,这就是无知了。
无知有时比失德更可怕。但在今天这样的时代,无知有时反而成了一种美德似的,以致一些人,什么大话都敢说。也正是无知,导致社会不断地在走向粗鄙化。美好的事物、有价值的东西,得不到当有的尊重,相反,一种实利主义的风气,在当下却大有市场。就以英语教育为例吧,有几个人是真正对这种语言有兴趣而读的?大多的时候,读英语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因为它是获得学位、职称、工作的必备条件。最近不是常有抨击全民学英语的言论出来么,可是,崇尚英语、蔑视汉语的教育设计并没有丝毫改变。想一想,这真是一件荒谬的事情。我不知道除了中国以外,世界上还能不能找到另一个国家,是把外语教育看得比母语教育还重的。在中国,母语不好,不会成为一个问题,英语不好,就会是你人生变迁中的重要障碍。你评职称,专业条件可以商量,惟独外语考试必须通过;你考学位,专业成绩可以有伸缩余地,惟独外语分数是不能降低的。各种评审,所谓的“破格”,多半也是破外语的格。你的专业再优秀,外语如果不能达线,一切考试就都枉然。这是怎样的一种语言霸权,又是怎样的一种语言奴役!一个现代人,如果能掌握一两门外语,这当然是一件好事,也是应该着力提倡的,但是一个国家的教育设计和评估体系,总不能把学习外语看得比学习母语更重要吧?说句实话,现在的很多大学生,外语是考得很不错的,但对母语的理解和掌握,实在是有限得很,连一个简单的工作总结都写不好的大学生,也大有人在,这就是忽视母语教育之后产生的恶果。大学可以不开设中国文学课、中国哲学课,但必须学习外语,直到博士教育期间,外语也是最重要的课程之一,这样一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外语好的博士,但能把学位论文写得好的博士却微乎其微。这是怪诞的。正如从中学、大学,一直到博士就读期间,每个学生都要学无数遍被简化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其实就是政治课,但我们的教育官员,却从未想过,也得让中国学生学一点中国哲学,为他们开设一门中国哲学课。光学政治不学中国哲学,光学外语而不重视母语,会有如此荒唐的教育思维,我们也就不难想象,为何“文革”期间,中国人会把孔子、《红楼梦》都当作垃圾来批判和否定了。
一个国家会如此不珍重自己的文化遗产,甚至还粗暴地践踏自身的文化,这背后是有一个演进的过程的。说到底,还是一种对自身文明的无知,对外来文明的盲目崇拜心理所致。前苏联也经历过类似的狂飙突进的政治运动,但是没有听说他们不要自己的普希金和托尔斯泰,至少在民间,还存着很多有文化良知的人。中国就不同了,从高层到底层,一度都以中国文化为耻,全国上下都僵化地照搬那些别国的思想教条,弄得举国一片废墟。往事不堪回首啊。所以,现在我看到民间很多人有那么强烈的想移民到国外读书、定居的愿望,觉得并不奇怪,是我们自己把一个国家的文化毁得不成样子了,日常生活也由此变得破败不堪,值得留恋的东西太少。一个作家曾经哀叹,我爱祖国,可是祖国不爱我啊。听起来真令人心酸。有那么多中国人,奋不顾身地要出国,毫不犹豫地要加入别国的国籍,何尝不是以此来表达对一种状况的失望?上面那条新闻里那个被杀的父亲,我想也是这样一种思想,所以他才一再地逼自己的儿子出国,而儿子又不愿出去,结果就发生了杀人的悲剧。
这就引出了第二个问题,到底是怎样的教育把一个大学生塑造成了如此残忍的人?那个董姓学生,把父亲杀死之后,又在尸体上刺了多刀,到庭审的时他还冷静地说,我就是想杀死他。没有一点后悔、悲伤、难过的意思。可见,教育在这个人身上是完全失败了。教育分两方面,一方面是学校教育,另一方面是家庭教育。除此,社会和环境当然也是一个教育的大熔炉,但主要的教育实施者还是学校和家庭。这个学生可能成绩并不错,但他的行为证明,他的心中,完全没有了亲情、责任、敬畏这样一些人伦概念。也就是说,他的人生观里,其实并没有价值信念。他大概是独生子女吧,集几代人的宠爱于一身,从小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任何的外力想要影响他,都可能会伤害他。慢慢的,他身上就有了太强的个性,不能商量,不能变通,只认自己的决定,一旦和外界的力量发生冲突,要么陷入一种价值狂躁,要么陷入一种暴力逻辑,总之,很少有温和、理性的面对世界的心情。以前我们讲中国古代社会是压抑个性的,以婚姻为例,普遍认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一定要推翻的,自由恋爱才是爱情的最佳归宿,才是个性的自由舒展。可是,就现代文人的婚姻来说,因自由恋爱而结合的家庭,最后以悲剧告终的并不少,由父母之命促成的婚姻,也有不少是幸福的。可见,传统社会的一些人伦秩序,并非一无是处,而现代社会强调个性发展,也可能潜藏着新一轮的危机。古代中国在人伦秩序上,可能是太森严了,但是,现代社会过度宠爱孩子,失了基本的人伦教育、长辈尊严,这难道不也是一种失败?
