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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北人物录:淮北创业人物

时间:2019-02-20 来源:东星资源网 本文已影响 手机版

     巴一 本名巴毅。1965年生于安徽太和县,现居重庆。第二期鲁迅文学院高级研究班学员。著有《淮北往事》、《复仇》、《执迷不悟》、《让爱重来》等9部小说和散文集《故乡在晚风中》、《巴一散文选》等多部。电视剧《漂在重庆》获“星光奖”。其作品曾获“老舍文学奖”、“华夏散文奖”、首届“鲲鹏文学奖”、“中华文学人物奖”、第一第二届“重庆文学奖”等。2002年,被评为“重庆市十大杰出青年”;第15届“中国十大杰出青年”提名奖;首届“中国时代十大新闻人物”;2004年度“中国十大榜样人物”;2006年被评为“首届重庆青年文化名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重庆市散文学会副会长、全国青联委员、重庆市青联常委、重庆渝中区政协常委、九三学社重庆委员。
  
  王司法
  
  写赵庙集,写赵庙人,不能不说到王传曾,赵庙人喊叫的“王司法”。他是这个小集镇上的“和事佬”,是赵庙人的“法律顾问”,更是出入在赵庙这块土地上的“消防员”。
  80年代的赵庙,人们最敬畏的人就是派出所、法庭那些戴“大盖帽”的司法干警了。王传曾由一名黑虎集中学的语文教师,调任到赵庙区司法所,当了穿着佩带红领章的警服和头戴大沿帽的法律工作者。当时的司法局干部和公安局的干部都是统一制服,所以,赵庙人经常把王传曾也当作派出所里的民警。当初穿上这身警服时,年近五十岁的王传曾还很不适应,熟悉他的人见他这身打扮,先是惊奇后是赞美――
  “王老师,你啥时候成为警察了?”
  “王老师,教书先生一下调到区里当官了,混出头了。”
  王传曾对这样那样的赞扬之词,先是憨憨地一笑,继而解说自己现在所从事的职业。他说,司法所是省司法厅县司法局的一个最基层的机构,主要职责是普法宣传,调解民事纠纷,协助公证等相关法律事务,也叫法律服务所。赵庙人渐渐改变了原来对他的称谓,男男女女都叫他“王司法”。
  写到王司法,总离不开他调解民事纠纷的艰难与付出。1986年的《阜阳日报》和《安徽法制报》、《安徽日报》上,我写过他的事迹,描述过他息事宁人、舍小家为大家的感人故事。如今二十几年过去了,他的那些故事我记忆深刻,念念不忘。比如儿女不孝敬父母、土地宅基地纠纷、打架斗殴、婚姻纠纷等等,家长里短,他一一过问,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让很多个频临破碎边缘的姻缘言归于好,让无数场即将激化的矛盾打斗平息安静。处理这类民间纠纷,是一件费力费神的工作,王司法游刃有余,从容面对。好在他是个中学语文老师,文采满腹,靠他的苦口婆心和真诚付出,赢得了赵庙人的好评。
  赵庙无论是哪家发生了争吵,对方总是振振有辞地向对方说:“走,找王司法评理去!”
  王司法说:“处理民事纠纷,一定要沉着,耐心听当事人讲完他的冤屈和愤怒。不能急着表态,要细心地做工作,艺术地处理这类事件。”也许,这是王司法在多年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感悟。太和县司法界的同仁们聚到一起,总要感叹一番王司法的处理方法。
  如今,我不想用过多的文字重述他的工作过程,而想回味一下王司法的生活情趣。
  王司法喜欢开玩笑,常常用他的幽默风趣与人相处。
  有一次在商店里,一位农村妇女指着一瓶罐头说:“要一瓶那个罐头。”售货员因为和这个妇女很熟,就故意问她是什么罐头。妇女不识字,叫不出那罐头的名字。售货员说他也不知道那罐头叫什么名。两个人笑骂着的时候,王司法走了进来。
  那妇女笑着叫:“王司法,你看那叫啥罐头?”王司法瞅了半天,取下老花镜,眯着眼睛,对她说:“这个罐头你都不认识?”女的笑吟吟地责怪他说:“俺要是知道还问你弄啥?”围观的人越聚越多,抱着孩子的,手里织着毛衣的,啃着萝卜的妇女一个个凑了过来,认真地听着王司法的回答。王司法沉吟了半天,罐头瓶子在手里转来转去,说:“这叫屁股罐头。”
  “啥?屁股罐头?”
