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在筛选一切，也包括陈独秀。 问题是筛选之后陈独秀留下了什么？能否留下让人眼睛一亮的精神记录？ 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他和李大钊共同创建了中国共产党。这两件大事足以使陈独秀彪炳史册，为后人永久纪念。
综观陈独秀一生，他光明磊落，桀骜不驯，这位书生气十足的革命家曾发布宣言：“我决计不顾忌偏左偏右，绝对力求偏颇，绝对厌弃中庸之道，绝对不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绝对不怕孤立，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不受任何人指使命令，自负其责。”四个“绝对”，掷地有声。邓小平称许陈独秀：他是我党早期犯错误领导人中少数不搞阴谋诡计的人，的确如此。
1903年，24岁的陈独秀又一次东渡日本，在3月的一个夜晚，他和邹容、张继等人闯入清政府派驻日本学监姚煜的住宅，找到姚某，张继抱腰，邹容捧头，陈独秀操剪，割发代首，出了一口恶气。不久，他们被日本当局驱逐出境，邹容去上海出版后来产生巨大反响的《革命军》，陈独秀回到家乡安庆，着手创办《国民日日报》和《安徽俗话报》，宣传反帝爱国，启发民智。1915年9月，《新青年》在上海创刊，陈独秀撰文大声疾呼：“有不顾迂儒之毁誉，明目张胆以与十八妖魔宣战者乎？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但真正将陈独秀推上时代峰巅的是蔡元培，他礼请陈出任北大文科学长，同意把《新青年》带到北京去办。此后，在《新青年》周围团结了一大批才识卓异之士，除了李大钊和周氏兄弟，还有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高一涵等，这支文化新军向守旧势力发起攻击，所向披靡。五四运动从文学革命开始，提倡白话文，拥护“德先生”和“赛先生”（即科学与民主），以振奋民族精神，赶上世界新潮流。
毛泽东对美国友人斯诺说，他那时在长沙师范学校求学，“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天除了上课和看报，读书，就读《新青年》；谈话，就谈《新青年》；思考，也思考《新青年》所提出的问题。”连不属于任何党派的鲁迅也称自己创作为“遵命文学”，他遵从的主将不是别人，而是陈独秀。
陈独秀是当之无愧的革命先驱。
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以“危害民国”罪被捕，旋即押往南京。陈独秀已有四次入狱的经历，他对牢狱生活作了全新解说：“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价值的文明。”于是奇迹出现了：10月19日夜，从上海到南京，车上戒备森严，陈独秀却沉入梦乡，鼾声大作，仿佛第二天又要开始新的生活和工作。直到1977年5月，一位叫尉素秋的作者在刊物上著文回忆：
……陈独秀被捕受审的时候，轰动了全国的舆论，他在思想文化界人的心目中投下的影子太深刻了，大家所谈的种种，有一件事特别耐人寻思。就是他被捕从上海押解南京时，在京沪车上酣睡了一大觉，车到下关才把他叫醒。本来坐火车打瞌睡的事太寻常了，不值得一提，但是他这段旅程却不寻常，等于押赴刑场呀！滔天大罪，生死关头逼在眼前，能安心熟睡吗？常人在利害交战于胸中时，已辗转不能入眠。至于生死大关来临，总会恐惧，仓皇失措。能从容不迫，以至于酣然入睡，假若没有养成浩然之气的工夫，以及“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的至高境界，绝对做不到。就凭这一点，陈独秀在我的想象中，已经勾画出一幅东方哲人的轮廓了。
