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愉原名黄文泉。四川大学哲学学士和硕士。美国印第安那州立大学工商管理硕士。曾任四川大学《研究生通讯》杂志主编。主要作品有体育述评《ＮＢＡ写真集》、散文随笔集《“天堂”里的尘世》、长篇小说《夜色袭来》、论著《华尔街二百年股市风云录》，译作《人体的性缺陷》和人物传记《近看金赛》。
并非亢奋的夜晚――电影《金赛》首映目击
电影《金赛》早在2003年就拍摄好了，走完该走的程序，2004年11月13、14日终于同时在纽约、华盛顿和金赛理论的诞生地印地安那布鲁明顿进行了首映式。沉睡了六十年的金赛又富有活力地呈现在我们眼前。
我到印第安那大学影剧院的时候，天色早就黑了，今晚突然降温，一下子有些风寒料峭的感觉。离放映之前的招待会还有半个小时，许多人已经聚在了剧院大厅里，更多的人还在走向影院，男人都穿得衣冠楚楚，女人则穿得风雅时尚。我在大门前停步不前、东张西望。男人和女人纷纷向着影院的大门鱼贯而入。这是一个节日的夜晚，除了没有绚丽的礼花和闪烁天空的激光。好些电视台的摄制人员在抢占着有利地形，调整着焦距和方向。其中一个姑娘穿着羽绒服，一副抵御冬寒的架势，脚上却裸露着脚趾，随意地套着人字形的凉鞋，这又有些夏天的意思了。人原来是可以同时过着两个季节的，这让我想起了金赛对异性恋跟同性恋的区分。在金赛那里，同性恋跟异性恋原来是没有间断性的，可以在零和六的刻度之间游荡，因此，同性恋和异性恋可以在一个人身上得到统一。
有一男一女气宇轩昂地抬着几箱东西过来，原来二人对路过的人分发着什么书。我凑近去问男的：“可以要一本吗？”他一边友好地说“当然”，一边就递了一本给我。我接过一看，书名是《The Kinsey Corruption》(大概可以勉强翻译为《金赛的道德败坏》)，是一个天主教组织出版的。旁边一个路人顺手接了一本，看了看，却又像扔烫山芋一样把书还了回去。两人正发得起劲，却有警察过来，对他们说，不能在这里分发书籍，要他们走远一些。男的便把几箱书搬走了，女的却还在跟电视台的人喋喋不休，说这里是公共的地方，她有言论自由。ＮＢＣ电视台的人问可不可以采访她，她欣然应允，就海阔天空起来，说金赛跟在审判的纳粹罪犯是朋友，跟罪犯也是朋友，他搜集的数据都是虚假的，他不是一个真正的科学家……ＮＢＣ的人听她终于讲完了，就对她说：“够了，谢谢！”那个脚趾裸露的姑娘赶紧走了过来，对她发出邀请。于是她又滔滔不绝起来。精彩，影院里对金赛赞美的电影还没有开场，外面宗教的审判却已经紧锣密鼓。
到了里面，只见人头攒动，大家排着长队等着拿食品。我也等在行列里往前蠕动。拿了食品，我到了楼上贵宾间，女主演劳拉•琳妮(Laura Linney)和编剧兼导演比尔•肯顿(Bill Condon)都在那里。男主角里亚姆•尼森(Liam Neeson)因为今晚参与NBC的周六之夜实况而遗憾缺席。琳妮光彩照人，身材高挑，穿得中规中矩，人也贤淑端庄。好些人在等着跟她握手，我也等在旁边。待到机会来临的时候，终于得以上前跟她握了手，说了个：“高兴见到你。”跟导演也如法炮制。在里面寻了些好吃的，还没有吃得太惬意，有人却把灯关了，催着大家走。
开演前，主持人介绍嘉宾，才注意到坐在我前面一排的那个老太太原来是金赛的小女儿安•琳妮和肯顿都激情洋溢地讲了话。琳妮说，金赛的研究使得美国更为安全(全场大笑)，肯顿说是金赛改变了他的生活。肯顿是个公开的同性恋者，所以我能理解他对金赛的尊重和崇尚。金赛对同性恋者的研究和定义使得同性恋从非常态变成了常态，也因此使得同性恋者可以在人类社会里心安理得地过日子。