  在场的人哈哈大笑起来。
  几个妇女指着王司法说:“你这个家伙真‘转儿’!”还有人说:“王司法是个骚虎蛋儿。”嘻嘻哈哈一阵子,那妇女买走了“屁股罐头”。从此,这个名叫“菠萝罐头”的食品在赵庙集特别好卖。
  “顺大蛋”三个字,是赵庙集用的最多的一句口头语。如果张三说这东西是黑色的,李四马上附和说是的是的,真黑啊,比乌鸦都黑。那么,李四在其他人眼里,就是跟张三“顺大蛋”了。赵庙人不是说“拍马屁”,那样太书面语,没有赵庙特色。
  赵庙人说王司法最懂最会“顺大蛋”。
  分管赵庙区的政法区长陈文修,是清正廉洁的好干部,在不同场合,王司法总是对他十分敬重地予以赞叹。有些对陈区长不怀好意的人就说王司法是“顺大蛋”。王司法这样概括陈区长:“跟着陈文修,名利双丰收。”听听,这话陈区长能不高兴吗?赵庙派出所所长丁相军,人称“老钉”,难对付。王司法这样说他:“跟着老丁,马到成功!”这话是赞扬他办案神速。王司法的字典里,没有“坏”字,他说每一个人都是好人,包括他调处纠纷时当事人也都是好人。正是他善于使用溢美之词和一副宽厚仁慈的心肠,让赵庙人对这位普通的乡镇干部充满了敬意和感激。
  如今,赵庙集还有王司法这样的人物吗?
  范区长
  
  黎明时分,村头树上的广播响了,“东方红太阳升”的序曲,便是赵庙人起床的呼唤。随后,便是区广播站李文典或乡广播站王有才的声音。
  “赵庙人民广播站,本站今天的第一次广播现在开始。”并不规范的“普通话”便是开场白。赵庙人没有人说普通话,也没有人会说普通话。在赵庙人心中,普通话就是“北京话”、“标准话”,那是只有收音机、电视机里的人说的话。在赵庙,谁偶尔冒一句“标准话”,那便是被嘲讽的对象,是“买个勺子没把――捏着撇”,是“装洋”、“装蛮”。因此,赵庙人那时还接受不了广播员那半生不熟的“开场白”。第二天逢集时,人们总是没话找话似的,学一学早上听到广播员的“捏着撇”而哈哈大笑。广播员之后的节目常是一段豫剧、一段“二夹弦”或一段曲剧唱段,也往往是这些唱段开始不久,便是区长范醒亚的洪亮嗓门。
  “社员同志们,天也不早了,有几个事我要在这里讲一讲。”范区长语言庄重,条理清楚。冬修水利、植树造林、普法宣传、伦理教育,每天一个命题,大都与当前的工作、家庭、生活有关。他的广播讲话,风趣幽默,有理有据,让老百姓听得在理,听得入耳。尤其在广播里对好人好事的表扬,对典型事例的赞美,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特别是对个别人不孝敬父母的现象的批评,虽不点名道姓,但听众也能猜出个八八九九来。赵庙人称范区长是“打鸣鸡”,这个借代词的运用,是赵庙人对范区长最大的尊敬和褒奖。
  我常常是听着范区长的广播讲话,起床上学去。我也是听着范区长的讲话,一直从孙楼小学到赵庙中学。
  村子里人都说范区长讲得好,有学问,还特别关心老百姓,是个“清官”、“好官”。到赵庙中学读高中时,范区长到学校参加开学典礼。我有幸见到了他。他中等身材,黝黑的皮肤,方正的脸堂,不苟言笑,一看就感觉到这是一位正派、正直、真抓实干的好干部。他的儿子范兆进和我不一个班组,却是一届的同学。范兆进好学上进,成绩好,经常参加学校里的篮球比赛。那副深度的近视镜,意味着他在昏暗灯光下的苦读。我和范兆进成了好朋友,他是理科班学生代表,我是文科班学生代表,常在学校受到表扬。有一次,我去他在区里的住处,见到了他的父亲范区长。
  范兆进向他父亲介绍说:“他是我同学,叫巴一。”
  范区长和蔼可亲地笑笑,说:“好呵好呵,欢迎你到我们家来玩。”他招呼我坐下,问问我的家庭情况,学习情况,勉励我说:“你和兆进都要好好读书,将来走出赵庙,走到城里去,做个对四化建设有用的人。”
  高二毕业那年,范兆进又把我带到他爸爸的住处,偷偷地对我说,他喜欢上一个女生,不过没胆量给她说。
  我急着问:“谁呀?我帮你去说。”
  他说:“你认识。”说罢,扶了扶眼镜,哧哧地笑,一直笑。
  我又问:“到底谁啊?”
  他说:“是你们家亲戚。”
  “亲戚?同学女生中没有我亲戚呀。”
  “真的?”
  我想了想说:“真的,没有。”
  他停了半天,问:“刘妮子不是你家亲戚?”
  我一下恍然大悟。
  “妮子”是她的小名,刘秀琴才是她的学名。在学校没人叫她学名,都是喊小名。她父亲是我们学校的刘维钦副校长。刘妮子长得漂亮,水灵,性格爽快,精明,很多同学喜欢她,追求她。因她和我们村里巴里家是亲戚,按照辈份,我该喊刘校长舅老爷,喊刘妮子表姑,可这是一点儿也不沾边的亲戚。
  我明白了范兆进的心思。
  我说我能帮你做些什么?
