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螺沟森林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磨西镇境内,是目前我国仅存的生态最为完整的原始森林…… (一) 车发海螺沟。我坐在车的尾部,绕山而行的时候,我是以仰视的角度观察那些树的。那些树似乎就长在我的脸上,它们巨大的根部擦着我的脸颊,痒痒的,犹如一副副长了千年的胡须。那些密密麻麻的树,遮天蔽日的树,几个人环抱不住的树,和奇形怪状叫不出名字的树,一起构成了视觉的盛宴,中击着我们这些从内地来的人。
我是个特别喜欢树的人,但凡树,无论名贵,不论大小,只要它以树的姿态出现,我都莫名的喜欢。我会对着一个从没谋面的树,绕树三匝,穷神凝眸,行注目礼。在树允许的情况下,我会轻抚其干,握其叶片,就像执友之手,说些含糊不清的话,那些话或许连我自己也不明白,但那些树却能听得懂,它会沙沙作响一番,回应我的热情。有时我想,我是不是得了一种病,这种病或许叫恋树症。患者的临床表现就是须臾也离不开树。倘若在没有树的背景下生活,人会极度焦虑和恐慌。
我想我就是这样。
在欧洲旅行的时候,最羡慕的不是人家物质生活的富足,而是那俯仰皆是的森林。车在高速公路上奔跑,多是在树的长廊里穿行。我仔细观察过欧洲国家的林带,不管是乡间还是城市,它们大都呈现出球形的立体状态,你在任何一点往纵深处嘹望,那是无论如何也看不透的。不像我们公路两边的树木,是片状的,单薄的,疏可走马,却少有深不可测。一个西方学者说:“树木是一部活的文明史。”我同意这种说法。在一个极度缺乏树木的国家,文明程度说破天也是有限的。在我有限的阅读中,我知道古时我们并不缺树。《诗经》里就多有树的描写,“南有楞木,葛累之”,“山有乔松,隰有游龙”,“山有枢,隰有榆”,“山有栲,隰有扭”等等,可见古时我们实际上是多树的国家。
造成我们缺乏树的罪魁祸首应该是一把斧头。据说,中国对森林的砍伐是伴随着农业文明的诞生开始的。远古时,长江、黄河流域几乎全部覆盖着茂密的原始森林。不知起于何时何地,有一个人手提斧头走向了森林,于是古老的砍伐开始了。随着“即破我斧,又缺我爿斤”,一片片的森林倒了下去。这些倒下的森林为封建社会的隆起提供了能源支持。“蜀山兀,阿房出”,历史上著名的阿房宫建筑群所用的木材就出自湖南、四川的天然森林。东汉时期,光武帝刘秀向西北大批移民,修建城郭和民舍所用的木材多是从六盘山和子午岭采伐的。董卓胁迫汉献帝迁都长安,建筑宫殿所用的木材取自陇山的森林。北魏统治者建都洛阳,大量木材均来自吕梁山。明代时,皇室动用十万人众在湖广江浙一带采集优质木材,据史料载,此时内陆各省可供采伐的山林已所剩无几。有清一代,随着南方林木的枯竭,北方的森林已经开始大量砍伐。宋代的童贯是有名的奸臣,但他在植树造林方面却是大大的功臣。在他执掌军权的时候,宋朝与辽金接壤的边境,全部遍植松柏桑榆,以代替烽火哨马,几十年下来,包括现在的北京一带,多是林海涛鸣,大树参天。但明清之后,这些山林通通不见了。1947年,长江流域的森林仅剩8万多平方公里,覆盖率不足5%,黄河流域森林的覆盖率几乎等于零。新中国成立后,除了兴安岭外,我们几乎没有像样的森林。1956年,在一个公开场合,我们的林业部长无奈地宣布,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光秃秃的丘陵”。但是,我们仍然没有停止砍伐。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砍伐树木,国家成立了森工部,全国各地相继成立了林业局,最初的动因并不是植树造林,而是用于采伐木材的管理和审批。于是又有更多的人涌进森林,对森林进行最后的砍伐。到了20世纪末,传说中的原始森林已近绝迹……
(二)
或许人是由猴子变的,这些年,失去树木的痛苦开始在人们身上有所反应。听说有人一掷十万数十万元去广置名木古树,为其豪宅点缀,以续福荫永驻之说。一个城市,尽管很现代了,但因缺少树木,总觉得心里没底,人类的生物特征似乎无法完美地呈现。因此,许多城市想来奇方妙法,将山野的树木大批“移民”,某南方城市就有十万大树进城一说,东北某省会城市还设有大树进城办公室等等。岂知山野的树木原本无多,这种强制“移民”的做法往往会给树木带来新的厄运。俗话说,人挪活,树挪死,那些大树活在山林几十年,上百年,已经熟悉了当地的气候、土壤,现在把它们突兀挪走,它们当然会很不情愿。正因如此,大树进城的成本非常高,效果却适得其反。这情形颇像近年来流行的头发移植,倘若一个人内分泌失调,仅仅靠移植稀疏的头发栽在光秃秃的脑袋上,怕还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我们应该承认这样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砍伐树木曾经创造了农业文明,但过度砍伐却破坏了所有的文明,它的直接后果就是人类环境的彻底破坏。倘若人类无法在这个星球上生存,所谓的文明又有什么用呢?
