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济哲 安徽省肖县人，高级记者，作家。南开大学中文系毕业。长期供职于新华社，现为新华社副社长。出版的主要作品有：《走进黑色的世界》、《旧曲新歌》、《清唱》等。
我们是从山西盂县梁家寨出发的，先向北，再向东，沿着盘山公路一路走一路看，看山上山下的景，看滹沱河翻着银白色的细浪一会儿奔流而来，一会儿又悄然而去。新铺的沥青路面和吉普车刚换的新轮胎轻轻地摩擦，细细感受，竟有清水濯过肌肤的感觉。心情好什么感觉都好，山醉人，水醉人，暗暗飘过的槐花香亦醉人。十年前我也来过这里也走的是这条路，好像就没有这种感觉。人的心情此一时彼一时，何况相隔漫漫十年路呢?
我们是去河北省平山县的西柏坡。
朋友对我们说，你们千万别挑“五一”、“十一”去，西柏坡地方小人多，人挤人前胸挤在后背上，光看人的后脑勺了。可还是让我们赶上了，好在今天天气真好，昨天一场翡翠色的春雨，今天雨过天晴阳光灿烂，吹面不寒杨柳风，把人的五脏六腑都洗涤得干干净净像眼前欢快跳跃的滹沱河水。
十年前西柏坡的那位老馆长的介绍我还隐约记得，他说要说全国人都知道西柏坡那肯定有些过，但要说全国的共产党员差不多的都知道有个西柏坡可能就不为过，因为咱西柏坡和咱共产党的血脉相连着哩!
什么事都怕出名，西柏坡出了名，连和西柏坡相通的脚下这条道路也有了不平凡传说。传说当年常有大骡子大马组成的八路军驮队走过这条山路去西柏坡，有人就亲眼看见毛主席朱总司令骑着高头大马走在队伍中间，说得有鼻子有眼，有的“亲眼见”都上下传了两辈子，想假都假不了。1997年3月我到山西盂县采访就曾遇见过一位老乡称他爹当年曾经给去平山县的解放军的骡子钉过掌，他爹亲眼看见从马背上跳下来的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穿的都是厚墩墩的棉军装，披着大毛皮领子的黄大衣……我问他你爹怎么知道是毛主席、朱总司令呢?他说咱家土墙上不是挂着他们俩的像来着!他知道我是新华社的记者后更加滔滔不绝，恐怕拉下他爹的话，他爹还说过，那些大骡子大马个个都是膘肥体壮，毛溜光打滑，怕连马蝇牛虻都站不住。他爹还说是亲眼看见马料兜兜里喂的都是谷草拌黄豆，比咱人吃的都好，马能不壮?……随同我一起下乡的盂县县长陈继光喝住了他，看他那憨厚模样不像乱编瞎说。后经查，走过盂县这条山路的还真有几位“大人物”，像贺龙、王震、薄一波、彭真等。
传说归传说。六十年前中共中央工委由刘少奇、朱德率领确实是由山西进入河北的，但走的不是这条路，他们是由山西忻州地区的繁峙进入河北省阜平县的。当时聂荣臻领导的晋察冀解放区的司令部就设在阜平县的城南庄。
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的中央前委，在陕北转战了1000多公里，历时一年零五天后于1948年3月23日在陕北吴堡县川口东渡黄河进人山西，基本沿着中央工委转战的路线走，一路风光一路山，走得潇洒走得轻松。有意思的是，4月11日因大雪封山毛泽东一行夜宿五台山，没有按计划当天下五台山，然后过繁峙人阜平再去西柏坡，因天要留人，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便在五台山上多住了一天时间，这又在五台山上留下了一串串充满神秘色彩的传说。
说今天是个好日子，不仅仅因为今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还因为五十九年前的今天，中共中央、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就是在今天在西柏坡正式办公，令西柏坡人自豪的“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就是五十九年前的今天在西柏坡圈定的。西柏坡，这个小山村……山西和河北山连着山，路通着路，从山西到西柏坡翻山过隘，爬坡过塬，走的都是旱路，其实六十多年前到西柏坡还有一条水路，一条大河波浪宽。那时候滹沱河的水大得很，从山西盂县流向河北平山，河面宽的地方有一百多米，水深浪大，水流湍急，坐着船顺流而下，可以直到西柏坡。那时候要说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平山县，老百姓也觉得不新鲜。当年把西柏坡定为中央工委乃至以后中共中央所在地，滹沱河从村前流过是主要原因之一。现在滹沱河的水还清，流还急，但更像一条清清澈澈的小河流了，有商家在这段滹沱河上搞起的漂流，坐在那橘黄色的充气筏上随波逐流起伏跌宕，好像还能回味和领悟到一些当年滹沱河的威风和尊严。