真正的教育,不仅是要推翻一种陈旧的价值,还要教导学生体认一种新的价值,同时也保存一种值得传承的传统价值。文化的血脉如果断了,要重新接续上去就很艰难。我们看韩剧,还能看到晚辈对长辈的谦恭之情,可是,在当代中国,有几个孩子对长辈是有敬重之情的?如果行动上为所欲为,言语上粗鲁放肆,孝心何从体现?没有敬畏,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爱。中国的传统文化,是讲人要有敬畏之心的,要敬天,敬地,敬畏大人,一旦把敬畏的层面抽掉,人就和动物无异了。像有些城市屡屡发生的飞车抢包事件,那些被抢的女性的包里,可能只有几十块钱,但一次又一次,都会有人为着包里的一个旧手机、或者那几十块钱,不惜以牺牲别人性命的代价,把它抢走,甚至当场把人的手剁下来,甚至把被抢的人摔死在路上。为微小的财物,不惜采取极其残忍的方式伤害一个人的生命,这样的新闻,看起来真是触目惊心。今天的人都怎么了?今天的教育还讲羞耻之心、恻隐之心吗?以前的强盗作案时,是要蒙面的,占山为王是要躲在密林里的,那个时候人还是有羞耻之心,还是知道抢劫、做强盗是见不得人的,所以,他们作案一般要趁夜黑风高的时候进行,但现在不是,光天化日之下,就可以骑着摩托车,公然把人的包抢走,不顾人家死活地把人摔倒在地,扬长而去。这些人还知道敬畏和害怕吗?中国古代以来,一直是讲报应,讲来世,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讲子孙后福的,这些都是很朴素的东西,看起来迷信,其实对人是有教育作用的,它使人在作恶时心里会发怵,手会发抖,会想到自己会不会不得善终,会想自己这样会不会把子孙的福气都败掉,当他这样想的时候,约束就来了,灵魂就会起来审判他了,这些,就叫道德律。
人光有法律管他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他的心里要有道德律在管他,这个管,才是无时不在、真正有效的。这个道德律,是通向人的良心,通向超验世界的神性的。如果把一切超验层面的敬畏都取消掉,人活着只讲现世,人死如灯灭,真的死了就没了,那生前就赶紧吃吃喝喝吧,及时寻乐,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对。中国文化里也有及时行乐的思想,但同时它也提醒人,你要为你做的事情负责。你说不准,冥冥中是否会有一个规则,有一天会起来惩罚恶人。人一这样想,他的灵魂就会不得安宁,就会害怕。有的时候,害怕对人是一种必要的保护。你懂得害怕,那表明你还有自我约束。可是,我看现在的一些孩子,什么都不怕,不怕父母,不怕老师,不怕任何人,这个孩子长大之后,怎么得了?一个不懂得害怕的民族,放纵起来是很恐怖的。你看现在的一些人,可以把一个仅仅是没随身携带身份证的人打死,他们怎么就那么勇敢?你看现在的一些贪官,一下就贪几千万,几个亿,甚至牵涉几十个亿,他们的胆子怎么就那么大?他明明知道自己几辈子也花不了这么多钱了,可他还是要贪,他对世界的公理轻蔑到了何等程度?
