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安江 生于新疆哈密，祖籍湖北孝感，西北大学中文系毕业，现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联党组成员、秘书长、作协副主席。自1981年始在全国各地报刊发表诗歌、散文、报告文学、文学评论等文学作品，诗歌作品多次在全国获奖，被收入多种诗歌选集，出版有诗集《双筒猎枪》、《接近那河》、《老房子》、《洪水》、《诗歌手卷》等多部。
小动物趣事
我们这个团场人少，只有不足两千人，相当于其它团场的一个大连队，土地面积也少，只耕种了两万亩。但是老鼠多，蚊子多，癞蛤蟆多，多得简直就是你生活中的伴侣。
一次，我原单位的领导一行人去团场看我，坐在招待所的床上聊天。一会儿，办公室的同志叫我们去吃饭，小周一起身，发现她坐的被子底下竟压死了一只老鼠，吓得她一晚上没好好睡，第二天一早便嚷着要走。又一次也是一位领导去看我，晚上吃过饭决定不走了，就住在团招待所。都夜里十二点了，突然司机叫起来，说受不了了，蚊子不仅叮他的肉，喝他的血，还往他鼻子里、耳朵里钻。那位领导没办法，看来也是被蚊子咬得挺不住了，和司机收起东西开着车走了。还有一次我妻子去看我，傍晚去厕所解手，解完手一回屋就哭起来，嚷嚷着要在屋里备个便盆，说再也不去厕所了。原来就在她解手的那一小会儿里，蚊子已在她屁股上叮了几十个大包。
其实蚊子的出没是有规律的，这就像任何事物一样，只要掌握了它的规律，就没有战胜不了它的办法。我们团的蚊子大都是天快黑的那个把小时里出来，它们知道这个时候人们都吃饱了饭，喜欢在外纳凉，它们就乘着这个时机也饱餐一顿。我的做法是，尽量避开这段时间出门，如果出门，也是把胳膊腿捂严，所以我几乎没觉得蚊子在我的生活中，对我有什么干扰。至于深夜还被蚊子咬，那是白天没把屋里的蚊子赶尽杀绝。那位领导对不起，那天是我太高兴了，有些激动，多喝了两杯忘了打蚊子了，责任在我不在您。
其实让我心里别扭的是有太多的癞蛤蟆。每年春夏阶段，癞蛤蟆多得防不胜防，先是小的指甲盖那么大，最后长到有小孩巴掌那么大，一跳一跳的，满地跟下着雨点子似的。只要感到脚下一软，准是踩到一只癞蛤蟆，而且很快一股特有的癞蛤蟆尸体味就窜入你鼻子，那种味道说不上臭，当然更不是香，就是一种很浓的、热热的、有点挠人心里痒痒的简单的动物内脏味。可能很多人对那种味道不以为然，但我不喜欢那种味道，感到疹人，从内心里拒绝。所以我平时走路总爱低头，是避免脚下一软。房间里也是癞蛤蟆的乐园，每天下班回来，我都能见到一些癞蛤蟆在屋内空地上蹦蹦跳跳，也不知它们在干什么，总是蹦蹦跳跳。有时我想，它们在屋里能吃到什么呢?它们一副快乐的样子，却不知道我不快乐。于是我就拿着扫帚和铁锹在房间里搜索，将床下、门后、沙发底下的癞蛤蟆清除干净，然后将门紧紧关住，不留一点缝。其实白天房门都是关得很紧的，不知它们是从哪里进来，小的癞蛤蟆挤一挤进来了，还可以理解，虽然团场的房门做得并不严丝合缝，但也不至于巴掌大的癞蛤蟆还能进来，简直使人不可思议。有时我想，人的伸缩能力是非常强的，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癞蛤蟆又何尝不是如此。世间万物都是大自然的杰作，大自然赋予它们的功能不会相差甚远。
词典上说，蛤蟆是青蛙、蟾蜍的统称，两栖动物，身体表面有许多疙瘩，吃昆虫、蜗牛等小动物，对农业有益，通称癞蛤蟆。其实它是有益的动物，尤其在以农业种植为主要生产任务的团场，它的有益作用更显得重要。看来我对癞蛤蟆的态度，是方向性的错误。
黑