旱路水路终汇到一路。当我们站在西柏坡纪念馆前中央五位书记的青铜塑像前时，我们都不约而同地静静地注视着他们，像雕塑注视着雕塑。静静的，仿佛在互相倾听什么，仿佛在互相思考什么，仿佛在互相希望什么，仿佛在互相回忆什么。静静的，会让人觉得岁月人生在悄然中已经远逝；静静的，会让人感到硝烟征尘在历史中已无声落定；静静的，会让人感到那些臃肿肥大有些难看的棉衣棉裤在抵御着战争年代的风雪严霜；静静的，会让人细品他们专注的神态，自信的表情，轻松自如的步伐，发自内心的微笑，会让人感到一种浓浓的党内民主和谐的氛围……
静静的，我们分明感觉到他们还在探讨中国革命在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以后的征程；静静的，我们分明感受到他们乡音未改的方言韵味；静静的，我们从心里猜测他们是刚刚走进西柏坡呢，还是准备离开西柏坡“赴京赶考”立志不做李白成呢?静静的，我们分明听见了伴随着他们的脚步的回音，那回音该永远回荡在中国革命历史的年轮岁月中……
从走进西柏坡纪念馆的那一刻，可能谁都不会忘记那迎面的八个大字：“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公允地说，那八个毛笔大字还谈不上遒劲雄浑刚健有力，但却道出了千百万来过或没来过西柏坡的人的心声。那八个大字是黄镇将军的手书。
黄镇将军带过兵，打过仗，爬雪山过草地，新中国成立后又脱去戎装着西装，做起新中国的第一代外交官，将军大使，又做过共和国的部长。多才多艺，多喜多好，文儒戎武，亦文亦武。老将军慈眉善目、柔声细调的，绝看不出曾是在乱军之中取上将之首的浴血将军。“新中国从这里走来”这几个字肯定不是黄镇将军一生中写得最好的字，但肯定是他一生中写的字中被人看得最多的，知名度最高，最潇洒豪迈的，也肯定是老将军最满意的。“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光这8个字就虎虎生威，让人耳目一新，热血沸腾，生出无数的遐想。可惜黄镇老将军已于1989年12月11日去世，否则我们真要再去采访他，请他说说当时是怎么想起这八个金不换的大字?
西柏坡的光彩还在于中国共产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这里召开。当时参加会议的中央委员34人，候补中央委员19人，他们可能谁都没想到，他们期待中的在东方即将喷薄而出的新中国成立58周年以后，在西柏坡这个小山村里，在土得不起眼的被当时西柏坡工作人员称为“大灶”的食堂临时改造成的会堂中发出的“两个务必”，还振聋发聩地响在共产党人的耳畔，还可能要警钟常鸣般地响彻整个漫长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那狭小的土窑洞式的简陋会堂里，连最简陋的扩音器和录音设备也没有，原汁原味原模样地再现了当年会场的全景。那些式样不一形状各异 的沙发和座椅，就那么高高低低地凑在一起。新中国的开国元勋们按先来后到地无拘无束地坐着，也不分什么前排后排，谁坐谁前，谁坐谁后，和谐融融，民主浓浓，济济一堂。这没有什么奇怪的，据何方老先生回忆，当年在延安时候，他曾亲眼看见毛泽东看到何思敬走过来，赶忙上去打招呼，而何思敬却只点点头就擦肩而过了。又有人回忆，当年萧军原计划到五台山抗日前线打游击，但因战事相阻，路途不通，辗转来到延安住进陕甘宁边区政府招待所。毛泽东知道消息后很想会一会这位鲁迅的弟子，特派办公室秘书和培之前去问候，和培之提出安排时间让他去见见毛主席。萧军竟然客气地回绝道：“不见了!他挺忙的，我也只住上一两个星期就走!”
