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蒂是我在波士顿扛时的第一个洋老板，30多岁，中等个，偏瘦短发剪得很有型。面试时她突然说起中文，让我一阵惊讶。 “以后还有更多让你吃惊的事情呢。”她国语说得字正腔圆。
那是一所三年制的社区大学，面向少数民族，尤其是亚裔。过去的头儿叫理查，汉学博士，招募了一大批会说国语或广东话的美国人，专为华人新移民进行双语教学。后来学校又陆续招了几个台湾人和大陆人，我是其中的一个(也是当时惟一不会说广东话的中国人)。因学校办得很有成效，理查被调到州教育厅主管成人教育，朱蒂接替了他的位子，我当时刚获得语言学硕士学位，接替朱蒂的“协调主任”一职，直接归她领导。
我正式上班的那一天，朱蒂突然以另一种“形象”出现在我面前。只见她站在办公室门前，扶着一对拐杖，我赶忙跑过去搀扶她，问她怎么了，她说她是先天性的残疾人，两腿时好时坏，病一犯就走路不便。我心里想，这大概就是她第一天所说的“以后还有更多让你吃惊的事情”之一吧。我没问她到底得的是什么病，既然她说是先天性的，恐怕也难以治好。后来我才知道她是暗示她的同性恋也是一种先天性的“病”，无可救药。
转眼到了秋天，我转到附近一所大学继续上学，并把夏季全工改成了长期半工。朱蒂对我工作很满意，也很高兴我能留下来，并为我办绿卡开了绿灯(工作时间算半工、福利待遇算全工)，后来的老板罗杰为我最终办成了绿卡。
波士顿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中等城市，没有像旧金山那样的同性恋大游行，也没有纽约火岛那么一个居住了大批同性恋的地方。我在波士顿住了七年，后来搬到洛杉矶，感觉两个城市有很大的区别。洛杉矶是一个很开放的大熔炉，什么样的文化都有，什么样的人也都有，虽然鱼龙混杂，但什么阶层、什么背景的人几乎一眼就可以看出来，种族歧视比较严重，但对同性恋却比较宽容。波士顿不一样，“单纯”多了，少数民族受到的歧视反而少一些，但同性恋却不受主流社会的欢迎，这些人要么待在非赢利机构，要么躲在学校教书。
我和几个老美新同事都有一个共同的“毛病”，就是不会说广东话，而学生大部分是说广东话的，所谓双语教学实际上是用广东话讲课，于是学校为我们办起了粤语速成班，由杰夫瑞教粤语口语，吉米讲解粤语句子结构。这两位都是公开的男同性恋(但不是一对)，很斯文，还有点女性化。杰夫瑞仔细讲解广东话的七八种声调，吉米在黑板上写中文句子，比较两种方言的细微区别。看着这两位老美在台上熟练地教中文，我坐在台下，一来觉得滑稽，二来为他俩叫屈。90年代初期的波士顿接受各种文化，表面上也接受同性恋，但实际上这种人还是很受歧视的。据说理查本人是隐形双性恋，所以“收留”了这些有性取向问题的“同志”。
后来这些老牌的双语美国老师因各种原因都离开了，新招的人一时都没学会广东话，双语学校几乎变成了单语学校。朱蒂一着急，噼里啪啦说起了广东话，比国语说得还流利。我还没来得及再次惊讶，就被她指着鼻子问：“你这个中国人怎么学得这么慢?”我说我长在江南，从未去过广东。于是她派山姆专门教我一个人广东话。
这位山姆是个犹太人，在台湾学了三年的国语，被理查“收留”后又学了粤语，国语说得马马虎虎，粤语说得怪腔怪调，刚开始我嫌他说的不标准，要找朱蒂教我，他也嫌我笨，说我的汉字没他写得好。我们常常吵架，把朱蒂逗乐了，“好好好，发音方面凡是山姆不清楚的地方，你直接问我。写字嘛，你也得学学繁体字了。赶快写信回家吧，说你现在跟着老美学中文。”
说实话，我以前做梦也没想到会大老远地跑到美国来学广东话、繁体字，而且是跟美国人学!在学校时，台湾教授教三、四年级汉语课，我只教一、二年级的，很简单，而且后来用中文软件教，写的机会越来越少。再说，来美国后虽然看报纸看会了繁体字，但写还是不行，朱蒂和山姆都比我强，令人惭愧。
朱蒂平时工作很忙，但一有空就和我聊天。有一次，她同我以及山姆聊了很长时间，印象中她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都很平淡，没有什么特殊的经历。她在大学主修语言学，学会了国语，也是被理查“收留”后又学会了粤语，她悟性高，语言模仿能力强，国语和广东话都说得地道极了。