  范兆进有些羞涩。他让我帮他修改写给刘妮子的求爱信。
  我帮他修改了这封信,把马克思与燕妮、鲁迅与许广平等这些与主题太远的引用删掉,精简到五百字左右,情切切意绵绵的,让他又抄了一遍,我转交给了刘妮子。开始,她不愿接,她以为是我向她求爱,后听说是范兆进的就接了。
  之后,我再没问过范兆进,也没了刘妮子的消息。不过,听人说他们俩没有了下文,原因不详。
  高考复习那年,我又和范兆进的哥哥范兆清走到了一起。
  兆清从上海当兵转业回来,复习参加高考。他的文学功底好,当兵时曾经在上海的《青年报》发表过文章。他看到《青年报》上举行“华东六省一市作文大赛”的征文启事后,就鼓动我也去投稿。他写了一篇《人与神》的论文,我写了一篇纪实散文。他获了奖,我却没有,后来这篇文章还是在《阜阳报》发表了。
  多少年过去后,他在安徽省人事厅任职,我漂在重庆。2006年,他去重庆参加会议,在网上查到了我公司的电话就联系到了我。故友重逢,欣喜若狂,喝酒品茶中,青春往事历历在目。
  2007年初,他又去了重庆,打电话给我。我欣喜若狂,答应一定去机场接他,没想到当天晚上,我因某医院院长涉嫌经济问题受牵连被检察院带走了。那次没有见到他,他把送给我的小金猪放在了酒店吧台上。
  
  张善欣
  
  “张善欣是个文化人。”
  “李文蔚也是个文化人。”
  “文化人?哈哈,文化人!”
  兴许赵庙人意识里的文化人,与张善欣、李文蔚相距太远的缘故吧,至今谈起他们来,仍是讥讽一番后,常常再叹息着补充一句:“这两人可惜了。”
  可惜什么呢?
  张善欣、李文蔚两个人早已仙逝。但是,他们所创造的“文化奇迹”和“文化传承”,却酸楚地镌刻在赵庙人的记忆里。
  八十年代,我和他们两个人有着较深的交往。
  我想,如果张善欣现在活着的话,中国新闻的最高奖项韬奋奖和范长江新闻奖,颁发给他也不为过。
  如果李文蔚先生还健在,“鲁建军文学奖”的短篇小说奖,说不定他也有份。
  关于张善欣,九十年代我写过一篇怀念他的文章,叫《谁让忘不了你》。1992年的夏天,张善欣因白血病无钱医治而死。十几年光景过去,他的影像一刻也没有从我的记忆中消逝。
  张善欣毕业于安徽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先是分到某中学任教员,后调到赵庙镇胡集乡当秘书。胡集乡隶属赵庙管辖,一个博学多识的人,做一个乡级的秘书,的确是大材小用了。张善欣说过,他不会拍马屁,也不会运动政治,所以从不幻想在仕途上有所作为,写写文章,干点自己喜欢干的事,上班下班,很快活,很知足。
  认识他是1981年的事。我在赵庙中学读高中二年级。一次下午放学后,赵庙集北头的打面机房突然着火,土木结构的房子火势蔓延凶猛。围观的人很多,冲上去泼水救火的人却没有几个。这时,一个穿着解放军制服的小伙子勇猛地爬上了屋顶,将递上的水桶和脸盆里的水对准窜着的火苗泼下。一个多小时后,火被扑灭了,这个军人浑身湿漉漉的,两条腿被冻成了冰筒。大家纷纷向他致谢,他说:“这是我应该做的。没什么。”留下这么一句普通的话,他转身离开了现场。我被亲眼目睹的这一幕深深感动,跑上前去,追问这位解放军同志叫什么名字?他笑笑说:“我叫高朋海,回来探亲正好路过这儿,碰见了这件事。”
  我记住了高朋海这名字。当夜,我写出了《高朋海奋身救火》的文章。同一个寝室的同学刘棒鼓动我说:“你这篇文章拿到区广播站去,广播广播,表扬表扬这个高朋海。”第二天,区广播站果真广播了这篇稿子。过了不久,《阜阳报》也采用了这篇六七百字的稿子。平生第一次在报纸上见到自己的名字,那兴奋和激动,潜滋暗长着我的幻想和写作激情。从此,学校里都知道我的文章上了报,语文老师在课堂上朗诵了一遍,表扬了我一番。之后,我把身边发生的好人好事,一件件写出来投给报社,几乎每一篇都登了出来。我开始梦想当一名作家了,读王安忆的《雨,沙沙沙》,读王英琦的《热土》,读王蒙的《青春万岁》,还有《高玉宝》、《红岩》等。
  中午第二节课下课时,一个素不相识的中年男人找到了我。他说你是巴一吧?我惊诧地回答他说:“是。”他笑起来说:“我叫张善欣,胡集乡秘书。在报纸上读了你几篇文章,写得不错,所以想来认识你一下。”我很高兴,与他攀谈了一会儿又去上课了。
  我经常在铅印的阜阳报上见到张善欣的稿子。邻里纠纷呵,冬修水利呵,麦场防火呵,频率很高。一个星期天下午,他又来到寝室找我。因为没课,我就与他聊了很久很久。
  我和他成了忘年交。
  在他的介绍和引荐下,我参加了县宣传部和广播站的短期新闻培训班,认识了那些只在报纸上见过名字的业余作者们。
  张善欣常忙于采访,影响到了他的工作。有一次我到胡集乡政府找他,他正在办公室里写稿子。他用的稿纸是县法院发下来张贴的杀人布告,裁成一块一块的,背面写满了密密码码的文字。屋里的一张床上,堆放着书报和一床破棉被。他见我好奇的样子,就问我:“是不是太寒酸了?”我嘿嘿地笑。在我印象中,乡政府干部不应该像他这样寒酸的。他自嘲地说:“我孩子多,老婆又在农村,化肥农药,一切开支就靠我一个人,没办法。”