西柏坡当年只开两个小灶，一个是为毛泽东开的，因为他寝食时间和大家不同，吃不到一块；一个是为刘少奇开的，因为刘少奇胃口不好，患有胃病，他自己坚持去中灶吃饭。最后还是毛泽东决定给刘少奇开小灶的。
七届二中全会的会场其实就是西柏坡大灶食堂的灶房。临时需要拆了灶台摆上桌椅就是会场，而且是那么庄严肃穆不同寻常的会场。
我看见毛泽东作报告用的旧木桌上，铺着一张老虎皮，细想十年前我来这里时桌上只铺有一条草绿色的军毯，没有这张色彩斑斓的老虎皮。一问方知，这老虎皮确实是有的，开七届二中全会时就铺在主席台的木桌上，这张老虎皮是林彪从东北带来的，是一张地地道道的东北虎虎皮。
据说参加七届二中全会的人员，在开会前或散会后很多人都饶有兴趣地走到这张木桌前摸着这张斑斓柔滑的老虎皮，嘴里情不白禁地发出啧啧声。
在纪念馆大厅的墙壁上，有参加七届二中全会的全体人员的凸面群像，他们都是新中国的缔造者，每一个人身后都有着说不完的惊心动魄的传奇故事，他们为中国人民所熟悉热爱。驻足凝神细看，他们是那么慈祥亲切，又似乎那么遥远生分，他们仿佛是向你急步走来，又好像已悄然离你而去。不错，那一代人和那一代人的历史结束了，他们可以放心地走了，他们可以放心地把新中国的建设交给后来人了，交给站在他们塑像前面的一代新人了。
参加七届二中全会的加上工作人员一共有64个人，1997年3月14日我第一次来西柏坡时，健在的还有九位，他们是邓小平、李葆华、方毅、吕正操、王从吾、习仲勋、刘澜涛、杨尚昆、师哲，今天仍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只有吕正操将军了。吕正操老将军1905年出生，今年已然102岁高龄了，七届二中全会时，他是中央候补委员，东北军区副司令兼铁道兵纵队司令员、政委，东北人民政府铁道部部长，东北局委员。我终于在参加七届二中全会的雕塑中找到了这位百岁开国上将，但模糊的记忆很难准确地聚焦在那红铜色的陌生脸膛上，我说不清楚这雕塑和老将军本人是像还是不像?是像他当年参加七届二中全会的模样，还是更像他建国后从东北走向全国忙着架桥修路披着一身风雨征程的雄姿?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曾经跟随我的朋友翟月卿见过这位世纪老人一面，也仅仅是短短的一面。我相信如果不是因为翟月卿，这次见面会像一条轻轻的水纹掠过水面，须臾就水平如故，留不下任何痕迹了。但就是因为翟月卿使老将军显得有些神。我曾经在茶余饭后把这段神奇的记忆讲给在座的朋友，其中一位对《易经》颇有研究的朋友意味深长地说，人活百岁，自有其力，经百年之历，气场之大，绝非一般人能及。其言要信，不信必损，损则必缺。
我和翟月卿始交于1983年，当时我在新华社山西分社当工业记者，他是铁道兵第二师师长，铁二师的师部在太原下元，我们是在南同蒲电气化铁路复线工程的建设工地现场认识的。当时铁二师正因临汾段出现因农民敲竹杠而使工程进度停滞不前，翟师长是现场办公，我是现场采访，不期而遇。回来后，我写下了《不许敲国家重点工程的竹杠》的稿子，从那时起我们就成了朋友。翟月卿是典型的三湘汉子，个子不高，但魁梧结实，豁达开朗，有话直说，感情外露，不藏着掖着，是非曲直分明。1984年依据中央和军委的命令，撤销铁道兵，并入铁道部，铁二师转制为铁道部第十二工程局，翟月卿任局长。记得在铁二师全体告别军旗的仪式上，很多铁道兵的老战士都掉下了热泪，但翟月卿紧咬着牙，没流一滴泪。那天晚上，他拉我去他家喝酒，酒刚斟上他就再也憋不住了，热泪哗哗地流。他说，我是一师之长，当着全师干部战士不能哭，现在想哭，想痛痛快快地哭，从此我不再是一个革命军人了，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老百姓了。翟月卿18岁参军，二十多年的军旅生涯难弃啊，他哭得很自然畅达，翟月卿就是这么个人。后来我调到新华社总社工作，翟月卿也调到北京任铁道部工程指挥部指挥，后任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总经理。