在狱中，陈独秀受到优待，可以会客，可以读书写作，有时应狱吏之请，他大书“还我河山”、“先天下忧”等条幅，书法内劲外秀，一气呵成。他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只以苍生为念，像超人那样生活。
陈独秀被捕惊动了中国和世界。
宋庆龄、蔡元培、柳亚子、杨杏佛来狱中探视；
爱因斯坦、杜威、罗素发来营救电报……
国画大师刘海粟闻讯赶来，他们的双手紧紧握在一起。刘海粟连声说：“你伟大！”陈独秀告诉挚友：“蒋介石要我反省，我反省什么！”
二人拊掌大笑。
临别时，陈独秀手书一联：“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没有英雄末路的悲哀，刘海粟的眼睛湿润了，他为老友感到骄傲。
爱妻潘兰珍的到来使陈独秀悲喜交集。潘因一次口角负气出走，两个月后，当她从报上看见那张熟悉的面孔，完全没有想到和自己朝夕相处的老先生会是大名鼎鼎的陈独秀。她决定回到亲人身边，在监狱附近租间房子，照拂陈独秀的生活。潘兰珍，一个普通女工人用她柔弱的肩膀承担一切，共同度过陈独秀后半生最为黯淡的岁月，直至老先生驾鹤西去。
半年过去，即1933年4月15日，江苏省高等法院公开审理陈独秀等人案件，一场众人企盼已久的审判和反审判拉开了帷幕。
陈独秀昂然而入，用犀利的目光扫过法官席，审判长胡善称有意避开了。被告还在寻找什么，那个香港《大公报》的记者来了没有？记得是去年11月底的一天，记者带来他们的报纸，报上刊出《营救陈独秀》的短评，文章认为：陈独秀乃政党领袖，自有其信仰风骨，应允许他向公众陈述自己的政见。而在陈独秀眼里，古代圣人和当今皇上尚且要嘲弄一番，区区审判长胡善称更不在话下。这次较量在开始前胜负已分。
请看法庭上的陈独秀，他略显消瘦，须长寸许，旁若无人。检察官朱隽念完冗长的起诉书，由大律师章士钊担任辩护，为开脱陈独秀罪行，他煞费苦心地编造被告实际上是国民党的功臣和三民主义信徒，甚至胡诌托派组织和国民党“取犄角之势以清共”，云云。
陈独秀忍无可忍，大声抗议：“本人声明，章律师之辩护，全系他个人意见，并未征得本人同意，至于本人之政治主张，应以本人之文件为根据。”
针对所谓“危害民国”罪，陈独秀侃侃而谈：“国者何？土地、主权、人民之总和也，此近代国法学者之通论，决非‘共产邪说’也。以言土地，东三省之失与日本，岂独秀之责耶？以言主权，一切丧权辱国条约，岂独秀签字者乎？以言人民，余主张建立‘人民政府’，岂残民以逞之徒耶？若以反对政府即为‘危害民国’，此种逻辑难免为世人耻笑。孙中山、黄兴曾反对满清和袁世凯，而后者斥孙、黄为国贼，岂笃论乎？故认为反对政府即为国贼，则孙、黄二次叛国矣，此荒谬绝伦之见也。”
法庭上一阵骚动，胡善称揩着脑门上的汗水，虽然天气并不热，他似乎在乞求：“不得有鼓动言辞，如今强寇入侵，吾等国人应万众一心，精诚团结，以国为重。”
“你讲团结，这是好名词。”陈独秀接着审判长的话往下说，“不过，我觉得骑马者和马讲团结，马是不会赞成的。它会说，你压在我身上，你相当舒服，我被你鞭打还要跑，跑得满身大汗，你还嫌慢，这种团结，我敬谢不敏。”
胡善称听到旁听席上的哄笑，他一拍惊堂木：“你讲你的辩诉，不要讲骑马不骑马了。”
陈独秀继续申诉：“你讲团结，日本帝国主义方夺山海关，急攻热河，而国民党军队却向江西集中，其对待共产党无他，杀之囚之，犹以为未足。凡不抗拒外侮，不顾人民，实行独裁政治的党派和政府，都应该打倒。莫说国民党，也包括托洛斯基主义者。余故无罪，罪在拥护工农大众利益开罪于国民党而已。余未危害民国，危害民国者，当朝衮衮诸公也。冤狱世代有之，但岂能服于后世。余身许工农，死不足惜，强加余罪，则余一分钟呼吸未停止，亦必高声抗议也。”