在团场几乎见不到皮肤稍白些的人，从团领导到普通职工，一个赛一个黑。开始我有些想不通，机关科室干部不常下地，脸应该白些吧，错!脸黑。学校的老师、医院的护士整天在房子里，不应该黑吧，错!也黑。我刚去团里那天，机关开会，当团长政委把我介绍给大伙，我站起来欠身以示礼貌时，就听到身后有人小声说，别看他现在白白净净，一个星期后保准和我们一样黑。
我没去过非洲，但见过黑人，那才叫真正的黑呀，黑得发亮，黑得渗油。那是黑种人。我们中国人是黄种人，黄种人我理解就是比白种人黑些，比黑种人白些，就是不白不黑的人。我常年居住在城里，其实城里人在我看来大都很白，尤其那些大姑娘小媳妇，自得透明，嫩得一掐都要冒水。而真正的白种人，那些欧洲人，你仔细看，并不十分地白，那白里有些红，红上还有些微黄的细毛，几种颜色杂在一起，叫人看上去说不出是什么肤色，并不耐看。
南疆的四月，正是庄稼苗露头的时节，那些天我跟着团长政委经常下地，一走就是半天，球鞋里灌满了土，脸上身上全是土，浑身累得一点力气都没有，回来床上一躺，洗脸吃饭都动不了身。我在心里暗暗佩服上级党委，机关里的白面书生们，不在地里滚爬几年，就别想有什么作为。这才几天你就受不了了，团场的人们长年累月、几十年都这样，那人家还活不活了!
好在很快我就适应了。一天一位连长见到我，说我的脸吹得跟他们一样黑了。他说吹，不说晒，风把脸吹黑了，不是太阳把脸晒黑了。我回到屋里用镜子一照，果然黑得可以，而且黑肤色上还有一层细碎的干皮。这下我走在团场，举着一张黑脸，算是～个真正的团场人了吧。有一次我回城探亲，陪妻子上街，走在街上妻子离我远远的，不肯靠近，她是嫌我黑、土，不像个城里人。还有一次，上级组织部门来人检查我的工作，一见面，说你怎么黑得像个刚果人。我心里喜滋滋的，他们这是在表扬我呢，我就是要拿一张黑脸给他们看，看他们谁还敢说我是一个白面书生。
人间的事物充满了辩证法，黑看久了，还真正看出了美。黑里有很多的健康、美丽，黑厚实、牢靠、有分量，跟肤色黑的人打交道有一种安全感，骗子大多数是肤色白的人。后来我对肤色黑的人，怎么看怎么顺眼，你说怪不怪。
尘土
在我小时候的记忆中，农场就是一个尘土的世界。每天都有风，风一来地窝子里全是土，桌上、床上、人的脸上灰白一层。母亲手拿抹布不知道擦哪里，哪里都需要擦，哪里都可以不擦，尘土就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偏远农场连队，一年半载见不到一辆汽车，偶尔团领导下来检查工作，卡车后面扬起的灰尘能遮住半个天。农场扬起半天灰尘的情况还有两种：一是羊群走过，羊群的前面干干净净，羊群的后面半天灰尘，灰尘厚得就像一张黄色毯子挂在半天空；二是沙尘暴的来临，那时没有沙尘暴这个词，只是说黄风来了，黑风来了。当黄风来临之际，半个天边一片黄色，好像泛滥的洪水从天上压来，速度之快，从你发现到跑进地窝子里，稍微动作慢点，就会被黄风的洪水淹没。黑风则更恐怖，半个黑天远远地压来，就觉得世界末日来临。
这些都是儿时的记忆。现在的农场林带多了，庄稼地多了，建筑物也多了，不会再有那样恐怖的自然现象。但是农场的尘土，依然使我心存芥蒂。一次我跟政委下地检查春播，从一号地检查到十 一号地，整整走了半天，累得我连往回走的力气都没有了。地里的路是虚土的路，是软路，每走一步都要耗费在硬质地面上走路的好几倍力气。而且脸上身上全是土，鞋里灌满了土，点棵烟，一咂巴嘴，嘴里全是土腥味，烟把嗓子呛住，吐口痰，吐出的哪里是痰，分明是泥巴水。从那以后我尽量不走路下地，要么骑自行车下地，要么坐摩托车。说起骑自行车下地，有一次经历使我丢尽了人。那是我刚到团里不久，团领导分工，一人分管一个连队的田间管理，我被分在了二连。那天下午，我说我去二连的地里走走，看地里的机耕作业达到要求没有。怎么去呢，团里规定不准坐车，那就借辆自行车骑着去吧。路上土有半扎厚，车轮压在土上，只见辐条不见轮子，结果是骑到半路，我再也没有力气往前骑了。晚上二连连长找到我，说你下午去师里开会了?我说没有啊，他说那我在地里等你一下午，也没见你去。我只好笑笑，说明天一定去，坐你的摩托车去。
