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次情不自禁地回望上世纪八十年代酒神狂欢的大学校园，那里曾聚集过一场豪华而悲怆的青春。亲历者说，那是一个歌者如云、诗情如云的年代，黑夜里独行的诗人、草坪上放荡的歌者和身穿白衬衫忧国忧民的青年出没在每一座城市的每一座校园。
相比零年代，八十年代的知青阵营是那么得清清白白，千军万马跨过独木桥的天之骄子们自然而然地自恋于精英心态，拥抱在理想主义的大旗下，随时干出一些彪悍而有趣的勾当：大街上哼邓丽君小调、吹着口哨调戏妇女的小青年，也许才刚刚放下手中熟读的哈耶克、弗洛伊德和尼采从家里跑出来；不食人间烟火的的诗人却喜欢跑到世俗的世界寻些乐子，比如迪斯科，可口可乐，他们说这象征着自由。校园民谣的开端其实就是这档子“６０后”青年在八十年代中后期干出的无数件华丽而短命的勾当中的一件。
彼时的象牙塔里，像高晓松们这样的小布尔乔亚抒情高手，除了零年代小资一味的滥情主义、自恋状态下的伤感主义外，他还有心用《白衣飘飘的年代》这样严肃磅礴的音乐讴歌和纪念那些游走在大街上的白衣青年；而忧国忧民的白衣青年也乐于用小资的抒情方式低吟浅唱着侯德健、罗大佑和崔健――与之相比，足见当今愤青的粗鄙和肤浅。号称“圣徒蔡”的北大诗人蔡恒平，对浪子味十足的麦芒欣赏有加；而像麦芒的《蠢男子之歌》：“可怕的死亡教会我放纵欲望?二十岁是短命?一百岁也是夭折?上天不会再派同样的人?顶替我享受那份该得的恩典?既然我挣不到什么财产?那就索性赔个精光吧?像一直无所事事的雄蜂?交尾一次便知趣地去死”。在那个八十年代年代和九十年代之交的历史大背景下，难道不是彻彻底底地闪烁着神圣之光吗？
在小资和愤青握手言欢，圣徒和浪子殊途同归的这块肥沃的校园苗圃里，来自西方的民谣种子获得了奢侈的阳光水分，随便一仍，就疯长，长成精致又粗旷，感伤又激昂的精神蔷薇，爬满了八十年代的记忆之墙。
“白头宫女在，闲话说玄宗。”――这样的回望或许有刻意美化的成分，不过这也是被惨淡现状这盆冷水浇醒后而生的哆哆嗦嗦的记忆漂移。当今，我们的校园何在？当我们最优秀的学者念叨的不再是科学与真理，而仅仅是科研经费和头衔时，当最优秀的学生已经弃诗歌、音乐、哲学、国家命运这样“形而上”的东西而去，转而双眼紧盯考证、高薪、饭碗和发横财时，当经济本位的时代潮流把本该是“知识和真理的高级保护力量”的大学冲击得遥遥欲坠，大学校园堕落成各类职业培训基地、各种饭碗的生产基地的时候，我们还敢理直气壮地说我们还拥有象牙塔这块唯一的净土吗？更无论校园民谣！校园坍塌了，没有校园里傲气酒气腥臊气草莽气的校园草坪音乐，如果有人说他唱的是校园民谣，我都会怒斥他：别来忽悠我！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我们来比比老狼和朴树。老狼是八十年代“披着长发，背着吉他”校园流浪歌手的典范，因为有校园的护佑，他们那一帮人似乎一直在一个封闭的、诗意的、远离现实、充满玩味的世界游荡和歌唱着，散发出“６０后”特有的漫游气质。《模范情书》里的罗曼蒂克，《恋恋风尘》中的感伤的，《好风长吟》里的家国天下的壮志，表征了那个时代校园的所有梦幻色彩和神话气质，既是祈祷，更是唱挽歌（稍后九十年代初期的一个校园歌者许汉秋可以看做是八十年代校园理想主义的延续和遗传）。而被乐评人评为“最稳接过校园民谣接力棒”的朴树，虽然也保留了部分八十年代的精神气质，但是已经没有那么校园了（因为校园开始受到冲击），无形流露出“７０后”彻底入世的早熟品性，沾染了九十年代崇尚功利的气息（后期作品）。没有了八十年代校园这番沃土的滋养和护佑，从老狼那间“小小的阁楼朝北的窗”里望去，只见到朴树的“别做梦，你已经二十四岁了，快看看你家的米缸”；而朴树ｃｏｌｏｒｆｕｌ ｄａｙｓ和ｎｅｗ ｂｏｙ的花花世界里无论如何也听不到音乐虫子老狼的“飞呀飞呀，飞到那蓝色的天堂”。
如果说老狼所在的八十年代校园算得上百分百的校园，那么朴树所在的九十年代校园已经支离破碎了，或者与其说是校园不如称之为校社结合部。朴树早期作品如果还算得上校园民谣（也包括水木年华的一些作品），那么也只是这校社结合部的一些暧昧的个人理想主义和身处动荡的校社结合部的精神矛盾写真。至于零年代的“花儿”，他们已经跟校园和民谣没有任何关系，大话的解构风格运用到流行音乐里，大大满足了城市小市民无厘头的低级趣味需求。
精神地震，校园坍塌，压死了校园民谣，但是民谣之魂未死。在获得了校园民谣的部分遗传基因后，民谣歌手聪明地毫无声息地撤出了校园废墟的这块贫瘠无育之地，转而在酒吧这个狭小的子宫迅速表达。坏事变好事，校园坍塌以及校园民谣的死亡，反而成就了酒吧民谣的一番霸业。王娟、周云蓬、王云忠他们，不就是我们这个平庸操蛋的年代里的另类叶蓓、老狼、郁冬和沈庆们吗？只是他们更加小众，文青也忙着饭碗去了，听者多乎哉，不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