我是在铁道部召开的一次庆功会上见到吕正操老将军的，所有参加大会的人，除了我，都是铁路圈里的，他们谈论的话题也是铁路。翟月卿他们和老将军谈大秦铁路、秦岭隧道、南疆铁路、京九铁路，我觉得老将军似乎听得很随意，我也觉得话题离我很远，也很枯燥，我研究起老将军额头上的老人斑、鼻翕、耳垂和寿眉。临别时老将军的一席话却让我心惊不止，尤其是其后的验证让我刻骨铭心。老将军像审视一个细微之处带有裂纹的瓷器一样细细端详着翟月卿，然后晃晃手，不让翟月卿再谈铁路上的事情了，他很严肃地对翟说，身体怎么样?有什么病吗?翟朗声答到：烟也戒了!酒也戒了!感觉更好了!老将军摇摇头说，有病没病不在乎戒烟，也不在乎戒酒，我看你不能大意，去检查一下身体，去一下301医院找专家看看。翟笑道：老首长放心，刚刚检查完身体，一切尚好，绝大部分指标都在正常范围内。老将军说，也信也不信，小心无大错，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这一点本钱我们可赔不起。临分手，老将军又不放心地说，月卿啊，我还是不放心，你还是去301医院看看，有病早治不可拖着……我分明看出来，老人家是在说，我感到你有病，且非小病，有病快看，迟则生变。坐在车里我问老翟，老翟笑着说，这是部队的老传统，老首长关心部下。不知为什么，老将军的话令我久久难忘。
后来翟月卿又调到铁道部任纪委书记，中纪委委员。有一次在电视上看到他的镜头，给他打电话时，话赶话又说起老将军的那席话，问他301医院检查得如何?他含含糊糊地支吾着，又说起工作太忙，我知道他没拿老将军的话当回事。后来，后来，再后来……2001年3月28日，当我踉踉跄跄赶到八宝山时，八宝山槐花如雪，柳絮如花。翟月卿才刚刚满59岁啊，英年早逝。当我握着翟月卿夫人老陈的双手时，泪水难抑，在朦胧的泪水中我突然看见如雪如花的花圈挽联中有一个花圈的白绸子缎带上赫然写着“沉痛悼念翟月卿同志，吕正操”，老将军的那席话又顿然浮现在我的耳边。老人家不凡啊……
2005年8月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时一家媒体的记者采访吕正操老将军。其中有一段解说词说，老将军一辈子干了三件事：打日本、管铁路、打网球。老将 军拿着放大镜对着1949年3月在西柏坡参加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的图像一一辨认后说，活着的，就我一个人了。据说在当时采访老将军时老将军是这样说的：参加七届二中全会的人比我大的有，比我小的也有，他们都比我先走了。问：您老人家为何长寿?沉思后答：因为一生只做了三件事――打日本、管铁路、打网球，除此以外，别无所求。
经查，当年出席七届二中全会的人员中比吕正操老将军年长的有36位，其中，年龄最大的是徐特立老人，他是1877年出生，比吕正操大28岁，1968年去世，终年91岁，时任中央委员，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最年轻的是习仲勋，1913年出生，时任中央候补委员，西北军区政治委员，第一野战军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2002年去世，终年89岁。
他们虽然远远地离开了西柏坡，离开了这个世界，但他们留在西柏坡的深深的足迹却永远地印在西柏坡的土地上……
2002年12月5日，漫天皆白，雪里赶路情更切。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和曾庆红等中央书记处的同志冒着飘飞的瑞雪到西柏坡去。据王刚同志后来“透露”，当时总书记提出要去西柏坡时，下边负责接待的同志很为难，提出西柏坡地方小，接待条件差，住宿不方便。总书记回答：我和书记处的同志每人有一张床就行!瑞雪报春西柏坡……
走在农家小院的甬道上，走在村里石板铺成的小路上，我们都感到脚下的弹力，青绿的枣树、桃树、柳树、杨树，翠绿的核桃树、槐树、榆树、松柏树，小小院落里青草滋润，绿枝舒展，真是满眼春光绿映人。西柏坡的小院朴实无华，简单实用。今天正是那些伟人曾住过的小院热闹的时候，人们拥挤着争着品味伟人的平民生活。
我们在少奇同志住的小院前站住了。
十年前我恭敬地站在这个小院前时，这个小院和现在不同，现在又在少奇同志住过的小院前加盖了一个小院，修旧如旧，一个地地道道的农家小院。原来当年就有这个小院，这套院子前后是两个小院，中央工委进驻西柏坡后，朱德康克清住前院，刘少奇住后院。1948年6月，朱德康克清搬到了后边专为毛泽东修的三孔砖窑，而毛泽东不肯住非让朱德搬进去。朱德搬走后，这套小院经周恩来同意，把原来驻陈家峪的新华社总编室搬到了这个小院。但1980年复原时，只把刘少奇同志住过的后院进行了修复，没有重修前院。一些当年曾经跟随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和中央前委的新华社记者都不满意，他们说我们跟随毛主席转战陕北，走遍了陕北的山山岭岭，钻遍了陕北的沟沟壑壑，从陕北一直走到西柏坡，不管形势多么紧急危险我们都在毛主席身边，怎么到了西柏坡反而没了我们工作战斗过的地方?有的老同志曾经拿着拐杖敲着小院的甬道说，枪杆子、笔杆子、夺取革命胜利靠这两杆子，新华社也算是一杆子，西柏坡不能缺了这杆子!
