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 北 学名陈立新，安徽天长人，毕业于北京大学。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版小说集《苏北乡土小说》、《遭遇湘西》、《灵狐》等。 褚玉桃
褚玉桃一家子穿墨绿色的衣服，骑绿色自行车。他的父亲在邮局上班，他们家就住在邮局门口的两间房子里。家里吃饭外面人都看得见。他家老大已在邮局上班了，戴很深的眼镜，那个时候我们也不知道度数，就知道他戴很深的眼镜，看报纸，看《南斯拉夫画报》。他们家可看的书报很多，因为他和他的父亲都是邮递员，近水楼台，想看什么看什么。因此他家老大很爱学习，在我们的印象中是整天捧一本书的。――眼镜很厚，不怎么说话。他的妈妈是个瘪嘴子。四个孩子也是瘪嘴子，因此他妈妈好像对不起人似的，整天洗衣服，――梳着个巴巴头，在门口一堆一堆地洗着。
他的父亲个子矮，四个孩子个子也矮。他父亲穿着绿色的邮递服，不说话，不抽烟，不做事。整天脸沉着，好像身上的担子很重。
褚玉桃个子矮，那个时候我们大家个子都矮，不觉得，――后来我们都长上去了。那个时候我们反觉得他个子很高。他坐在班上的后排，当班长。多少年后我终于研究出来：只要脸像大人，个子就不显得矮，这是我的发现。
褚玉桃当班长并不是因为他学习好，――那个时候也不兴学习，而是因为他岁数大，比我们大一二岁（可我们那个时候就觉得很大了），劲大。小孩子就是劲大为王，能服住人。褚玉桃穿着翻毛皮鞋（也是邮局发的，邮局是从什么年代兴起发翻毛皮鞋的呢？），他也像他的父亲，不怎么说话，别人惹他的，他急了，他就会说：他妈的巴子（为何我们小时候骂人都带个“巴子”呢？）！我踢死你！
褚玉桃还保护小同学，劲大的同学欺负小同学，只要劲小同学报告给他，他都会站出来说话的：“他妈的巴子，我踢死你！”
我是受过褚玉桃保护的。我那个时候个子很矮，坐在第一排。我个子虽矮，但也淘气，免不了要吃亏的。因此劲大的同学打我，打急了，我就嗷嗷叫。褚玉桃听到了，就过来，踢打我的人一脚，那人就不打我了。因此我每天喊褚玉桃上学，还给他做一点小事（别的同学说我是他的二狗卵子）。比如他喊我去拿个东西，或者送个东西，我就飞跑着去了。
班上有个女同学叫杨翠英，是个黑皮大嘴的丫头，我们都叫她“杨大丫头”，杨大丫头学习也不怎么好，只是发育的快。脸上黑红黑红的，身上饱饱满满的，走起路来屁股已两边甩了，于是褚玉桃就有点喜欢她。褚玉桃对我说过：杨翠英长得不错。杨翠英也有点喜欢褚玉桃。她喜欢他劲大。这也是褚玉桃对我说的。又过了一些时候，班上也有一个坐在后排的同学，对杨翠英眉来眼去。褚玉桃对他说，杨翠英你不要碰。――褚玉桃说这话时我在跟前，褚玉桃翻毛皮鞋在地上蹭蹭的。那个同学眼睛翻翻的，并不理会褚玉桃。褚玉桃也不理他。
有一回在放学路上，那个同学拦住杨翠英，不让她走，说要与她交朋友。杨翠英不理他，就继续走，那个同学死皮赖脸，拉住不让走，还动手动脚。杨翠英不干了，就大叫了起来，――你要干什么！脸上因为愤怒，气得黑红黑红的。正好我和褚玉桃也从那路上过，遇见了。褚玉桃上去，厉声喝他“滚”，他不但不“滚”，还在那嘻皮笑脸。褚玉桃说，你再不滚我一脚踢死你！褚玉桃说着，用翻毛皮鞋，上去一脚。他只一脚那个人就连哼都没哼一下，就倒下了。褚玉桃真一脚把人给踢死了。――不知道踢到什么要害的部位了。
褚玉桃被带走了。他还是未成年人，被判了少年劳教多年。劳教在新疆，多少年不见褚玉桃了。他刑满释放回来，安排在邮局，送信。――他每天很早就骑着一辆绿色自行车（后面两个绿色邮包塞得满满的）。
他一直没结婚。我已经又有多年不见他了，不知他结婚了没有。
邬玉刚