  我们的谈话又是稿子,又是文章。
  傍晚时分,我说要回学校了。他坚决留我吃饭。走进一家饭馆里,老板招呼他喊:“张秘书,张大学,今天吃什么?别忘了上几次的饭钱还没结呢。”
  张善欣一面答应着下个月发工资一起结,一面让我到包间去。我问他:“别人怎么喊你张大学呢?”张善欣解释说:“张大学就张大学吧,大学水平,他们没这能耐。我的外号呵,多着呢。张记者,张编辑,张疯子,张神经等等一大堆呵!哈哈,这些人懂个屁!随便他们叫去。我还巴不得他们叫我资本家大地主哩。”
  张善欣的自行车没有铃铛,没有手刹闸,骑起来“叽嘎叽嘎”响。我说:“张秘书,你这车子也太破了吧?”他说:“这就不错了,没钱买呵。”有一天夜里,张善欣采访回来,正准备写稿子,乡政府院里灯火通明,喧哗一片,猜拳行令声此起彼伏。他知道是这些人又在公款吃喝。他十分生气,拎起个棍子就对乡长门前的狗一阵追打。狗被追打得汪汪叫个不停,乡长出来了,冲着张善欣喊:“你打俺家的狗弄啥?”张善欣一语双关地答道:“我打他太肯吃!”这时几个副乡长也都出来了。一听说是张善欣在故意找事,就一个个劝乡长说:“理他个神经病干啥,走,继续喝。”“张记者今天又发疯了是不是?”
  张善欣将门关得“哐啷”一声,坐在桌前继续在杀人布告的背面写起文字来。
  最幸福最灿烂的时刻,就是报纸上有新的文章发表。张善欣会欣喜若狂地拿着报纸,一脸笑容,见了谁都去打招呼,把报纸打开,让人们看他写的文章又登报了。
  如果十天半个月的在报纸上见不着张善欣的文章,那准是赵庙当地没有发生什么新闻事件。这时候,会有很多人问他:“张大学,这段时间咋没见你上《阜阳报》了呢?”张善欣笑了笑,微翘着的一颗门牙露了出来。他回答说:“你还很关心我的嘛。你可知道,我现在不上《阜阳报》了,上《安徽文学》,上《人民日报》了。”问他的人啊了一声,赞许声中蕴含着讥讽和疑虑。张善欣并不顾及这些,也不在乎这些。还有人问他:“张大学,你写的都是新闻稿子,怎没见你写过小说和散文呢?”张善欣灿然一笑道:“小说散文发表的太多了。”那人又问:“发表在哪里的?我咋就没见着呢?”张善欣说:“发表在《安徽文学》上,《收获》、《当代》、《人民文学》上都有呵。”那人并不信以为真,嚷道:“哎呀,我没订那些杂志。”张善欣此时的回应及虚荣心得到了满足,他对那人补充道:“没啥,改天我送你几本。”
  张大学就是张大学,遇到这种尴尬的问话场面,他处理得非常幽默有趣。事后他对我说:“这些人懂个啥?只知道看看单位免费订阅的《阜阳报》,那种高雅的文学期刊他舍得花钱订阅吗?所以,应付他们就故意给他们点儿阳春白雪。谁也不是真正关心我发表什么文章,他们是取笑我,不把我这个搞宣传报道的当一回事。假如我是乡长书记,县长县委书记,他们敢这样嘻皮笑脸的跟我说话吗?这些都是孙子,都是熊渣子货。”
  仅此而已,张善欣把他人对自己的嘲讽吞在肚子里,把对那些不怀好意的人的怨气痛快地骂上几句。
  偌大个赵庙集,被称为“张大学”的人,也仅此张善欣一人。这些,足以让他心灵慰籍。很多爱好写作的人,常常向他请教。他总是认真帮助别人修改稿件,提出意见。有一年的秋天,赵庙乡后蒋庄发生了一件稀罕事。农民养牛致富是一条好路子,一户农民的牛产下一头母牛犊,为了表示全家人的庆贺,这户农民请来了电影队在村里放了一场电影。张善欣获知这一消息后,骑上那辆“破呱叽”自行车赶去采访,写成稿件寄给了省报、电台和《阜阳报》。一周后,几家报纸均刊发了出来,在当地群众中产生了较好的影响,大大激发了当地农民发展畜牧业的积极性。张善欣的这篇新闻特写《牛犊电影》,不仅在《阜阳报》获得了特等奖,也在全省好新闻评选中获得了一等奖。
  张善欣的勤奋与刻苦写作,深得全省的新闻圈和文学圈里的同行们敬佩。他本人连续六年获得各种奖励,因为他的发稿率高,赵庙区、胡集乡每年都被评为文化宣传先进单位。令张善欣遗撼的是,他写了两百多首诗歌投向全国各地报刊,发表的却是寥寥无几。他的一首诗题目叫《眼睛》,总共六行,我记住了其中的两行:
  
  葡萄熟了
  晶晶而亮
  
  张善欣常常把揣在怀里的这张报纸拿出来,读一读这首诗,得意地痴痴笑着,那种陶醉的快乐实可谓“甘苦寸心知”呵。
  雪涅先生是县里最有名的青年作者,他发表在《清明》上的散文《汀桥豆腐》,后又在《希望》上发表了小说《小巷里飘着一首古老的歌》。拿到这些杂志后,我推荐给张善欣读一读。几天后,张善欣找到我大喜过望地说:“雪涅这个人太厉害了,他写得真好呵!那人物,那场景,还有心理活动描写,他怎么写得那么美呢。”我们俩又有了说不完的话题,那就是雪涅这个人,还有他的作品。之后,我们便一同骑着自行车去县里找到了雪涅,一聊就是一下午。张善欣把他发表过的新闻稿,还有那首诗《眼睛》拿给雪涅看,直乐得雪涅连声说:“老张真是不错呵!”