树
团场的基层干部，那些连长指导员们，身后都得有一棵树，不是棵大树，也得是棵够粗的树。否则，你这个官是很难一直当下去的。如果团里的两个主要领导相处融洽，问题还不算复杂，游刃的空间比较大。如果两个主要领导矛盾较深，为了谁说了算争来斗去，那底下的基层干部可就受苦了。跟着这个，那个心里记恨你，专门找茬收拾你；跟着那个，这个心里不舒服，等着你脚下一滑，把你埋进坑里。所以你要百倍地小心，工作既要搞上去，关系也要摆平，摆不平你的官运就算到头了。即使如此险恶，你还得靠上一头，靠上一头你的运气一半对一半，一头都靠不上，那你的运气几乎等于零。因为你根本就在圈外，没有人会注意到一个圈外人忙碌的身影，你的努力等于没有努力。所以身后有一棵树，对一个想过好日子的人，是太重要了。两个主要领导，那当然是大树，一群副职，也都算够粗的树，虽然这群树中的每一棵实际粗细并不一样，但都算得上不细的树。能靠上这其中的任何一棵树，都算是有本事、有运气的。
我一直不懂得这里边深藏的道理，或者说一直不太在乎这里边的关系，我想凭我的努力，凭我想为团场、为职工尽一份绵薄之力这样一种朴素的人生态度，总会做成一点点事的。可是书生气在我们这个古老国度的很多地方，是行不通的。有一次我到一个连队检查工作，那个连队的会计是刚从内地来支援兵团建设的一名大学毕业生。我发现那个会计的单身宿舍里，除了一张床，几乎一无所有，连一张读书写家信的书桌都没有。当时我心里很难受，觉得我们当领导的对下边群众的生活，关心得太不够了。我当即拿起电话找建筑连连长，让他安排木工班，尽快为这个会计做一张简易书桌，哪怕像学生课桌一样的小书桌。连长满口答应，语气像崩豆一样爽快。我握着那位小会计的手，说过几天你就会有一张书桌了。小会计感激涕零，说了一堆感谢的话。
大约一星期后，我碰到那位小会计，说你们要安心工作，生活会慢慢好起来的。并顺便问起书桌用着还满意吧。可小会计说，没有书桌啊，没人给我做书桌啊。我有点生气，回到办公室给那位建筑连连长打电话，并说出那张书桌算是我买的，两百块钱够吗?我付钱。那位连长还是态度很好地满口答应，只是说木工班的师傅出差在外，等回来一定尽快做好那张书桌。既然这样，我就再等。
因为工作忙，书桌的事不是什么大事，也就暂时放到了脑后。大约又过了一个月，有一天我突然想起书桌的事，拿起电话问那位会计。答复是：依然没有书桌。这一次我意识到了问题的复杂性，迟迟不做书桌，说明那位连长根本没把我的“指示”当回事，他的腰硬着哩。于是我开始打听那位连长身后站着的是哪棵树。这一打听不要紧，是一棵大树。怪不得他把我这棵树不当树，原来他身后有更粗的。于是，我通过“曲线救国”，让那棵大树发话。果然大树一发话，小连长跑得跟兔子似的，书桌做好了。
经过这件事，我看那些连长指导员们，还有科长主任们，都不是省油的灯，那一张张憨厚的笑脸后面，都蕴藏着无比的力量，你想随意拨拉哪颗人头，那是门也没有，即使你的出发点无比正确，那也得小心从事才是。
农工的日子
农工的日子是贫穷的。贫穷和不贫穷是相对的，是经过比较才有结论的。如果拿我跟大款老板比，那我是贫穷的，如果拿我跟农工比，农工的日子是贫穷的。
连级干部以上家庭的日子过的是比较好的，客厅里有沙发，有茶几，彩电冰箱等家电基本一应俱全，而且床上用品、卧室厨房都比较讲究。总体上讲，科室领导比连队领导还要好些，团领导那就更好些了。