会产生如此荒唐的人和事,从根本上说,这都是一种文化的失败。人心是由文化所塑造的,而教育正是文化影响人心的载体之一。文化溃败,人心就会荒芜,因为人失去了约束,人就越来越像没有理性的动物。中国人讲文化,这个文化的核心就是“人化”。什么是人化?人化就是通过教育,把一个朴质的人通过“文”而“化”之,使其成为“大人”、“文人”,也就是成为一个能承担责任、有文化素养的人。因此,一个国家重视教育,是要有好的教育资源可用才行的,但是从我国的教育资源配置来看,还没有找到一条路,使我们的教育既能传授知识,又能健全学生的人格,僵化的、灌输式的教育占了主流,教育中的人性含量还是太少。中国固然需要有开放的心胸,接纳新的文明对我们的启示,但中国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也需考虑如何重新激活自身的文化资源,使之和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相对接。这条道路是艰巨的。要从废墟中重新站立起来,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破坏容易,建设却难。我相信,只要关心中国现状的人,都会有一种忧患,这个忧患,正是文化的忧患。
以我个人的观察,中国文化的命运,在这一个世纪,起码经历了三次挫折。一次是文化激进主义,以五四为起点,直到现在,激进主义还是很多人的文化战略。激进主义以极其夸张的方式批判传统文化,它在特殊的语境里,是有意义的,比如五四时期,不激进就不能冲击旧秩序,不能令人警醒,它虽然也留下了一些不良的后果,但依旧是中华民族的一次必要的自我审判。只是,这种激进主义到了“文革”期间,砸烂一切,毁坏一切,旧的都是错误的,惟有新的才是好的,日日新,改天换日,这就演变成了一种文化虚无主义了。包括现在的城市建设,拆掉一切旧建筑,把所有的楼房和道路都弄得闪闪发亮,玻璃的,瓷砖的,似乎只有这种新才是发展的象征。虚无主义者是最容易成为专制主义者的,很多的文化虚无主义者,最后都成了文化专制主义者,只迷信一种文化,只容许一种文化存在。旧城改造,只能有一种模式;搞旅游开发,也都是盲目模仿,毫无创造力,都是跟风,把旧的看作是落后的,把新的看作是现代的,文化虚无主义最后就和文化庸俗主义合流了――正因为如此,中国才会一夜之间诞生这么多大同小异的城市和旅游点,在这样的建设热潮中,中国社会的文化创造力其实是瘫痪的。而有文化创造力的人,又很难获得话语权,权力最后就绑架了文化,使文化成了权力的装饰品。
从文化激进主义,到文化虚无主义,再到现在甚嚣尘上的文化实用主义,文化进入了一个更复杂的阶段。现在的人,也开始重视文化了,觉得没有文化,很难过上体面的生活,只是,他们眼中的文化,已经跟消费主义联系在了一起,多数的人,所关注的不过是适合于消费和享乐的文化形态,甚至一些看起来很有文化内涵的事物,最终也因为消费主义的介入而变得面目全非。比如,怀旧这样一种文化思潮,最后也变成了一道被消费的商业景观,又比如国学热,在一些人那里也成了一种可以炫耀的文化资本。以前是权力绑架文化,现在呢,是商业绑架文化,文化的独立价值一直得不到实现。你看现在的学校课程设置,那些实用的、有助于找工作的技术课程往往大受欢迎,比较纯粹的、原理论的课程却学生寥寥,那些实用型的院系人满为患,像哲学系等理论专业报考的人却日渐减少。这不能怪学生,是我们整个社会思潮都是重实利轻心灵的,好像这个社会除了技术之外,就没有心灵问题需要探询了。物质发展了,生活进步了,但心空了,精神荒芜了,道德溃败了,得不偿失啊。大家如果都在为看得见的物质而奋斗,没有人守护一种看不见的精神,这个民族,终究是难以获得别人尊重的。事实上,维系一个社会的精神核心,还是那些看不见的价值;看得见的东西都会朽坏,惟独看不见的精神、人心、道德,才能使一个社会的运转不致失去方向。