  县人武部通讯报道会议上,有张善欣的身影;县广播站、县宣传部、县农调队的内部资料上,有张善欣的文字;赵庙区文化馆的壁板上,一首诗又一首诗,也是张善欣写的。好一个张善欣,真够勤奋的呵。发自内心的,我敬佩他锲而不舍的写作精神。
   1992年7月的一天,我因阑尾炎手术住进了太和县人民医院。在手术后的一天走出病房时,突然遇见了张善欣。他也在这儿住院,并且早已住了一段时间了。我责怪他怎么不告诉我?他笑笑说,又不是什么好事告诉你。我问他患了什么病?他回答说是白血病。我不相信他说的是真的,他就撩起嘴唇让我看。我宽慰他。他说很严重,他的病治不好的,这回肯定扛不过去。我的心一下子沉重下来。
  我找到了他的主治医师,并邀请医师中午去饭店吃饭。张善欣也在场。席间,我向医生还有几位朋友赞扬张善欣的文章写得好,获过很多奖,故意以轻松愉快的环境,改变他的沉郁心情。张善欣那天很是高兴,侃侃而谈,一点不像个重病在身的人。医生不让他喝酒,他还是端起了酒盅,一杯一杯地喝。他的脸通红,爽朗地笑着说:“人活一生草木一世,死亡没什么大不了。”他的从容,他的乐观,让我不知说些什么话才能减轻他内心的苦痛。我把医生拉到卫生间,递上一支烟,压低嗓门问:“张善欣患的真是白血病?”医生说是,不可能治好的。我说你们当医生的就没有一点办法救他?医生说真的没有办法,花再多的钱也没办法。
  我出院那天,去了张善欣的病房。他脸色苍白,依旧是笑得开朗风趣。我把身上仅有的700元钱给他,他坚决推辞,追出病房很远还要还给我。之后,我便去了重庆。
  不久,便知道了张善欣去世的消息。作家雪涅组织文友们募捐了两万多元给他,宣传部广播站的同志们也多次去医院看望他,可张善欣还是揣着他的文学梦走了。
  他去世后的这么多年里,每次回老家见了雪涅和其他朋友,总要说到张善欣。我想,一个人活到这个份上,死后的几十年时还有朋友惦念着,也就是永垂不朽了。
  
  李文蔚
  
  李文蔚是赵庙小学的语文老师。从张善欣介绍我认识他那天起,我一直称呼他李老师。
  削瘦的脸颊,凸出的眼睛,佝偻着脊背,一见他便让人联想起鲁迅笔下的滕野先生。随张善欣来到赵庙小学校园里李老师家时,他的谦逊和蔼给了我很好的印象。我在赵庙小学读过书,“莘莘学子羞见师”的缘故吧,我在李老师面前很是拘谨,尽管他从没教过我的课。
  李老师说:“早就听张大学介绍过你,你发表的几篇文章我也看了。小小年纪就能发表文章,不简单嘛。”见我还迟迟不敢坐下,他连忙招呼说,“快坐下,就坐在床沿上吧。”我答应着坐下,静静地看忙碌着的他。
  “张大学,这是最好的茉莉花茶呵。”李老师对张善欣说,“不是你们来,我才舍不得拿出来呢!”我连忙起身接过他递来的茶杯,清冽的茉莉芬香随着升腾的热气弥漫了整个房间。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喝茶,以致于我喝了第二口时,头脑一下变得眩晕。李老师好像看出来我的不适,忙说:“你喝不惯?”我说:“没事。还不太适应吧。”李老师和张大学都笑起来了。我赶忙解释说:“今天我还是第一次见茶叶。在家里,茶叶都是竹杆叶、薄荷叶,这种茶叶真是头一回见。”一句实话实说,逗乐了他们两位。
  “将来呵,你喝的茶要比这茉莉花好上几千倍。”张大学说。
  “是呵,将来有出息了,我这茉莉花你别说看不上就是了。”李老师说着,示意我继续喝。
  又苦又涩,余味香甜,永远忘不了是李老师让我这个农村娃头一遭喝茶。
  和李老师的交往总是断断续续的。直到有一天,他叫人把我找来,我们才有频繁的接触。他向我说起我们村里的一个人,巴老硕。关于前人巴老硕的故事,村子里的几代人流传着他爱管闲事的传闻轶事。李老师讲得兴趣盎然,妙语连珠。我被他绘声绘色的讲述感染着,不时补充着村人们讲过的几个生动细节。李老师说,县文联正在编辑出版一本《太和民间故事》的书,他准备将巴老硕的一些传说搜集后交给他们发表。他的鼓动和提议,引起了我的写作兴趣。大约一个星期后,我将写好的厚厚一沓子文稿交给了李老师。一口气读完后,李老师谈了他的看法。他说文章很有文采,流畅、生动,描写很有场面。可是,写民间故事不是这么个写法。民间故事的语言要口语化,老百姓平常说啥就是啥,不需要华丽词藻堆砌,有故事过程就够了。我虽是嘴上答应,可心里并不认为我写的不好。李老师将他写好的一篇民间故事给我看,通读下来,我总感觉语言并不够文学化。李老师说,咱们这两篇文章都送到县文联去,让他们取舍吧,用哪一篇都可以。过了一段时间后,我和李老师一起骑车来到县文联见到了这本书的操办人,文联主席范汝俊。老范说:“李文蔚是我的老朋友了,他写的文章肯定没问题。看在李文蔚的面子上,文章发表时给你署个名就是了。”