2006年在新华社成立75周年前夕，经中央办公厅批准在原址上修复了这个小院，挂上了新华社总编室的铜牌。但修复得像不像?真不真?他们请来了新华社的老社长，曾经在这里工作生活过的已年逾九旬的朱穆之老人。朱老精神矍铄，肩宽腰直，满头银发，一脸春光。他看得那么细，像细细端详、鉴赏、品味一件珍宝玉器。他从小院的墙基甬道，看到小屋的山墙门框，从室外的土墙台阶，看到总编室内拼对起来的旧桌椅板凳，从墙上的挂物看到桌上的摆什，老人那宽厚的前额微微皱起，两眼凝神聚光，像思索像回忆像比较，他用手轻轻摸过桌子、椅子、窗台、文具，毕竟过去整整五十八年了，岁月的沉积，历史的演衍，记忆的模糊，时空的错位，最后老人家终于从历史中走回来，他兴奋地连连说：“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多少颗提着的心才彻底放下。
穆之老喜悠悠地回忆：1948年5月新华社总编室从陈家峪搬到了这座小院，对面是胡乔木的办公室兼住所，我们十多人就挤在这里编稿、改稿、定稿，签发稿件。每天都是从早晨天刚亮一直忙到半夜三更，有时候事情急、稿件多，常常一忙一个通宵，那时候，没有人喊忙，没人喊累，没人喊人手不够。毛主席亲自写的新华社的新闻稿和周副主席审核的稿件常常半夜或黎明时分拿来，我们又兴奋又忙碌，不知不觉东方破晓，旭日盼窗。
那时候新华社的人都自豪地称毛主席是新华社的首席记者，在西柏坡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修改的评论、述评、消息17篇，有时甚至一天发两篇新闻稿，最让人拍案称奇的是毛主席当年曾经连续用新华社华北电头写的三篇新闻稿，智退国民党十万大军，使西柏坡转危为安，据说当时连新华社的同志们都打点行装做好转移准备，因为保卫西柏坡的兵力只有一千多人，而蒋介石严令傅作义发兵十余万迅速闪击西柏坡。当时任军委副主席、代总参谋长的周恩来调兵遣将，保卫西柏坡，毛主席运筹帷幄，他对周恩来说我们不妨学学诸葛亮唱段空城计。毛泽东当即挥笔写下了新华社华北十月二十五日电：蒋匪军妄图突袭石家庄……连续三天三篇新华社播发的新闻稿，把国民党军队妄图袭击我石家庄、西柏坡的阴谋揭了个底朝天，甚至连他们准备来袭击的部队内幕，兵力配备，组织梯次及各袭击部队的指挥官、具体任务都大白于天下。连傅作义听了广播都十分惊诧：如此机密的军队调动，共产党、新华社怎么知道得如此清楚?甚至比他这个指挥官都知道得具体详细。军心大散，偷袭难成，又怕偷鸡不成反蚀把米，又加上我抽调的防守部队急速赶回到位，蒋傅偷袭石家庄、西柏坡的阴谋才未动干戈而自灭。这恐怕在古今中外的新闻史上也是独树一帜吧!西柏坡……难怪穆之老反复说不能忘记西柏坡，不敢忘记西柏坡，他望着眼前的一切，又想起曾在西柏坡的一切，凝神提笔，写下了四个大字：难忘岁月。
又转回到召开七届二中全会的会场外，走进西柏坡时，这里人太多，来西柏坡的人都想在这里留影留念，就像初游北京城的外地人如果不在天安门前留个影终感到是个憾事。人还是那么多，到处都晃动着旅游团各种颜色的三角旗。礼堂太小了，太土气了，太一般了，难怪当年来西柏坡参加七届二中全会时贺龙叼着烟斗一不留神竞走过了大门，面对着摄影镜头，又不好意思地赶快退回来。人们都排着队耐心地等待着，一个甜甜的江南口音伴着半熟的京腔还在大声地介绍七届二中全会，介绍“两个务必”：“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脆亮亮的声音好像金属撞击金属，传得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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