可是农工的日子过得就不好了。我有时在晚上，带着行办主任到农工家走走，搞些调研，发现农工的日子比我在城里想象的还要贫穷。我问你们吃过饭了吗?他们说马上就吃，饭在锅里煮着呢。我掀开锅盖，看到的是清水煮菜叶，而且水面上没有一丝油花。这是夏天，如果在冬天，那是连菜叶也没有的，我问你们光吃面，没有菜吃也不行啊。他们说有菜啊，那盘蒜苗每天剪一点就是菜呀。我顺着手指的方向看去，一盘蒜苗已基本看不到蒜苗了。有一次我看见一位农工端着一碗拉条子吃得津津有味，我说你光吃白皮面，菜呢?他举起左手，手指间夹着一粒蒜瓣，说这不是菜嘛!我说是你拌面的菜，不是指蒜。他说这就是菜啊，蒜不是菜是啥?口气里的意思是你连蒜是菜都不知道吗?说完他又大口地吃起面来，并咬了一口蒜瓣，那样子是他在吃天下最美味的饭食。我就在想，团里种粮种经济作物，也种菜，他们怎么就不吃菜呢?长期不吃菜，营养不均衡，是会影响身体的，干农活不就是靠一付硬朗的身体嘛。后来我才明白，他们不是不爱吃菜，是舍不得花钱买菜吃，他们把有限的那几个钱合理分配，用在他们认为最该用的地方，菜嘛又不管饱，吃多吃少甚至不吃，都没关系。好在团里的粮食作物是以小麦为主，白面是有保障的。我几次听到团长在大会上说，面粉一定要管够，就是赊账也要让职工有面粉吃。但有的家庭有时候还是揭不开锅的，往往这种情况只要团领导知道，总是要把连领导叫来很批一顿，赶快让那职工打个白条，到加工厂领面粉。有一次我回城，在单位里聊起这类的事，有一位年轻同志感到不解，说没面粉吃，吃大米嘛!他这句话使我沉默了半晌没吭声。
农工家里的摆设也很简陋，有些家庭基本没桌子，没沙发，没茶几，也没电视。有一次我在一家看到三个小孩坐在地上，趴在一块水泥板上写作业，瓦数很小的白炽灯挂在高高的房梁上，微弱的光线基本照不到课本上的字。还有一次我看到，一家人睡的床上铺的是麦草，连一张完整的床单都没有。我还注意到，农工家里的地面，基本是泥土的地面，坑洼不平，而干部家里的地面基本是砖地，或者水泥地面，有些还铺了瓷砖。了解到这些，我的心里是很难受的，我不知道怎么去解决这些困难，在一些会议上我提过，但领导们都了解这些情况，而且比我掌握得具体、深刻得多。于是书生气和良心促使我做一些别人看来很可笑的事，比 如一位我熟悉的职工病了，也不是什么大病，只是拉肚子或感冒，我会买二斤腊肉去他家里看他；比如在春天我会买一群小鸡崽，放在某位职工家里养，说等这群鸡长大了，一半归你，一半归我，我就不出饲料钱了。其实我再也没去过问那群鸡，我就是想送他一群小鸡崽；比如元旦，新年伊始，我会把团里那些从内地新来参加工作的大中专毕业生们，叫在一起吃一顿饺子，让他们感到，虽然在戈壁滩上种地，但戈壁滩上也是有温暖的。我知道我的这些举动无济于事，而且还会使一些人心里不舒服，但我还是这样做了。
当然，这些都是十年前的记忆了，如今农工的日子肯定好过多了。
团领导
在团里，团长说话是绝对算数的，团长管生产、管经营，还管批钱，团长的权力是绝对地大。如果政委是党委书记，还可以在某些方面进行抗衡，比如主持常委会，比如调整干部等等。如果团长是党委书记，政委只是副书记，那政委绝对就是个受气的小媳妇。如果团长政委两个正职团结搞得好，宏观思路和具体措施都能想到一块，那这个团就算幸运了，老百姓们就算有福了。但现实往往不是这样，大部分团场两个正职的合作都是不尽如人意的，不是你掐我就是我拌你。这样一来，一群副职可就难办了，到底听谁的，跟谁走?这是一个非常具体、又非常难以抉择的问题。