  我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打击,脸颊火辣辣地发烫,心里一阵阵狂跳着。从此,我记住了这个老范,知道了发表文章像食品店买肉那样也要靠关系,走后门。
  后来,这篇文章出现在老范编的民间故事集里,作者栏有我的名字,但我并不激动,因为采用的是李老师那一篇,并没有我的功劳。李老师对我说:“管他哩,发表出来算数。你看看那本书里,都是他写的,署名并不全是他罢了,纯粹是他个人的民间故事专辑。”
  不正之风!典型的不正之风呵。闪现在我脑海里的就是这样四个字。李老师劝解地对我说:“你还是个学生,太幼稚,等你走向了社会,适应了你就长大了。”
  李老师的话一直回响在我的耳际。
  李老师写了一部小说,叫《灶镇风波》。他写的内容是赵庙街上规划宅基地打官司的事。洋洋三万言,人物、场景、情节、对话,一波三折,引人入胜。我建议他将这部心血之作寄给《安徽文学》,他说不,那个杂志社没熟人,发表不了。他说他认识地区文联《清颍》杂志社的崔波。他这样介绍道,崔波已看过他的这个小说,表示认可,不过得修改。至于怎么改,怎样增删,他已胸有成竹。他说,“灶镇”就是赵庙镇,小说不能太写实,要虚构,人名也不能是真的,否则被丑化的那些人要对号入座,会给作者自己带来麻烦的。李老师的这番谆谆教诲,一直铭记在我的心底。他喜形于色地赞叹崔波出众的才华外,还感叹崔波有一个貌若天仙的老婆:“才子佳人,绝配呵。”李老师用了一连串的好词说崔波老婆长得漂亮,像电影里的刘晓庆,又像李秀明,也像张爱玲,如果在古代,他老婆简直就是西施。随着李老师口齿的启动,一个天生丽质倾国倾城的美女顷刻在我的脑海里幻化着。
  “你想不想见见崔波?”李老师问。
  “不想。想见他老婆。”我的回答让李老师哈哈大笑。
  《灶镇风波》发表在崔波主编的《清颍》杂志上。这是阜阳地区唯一的文艺刊物。捧读着李老师的文字,亲切感敬佩情油然而升。这是李老师的心血,这是他毕生最伟大最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一部作品。它的诞生,开创了赵庙人写小说作品的先河。
  后来,我认识了崔波,并三番五次往他那儿跑。《清颍》发表了我的作品,唯有一篇文章,崔波先生没有处理好,至今,也许是永远的遗撼了。我的散文《难忘女友》,文中记述了我和三位女友之间的说不清的友情或心动,优美,感人,细腻。在《清颍》杂志发表后,文中的三个女友仅剩下了两个,其中一节被崔先生删掉了。每次见到崔波,我总要责怪他,为何这样残酷?我们无怨无恨,为什么这样吝啬版面?崔波不怀好意地说:“文章中的三个人,其中两个是真的,就留下了,另外一个是假的,一看就知道是瞎编的,留她何用?”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啥叫编辑?你能骗自己,但骗不了编辑。”
  他说到了点子上。文章被他看穿了,我也不敢再向他理直气壮地胡搅蛮缠了。
  李老师从赵庙小学退休以后,在街上与别人合伙办了一个钢丸厂。他是个先生,写小说编些故事可以,但是,他偏偏去搞个什么企业想去赚大钱,后来听说他赔得很惨,追债的人把他气死了。
  从此,赵庙集上唯一的一个小说家消失了。
  
  三个人
  
  特殊的“另类”人物,活跃了赵庙人鲜活的说不完的话题,是他们点缀了赵庙集不同于其他集镇的独有的特色,又是他们构筑了赵庙集并不寂寞的氛围……从某种意义上说,赵庙人永远感激着三个人的存在。