电影是从金赛训练他的下属马丁如何面对面采访获取性经历开始的。金赛作为被采访人，让马丁对他进行采访。随着采访的进行，童年和青年金赛展现在眼前：童年的金赛大部分日子是在缠绵病床中度过的，而青年金赛则在山林中对虫鸟兽的观察中获得满足和愉悦。金赛的童年体弱多病，病榻是他的世界，也是他痛苦的记忆。在少年时代的十年里，他是在病魔的折磨下顽强地成长的。麻疹、水痘、风湿、软骨病、伤寒等等轮番降临在他的头上。这些病轻则让他卧床几星期，重则对他造成终生的伤害。比如，软骨病使得他的脊柱弯曲，风湿对他的心脏造成了损害，心脏病最终夺去了他的生命。到了高中阶段，他的生活开始柳暗花明，他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开始复苏和壮大。可以说，他以后之所以成为一个研究昆虫的生物学家，乃至最后成为彪炳史册的性学家，其源头可以追溯到他的高中岁月。
金赛在人类性行为上的重大发现，曾经被人拿来跟达尔文对物种起源上的发现相媲美。达尔文的进化论是基于观察，金赛的发现也基于观察。他震古烁今的《人类男性性行为》和《人类女性性行为》都根基于他搜集的18000例性历。影片对金赛采访的技巧有提纲挈领的描述，但对金赛采访这18000例性历的筚路蓝缕却难以表现。为了这18000例，金赛和他的下属们花了整整二十年时间，足迹几乎遍及全美广阔的国土，对象包括社会上的三教九流。他们所搜集到的性历包括了300个到500个问题，全部采用面对面采访的形式来搜集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通常采访一个人就要花费他们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的时间。而为了争取到一个采访对象，金赛绞尽脑汁，付出了常人所不可能付出的努力，有时不惜以进行免费的讲座为代价，有时甚至还要自掏腰包，为采访对象付餐费和差旅费。为了保证性历的保密、准确和可靠，金赛总结发明出了一套面对面采访的形式和一整套代码系统。这套采访系统之复杂完善，使得金赛为了训练一个合格的采访人，要花费半年到一年左右的时间。今天不难听到这里那里的性调查根基于几万例之类的说法，但那些貌似规模宏大的性历除了虚张声势，实在很难让人信服（比如前不久披露于世的关于中国人的平均性伴侣有19个之多的性调查）。问卷和点击量在提高调查的速度和增加样本的同时，却把大量的垃圾信息当成了宝贝来供奉，然后从中推出“规律”和“范式”。
金赛在性研究上的认真或者说“痴”，实在不是今天那些哗众取宠的性学家们所能望其项背的。正因为他在性研究上的痴，使得他在进行研究的时候，不得不在纯化的实验室条件下对人类性行为采取一种纯粹公允和客观的态度，至于性行为中所可能掺杂的比如情感和道德之类的因素，他只能加以排除。他在人类性行为上所取的这种立场，早在上世纪40年代，当他的《人类男性性行为》问世的时候，就遭到了许多人的责难，这种责难于今未绝，以后还将无休无止。影片中有一个镜头提到了金赛对这种责难的辩护，他认为爱是没法度量的，而性行为是可以度量的，科学不可能研究不能量化的对象。当我们提到爱的时候，只能把“海枯石烂”、“白头偕老”之类的比附拿来度量，而考察性行为，却可以用频度、长度、次数、岁数、技巧的种类等等量化指标来度量。在金赛那里，人类也是一种动物(Human Animal)，所以观察人类性行为犹如观察其他种种动物，也就是说对人类性行为的认识应该居于一种俯视的角度，采取一种还原主义的立场。基于此，据说金赛曾经在一个很狭小的圈子里让人们性交，然后拍成影片进行研究。这种为了科学而漠视人世间的戒律的超然态度，就不是过去现在甚至未来的许多人所容易消化的了。