因此,不能小看现在盛行一时的文化实用主义思潮对文化本身的损害。文化毕竟还有不实用的一面,这才是它的根本价值之所在,它是内在的核心,是一个民族对抗精神危机的坚固堡垒。以前中国人关心的是亡国的危险,经过这一个世纪的文化损伤,经过文化激进主义、文化虚无主义、文化实用主义的破坏,应该关心一种文化消亡的悲剧了。照顾炎武先生的分析,有一种比亡国更危险的灭亡,那就是亡文化。“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里所说的亡天下,其实就是指文化的灭亡。国家的概念指的是王朝,天下的概念指的是文化。天下比国家更大。亡国不过是皇帝的更替,并不是最可怕的,但亡天下则是文化上的连根拔起,是民族特性的全面消失,这才是最可怕的。很多人都读过金庸的武侠小说《天龙八部》,里面写了一个很强悍的民族,契丹族,萧峰所在的民族,这个民族能征善战,曾盘踞北中国二百余年,后被北宋所灭――不过是经过了几百年时间,到现在,我们现有的五十六个民族里,已经找不到契丹族了,尽管很多人的血液里可能还流着契丹人的血,但契丹作为一个民族,已经不存在了。为什么会如此?就因为这个民族不重视自己民族的文化和语言,结果就面临了一场比亡国更可怕的文化灭亡。
文化的消亡才是真正的灭亡。文化的力量是一种柔韧的力量,它一旦被建立起来,就不易被摧毁。中华民族经历的灾难不比别的民族少,但为何能一直延续下来,就在于她的文化血脉没有断,文化还在影响人心。文化比政治更永久,文化也比历史更永久。2004年我访问台湾时,正是台独势力非常嚣张的时候,但我发现一个现象,那就是,在台湾的文化人中,支持台独的人其实很少,为什么?因为他们的职业根基是中国文化,你只要研究中国文化,就知道台湾和大陆同根同源,根本无法分开的。只要语言相同、文化相同,只要在海峡两岸的民众中还有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感,台湾就不可能独立出去。作为一个台湾的文化人,他怎能想象,一旦把台湾从中国分割出去,孔子、李白和曹雪芹都将成为外国人,讲述他们作品的课程将变成外国文学课,我想,这是他们根本无法接受的。因此,在台湾问题上,保持军事威慑力固然重要,但大陆也不能忽视文化影响力对海峡局势的作用。只要我们不断地宣扬中华文化的认同感,不断地通过各种方式来激发两岸人民对中国文化的感情,只要文化的维系力还在,台湾人的心就跑不远。必须看到,许多的时候,文化比军事更有力量。军事的力量是硬的,文化的力量是软的,在处理民族问题时,软力量有时比硬力量更见效果。世界上最柔软的东西是水,但最有力量的东西也是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先也”,这是老子说的话,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中国要统一,缺了文化的认同是不可能的;中国要复兴,没有文化复兴也不过是一句空话而已。
正是基于这个大的认识,近几年,中国文化的命运和断续问题,又一次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这是好事,所谓“天不灭斯文”。文化的力量是柔韧而有力的,凡有人心的地方,就有文化;中国文化从不来不怕外来文化的冲击,怕的是自己不珍重,陷入“自亡”的境地――中国文化一度确实有一种“自亡”的危机,因为在反传统的旗帜下,国人对自身文明血脉的漠视和践踏,在过去的这一百年达到了顶峰。所以,哲学家牟宗三说,自辛亥革命以来的知识分子,内心不一致,生命分裂。
为什么会分裂呢?文化上出了问题。“西方来的文化冲击自己的生命,而自己的生命自种族来看又是自黄帝、尧、舜来的中华民族的底子。这种中华民族的生命底子不一定能与西方来的观念相协调,而我们现在的知识分子又非得接受西方的观念不可。结果,是把自己的生命横撑竖架,和五马分尸一样。”这是牟宗三的话,很有见地的看法。的确,社会再怎样变革,中国人的文化底子改不了,而且中国文化扎根于世情和人性之中,一直影响着绝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你只要在这种生活中,就会受到这种文化的影响。中国人的生命和性情的展开,都和中国的文化相关,诚如国学大师钱穆所说,中国人给儿女取名字,给街道、楼房取名字,都很讲究,常常要从中国的传统文学中找寻灵感。由此可见,中国人的人生几乎都纳入了传统文化之中,并与其融为一体了。