自信从容，气壮山河，再现了当年五四运动敢于冲决一切罗网的大无畏精神，如亚圣孟轲所云：“进，吾往矣！”在场听众纷纷议论，誉为“法庭审判史上的新记录”。
陈独秀的辩诉是有力的，法庭依然宣判对陈独秀处以有期徒刑13年，剥夺公民权利15年。陈独秀于6月15日写了《上诉状》，时隔年余，最高法院终审判决处陈独秀有期徒刑8年。现实是无情的，陈独秀只能以监狱为“家”了。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发动芦沟桥事变，向华北大举进攻。敌机轰炸南京，老虎桥监狱是轰炸目标之一。8月中旬的某个晚上，一颗重磅炸弹在囚室前爆炸，房屋震动，屋顶塌了下来，算陈独秀命大，他躲在书桌下面，幸免一死。
陈独秀身在狱中，心忧天下，他在悲愤中抬起头来，赋诗咏怀：“自来亡国多妖孽，一世兴衰过眼明。幸有艰难能炼骨，依然白发老书生。”
周恩来、董必武来了。周恩来一声“仲老”的问候，立刻冰释了以住的恩恩怨怨。周恩来说党中央为他出狱之事正在与蒋介石交涉，很快会有眉目，陈独秀除了“谢谢”还能说什么呢！
在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政府同意陈独秀保释出狱，条件是“只要本人具悔过书，即可释放”。
陈独秀傲骨铮铮：“我宁愿炸死狱中，也无过可悔。”
他要求无条件释放。
对于陈独秀的“不配合”，国民党当局显示了少有的宽容，由司法院长居正向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呈文，称陈独秀“爱国情殷，深自愧悟，似宜宥其既往，藉策将来。据请钧府依法宣告，将该犯陈独秀原处刑期，减为执行有期徒刑三年，以示宽大” 。林森批复：“现值时局紧迫，仰即转饬先行开释可也。”
这本来是官样文章，陈独秀不愿接受以此种屈辱形式获得的自由，他要为自己的人格与尊严而战：“鄙人辛苦狱中，于今五载。兹读政府明令，谓我‘爱国情殷，深自愧悟’。爱国诚未敢自夸，愧悟则不知所指。前之法院科我之罪，诬以叛国。叛国之罪，律有明文，外患罪与内乱罪是也。通敌之罪，至今未闻有人加诸鄙身者，是外患罪之当然不能构成。迩年以来，国内称兵据地或企图称兵据地之行为，每役均与鄙人无分，是内乱罪亦无由。内外无罪而科以刑，是谓冤狱。我本无罪，愧悟失其对象；罗织冤狱，愧悟应属他人。鄙人今日固不暇要求冤狱之赔偿，亦希望社会人士，尤其是新闻界勿加以难堪之污蔑也。以污蔑手段，摧毁他人人格，与自身为顾人格，在客观上均足以培养汉奸。此非吾人今日所痛心之事乎！远近人士或有以鄙人出狱感想见询者，盖以都中有数报所载鄙人言行，皆毫无风影。特发表此书面谈话，以免与新闻界诸君面谈时口耳之间有所讹误。”
这就是陈独秀，一个宁折不弯的大丈夫，他爱惜羽毛，除真理之外别无所争。《谈话》投《申报》，未能刊出，在个人历史上却起了“立此存照”的作用。
对于突如其来的释放和自由，陈独秀一时不知身在何处，欲往何方。各界人士默默注视陈独秀的抉择。
宋美龄、朱家骅来访。朱是陈独秀在北大的弟子，时任教育部长。
第一夫人说明来意：“我是代表中正来看你的，他让我代问你好。”
陈独秀并不领情，却借奚落朱家骅转移话题：“你当官了，架子好大！”
“先生想当官，全在你自己。”宋美龄顺势开导。
“我不是当官的料。”陈独秀又看了朱家骅一眼，“哪有他会当官？”
以后朱家骅又来过两次，第三次是奉蒋介石之命请陈独秀当劳动部长，仍遭拒绝。他忘不了蒋介石杀了许多共产党人，杀了他的两个儿子：延年和乔年。
远在国外的老友胡适托人给陈独秀传话：“美国一家图书公司，慕独秀先生之名，邀请你去美国写自传。一切安排妥当，盼往。”