正如导演肯顿说的，要在一个两小时的电影中对金赛的一生和他的贡献进行描述和总结，是件力所不逮的事。然而我以为，跟已经面世的几本金赛传记相比较，金赛一生的浓墨重彩处都在电影中得到了展现。金赛跟夫人克拉拉在野餐中的第一次相遇，圣诞节对克拉拉不送首饰化妆品却送登山鞋，蜜月中做爱的失败，金赛家中对性的宽容，他跟父亲的紧张关系，他跟他的下属为了搜集性历而四处奔走、足迹遍及全美的艰辛，他为了四处讨钱进行性研究的心力交瘁以及麦卡锡主义者对他的攻讦，这些金赛生活中的巨大情节和事件都在电影中得到了艺术的再现。金赛的花园，金赛的钢琴造诣和他的家庭音乐会，这些金赛生活中的重大道具或者标记都在电影中得到了恰如其分的安置和表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金赛夫人在电影中得到了很好的铺陈，她跟金赛的平等、坦诚、理解和关爱得到了感人肺腑的表现，所以，《金赛》又可以理解成一个关于爱的电影。
金赛有生之年对东方文化充满了向往和兴趣，收藏的大量性艺术图片中，相当一部分是中国和日本的，他曾经计划写一本关于性艺术对人的性行为影响的书，可惜这个愿望跟他一同深埋于九泉之下，迄今也不能问世。金赛研究所的镇山之宝是什么？按照金赛的回答，就是那本《素女经》，一本来自古老中国的插图孤本，以诗歌的形式、道家的思想图解五花八门的性姿势性行为。但凡一到旧金山，金赛就要到中国城的中餐馆去享受一通，可惜在电影中，金赛唯一对人发怒的地方是在中餐馆，对着那个殷勤的男招待大吼了一句：“Leave me along(不要烦我)．”那时候，金赛的确正烦着呢，洛克菲勒基金会在麦卡锡主义的压力下，终止了对金赛研究所的资助，金赛的研究可能就此夭折。金赛只好像和尚一样四处化缘，正是在旧金山那个中餐馆里，他在一个最可能的资助者那里遭到了残酷的拒绝。
还好，在肯顿的笔下和导演下，身心疲惫的金赛不久以后溘然长逝的苍凉时刻没有呈现在我们眼前，避免了我们去经受一次心灵的煎熬和折磨。而是让金赛和志同道合的夫人在回家的路上小憩于苍翠的山林之中，在对乖巧的松鼠的注目中，沮丧的心情稍得缓解；在对沧桑的树木的抚摸下，失散的魂魄终得安顿。他神情为之一振，对夫人招呼道：“我们还有许多事情要干。”
走出电影院，外面依旧冰凉，乔丹河在隐约的灯光辉映下静静流淌着，不远处金赛研究所的窗口像历经风霜而仍然犀利的眼睛，悄悄地打量着从影院里走出的观众们。电视台的人都走了，刚才那个在摄像机前对金赛鞭挞的女人也早已消失。我想，电影《金赛》一定会在一片嚷嚷声中获得奥斯卡奖(后来看八家报纸的电影评比，有六家给予了《金赛》最优秀的评级，两家给予了好的评级，跟位居票房首位很久的《不可置信》平起平坐)。如果说金赛的事业是他生前成功爆炸的一颗原子弹的话，那么，电影《金赛》就是艺术界在金赛身后成功爆炸的另一颗原子弹。保守主义的千年城堡将会为之而颤抖！
雅典：华灯初上
去年冬天到雅典，才是华灯初上的时候，我正在欧缪利亚广场等着机会横穿街道，一个男人过来轻轻碰了我一下，然后用希腊语对我嘀咕了一阵，见我不解，就改用英语：“要女人吗？漂亮的女人。”我对他说，我不感兴趣。他也不多纠缠，走开了。性在雅典好像是件天公地道的事，人们不像在美国那样刻意注意着谈性的分寸，划定着性的禁区。就在广场中心，一堆一堆的摊子正在卖色情光盘，都大大方方地摆在明处。在卖旅游品的商店里，古希腊人性交媾的画面被当成艺术品呈现在顾客面前。雅典人在街上、地铁里、公园里咂咂有声的深吻就像呼吸一样随意。几千年前，古希腊人就可以为了一个绝色女人海伦而战火不息，特洛伊木马的传奇和荷马史诗的壮阔由此而来，所以今天雅典人一切关于性的痴迷和狂放都已经显得无足轻重。