笔者曾经到过许多地方,看到过当地的所谓的“原始森林”。但从植物学角度来看,它们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原始森林,有的只是次生林或新生林。但在甘孜州的海螺沟,我却看到了真正的原始森林。
车停下来了。人们纷纷下车,掏出相机留影。而我却利用这点时间端详那些树。从我所在的角度往上看,那些像古希腊雅典城柱一样屹立的是高大的松树,它们一排排站在山巅,绿色的树冠连在一起,在风中摇出波涛的韵律。它的更高处似乎是云杉。它们多半隐入云雾中,只有悬挂在树身上的藤本植物闪动着寂寞长柏,召唤着过往的旅人。在松树族群的旁边是葱茏的阔叶树,有几株桦树伸长着秀美的脖颈在风中吟唱,还有一株巨型的木兰,全身披挂着苔藓缀成的盔甲,似乎背对着我们正准备盛装出场,而它身边的一株白辛树则树干闪闪发光,叶片璀璨晶莹,像一个干干净净的小姑娘。从它们的视线下移,我看见几棵树像轩昂的骑士沉默在那里,我突然意识到这就是传说中的红豆杉,一种远古第四纪冰川遗留下来的古老树种,在地球上已有250万年的历史。现在,它们平静地接受着人们目光中的梳理;相反,我却因为认出了它们高贵的出身而变得有些手足无措。紧傍山道的是藤本或灌木类植物,那真是“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萋萋”,杂乱铺陈中,有许多叫不出名的花和通红的浆果闪烁其间,令人目不暇接。从我所站的位置往下望去,紧挨道路的是一株体形硕大的黄慵树,它慵懒地靠在路的一侧,宽阔的脊背似能驶过一辆越野吉普车。它已经很老了,枝叶凋零,如一个垂暮之人沉浸在过去的往事里。在下方的这片林海里,我一眼认出了躲在叶脉间谦恭的家乡树――来自北方的榆树。虽然我知道榆树是一种女性树种,但它能在西南高原上扎根,仍让我惊讶不已。榆树的繁殖主要靠它的碟状翅果,每一粒成熟的种子就像等待受孕的女人,它们乘坐着如阿拉伯神话里的飞毯,张扬着扁平又干燥的翼翅随风飘荡,飞累了便任意着陆,只要合适,就生根发芽。我想象这些榆树的老家可能在大西北,它们蛰伏在干燥而寒冷的沙尘里,突然有一天,温暖的季风把它们吹上了天,在滚滚沙尘里一路南下,南下,在这里,终于被横断山脉所阻隔,降落在海螺沟,成为这片森林里唯一有着“北方口音”的少数民族。
(三)
在密林的一侧,我还看见了树的墓地。这是一群上了年纪的树,它们一律那么老态龙钟,那么体形粗大。它们的肤色发黄,生命正在离开它们,有的实际上已经死去,但它们全都显得从容又安详。在内地,习惯了树的被砍伐被杀戮,大多数的树是非正常死亡的。而一旦看到树也会有尊严地死去,也会自然死亡,便觉得不可思议。这片死林有几亩大,一株半截枯树矗立在前,宛若一通墓碑。我只觉得震撼,却没有伤感。因为这片死林实际上成了最炫目的风景。一些附生植物爬满了死树的躯体,苔藓、藻类、蕨类植物择树而生,竟一股脑儿蓬勃生长开来,有的给树披上了一件披风;有的怒发冲冠,引来鸟雀在上边坐窝;有的干脆反客为主,在宿主身上又发出另类的新芽。或许这是一些树生前曾有过的梦想,它们的浪漫情怀被寄生植物们很好地写意出来,是一幅幅最美的挽联慰藉着树的亡灵。在这片死树的下方,草木格外葳蕤,新生的树种,已然比肩,自然之手在死与生之间不露痕迹地协调着,转换着,生生不息,永无休止。在草木空旷处,裸露的山地被地衣化了装,铺陈出五彩的韵律,在阳光到达不了的地方,它们给周遭讲述着阳光的故事。
(四)
