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媛 女，本名刘佳，生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曾出版散文集《黄昏降落西去的背影》，现居北京，供职于某文学杂志社。 一个大大的旅行包，一双厚厚的不合时宜的天鹅绒袜子，站在杭州火车站的大厅，两只眼睛四处寻觅，肯定是一个等待接站的外地人。
这人是我，已经有了一些时辰。
接我的文君，要从海宁过来。我的火车准时到达，她的汽车没点儿，迟迟不见踪影。
把姗姗来迟，想象成一个美妙的幻影，心里就不那么焦躁地四处观察。经过我面前的女人，漂亮的长腿肉色薄丝袜，与我的穿戴截然。看来，南方女子的确像传说的那样，经冻。
文君到了，她更过分。深色的长裙，光裸的腿脚。不过，也着实灵秀清丽，透着妩媚。
坐火车，去诸暨。窗外，风光淡远清和。
车子经过一座巨宽的铁桥时，钱塘江水滚滚来。就想到，天下谁人不识君。可有点混浊，还有点汹涌。
乘客不太多，空下三分之一的位子。有不知自觉的男性，将一双脏兮兮散发着异味的大脚，悠然自得地搭在对面的空位，摆出个使自己舒坦的姿势。大煞风景，就是这个意思。几个列车员来了，我就差用手指了，是指望她们能对此有个说法。然而她们在忙，在忙着推销袜子。叽叽喳喳的推销广告语，加重本已灰色的氛围。乘客们习惯地无反应，她们就互相帮衬，把袜子一双双从塑料袋里翻出，连抻带拽，即便不懂方言的我，可通过她们丰富的精妙绝伦的肢体语言，一看也能明晓。我盼着到站下车。
期盼，都会有结果。
诸暨的小路婉转，是在香樟树中穿梭。闻着淡淡的香气，恍然记起，香樟树有其世人敬慕的特性，问了文君得到了证实。香樟树，即便在冬季，枯叶也是满枝不落，直到来年的春天与嫩绿的新芽见面，才慢慢一叶叶飘零。这让我相信，生死和存亡不是排斥的，而是手挽手的，因为手挽手的生死，才能是一个大限的境界。
诸暨的小城宁靖，那个美人西施栩栩如生，坐在人工湖中回眸着世态炎凉。我再一次想到香樟树，想到了那一树满枝的“生死”。
下午我们去了千柱屋，又名“斯宅”。这片２００余年前的民宅保留完好，每幢屋子的顶部，修饰着大大的如同帽檐儿一般的屋脊，俗称廊棚。廊棚与廊棚相连，与长廊异曲同工。雨天遮雨，晴天防晒。宅屋前，是块３０平方米左右的天井。刚刚还有艳阳，忽然就有雨滴落在院落的葳蕤上。高台阶上，做个深呼吸。春雨， 濡湿了四围的山岚，濡湿了无风的天气，濡湿了屋顶升腾着的炊烟。
南方四月的雨，是北方雷阵雨的连襟儿，说来就来说走就走。
生活在千柱屋的小动物们，无论是小鸡小鸭还是小猫小狗，都像他们的主人一样，喜欢在廊棚里闲散溜达。猫狗们懂事，懂得内急时找犄角旮旯。鸡鸭们却不，随时随地走哪儿屙在哪儿。
在一户农人家吃便饭时，文君问男主人，百家姓里有“斯”吗？黑瘦的中年男人，瞪着一双大眼回答，怎么没有？斯大林不就是姓“斯”吗！哗然。
后来这个段子伴随了我们一路。
车子快驶出山区时，停在了一个小镇上。街道两边，小餐馆很多。一家看似中等铺子的门脸，有块金字招牌很是惹眼，“现场宰杀活狗”。几只不知所终的犬儿，正散漫地卧在旁边。眼珠转动，左顾右盼。
“一个民族与其道德进步，可从动物所受待遇来评判。”这是甘地先生，一位素食主义者的呐喊。
“由于荷尔曼经常目睹宰杀动物和鱼，同一个念头总是浮现：像他们那样对待动物，全人类就都是纳粹。”伊萨克?巴瑟威斯?辛格，１９７８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如是说。