邬玉刚妈妈是唱戏的，因此邬玉刚就爱打扮。他小时候不爱打扮，稍大一点才爱打扮。他的所谓打扮，是弄油梳头，穿一条白裤子。那个时候，这样的打扮就很惹眼了。
邬玉刚家原来住大会堂，县里的大会堂和剧场是一样的，有会开会，没会就放电影或演戏。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戏还就是多，只是品种少，但对于我们小孩子，也无所谓。我们要的只是热闹，翻跟斗，劈叉，反正打打杀杀的，我们都喜欢。邬玉刚住在大会堂，看戏看电影都不要钱，有的还可以看好多遍。我们那个时候想看戏，都要早早躲到邬玉刚家，开场了，再出来。只是每次到他家都担惊受怕的，他总紧张地说，你们不要动，我爸爸马上回来了。我们也不知道为何那么怕他爸爸。于是躲在他家，动都不敢动。邬玉刚小小年纪，就接触到许多演戏的，有些女戏子还逗邬玉刚：“给你介绍个媳妇要不要啊！” 邬玉刚马上就跟人家急了。骂人。把人家大人弄个大红脸。
他家那个小院子，太小了。在我们孩子眼里都很小，可见太小了。就这个院子，还种了一棵丝瓜，夏天开黄色喇叭花，秋天丝瓜结得好大；秋后了，他家还留两个籽做种子；丝瓜老了，枯透了。外面的皮发黑发脆，里面的瓤子都看到了。秋风起来了，丝瓜藤在风中瑟瑟作响。冬天就快要来临了。
邬玉刚梳油头，穿白裤子，是后来的事。小时候他跟我们穿得差不多，都是蓝裤子，白球鞋的。他初中不跟我在一个班，我有时还是会见到他的。他像小树苗一样蹿起了个子，嘴上有两撇嫩嫩的小胡子了。
邬玉刚可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一下子成了我们县的名人。我们县有个荭草湖，这种草，秋天就通红的，像火一样；后来我去过一些地方，并没见过这种草。大约为我县独有。荭草湖在县城西郊，再往西就是火葬场了。真是一个湖，非常大；一个小孩子，要是在里面迷路了，是走不出来的。我一个同学住在荭草湖中间的香花墩，这个同学同我很好，我到他家去过，我走到荭草湖的中间，有时心里能发毛，怕走不出去，赶紧提起脚来快走；心里还七上八下，咚咚乱跳，草擦在身上沙沙响，心里毛毛咕咕，心都含在嘴里了。
小孩子一般不到荭草湖里玩，家里大人也不许去。邬玉刚不知怎么弄的，他和一个女同学，两人偷偷约到荭草湖，跳舞，――跳裸体舞。这个事情在上个世纪80年代，跳裸体舞简直是犯罪。家里大人都无脸见人。这个事情不知怎么传出来了。传得满城风雨，全县的人都在议论这个事情，连我们的父辈都在悄悄的议论：某某人家的小孩……几乎快在县志里记载了。
那个女孩子很不错的，是县人武部一个政委家的。长得也很好看。不知怎么被邬玉刚的小树苗的身材，和白裤子给吸引住了。当然出了这个事，两个人很快便孬了。女孩子我们不清楚，但邬玉刚真是很爱她。这应该是他的初恋，他很痛苦。
但是毕竟年纪小，他很快从痛苦中走了出来。他总结了失败的原因，是自己不学无术，肚里空空，他就像马三立相声里说的，从明天起我开始发奋学习，可我学什么呢？邬玉刚也遇到这个问题。正好我们共同的一个朋友在练习书法，字已经写得很不错了。字是人的衣裳，肚里有没有东西在其次。写得一手好字，还是让人羡慕的。于是邬玉刚便决定练习书法。他跟在这位朋友后面，买了毛笔、墨，找了一卷报纸回来，开始练习。这世上的事都是有定数的，你是不是这块料？邬玉刚不是这块料。他没耐心，坐不住。于是没写几天就耐不住了。刚写几天正楷字，就想写草书，开始在纸上乱画了。于是他很快就甩掉了笔。甩掉了笔之后，他说我学裱画吧。裱画是个手艺，不是艺术。你还别说，很快他入门了。并且挣了一笔小钱，为县银行会议室布置了一些县里名流的书画作品。说裱，也就是在托好的字画边上加个边框。――这个“作品”在县银行墙上多少年没人管它！