海螺沟旅途的重点是坐缆车去看贡嘎雪山。我所看到的森林景致只是半山腰的一个点。在整个植物群落的垂直结构里,海螺沟原始森林就像挂在大山上的一幅巨型壁画,我看了半天,也只是这幅巨画中的一小块。我不知道是否有人完整地看完这幅画,如果有人完整地看过它,那他一定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康巴的山河是一种慢”,一个文人曾这样说。我喜欢这句话。具体到海螺沟森林,我的感受是咫尺百年。在故乡原野一眼望去,若干里外的物什尽收眼底,阅读的感受是平白与表浅。而海螺沟森林却不同,佶屈聱牙,艰深曲折,但却耐人咀嚼。阅后的心得当是一部经典的古文。贡嘎山号称蜀山之王,相对高差达6556米,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和自然气候,造就了生物气候分布的多样性和垂直变化。这是一部可视性极强的生态景观,它会集了从河谷亚热带到高山永冰带7个气候和生物带谱,植物种类达到4880余种,野生脊柱动物达到400余种,被国内外学术界称之为“世界物种基因库”。在这里,真正是咫尺百年,仅仅一米的阳光,生物史就会重新书写。
车继续向终点驶去,我躺在车尾,依然看那些长在脸上的树。我突然想到一个新学的词:“可进入。”甘孜州委宣传部的一位同志介绍贡嘎雪山的冰川时这样说:“海螺沟冰川是亚洲同纬度冰川中海拔最低,面积最大,可进入性最强的冰川。”这个“可进入”的词给了我强烈的印象。
海螺沟原始森林该怎样“可进入呢”。
说起了“可进入”,除去我们这种纯粹旅游观光的“可进入”,历史上有没有另外的“可进入”方式呢?比如说怀揣一把斧头。我要说的是,那把斧头几乎横扫了全国的森林,为什么海螺沟森林独一幸免呢?历史上所说的“蜀山兀,阿房出”,可见砍伐者曾经来过这里,那么,是什么原因终止了他们的脚步呢?有人说这里关山阻隔,天路迢迢,这或许是一个理由,但绝不是让人膺服的唯一理由。六盘山和子午岭的高度并不比这里低多少,同样遭到了灭绝性的砍伐,大兴安岭再高,也没有挡住砍伐者的脚步。
(五)
我的故乡远古时期也是多树的。《诗经》里那些描写树的诗,有多半来自我的故乡。但它却是怀揣利斧的人最早“可进入”的地区。经过世代砍伐,千年古树几近绝迹,到了我们这一代,除了见过嵩山书院里的两株汉代的“将军柏”之外,别的再也没什么了。我上小学的时候,小学操场上有一棵很大的银杏树,七八个孩子环抱不住,有老人说它的树龄至少有500多年了。文化大革命的前一年,这棵树被砍掉了。我亲眼目睹了它被砍伐的全过程。砍伐者对其焚香磕头,拿着点燃的黄表纸绕树三匝,口中念念有词,似乎央告树上的神灵赶快搬迁,又似乎在推卸砍树的责任,说砍树事与他无关,实在是迫不得已云云。然后就开始了砍伐。他们使用的工具是锯和斧头,锛子和铁锹。砍伐整整进行了三天。此间,我曾有时间和这棵树独处。放学了,我借故走在最后。我来到这棵将要失去生命的大树前,轻轻抚摸着它累累的伤口,含糊不清地说些安慰的话。大树哭了,我看见它汩汩流淌的眼泪。此时它的枝丫已悉数砍断,就像古代秋季问斩的犯人被削去长发一样。它矗立在那里,已没有树的模样。那些枝叶杂乱地铺在它的脚下,树上的鸟窝就像一只破碗倒扣在地上,里边的鸟蛋已经摔碎,有黄黄的汁液溢出……这本来是一个家,大树、鸟窝、鸟蛋、小鸟,还有神仙,它们曾那么快乐地住在一起,但现在它们通通没有了,我伤感地抱着大树哭了……
第三天下午,那棵大树终于倒下。我在教室里听到了砍树人急促的喊叫声,循声望去,见那棵大树已斜在尘埃里,一枝残留的枝丫手臂一样向我急速地摇摆着,就像跟我作最后的诀别,随着“轰隆”一声大树倒地,我的心被东西猛扎了一下,此时,我已是泪流满面。
