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仄佳的散文《梦树》，在结构上或许并无特别出奇之处：以“树”为躯干，将从童年到异国的各种关于树的记忆和体验，一一缀联、编织成篇。但是，在寻常的写法中，写出独特的、不那么大众化的体验、感悟与思索，且使文章不枝不蔓却又丰润圆通，止于其不得不止，读来有绿荷泻露的清新之感，就端赖笔力的雄健与思维的敏锐了。
作者是聪颖水灵的四川女性，这样的女性，豆蔻年华时，总是被四川之外的人，称为“川妹子”。这是一份受用终生的褒称。成都是故蜀之都，自古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斯地浓郁的巴蜀文化，经过千年相对太平的岁月淘洗，在现代社会里越发显得弥足珍贵。作者关于树的记忆，最早便可追溯到杜甫草堂旁边的树木。由此而随著作者搬家，渐渐及于其他的树木，由总府街，到春熙路……树的种类，也由梧桐，到石榴，到青青的杨柳……在对树的抒写与怀念中，又何尝不是对人的生存环境与命运乃至时代悲剧的扼腕一叹呢？从散文中，我们看到了作者童年与少女时代，逼窄窘迫的居室，看到了人身居其中的无足轻重：“历史反革命分子”的父亲带来的阴影、两个兄长下乡插队8年不归的骨肉分离、为逃避下乡而“赖”在城里学画的无奈。我们甚至也看到了，随着城市的发展，高楼耸立，昔日的大树，变成了低矮的树木。但身居高楼的市民，是否因此而对环境的优美有更强烈的珍视，却并不是那么乐观的事情。
或许是因为我曾经居住成都(又称“蓉城”)十数年的经历吧，我特别喜欢作者描绘“文革”结束后，在成都最繁华的春熙路上悄然初绽的第一丝春色：“围困经年的大字报棚消失后，枯了一冬的街柳骤然潮放春绿，那种弱叶星星点点，远观却似明黄嫩绿晕染出似雾非花的笔意，阳光一样纯粹温和，柳嫩之美全无暴虐狂放之气。那街淡淡的涂抹能把人心揉碎，那色便叫春熙。”看来，作者确实经受过笔墨丹青的濡染，笔下描绘春色的文字才具有这样的色彩感和质感。另一段文字，写作者在黔地为情奔波时所见的清瘦山景，在行文的情景与意绪的交融方面，显得十分饱满：“大学毕业后的好长一段时间为情困累，常奔波于川贵嶙峋山水间。满脑子胡思乱想，满眼是越来越苍凉但鲜活的山水情景。贵州高山上那些细高树，仙鹤样单腿直立欲飞。苗人布依人汉人手把弯钩镰刀，将低矮的树枝逐一割拉下来，斩断束捆，蓬松而沉重的鲜柴背回家去烧火做饭取暖，大小村寨因此袅袅升出诗意的炊烟薄雾。我记得石山上的树，少有左右舒展的心态意境，我把它们想象成大人国里紫灰色的长脚蘑菇，顶着树冠兀立在蚂蚁开出的梯田和高深的青云中。”这样的文字，算得上是出色的散文语言。
文章结局落在遥远的澳洲，落在自家院里的桉树上。树高两米，法律规定，主人便不可随意锯砍。在自由的土地上的这种不“自由”，确保了人与自然的和睦与和谐。作者的笔意，至此，由怀旧而升华到生存环境。这既是树的生存环境，更是人与世间万物共生共享的生存环境。树的宿命，何尝不是人的命运。所以，辛弃疾早在南宋就感叹过：“树犹如此！”人与树互为比喻，互相依存，就显得更加天经地义了。
赵无眠的随笔《横眉与低眉》，以一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小故事发端：姚蓬子带着年仅一岁的儿子姚文元去拜望鲁迅。鲁迅慈爱地摸了摸这个幼童的脑袋，赞为“灵童”。这个孩子后来成为中国20世纪60、70年代无人不知、无人不惧的文痞，最终落得身败名裂，为天下所骂。赵无眠的随笔，以博学多识且思想深邃见长。对于30多年前那个肃杀、荒诞的年代，许多人记忆犹新，更多的年轻人闻所未闻，如同天方夜谭一般。如果说，“横眉冷对千夫指”的鲁迅，其“横眉”的情感基础是“孺子牛”的爱心得话，那么，生活简朴、节约，在日常生活中堪称好人典范的姚文元，在提笔为文，进行文学批评时，为什么立刻变得凶神恶煞起来，必欲置被评者于死地呢？他对于强权的这种低眉顺眼，究竟源自怎样的文化与思想土壤？作者尖锐地指出：“姚文元则自觉充当强权的代言人，暴政的辩护士，御用的刀笔吏，权贵的马前卒。此人极会摸风，‘上面’有何意图，他必然早有所察，积极配合，提前大造舆论。还要装出一副纯学术讨论的样子，扮成一个科学权威、主义阐释者，让不知底细的人蒙在鼓里，以为他真有未卜先知的本领。在他的批判文章背后，隐藏的总是一场血腥、恐怖和暴力，充满着迟早要把你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的威吓与自信。鲁迅与姚文元的区别还有许多，而这无疑是最重要的一条。”
现在是网络时代，民众获得了相对自由的话语权，但网络语言暴力也开始泛滥。读赵无眠先生此文，想起为时代所弃的文痞，不能不引起读者的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