  被称为赵庙的“街魂”人物,一个是“疯子”张赔衣,一个是“劳壮”,另一个是“疯老婆”。这三个是人声鼎沸的逢集高潮,还是“背集”的空旷时段,张赔衣背着凌乱不堪的破旧行囊的身影,总是穿梭于南北的大街上。两颗凸现的大眼,浑浊而蕴含着怨愤。他无视路人的存在,信步于路中央,念念有词,自言自语,喋喋不休。时而他的口中冒出仇恨的语言来,时而,他的嘴角浮现着无法想像的笑意。他是有点傻,但又不是太痴呆的那种傻。他从不偷拿别人的东西,他从不招惹每一个对他投来异样目光的路人。春夏秋冬,一年四季,没一个赵庙集上的人,一天见不到张赔衣的身影就像缺少点什么似的。尤其是他喊着的几句话,几乎成了人们街谈巷议的至理名言。“上学当个官,家里方桌条几都会有”,“不好好过日子,穷死你个劣驴熊”,等等,不无哲理。
  张赔衣的一日三餐,便是在街上各个餐馆度过的。他不是那种装出的可怜巴巴的乞讨,而是往哪个饭馆一站,店堂里的老板或者伙计,都会善意地露着微笑,给他盛碗热汤,拿上两个馒头,偶尔夹点荤菜给他。他不会说声“谢谢“之类的话,也不会用感激的微笑对你予以回报,而是神情木然地埋头吃他的饭,吃完饭,继续往前走,一边走,一边哭,一边笑,悠然自在胜过每一个人。有人说,张赔衣是给他的女儿们气的,是因为他的女儿不孝顺造成的;还有的说,他是做买卖做砸了,才改名叫“张赔衣”的,意思是说“连衣服都赔光了”。至于到底是什么原因,赵庙人无从探究,也没有哪一个人真正地探究他。
  遇到下雨下雪的日子,张赔衣有时睡在某单位的走廊下,有时睡在街外的桥下面。赵庙很多的好心人不忍看到他受冻,有的给他送来自家的棉被,有的给他送来剩菜剩饭,免费供他食用。五十岁的张赔衣瘦骨嶙峋,头发花白,满身污垢。就是这么一副脏兮兮的形象,却没有哪个赵庙人讨厌他。一个人活到没人讨厌的份儿上,也的确是稀少。大约是九十年代中期,张赔衣冻死在双李河的桥头下面了。当他死去的消息在赵庙街传开的时候,无人不为之唏嘘叹息,同时,那语气里更充满着对他的无奈和同情。
  从此,赵庙街寂寞了许多。
  从此,赵庙人少了一个茶余饭后闲谈的对象。
  与张赔衣相似但又不相同一个人,就是“劳壮”了。劳壮是他的小名,学名叫个张什么的。其实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却是喊不出他的大名来。因为大人小孩都这么叫他。
  劳壮是个残疾人,左手和右腿是为公社修理电线被电触伤的。为此,乡政府每年都会发给他一些补贴作为照顾。一瘸一拐的劳壮,一年四季都斜挎着一个破布包,脸上时常挂满着嘻笑,见了谁他都会点头一笑,毫无敌意。赵庙人经常取笑他,有时候用尖刻的语言嘲讽他,他从不恼怒,从不给对方回骂,那对黄黄的并不整齐的门牙,始终没有被嘴唇包拢过。尤其一些没有文化的妇女见了劳壮嘻皮笑脸的模样,还故意逗他开心:“劳壮,这被子尝过荤腥没有”?此时的劳壮,心花怒放地注视着对方,回敬到:“就是没有啊,俺就是想摸摸你的破屁股。”于是,那几个妇女便骂他,追打他,他一瘸一拐地跑走了,身后留下了一连串的前仰后合的笑声……
  有一年,劳壮找了一个媳妇,叫个素英。这名子是劳壮给她取的。劳壮说,他是在街上遇见她的,也是个傻子。自从劳壮有了个傻媳妇后,他便带着素英到处乞讨生存。宽厚纯朴的赵庙人对劳壮十分照顾的。给他们衣服,给他们零用钱,劳壮无有无虑。有一年,素英怀孕了,劳壮在街上到处对人说,俺着个媳妇要生娃了!有人不相信,故意逗劳壮取了说,让俺看看是真是假?劳壮这时候掀开了素英的衣服,袒露出他媳妇已高高隆起的肚皮,爱抚地摸来摸去说,俺也有下辈人了。劳壮笑了,他媳妇也痴痴地笑,围观的人们也笑了。这时候,不少人从腰包里掏出钱来给这对苦命的夫妻。
  整天乐呵呵的劳壮从不怨天尤人,从不埋怨和悔恨当初为了公家招来残疾,仅这一点,就足够赵庙人为之佩服的了。如今,劳壮还活着,并且活得尚好。他在赵庙街上走到哪里,哪里就是一片欢笑。如果赵庙人哪一天真见不着劳壮了,那肯定心里像少一个宝贝一样的。有意思的是,在赵庙街上,人们习惯于把劳壮、张赔衣同时联在一起说笑。调皮的劳壮每次骚扰疯老婆,她总会一蹦多高地痛骂他,也同时咒骂他人,原因是证明她不是和张赔衣、劳壮一类的人。逢集的时候,她在街上;背街的时候,她回她的后刘庄,这一点,她是和那两位“街魂”所不同的地方。