此刻，我所引用的二位哲人的话是苍白的，我的文字也没有任何的说服力，我只能用简单的展示方式，给那些逝去的动物们一点点儿祭悼。
鲁迅，在那个阳光温和的日子
大约驱车一个半小时，从诸暨到了绍兴。
途经兰亭，路旁的草莓密密匝匝，用成熟向过往的行人招手。道边间隔不远，就会有位中年妇人，提的竹篮子，装满淋漓的鲜红，扬着胳膊兜售。
初次品尝刚刚采摘的草莓，真是满嘴的清新，甜鲜不绝，余味纡徐，馨香无穷。以至我回北京后再吃时，总感觉它们是被水浸过的，淡而无味，还溢着酸。
车子直接停在了“咸亨酒店”的门口，说这家是最正宗的，看着门前一尊孔乙己手擎茴香豆的雕塑，我想应该是吧。
“咸亨酒家”、“咸亨酒店”、“咸亨大酒店”。环顾周遭，“咸亨”的名字，林立左右前后，不熟稔者肯定会发懵。
果不其然，等待我们的朋友，就坐到了另一个“咸亨酒店”。互相找吧。找的过程中，“咸亨”成了绕口令。
当地人委实明白，初来乍到的委实委屈。尤其是那些仰慕文学大师，仰慕茴香豆的四方来客。
来就餐者，大概都是冲着孔乙己。满屋子充斥着黄酒、臭豆腐、茴香豆、干菜的味道，这是被绍兴人统称为“东西”的混合。以我个人的感受，孔乙己的茴香豆，作为大餐的点缀尚可，倘若成为正餐的一种，就牵强了。毕竟孔乙己的时代已遥遥，我们的胃口对它，不能承受更多。
来绍兴就是为了鲁迅，从酒店到鲁迅故居大约５００米的距离，几个乞丐纠缠再纠缠。北京这些年也有，甚至年老的乞丐会教唆年幼的孩子，抱着路人的大腿不放，像捆着个沙袋。面对这种场景，我每一次都是惶惶不安，低头快步躲开。
鲁迅先生的《求乞者》，曾这样描述，“一个孩子向我求乞，也穿着夹衣，也不见得悲戚，而拦着磕头，追着哀呼。……一个孩子向我求乞，也穿着夹衣，也不见得悲戚，但是哑的，摊开手，装着手势。我就憎恶这手势。而且，他或者并不哑，这不过是一种求乞的法子。”
这是先生１９２４年的感慨。８０多年过去了，一代新生的求乞者们，依旧活在属于自己的乞求里。乞求，也可以成为一首墓志铭。在显赫的花岗岩石碑上，其字迹在现今越写越大，令整个世界惶惶不可终日。
也许不都是坏事。
当年鲁迅的祖屋早拆了。我们面前的，是几幢簇新鲜亮的屋宇。陌生中，几点烨然。阴霾的潮气和蓊郁的花香，款款迎迓。
也许因为是个平常的日子，参观者寥寥。曾在鲁迅笔下出现的几个场景，更加商业更加可疑地登场了：卖古董的、当场画扇的、划乌龙船的。旧货摊老板，是“收藏”大家。一把拦住我，随便拿出柄尺长的青铜越王剑。问他价钱，他瞟了瞟四周，斜了我半眼，笃定地说，你不会买的。我执著，多少钱？他假装不悦，将脸蹩向右边，７０００块。
欲擒故纵。
无论是在先生的故居或是三味书屋，我都感觉到自己彳彳，十分的可疑。像揣着什么不轨，像被正义跟踪。扪心问了问，原来是周围可疑的氛围，把我可疑地造就。
追究大师，站在大师脚下的土地，为何没有心的怦然？我迫切希望，去“百草园”中实现吧。攥住最后的惦念，寻到那里。园林工人，正在不辞辛苦地忙碌。难以说清从何而来的无数株花草，被他们一一掩埋在地里。也有一部分，似乎被土壤遗弃地躺在一边。园中一座座敦敦实实的假山，假公济私地像罗汉一样地把持，像守望者一样地占据。先生的百草园面目全非，已变成了一个硕大的盆景。比较那些乞讨者，这里更加与时俱进了。
上个世纪的百草园，也许走得不是太远。呼叫一下，也许可以听见。还能恢复吗？我呐喊，我期待。植物就是植物，如同该是什么就是什么一样。随自然，多好。
回到北京，我迫不及待地将藏书中有关先生文字的，一一取出一一仔细地读。萧红的《鲁迅先生记》、许广平的《最后的一天》、钟敬文的《找寻鲁迅》、阿累的《一面》、周晔的《我的伯父鲁迅》。泪水与感动，在那个下午一直伴随着我。其实，鲁迅早已将他的精神，他的勇气和希望留给了我们。原来，只有拜读，才有怦然。那么，我又何必远行数千里，无辜地增加那些嗟叹呢？
