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杨侯蟠于北宋哲宗绍圣二年来到温州出任太守的时候，他的心是充满了壮志的，这位苏东坡的诗友和僚属，将温州城内先前的五十七坊划定为三十六坊，“排置均齐，架缔坚密，名立义从，各有攸趣”。但是在我小的时候，三十六坊早已经荡然无存，只留下它们的名字。我的祖母的故居就在墨池坊内的杨柳巷中，那是我少年时常去的地方，可我始终没有见过那高大的牌坊。后来我们家搬到了松台山下，九山河畔。那里原有一处三牌坊的旧址，可惜也是只有这地名，却无那连绵巍峨的三座像牌坊一样的花岗岩门台了。我常常想象着那些牌坊曾经壮观的样子，我为自己的“生不逢时”而伤心。我的父亲时常会在我的要求下讲一些久远的风景与故事，那样的情景是我内心所向往的。三牌坊原是属于明朝大学士张璁府邸的，并不在北宋时的三十六坊内。但数百年间的沧海桑田，三十六坊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吧？
从那时保留至今的坊名，有谢池坊、招贤坊、墨池坊、康乐坊、百里坊、锦春坊、五马坊、世美坊、扬名坊等。坊名的确立有“摭其胜地”的，如容城、雁池、甘泉、百里；有“溯其善政”的，如棠阴、问政、德政；有“挹其流风”的，如康乐、五马、谢池、墨池，等等。有些还依存于地名中，而大部分都早已经湮没在历史的风烟里了。每一处坊名的背后都有着一个典故，谢池坊是纪念曾在温州任太守的谢灵运，墨池坊则是为着纪念同样在温州曾任太守的王羲之。五马坊至今仍是温州最繁华的一条商业街，据说王羲之在温州守郡的时候，“庭列五马，绣鞍银勒，出则乘之，故名”。杨侯蟠百咏《五马坊》诗这样写道：“相传有五马，曾此立踌躇。人爱使君好，换鹅非俗书。”这里还有一个关于五马坊的民间故事，说这里曾经住着一位老妇人，门口铺着石板五块，某日，有客人路过，注视良久，问妇人：“这石板是你的吗？我愿出十万金买它。”妇人一听，以为奇货可居，就故意抬高价格，客人见这妇人狡黠，愤而离去。妇人自此以为这是宝贝，深恐被人觊觎，就雇人将五块石板移入屋中。第二天，那位客人又来了，却不见了石板，以为已经被别人买走了，急问妇人，妇人欣喜地将他迎入屋内，客人一见，顿足而叹：“噫！不值一钱了。你不知道这石板上有五匹骏马，晚间得露水而活，现在你将他们移进了家里，没有了露水，它们一夜之间都死了，这石板还有何用？”不顾而去，妇人懊悔不已。
三牌坊是明朝嘉靖皇帝的宠臣、吏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位居首辅的张璁故居的进第大道。张璁是温州历史上非常著名的一个人物了，尽管温州在他之前，从北宋以来，也出现了好几位首辅大臣，但在温州的百姓中间，唯他最被人传说，他的很多故事被人们所津津乐道。事实上，他在中国的正统史书中是并不认为有多少建树的政治家，既无重要著作，亦无可以传诵的政绩，甚至还有奸佞大臣的嫌疑，因为他得以升迁的理由，就是他在政治上所推行的唯一一次震撼朝野的大事，即“议大礼之争”。嘉靖皇帝即位以后，希望作为亲王的父亲能够得到作为皇帝的谥号，而众大臣群起反对，甚至有以死相谏的，认为这不符合体统。只有张璁一再提议并最终获得成功，因善承帝旨而一再擢升，赐名孚敬，字茂恭，谥文忠。《国朝典故》中说他是：“刚明峻洁，一心奉公，慷慨任事，不避嫌怨。果於自用，休休之量，是其所短。”据说他在任上的时候对来自温州的乡亲格外照顾，也为温州的地方建设做了颇多的好事，所以温州人对他，是极为尊敬和爱戴的。人们都亲切地叫他“张阁老”。这样的称呼直到今天还留在人们的口头。他晚年回到温州，在市区松台山麓建筑了庞大的府邸。清朝孙同元于１８８８年刻印的《永嘉见闻录》上，有一段对那时张璁府邸的记载：
张文忠公旧第在松台山麓，其旁即为祠堂。余於癸巳仲冬入祠游览，大有坍坏之虞。飨堂前居中有石像碑，貌极瘦挺，颇有威气，须长过腹，连鬓丛生，执笏侍立，盖此像为陪祀列班时所绘也。附刊世宗御赐诗一章，其和韵诗即刻於碑阴。碑之左有“孚敬”石刻二大字，碑之右有“茂恭”石刻二大字，其名其号俱世宗御书，故一并摹刻上石。第中垣墉剥落，屋宇倾颓，院落尽成街道，所居者皆为张姓，其子孙亦零落无几，不但无出仕之人，并读书者亦复罕闻。第前长池，池前有大石牌坊三，今里俗称其地曰三牌坊，即在山麓，相传系进第大道，今虽荒烟蔓草，迥异昔时，而当时甲第巍峨，气象赫奕，犹可想见其规模也。