两年后朱蒂转到一个女权机构工作，我和山姆成了好朋友。当时我老公在外州，但山姆一看上去就像个男同性恋，所以我和他接触没什么顾虑。他每天除了上班，不干任何别的事情，下班后也待在学校看看报纸。我问他为什么不交个朋友(我没敢直说男朋友或女朋友)，他说不知道怎样去认识人。波士顿那时的同性恋活动场所好像不太多。
我离开波士顿后，听别人说山姆实际上是个无性恋者，或者说是性倾向迷惑者一一在两性之间摇摇摆摆、犹豫不决。后来他居然和一个他教过的中国女学生结婚了，但不知这婚姻维持了多久，因为当他哪天醒悟过来发觉自己是真正的同性恋时，他会毫不犹豫地离开那个中国女人的吧。
我代替了一段朱蒂的工作后，就雇了罗杰来接替她的位置，于是罗杰做了我的顶头上司。罗杰很好奇地问我为什么我自己没有申请这个空缺，我说我正在办绿卡，不能为自己签字，谁接了朱蒂的班谁就得为我签字，罗杰爽快地答应了。
罗杰50多岁，做过教师，后来在一家出版社工作，辞职后搬到波士顿。他离过婚，有一个女儿在外地。罗杰从未公开承认他是同性恋，但没有女朋友，也没打算交女朋友，一个人住一套高级公寓，过得很自在。同事们都猜测他是一个隐形的同性恋。像他这样结过婚的“同志”真奇怪，不知他当初结婚是为了做做样子呢还是后来才发现自己是个同性恋而离婚的，我们都有点好奇，但他不多说，谁也不敢多问。罗杰后来升任市长办公室双语教学顾问。
我搬到南加州以后进入政府机关工作，认识了麦克，他的情况和罗杰基本相同，我才大致了解是怎么回事。
麦克非常聪明，得过化学博士和医学博士，做了20年医生后突然不想做了，转到政府部门来做医学顾问。我和他都属于同一个桥牌俱乐闻，每天中午，边打桥牌边聊天，他对自的私生不太隐满，不忌讳别人知道他是同性恋。
麦克医生结过婚、生养了两个孩子后离婚，然后才开始同性恋生活。麦克说他是为了不让母亲失望才娶了老婆，生了一男一女，总算完成了任务，对祖宗有了交代(有点类似东方人)，然后才离的婚。他前妻一点怨言也没有，大概是对他这个“丈夫”并不满意吧。麦克后来和一位越南男朋友同居了九年直到那人得病去世，此后他再也没有碰到合意的人，当起了“光棍”。我从麦克的闲聊中发觉到，同性恋也是重感情、讲专一的，不像电影和小说里所描写的那样随便和其他男同性恋胡乱交往。也许他是个异数吧。总之，麦克活得很健康。
同事中还有好几个男同性恋，但不是都像麦克这样公开。有一个人直到他母亲去世后才突然宣布自己是同性恋，而且还换了发型，好像解放了似的。他以前是怕他母亲担心才隐瞒的。
由于艾滋病的出现，人们对同性恋谈虎色变，大多数美国人都持保留态度，然而美国文艺界却对同性恋和艾滋病患者表示出强烈的同情。美国政府的态度也越来越宽容，在政府部门就业、升迁等雇主不得以性倾向为借口而歧视同性恋或双性恋者，这也就是为什么我现在身边有这么多同性恋同事吧。
接触了这么多同性恋，我一直感到困惑，他们的性倾向到底是先天决定、还是由于某些不同寻常的经历而“后变”的呢?医学家、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都做了大量研究，说法不一，见仁见智。美国很多家长从小就鼓励孩子交异性朋友，生怕他们长大了“变”成同性恋，但鼓励的结果是中学生就开始谈恋爱，未婚妈妈层出不穷，造成了另一个社会问题。还有的父母硬逼着同一性恋子女交异性朋友，说这样可以使他们变“直”(英文里“直”(straight)有异性恋的意思)。
上帝让男女相爱而繁殖后代，古往今来异性相吸，人类才生生不息。按照达尔文的进化论，同性恋应该早就绝种了，为什么还遍地奇花异放呢?当男女相爱不再是为了“传种接代”而更注重情感交流时，同性恋应该是很自然的恋爱形式之一，但要得到主流社会的全面认同还是那么不容易。
美国女性组织很多，有些是提倡妇女独立，有些则是女同性恋组织，实在难以分清，而且女同性恋到底是精神上还是生理上的，我至今不明白，也不想去弄明白。既然异性之间可以有精神恋爱，同性之间为什么不可以呢?就像中国人喜欢从古典文学中寻找同性恋的痕迹，美国有一家著名女性出版社出版了一本爱米丽?狄金森书信集，全部收录诗人写给苏姗的情书，向世人公开了这位美国现代诗祖师奶的曲折心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