裱字画还可以挣钱。这是小小年纪的邬玉刚没有想到的。他挖到“第一桶金”之后，便沿着这条路走下去，裱字画，到装璜店，到广告公司。他竟开上了宝马！他在我们县穿白色裤子，经常出入于歌舞厅，再也没有人议论他了。――他的那位启蒙“老师”，我们共同的朋友，字倒是写得颇有出息，可是生活潦倒贫困。县里面的出息，能出息到哪去呢！
徐春鸣
徐春鸣行二，我们叫他徐小二子。我们当地都喜欢叫老二“二呆子”，不知何故？徐小二子并不呆，但是他也不聪明，智商不算高，要说起来属于中等偏下。他和我家是紧邻，只隔一户人家，一个小四合院，院内两棵巨大的梧桐树，梧桐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特色，县里种的很多。梧桐又叫“悬铃木”，秋天它挂着许多铃铛一样的果子，真是“悬铃”。他家的法国梧桐真是很大，夏天一院子的树荫，我们在他家玩得很凉快。
他弟兄四个，都是男孩。他家老大比我们大几岁，络腮胡子。他练功。于是他家老二也练功，于是我们就跟着老二练。我们搞石锁，搞哑铃，搞石担子（一种土杠铃）。老二话不多，他不幽默（幽默是智慧的象征），但他认真，喜欢担一点责任。所以他基本上是牵头人，相当于一个小头目。他的功夫也好一点，小小年纪，膀子上的肌肉已可以了，比我们几个发育还不健全的“鸡子”强多了。这样他更应该是头目，于是领着我们石锁、哑铃、石担子。夏天的黄昏知了长鸣，他家梧桐树上一片声音。我们满头是汗，打个赤膊，在那“用功”，他的妈妈，周周正正的，长得很好，可并不讨厌我们。她在树下缝衣，或者扫树叶，或者在煤球炉上烤馍。他妈妈好像是北方人，喜欢吃面。蒸了的馍，第二天就在炉子上烤了吃，特别香。我们练着，香味过来了，他的妈妈就笑着说，小二子，过来吃馍吧。她这“小二子”里也包括我们。于是我们吃馍，还喝他妈妈的凉白开。――我们吃着烤馍，黄昏慢慢下来了。一个夏天就这么过去了。
徐春鸣学习并不好。他也不是不懂事，不刻苦；他再努力，也是一般。他喜欢害手，冬天手能肿得像馍，并且烂，之后结痂。他戴个半截手套，总是抠那快要成熟的痂，痂脱了，露出一块白肉，有血丝渗出，像刚刚剥开来的鲜蚕蛹。我们反对他剥，可他总是剥，有时就趁他不注意，上去一下，生掀开那痂。他疼得“滋”一下，就来打我们，我们当然就要吃些亏，可我们还很高兴，并不改正，还是去剥。
我们学校来了个女同学，叫张秋芸，是北京来的。这可是天大的新闻。在我们那个年龄，这是我们见到的第一个北京人。不知为什么，她到她姑姑这里来上学，就插在了我们的班上。――现在我知道了，她怕下放到边远的地方。她脸上干干净净，那种白净，和我们县里人不一样，她说话也和我们不一样，慢悠悠的，像唱歌。她举止不小器，反大方得很，和男同学说话，正常人一样。她就是一阵旋风，旋在了我们的学校。
她刚来像小树苗一样纤瘦，上了两年，她长起来了。走路风中摆，自有一番风味。反正变了，变成女人了。那个时候已开始抓学习了。我们的教室，晚上开始自习，一幢大楼，一楼的灯光。下晚自习，大家叽叽喳喳，拥出学校。张秋芸在前面走，后面有不少男生，徐春鸣也混迹其中。他跟着张秋芸走，一直走到南门老街张秋芸姑姑家，他再折回来，回家。
徐春鸣不仅仅害手，他又害上了单相思。少年的单相思，也不是很严重的，他有点苦恼，但也不够确切。他有一回对我说，他喜欢张秋芸。这样的夏天，有一个少年，单相思一个少女。这个少年每天中午，大人们都睡了午觉。他一个人，踽踽地来到南门小街，看能不能有什么奇迹。他有的时候，看到张秋芸在院子里晒被。张秋芸垫着脚，把被子甩到院子里拉的铁丝子上，之后拽平。徐春鸣真恨不得过去帮忙，可是他还没有这个胆子。他只有在门口张望。
徐春鸣长高了，他的脸上也是络腮胡子了。他忧郁着脸，想自己的心思。他哪里知道，张秋芸怎么会爱上他。他爱张秋芸，自己也是一点把握也没有。他知道自己不够份，可是他不能控制自己。