陈独秀对传话人说：“请你转告胡适先生，我是决意不去的，过去一些军阀官僚垮台后，都跑到国外当寓公，这是十分可耻的事。我陈独秀是不会干这种事的。”
处处见人格，事事显性情。当时在场的陈钟凡感慨万分，即兴吟诗：“荒芜人海里，聒目几天民？使骨霜筠健，豪情风雨频。人方厌狂士，世岂识清尘？且任鸾凤逝，高翔不可驯。”
陈独秀想去延安，据说毛泽东和陈独秀的代表罗汉达成协议，允许托陈集团成员全部恢复党籍，因王明阻止未能实现。他终于打消了这个念头。
1938年6月28日，陈独秀偕潘兰珍随着逃难的人群登上江轮，向重庆驶去。因同乡好友邓仲纯多次相邀，夫妇二人来到重庆上游的江津县，想不到仲纯夫人临时变卦，以房小为由把他们拒之门外。一连几日，偌大的江津县城竟找不到栖身之地，这让陈独秀深切感受到“天涯沦落人”的苦楚和无奈。
到江津第六日，陈独秀给小儿子松年写信：“三日抵此，不仅用具全无，屋也没有了。倘非带行李多件，次日即再回重庆矣。倘非孝友先生招待（仲纯妻子简直闭门谢客），即有行李之累，亦不得不回重庆也。幸房东见余进退两难，前日始挪出偏间（中午甚热），聊以安身，总比住小客栈好些。出门之难如此。”
陈独秀没有固定收入，靠微薄稿费和友人接济，生活拮据。吃菜难，潘兰珍开了一畦菜地，种茄子、辣椒等，陈独秀有时也来浇水施肥。碰到无钱买米、抓药，便拿家中较值钱的东西去典当，冬天了，陈独秀穿着破旧的棉衣，冻得瑟瑟发抖。
国民党并没有忘记他。蒋介石派胡宗南、戴笠带来厚礼和金钱，陈独秀拒不接受，却书写李白《山中问答》相赠：“问余何事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共产党也没有忘记他。周恩来和朱蕴山从重庆来看望陈独秀，敦请他去延安养病。陈独秀对周恩来是有好感的，“八七”会议陈被解除总书记职务，是周恩来把他和秘书安排在党开设的某纸行，纸行老板待若贵宾，每顿饭菜都不一样，陈独秀问秘书：“我们吃喝住的钱是从哪里来的？”秘书据实相告，是周恩来自己掏腰包，钱不够就向身边的同志借。陈独秀想：延安已无知己，李大钊作古，延年、乔年也不在人世。“他们开会，我干什么呢？”他对周恩来说，“我只想在这僻静的地方，研究研究文字学。”周恩来也不勉强他，只留下一句话：“如果想去重庆看病，可随时到重庆找我，一定为你提供方便。”
说研究文字学并非一句空话，五年铁窗生涯，他完成了《孔子与儒学》、《连语类编》、《识字初阶》、《实庵字说》等著作，还撰写《实庵自传》与总题《金粉泪》的56首诗，使监狱真正成为“文明的发源地”。现在，他倾全力写《小学识字教本》，“小学”指文字学，也包括音韵学和训诂学，原定教育部出版，还预支过稿费，后教育部长易人，要将书名中的“小学”二字删去，陈独秀坚持“一字都不能改”，故书稿迟迟未能出版。说来令人啼笑皆非，这部学术著作于1971年由台北文字研究中心出版，梁实秋作序，没有署名作者是谁。
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在贫病交迫中去世，享年63岁。5月29日，《江津日报》在第一版发了独家消息：一代人杰溘然长逝。
古语云：“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陈独秀毫不含糊地做到了，也因此，蔡元培满含深情地说：“近代学者人格之美，莫如陈独秀！”
桂向明偶用笔名绿筠，1933年出生于江西贵溪县月湖乡周公塘上桂村。17岁投笔从戎，转业后一直从事教育工作。出版有《如果我十九岁》、《美丽的选择》、《中国的十月》等专著。有诗文选入10余种选集和中学课本。作品多次获奖。中国作协会员，中外散文诗研究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