  每天上街,她的胸前都挂满着大大小小的毛主席像章,还有她挎着的篮子里,装满着杂乱的说不上名字的物什。
  谁喊她一声疯老婆,她听不见便罢,听到了,她会立即没了笑容,大声地骂你,一边骂一边走;她还会停下来,瞪着你,一蹦多高,继续骂。
  我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她就叫疯老婆。
  赵庙街上的男女老少都这样叫她,都这样喊她。那时,“疯老婆”约摸五十几岁,头发略有花白,并不全白,戴着的旧式棉帽镶嵌着银光闪闪的饰物。一年四季,蓝色粗布大襟衫,几乎没有换洗过,袖口、领口、前襟处油光光的,完全可以当成赵庙集剃头师傅用的“毕刀布子”,也可以拿根火柴在她身上用力擦划几下,便能燃起火来。
  赵庙人称呼上了年纪的男人,叫“老头子”;上了年纪的女性,则是“老婆子”、“老马子”。这不是贬义词,亦非尊敬长辈的称谓,而是对那些不熟识、不认识的老年人的一种习惯性指代意思的统称。贬义时,常常在这些称谓前再加上一个“死”字,像“死老头子”、“糟老头子”,这样才可解恨解气。
  人人对“疯老婆”的称谓或喊叫,并无恶意和敌意。看着她的装束和可怜的样子,人们投来的目光更多的还是一种怜悯与同情。
  有人说,疯老婆年轻时因婚姻破裂变神经了。
  有人说,她是因为儿女不孝顺气疯的。
  还有人说,她是因分宅基地不公平气疯的。
  她为什么变疯了?这问题没人认真地调查过。反正,她疯了,疯得不轻。但有一点,至今让我百思不解的是,她胸前一排排一串串毛主席像章。这个目不识丁的农村老太婆,为什么胸前形影不离地挂着这些?如果谁动她胸前的这些像章,她会暴跳如雷,裹着的小脚踉跄着躲闪你,像爱护宝贝一样,不容你触摸它一下。
   在赵庙街上,她和劳壮、张赔衣是三个不同风格的“另类人”。
   这三个“另类人”的存在,提高了赵庙集的知名度。方圆几百里,说到赵庙集,无人不说到这三个人的名字。多少年来,人们谈到他们三个人,都会津津乐道一番传文趣事来,如若是谈到某个乡里、区里的官员来,总能听到他的一些肮脏不堪的丑事,之后,便是诅咒一通,愤怒一通,而惟独谈到三个“街魂”的时候,赵庙人才眉飞色舞。因此,在我看来赵庙人的心目中,这三个人的位置远比那些贪官们的位置更重要……
  逢集的晌午顶上,疯老婆习惯在赵庙南头的十字路口活动。她身边围着很多人。有一天,我也围在其中,听她嘴里骂骂咧咧、颠三倒四地数落着没有姓名的人物。这时候,“劳壮”一歪一斜地走了过来。
  “劳壮,快过来快过来。”有人不怀好意地吆喝劳壮。
  “弄啥?嗯,弄啥?疯子有啥看头?”劳壮嘻皮笑脸地走了过来。把他的破布包拉到胸前来,盯着疯老婆傻笑。
  有人给了劳壮一支烟,给他点上。说:“劳壮,干脆把疯老婆娶到你屋里去算了,你们俩个一起过,多得劲哩。”
  劳壮乐了,嘴咧得好像刹不住的裤裆似的,对着疯老婆喊:“疯老婆,咱俩一起过吧?”
  “日你小姨,日你浪娘,谁跟你过谁跟你过谁跟你过!”疯老婆踮起小脚,指着劳壮骂个不停。
  劳壮被骂得哑口无言,苦笑着,自嘲着,吸着烟说:“别看俺劳壮不沾弦,没钱一人上淮南,有吃有喝得劲得很,回来还剩盘缠钱。”
  劳壮的顺口溜逗乐了围观的人。
  疯老婆没有一点笑意。她的大声叫骂转变成喃喃自语的骂声,眼睛一直恶狠狠的样子盯着劳壮。
  又有人给了劳壮一支烟,叫他上前取下疯老婆的“语录牌”。
  劳壮正准备一瘸一拐地走过去摘疯老婆胸前的“语录牌”,张赔衣瞪着两个大眼珠子走了过来,操起一根棍子,对劳壮打去。
  劳壮见是张赔衣,兴奋的眼神一下子变得“细粉下到锅里――瓤条了” 。
  二十年后,我又回到故乡赵庙镇。晚上,当村人们说到赵庙集上的劳壮、张赔衣和疯老婆三个人早已不在人世时,我心里很沉重,心里很不是滋味。这三个“街魂”消失了,我不知道赵庙集还有什么让我更怀念的。
  那一夜,平原上的赵庙集蛙声如潮,万籁俱寂。偶尔,村里传来几声汪汪狗叫,还有十里八里都能听得见的柴油机的轰鸣声。躺在床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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