可是,经过二十世纪对中国文化的破坏和摧毁之后,中国传统以来的文化人生、士人精神,濒临断绝。中国人在日常生活层面,普遍失去了文化理想――当代社会中的文化实用主义潮流盛行,和这种文化理想的失落,是密切相关的。在文化理想消失的地方,实用主义必将大行其道。
所谓的文化实用主义,说的就是文化的价值指向已经丧失了超越精神,也不再被视为是提升自身修养的一门学问,它的所有的意义实现,似乎都是为了服务于现世的、世俗的生存目的。比如读书仅仅是为了拿学位、找工作,却不再追问读书人自身的人格塑造;日常的文化消费,也以生活和工作的实用目的为最终旨归――它看起来合乎情理,其实,背后隐藏着很大的文化危机。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他的意思是,古代的学者是为了自己修身养性而读书,为了更好地完成自己的人格塑造而研究学问,可现在的学者呢,是为了别人而读书和研究学问。现代人何尝不是如此?我们有多少时候,是在为自己内心的需要、为自己人格塑造的需要而读书的?太少了。多数的时候,我们读书,仅仅是为了应付我们在工作和生活中所遇到的具体困难。
因此,这种文化实用主义的盛行,将会使我们的心灵变得庸常,无法在精神上飞升起来。必须警惕,我们正在成为工作的机器。在工作上,我们可能是很有效率的,但在人格、心灵上的光辉,却有日益黯淡的危险。
必须看到,一种有质量的人生,除了正常的工作之外,还需活出一颗优雅的心灵。优雅的心灵从哪里来?只能在践行一种文化理想的过程中产生出来。文化除了实用这一面之外,还有非实用的这一面――非实用的这一面,就是关乎自身心灵建设的。毕竟,我们这个民族光生产财富和物质是远远不够的,它还需要向人类贡献更多伟大的心灵――而伟大的心灵,只能出现在一个有文化理想的民族之中。因此,在这个消费社会,在物质主义思潮日益一统天下的今天,警惕过度的文化虚无主义、文化实用主义潮流,重新张扬一种文化理想,重新召唤一种心灵责任,重新接续上中国人的精神血脉,就显得尤为必要。
中国是一个没有终极意义上的宗教传统的国家,文化才是中国人的宗教。按照林语堂的说法,古代的诗歌在中国代替了宗教的任务。而谁都知道,诗歌是不实用的,是一种性灵的抒发、活跃的情愫,但它却能给我们的人生带来美、优雅和智慧――所以,中国人教育孩子时,都不忘让小孩背诵唐诗;我想,设若大家能将自己热爱唐诗这种文化情怀,进一步扩展到日常生活、文化建设的各个领域,中国文化的全面苏醒便是大有希望的。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并不是要提倡复古,也不是要停止对中国文化糟粕的批判,而是要以理性的方式,为中国人找回一种安身立命的文化信念。中国文化中有很多东西是需要抛弃的,比如鲁迅先生他们所批判的奴性、劣根性,以及一些扼杀人性的封建礼教,包括在民众心中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想,这些,都是和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的。但是,中国文化中也有很多值得倡扬的精髓,比如中国文化重视家庭,讲情理,也主张入世,这些都是有积极意义的。剥离了这些文化的内核,中国人的生活就会显得空洞。
文化建设不是一朝一夕之间的事,必须一点点来,路要慢慢走,饭要一点点吃。最重要的是,要先恢复起一种文化自信,并且要培育起新一代人对中国文化的感情,建立起一种文化理想,文化的复兴才有希望。对此,我是有信心的,因为中国曾经是以文立国的,中国士人也是以文立世的,文化而化人,文质彬彬而后君子,可见,文是中国人心中的梦想之一,这个梦想,并不会因为一时的挫折而断绝的。即便现在讲和谐社会,我想,最高的和谐,也应是一种文化和谐,解决了这个问题,才算触到了根本――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家庭,都是如此。
(注:这是作者在“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的演讲,根据录音整理,经作者审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