在雅典的大街上、地铁里、巴士中以及一些公共场所都可以见到吻的场面，吻得肆无忌惮、悠长热烈。两人的头紧紧挨在一起，嘴唇贴在一起，腮帮鼓动着，长久不分，像希腊的历史一样悠久。到德尔菲的巴士上，两个年轻人坐在前排，每隔十数分钟，就要拥吻一次，每次都吻至少长达几十秒钟，吻得深入而专注，完了之后总是“卟”的一声脆响，周围清晰可闻。从德尔菲回来的路上，又见到前排有一对年轻人，两人也是每隔一段时间就接吻一次，周围虽然熙熙攘攘，过道上也站着乘客，但这并不会让他们有丝毫的顾忌，他们旁若无人，纵情热吻。既像是在表演，又像是自然的流露。著名的法式接吻在这样的希腊接吻面前，大约也相形见绌了。雅典人两性间在公共场所可以如此示爱，在卧室里呢？
性在希腊人中的地位让我想起了空气。重要如空气，那么性对希腊人来说就成为了一种生存要素。好几次对世界各国做爱次数的调查，都是希腊人独占鳌头。看了古希腊戏剧家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约公元前446～公元前385)的喜剧《吕西斯忒拉忒》后，我对此更是深信无疑。该剧说的是古希腊妇女通过性罢工来反战并且大获成功的故事。
开幕，几个女人便抱怨着他们的丈夫投身战争而与她们长久分离，使她们的性欢娱几近丧失殆尽。然后，女人中的领袖吕西斯忒拉忒提出了“幸福理念”的主意，即为了让男人们回到家里，结束战争，使女人们能永久地享受性欢娱，女人们必须对同样对性充满着饥渴的男人们拒绝。其中有些女人对这个主意大惑不解，煎熬能通过再煎熬来实现吗？女人们于是开始了辩论，最后达成了拒绝男人的共识。接着这个“幸福理念”开始得以实施。从战争间隙抽身出来的男人们挺着硕大坚挺的阳器如饥似渴地四处寻求着女人，当他们终于找到女人时，女人们对他们开诚布公讲清性给予的前提必须是结束战争。热衷战争的男人们自然不能接受，不接受却还是要强行交欢，结果遭到女人们的惩罚。惩罚不是简单的、线性的，而是挑逗与拒绝并用，舌战和体罚交替，将与而不与之。女人们甚至把战争基金也冻结了，使得战争的进行困难重重。最后，交战双方只好妥协，在女人无可抗拒的性诱惑前不再计较城池得失，急不可耐地签订了合约，这才重新得到了女人们的接纳，“幸福理念”终于得以实现。
两千多年前，在雅典的露天大剧院里，这出喜剧在地中海那里的星空和海洋的辉映下隆重上演。今天，这出喜剧在我们这些现代人的目光下，却依然如此使人心旌飘摇、惊魂夺魄。我不能不对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文明充满了肃然膜拜。人类漫漫两千年的进化都在哪里？除了战机、大炮、原子弹这些最终可能让人类自杀的武器，就是电脑、电视、汽车……这些为人类带来便利也为人类增加累赘的物件。在精神的领域里，在智能的标杆下，我们不能不在两千多年前的先贤面前高山仰止。阿里斯托芬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都是好朋友，他们直到今日也还是我们不可企及的峰巅。柏拉图说过，人类的认识实质上是一种回忆，而不是一种对新的东西的领悟和获得。回首人类在思想征程上两千多年的跋涉，我还不得不说柏拉图所言不差。后来在人类思想上被认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弗洛伊德理论其实跟阿里斯托芬的思想有着传承的关系。如果说阿里斯托芬是从正面的意义上用舞台语言来极尽夸张地描绘着性对人类的影响的话，那么弗洛伊德则是从负面的意义上用理论体系来极尽精微地阐述着性对人类的影响。阿里斯托芬热烈歌咏着性可以做什么，而弗洛伊德却冷峻论证着没有了性将会导致什么。弗洛伊德的理论是靠从巍峨的古希腊文明那里流淌下来的汁液所滋养的，是古希腊文明遥远的回响。