或许在这时,我就得了那种病,一种名曰恋树症的病。
故乡是诞生农业文明的试验田,整个黄河流域似乎都是。现在,它们变成了一篇寡淡的白话文,不管是在生物学意义上还是植物学意义上都是。我阅读着它们,眼前浮现着我童年认识的各种树的形象:槐树、枣树、梨树、杏树、松树、柏树、柳树……它们像我童年的玩伴,即使数过来,也超不过50个树种。我认识的农作物亦是小麦、大麦、高粱、玉米等等,仅仅10余种。面对一些鸟类和动物的知识则更少得可怜。农业文明就像是一副巨大的杀虫剂,它只对农作物有用,而对其他的生命样式则是严重的戕害。在以千公里计的大平原上,植物和生物的数量急剧缩小,生态系统单薄得像一张经年的旧纸,脆弱得提不起来。一个外国学者推断,在自然状态下,过去两亿年中,大约每27年就有一种高等植物灭绝。随着人类活动的增加,现在物种的灭绝速率是自然状态的1000倍。
我不知道人类在什么样的环境中能获得较高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我唯一能确定的是人离不开绿色,离不开多样性的生存环境。我们在谈到生物和植物的多样性时已没有能力支配我们的想象,我们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仅就苹果而言,我们人类曾经使用过7000多个品种,而梨子则有2683个品种,毛泽东曾说过的若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必须要亲自尝一尝,而此梨非彼梨,如果他老人家知道仅仅100多年前,人们品尝梨子时还面临那么多的选择,估计他这段话或许就要修改。这项统计是美国农业部在100年前公布的,到了1903年,在过去100年间,美国人曾经使用过的苹果品种已有86%丧失,梨的品种已丧失88%,蔬菜品种已丧失96%。这100年正是美国运用工业文明的成果促进农业大发展的时期。据说人类有农业以来,曾种植过几千个物种及更多的物种,而现在仅仅剩下100多个品种……发达的美国农业为美国人提供了享用不尽的谷物,同时又以农业文明剥夺了别的弱势作物的生存。而且这种优势一旦建立,特别是在一个有影响的大国内发生,对生物和植物的多样性世界来说无疑是一场灾难。随着少数高产品种的被推广,紧接着便是几十个传统的农作物品种被淘汰,随着这些所谓的先进农业技术走出国门,第三世界国家的多样性环境也相继被摧毁。据上世纪末的一项统计,说现在发展中国家,52%的小麦、54%的水稻田和51%的玉米田都种植了高产品种。这消息实际上在给我们透露出另外的信息:发展中国家有一半以上的农田将失去多样性的传统物种。植物生物学告诉我们,每一种植物背后与之发生固定联系并共生共存的生物大约有10至30种,倘若该种植物丧失,与之维系的生物便找不到“家”,植物生物学称这种现象为“丢失”,这是类似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一种生态悲剧,它们往往发生在旷野,不常在人们的视域,但它却真切地发生并真实地影响着人类的生活。用少数高产作物来换取一时的温饱,却永久性地丢失了多样性的生态环境,这可能是远比饥饿更沉重的代价。一个外国专家指出: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新栽培品种和农业新技术在第三世界国家推广应用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因为基因中心往往在第三世界,由基因中心产生的材料里繁育的栽培品种,又传回原产地,从而造成了原品种的破坏,结果开始形成一种“遗传腐蚀”过程,如此下去,所谓的“多样性中心”将不会存在了。