站在这边，那边以人划线，你的日子不好过；站在那边，这边认为你跟他过不去，你的日子同样不好过；哪边也不站，谁对听谁的，只对事业负责，对群众负责，那你可得小心，两边的眼睛都瞪得贼大，专抓你的小辫子，稍一不慎，你就掉进坑里，等你爬上来，黄瓜菜都凉了，你还想进步吗?下边的科室、连队就更难了，上边一团云雾，一下子看不清楚，不知不觉就穿上了小鞋，甚至被摘掉了乌纱帽。等你看清楚了，一道道悬崖峭壁吓得你只有浑身哆嗦的份，哪里还有胆量顾及其它，顾及生产和业务。因此只有少数聪明人能在这滩水中小心翼翼地游着，而不被淹死。人们常说，三分精力用在工作上，七分精力用在关系上，还真是道出了基层干部们的生存真谛。所以我说，从农工干起，一步步走上团领导岗位的人，那是相当了不起的人，他的能耐决不是我们这些平常人能够想象得到的，所以上边选拔干部，首先向基层瞄准，那是很有道理的。
在团场，时常可以听到团长在办公楼内大声训斥某一位下属，声音震得楼内嗡嗡响，而政委很少有这样的表现；在团场，时而可以看到团长在地头大声骂一位农业技术不过关的农工，一般他是这样骂的：妈了个X，连水都不会浇，滚回你的老家去!而政委基本不骂人，职工哪不对了，批评一顿，严重的也只是严厉批评一顿；在团场，多数团长是脾气暴躁的，容易发火的，经常在一些场合双手叉着腰，颐指气使，像一个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而多数政委是脾气温和的，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虽也经常单手叉腰，指挥若定，但让人看着就是觉得底气不足；在团场，副职们也是经常发火的，但正职一定不在场，如果正职在场，副职一定快快地把火递给正职去发，就好像事先商量好的，配合得默契无比；如果两个正职同时出现在一个场合，而这个场合必须要有人发火，那一定是团长发火，政委做安抚工作，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也是配合得默契无比；如果两个正职在一起，还有一些副职们，要研究一些工作，那多半是团长说得多，政委说得少，而多数人会看着团长的脸色说话，顺着团长的意思说下去；如果团长出差，比如上师部开会了，政委在家里决定了一件事，这件事决定得不合团长心意，那团长回来是要骂娘的，即使不骂在当面，也要在其它一些场合骂一骂娘，或者把骂娘的意思换个其它什么骂出来；在团场，政委的话到了计财科、生产科，就像微风飘过一样，实际掀不起什么波浪，而到了组织科、宣传科，那刮风就是刮风，下雨就是下雨，灵得很，而团长不管到了哪个科，都灵得很；如果上边来了领导，或检查工作，或路过看看，不管脾气多暴躁、多爱发火的团长，脸上都会堆出灿烂的笑，声音跟水一样柔和，并陪在领导身边不断地点头。政委当然也是这样，副职们那就更不用说了。不过这种场合，多数副职们不会在场，因为他们还要安排地里的事、加工厂的事、学校的事，等候领导去检查，管机关的副职还要安排饭，因为中午快到了，在酒桌上那是联络感情、加深印象、得到暗示的极好机会。
我也是有不少社会经验的人，活了半辈子，见过的人经过的事，也是形形色色五花八门，但团场这盘棋的布局，各类棋子的走法，着实令我大开眼界。凭良心说，凡是能到团领导这一级的干部，论个人素质都是不低的，否则上级组织部门不会把他们提拔到这一级岗位上来。虽然他们特点不同，有的善经营，有的生产懂行，有的政治理论水平高，有的协调能力强。如果优势互补，形成合力，能捆在一起，那这个班子一定会形成很强的战斗力，无往而不胜。如果一群水手各划各的桨，或者向不同的方向用力，那这条船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