性是繁衍的手段，也是欢悦的通道。但女人和男人对性的需求是不一样的。女人张弛自如，男人收放不能；女人是操纵木偶的巧手，男人却是欲罢不能的木偶；女人是两性关系中充满了主体骄傲的主人，而男人却是两性关系中卑躬屈膝的奴婢。所以，性是男人的七寸，而性是女人的长剑。麦当娜的表演活脱脱地表现出了男人与女人在性面前的这种特性。偏偏男人和女人在战争与和平面前态度又那样泾渭分明，男人钟爱战争，女人热爱和平(关于这一点，中国神话里共工撞不周山和女娲补天的故事也是一个很好的说明)。于是，一当男人和女人在战争面前起了冲突，女人就有了制约战争的武器。直到今天，阿里斯托芬在两千多年前排演过的场景还时时再现，不仅在舞台上，而且在现实里。早在上世纪６０年代，反越战的人士们就喊出了“做爱而非作战”的口号。对伊战争前夕，在加州的蓝天白云下，有许多女人在青郁的山坡上裸体摆出了和平的图案；在反战的游行队伍中出现了这样的标语：“制止战争很性感”；在反战的论坛上，女人发表了让布什和拉姆斯菲尔德多看看《花花公子》，从而对战争失去兴趣的主张。不仅如此，阿里斯托芬的理念还被引申开去，“为和平而自慰”竟然成为了一个反战团体堂而皇之的名称。按照他们的宣言，爱应该代替恨即战争，爱自己是爱的过程的初步，所以应该为了和平忘却战争而自慰。
当然，在现实生活里，女人成功地应用性作为武器来成功地消除战争的例子如果不是完全没有，也是寥寥无几。相反，我们倒是不幸地看到了反面的例证，那就是那些悲惨的慰安妇的命运，她们沦落为激励男人士气，鼓动男人走向战场的工具。以性作为武器来制止战争的那种境况大约只是舞台上的场景，阿里斯托芬只是用喜剧的形式成功地诠释了自己的理念而已。其实，当时的雅典是个男性主导的社会，女人在社会上的地位是卑微的，没有选举权、继承权，不能担任社会公职。女人的角色只是在家里繁衍和养育孩子、从事家务和服侍丈夫。当雅典人沐浴着地中海上吹来的阵阵凉爽的海风，津津有味地欣赏着阿里斯托芬的喜剧而情不自禁地发出酣畅的大笑时，他们是不会想象到今天日益壮大的女权运动以及靠着民主选举走上国家元首宝座的甘地夫人、撒切尔夫人、阿基诺夫人的。正因为如此，阿里斯托芬的那个头颅才不能不被我们所仰视。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考角度，一个具有浪漫气息喜剧意义却不乏启迪的观照点。历史以它缓慢的脚步证明着阿里斯托芬的先知先觉。真的很希望阿里斯托芬的“幸福理念”可以在今天的现实生活里普遍地重演，女人们会众口一词，就像《吕西斯忒拉忒》剧终时，女主人翁对那些好战的男人们言之凿凿警告的那样：如果你们胆敢再卷入战争，我们就将会再次关门。如果女人们再那样多走一步，人类或许真有救了。
性在希腊人中的地位让我想起了空气，但似乎又不止于此。性在希腊人那里既是基本的生存要素，又是高远的精神追求。如果我们把目光转到希腊人的艺术那里，就会发现性在他们的艺术里原来是点睛之笔。他们的艺术因此而鲜活和常青。在古希腊艺术里，从绘画、雕塑、诗歌、小说到戏剧，性是一个富有魅力的主角。以维纳斯为代表的雕塑把生动和秀美的人体展示给了世界，那里没有宗教的禁忌，却充满了新月般的童贞；没有黑暗的恐惧，却有阳光的灿烂。
到希腊去，我对性有了更新的领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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