这是清朝末年的记载，似乎还可以看到张先生府第当年的巍峨气象，然而不到百年之后，是连这样的迹象也已经全无，只是空余一些莫名其妙的地名在那里。人们通过那些街道的名字，还可以想象出当年这座豪华辉煌的犹如宫殿一般的大学士的故居。从松台山麓的三牌坊，一直到信河街上的大士门，中间是一条青石铺就的平整宽敞的大道（后来也就成了一条小巷）叫张府基，这条路一直通到石坦巷。从大士门到这里，整整占据了漫长的信河街的一半左右，可以想见当时的规模了。中间还有一条小巷弄，叫妆楼下，少年的时候，我从九山河畔的家里去上学，必定要经过这里，每每对它的名字感到奇怪，后来知道，那是整个府第的后院，大约是女眷们居住的地方吧。这其间，还有一座庞大的纺织工厂，我的外祖母年轻时是这里的工人，她曾经对我说，从前的厂房车间有一个神秘的地下室，她们曾经下去看过，里面还有水池喷泉之类的，后来被工厂填埋了。外婆说起那些往事的时候，眼里有了青春的光彩，大约她是想起了少女的欢乐时光吧。这样的说法现在大概是无法求证了。如今那里经过旧城改造，一切均已荡然无存了，倘若孙同元旧地重游，他该会有怎样的感慨呢？这一处遗址，连同北宋当年的三十六坊，一起湮没在钢筋水泥的高楼大厦中了。杨侯蟠当年有诗赞曰：“三十六坊月，一般今夜圆。”海德格尔说，人应该诗意地栖居，这样的诗意在古代的中国，在古代的温州，是有着浪漫的经验的，而我们究竟是在什么时候丧失了这样的诗意呢？
附记：
温州的繁荣是从宋朝开始的，虽然温州自东晋建郡以来，就有多位非常著名的人物到这里出任太守，比如谢灵运、王羲之、丘迟等，但直到唐朝，温州的这片土地依旧是荒蛮而偏僻的，剪发文身的瓯人还热衷于夷歌祭神的巫风。唐朝诗人顾况有诗云：
东瓯传旧俗，风日江边好。
何处乐神声，夷歌出烟岛！
温州的美丽山水与歌舞巫风，很早就出了名，到唐代，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司空图等，都曾经为这里写下了著名的诗篇。他们对这里奇异的风俗、与中原文明显然有着很多差异的文化特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孟浩然有诗云：“廨宇邻鲛室，人烟接岛夷。”可见那时一定还是很荒凉的，就像一个小渔村而不像一座有着巍巍城楼人声鼎沸的郡城。温州真正的繁荣是从宋朝开始的，所以“三十六坊月”的形成，代表了温州真正开始与中原文明交汇，在这漫长的过程中，逐渐地造就了温州的带有浓厚地域特色的人文景观和性格特征。
蒙古人的铁蹄掠过草原和戈壁，他们就像一股黑色的旋风，征服着世界，他们的锋芒直指多瑙河对岸丰饶的平原和繁华的城市，而那些有着古老传统的帝国，无论是波斯、拜占廷还是强悍的突厥人，都只有接受臣服的命运。而事实上，蒙古人更对南方的宋朝帝国感到兴趣。只是在当时的国际风云中，与宋王朝的战争时机并不成熟，最大的威胁却是来自远东北部的契丹人建立的王国辽金。当金兀术南侵时，宋高宗由明州下海，逃奔温州，最初就住在江心寺里。随后的那些宗室勋戚以及文武大臣，便也陆续地前往护驾而纷纷退守温州，使这里成为富饶的大后方。金兵在经过劫掠后，终于北去了，当权的大臣们也护着皇帝回到临安，但太庙神主以及那些后宫嫔妃，大都留在了温州。高宗一度下旨，将太庙神主迁往泉州，不过那些外戚和一些宗室贵族以及退休的大官僚，却选择了在温州的定居生活。温州的赵氏，便是濮亲王与商亲王之后裔，赵氏子孙应试登科的很多，在宋朝诗坛上独树一帜的“永嘉四灵”之一赵灵秀就是宋太祖的八世孙。温州从此进入了一个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飞速发展的时期。在当时的状况下，宋王朝不得不在温州派驻有重望的贵族官僚为节度使，才可以慑服那些习惯于横行跋扈的皇亲国戚。在这些人中还有一个臭名昭著的人物，就是秦桧，一次罢相之后，也在温州出任了三年知府。那些在温州养老的臣僚就更多了。《永嘉县志》云：“商货云集而物用饶，……奇技淫巧之艺作。”温州就在那时，成为歌舞升平的都市，商业尤其发达，因为贵族官僚们带来的就是永远没有止境的消费和奢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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