(六)
有史料显示,从汉唐始,农业文明的光焰已开始在藏区照耀。文成公主进藏时,除了大量嫁妆外,还特地携带了种类繁多的谷物种子和《艺林三百六十法宝鉴》、《工艺六十法》等书籍,她的随行人员中甚至还有铁匠、石匠、木匠,当然,陪嫁物件里少不了那把砍树的斧头。
我一直想象着这样的场景,倘若跟随公主的使者举起斧头该怎样应对?作为天国使者,在内地砍树是不需要理由的,即使藏区不允许砍树,但公主带去的稻米该怎样煮熟?碧螺春和毛尖茶该怎样煮沸?总不能将牛粪当成唯一的火源去烧制宫廷盛筵吧?这样想来,那把斧头的举起似乎就不可避免。而一旦举起,这种自上而下的砍伐,就会出现我的故乡那样的后果――到最后一棵树也不会剩下。
但是,那把斧头终于还是没有举起来。
当我们去一座寺庙时,陪同我们的藏族朋友叮嘱我们,进门要先迈左脚,禁止衣履不整或戴帽进寺,吃大蒜后不能去拜佛,不能逆时针转佛塔,晋佛时,切勿伸手指指点点等,不仅如此,即使天上的星星也不能乱指的。每个星星就是一个神灵,你用手指,会得到诅咒和惩戒……
禁忌的隆起如一座城池。
于是,我们全都变得小心翼翼谨言慎行起来……
把自然界的万事万物都赋予灵性,这是藏族原始宗教――苯教的基本教义,在这种宗教精神笼罩下,山为圣山,水为圣水,湖为圣湖,树为圣树。这种精神甚至推及到甘孜地区藏民村落的一些村规、村约甚至法规条文。比如理塘县某些地方过去就颁布了保护神山、神树和动物的规定:
不准挖神山、砍神树,也不准越界到其他辖区砍柴。上神山砍柴的要罚藏洋12至30元;越界砍柴的除罚藏洋10元外,还得退出所砍的柴,并没收砍柴斧头和绳子……
在别的县份,有的干脆规定不准除草。有的规定除草不准用工具,只能用手扯杂草。因为苯教认为,即使是野草,或是一块石头,也是有生命的,它们曾被神灵所命名,或许就是某人或物的保护神。将我们视为草芥的东西赋予人类平等甚至高于人类的价值,对人类膨胀的欲望加以限制,主观上给予修持,客观上却保护了植物和生物的多样化的世界,我不知道是不是人类智慧的一部分,这似乎远比我们破坏了自然环境之后再反思保护来得聪明得多。
我似乎明白了那把斧头何以在这里变得锈迹斑斑了,这里的森林有禁忌文化的铠甲,所以才能幸免。我想,一个民族如果缺失敬畏之心就会忘乎所以,一忘乎所以,紧接着就是为所欲为。在当下内地的文化词典里,有关敬畏和禁忌的词条已渐行渐远,甚至付之阙如。我们的教育是天不怕,地不怕,是敢上九天揽月,敢下五洋捉鳖。我们在这样的思想洞穴里踽踽独行,将学习来的知识化做一柄洞穿自然的利刃,将获得的科学技术当成杀伐途中探路的火把,人们都像战士仰望军旗那样目光炯炯,与自然相处其唯一的目的就是征服、改造、利用……我们从来羞于提出与自然和睦,因为我们是万物之灵。
然而,这座仅存的原始森林为我们的优越感提了醒。
(七)
当我离开海螺沟森林许多天后,只要我坐在旅行车里,我仍然不自觉地在车窗上方寻找那些长在脸上的树。每当这时,我总会想起博尔赫思说的一个故事:一个人按照自然的真实比例画完了山水树木,等回眸一看,才发现那是他自己的一张脸……
我想,如果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个缺少树木的国度,那该是一张什么样的脸呢?
选自2010年2期《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