终于没过多久，张秋芸走了。她回北京去，去参加北京的高考。一个像梦一样的女孩消失了。
多少年过去了。现在想来，徐春鸣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但我们从另一个情形看来，对于爱情，人，基本上是没有自知自明的。
韩琳娜
韩琳娜原来叫韩红，后来叫了韩琳娜。
她是中途转到我们这个县的，以前不知在哪里，估计是一个比我县大的城市，她叫韩红的时候是个黄毛丫头，才八九岁。她住在县医院里，她的父亲是个医生，她家于是住在医院的东首第二排的平房里，那时的阴沟都是门口的明沟，她早晨在门口的阴沟里撒尿，――有雾的早晨，你会见到一个头发乱乱的黄毛丫头，穿着红棉袄，蹲在那阴沟下；她在那阴沟边刷牙。就这么一个黄毛丫头。
她坐在我的后排，冬天一只小棉袄，人甜咪咪的，安安静静，她学习中等偏上，数学好，老师便让她当数学课代表，收本子，到老师办公室送本子取本子。我数学差，上课我就老回头，望望她，又问问她，她不说，并且不理我，很不够意思。
我们那时要打扫卫生，都是以组为单位，我跟她一排，放学了，扫地都要一起扫。说句实在话，那时我也看不上女生，因此扫地并不怜香惜玉。她扫她的，我扫我的。我扫地是个浪漫主义者，“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我有时高兴起来，故意将灰扬起，有弄得她身上的，有弄到她眼里的。那回她急了，眼睛里亮亮的，拿起条帚就撵来打我，我跑，她撵；我个子小，打不过她，就抱着头，她的条帚雨点一样打在我身上。她是气急了。我也被打急了，就互相对打，打得一塌糊涂，之后就不讲话了。很久不讲话了。
她像灯泡一样忽然亮了一下，之后就长大了。忽然一下长大了，又像雨后的天空。不知什么时候长成的。她身材是少女的了。她原来的头，都是乱蓬蓬的，忽然一下，头发水光溜滑，每天都是清清爽爽的。我这时还没有长起来，可是我已不敢多看她了。我觉得我和她不是一个“阶层”的，她是大女生，而我还发育不全；她当然也不会看上我，她看上的是后排的大男生，是有喉结的，有些稀胡子的，有些调皮捣蛋的大男生。我和她几乎是不说一句话了。――连作业我也不问她了。
韩红闹了新闻。她和一个叫田军的男同学谈恋爱了。她的头发卷卷的，她真是个美人，昂起头，下巴翘翘的，一副若无所动的模样。我就搞不清，女人怎么变这么快。她身上的劲，有一种冰雪的美。有一种倔的美。她瘦长脸，林黛玉的样子，可她并不病态，她很健康。她走路很有劲。她有时迟到，从前面进教室，她穿着皮鞋，皮鞋走得响响的。她不怕响。她就是要响！她要向同学们示威：我长大了！你们不可改变我！她谈恋爱了，这个时候，她名字叫了韩琳娜。
可是她当医生的父亲，是不允许她谈恋爱的，要给她转学，她属于要冲破家庭的那种，对抗着。她的父亲不许她晚上出门，她偷偷出门。初恋时不懂爱情。这样的恋爱注定要失败。她失恋了。之后就说生了病，她休学了。说是得了轻度的神经病。
她的父亲调走了！原来她的父亲是名医！知识一旦重视起来，他们就属于了大城市，她的一家调回了上海，――原来她家是上海的！韩琳娜走了，我的一个曾经的女同学，就这样消失了。多少年之后，有与她联系的女同学，说她工作了，说她结婚了，说她有孩子了。前两年同学聚会，说她死了！是血液病！血癌！看了许多地方，她的医生父亲，动用了很多资源。可并不能挽救她的生命。
――可我记得的，还是她小时候的模样：扎小辫子的，以及头发卷卷的，她昂起头，下巴翘翘的，一副若无所动的小美人的模样。
美人的命运，有时候就是悲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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