在下雨，还有五六级的大风。我本能地去把窗户关好，想把北京异样的气候关在窗外，却看见行人和他们的伞，被吹得乱跑，抓住很难。
西塘?乌镇?海宁
到达西塘，是上午９点多。家家几乎都在言商的这里，却只有部分的店铺，开门了。
镇上的人，似乎对豆子情有独钟。咸的、甜的，里面还掺和了辣椒，红红绿绿的挺招惹人。
小吃里，我喜欢的是一种叫糯米团的东西，它们是用佛耳草做的。镇上的阿婆热情，详尽地向我们做了介绍。这种草的外形，像一个大耳朵，就得到了如此福气的名字。真的很合适。难怪进镇的小路旁大笸箩摆了一溜，里面装满了佛耳草，晾晒。
我们在一家古色古香的店铺门口驻足，是因为里面一块块旧式木雕的吸引。老板矮胖，３０岁左右。开门见客，他兴趣盎然，说店里货物只是小部分，仓库里还多，邀我们随他去挑选。所谓的仓库，离他的店铺不过百米。两层的小木楼，梯子狭窄陡然，胖老板快步如蹿地上去了，而我手脚并用还使唤了膝盖。上得楼来，就开始一门心思地考虑如何下去。脑袋根本没在人家介绍的木雕上。当然艰难一趟不能不买，就糊里糊涂地买了一对两平尺的人物雕。胖老板拿着木雕已经到了楼下梯口，我还惴惴不安犹豫不决地不知先伸出哪条腿。最后决定，上来什么姿势下去如法炮制。脸面楼梯，翻身背向，颤颤巍巍。一段不到１０个阶梯的距离，我竟磨蹭了近１０分钟。我玩笑地说，这叫缓慢地倒退。可倒退虽然缓慢，其结果和目的意义却相同。
友人认为我买的木雕不值。我的经验教训有三：一、心急吃不了热汤面，猴急买不着好东西；二、不要离开店铺去选择商品，十有八九是陷阱；三、买东西就买东西，受到外界因素干扰就马上打住。试想，陡立的楼梯先让我战兢得丢了魂魄一样，心中惶惶怎能恋战，上当就注定了。
到乌镇的季节和时段，都赶上了游人高峰，之前所向往的那种清幽淡雅，被热潮喧哗代替。
乌镇曾出过６４名进士，１６１名举人。文豪茅盾先生，就是乌镇人。他居住的一座两层小楼，被定点为故居，业已成为游览景区之一。
乌镇人更适合商业。无论“百床馆”、“民俗馆”、“逢源双桥”、“高公主酒坊”等等，都是很有想法和创意，如此比照，惟茅盾先生的故居，让人感到冷清寡处。先生的生平介绍，同书本上的小异大同。惟一的实物摆设，仅仅一双皮鞋。也罢，祈愿先生清风身影，在那个世界走好。
进得木雕馆，展室昏暗不明，眼睛必须适应一阵才可辨认，想必这些藏品因历史尘埃因土下多年，这会儿也不太喜欢光亮。认真察看，收藏者也处处的精细。作品有卡记录如档案详实，出处与名称，造型与用意，一一注释，着实丰富。时间仓促，否则就会纸笔记录。回到京城，随根须，随时间，随扭曲，随镂空，随疙疙瘩瘩，随生长的年轮，慢慢消化。
在这里，收获了一把老式横挂铜锁。之前，我已寻觅多日，为了封存一个朱漆旧柜。
江南古镇，如同江南园林的生活版。既然是生活版，当然人是第一的。今天，更胜一筹。
那天不是节假日，却有来自五洲四海的游客团队。导游则举着红红绿绿的旗子，招摇过市。不乏鱼目混珠者。
“印花作坊”的晾晒栏杆上，数条十米来长的篮花布在飘荡。我正想寻个合适的角度拍照时，听到一位导游小伙子向他的游客介绍，这是张艺谋的《秋菊打官司》的拍摄场所，大家可以留影存照。
稍稍看过有点电影知识的人都清楚，他说的那是一部陕北人生活的影片。而在这里拍摄的是《菊豆》，我很想纠正一下。可这位先生已兴致勃勃地带着他的大队人马离开，走向了另一个景区。
起早，是为了徐志摩。
徐志摩是海宁人，海宁人因徐志摩的存在，自豪与荣耀。可令人困惑不解的是，过去的人们居然将徐志摩的祖屋，已经存在了４８０年的房子，拆毁了。目前的徐志摩故居，实际是１９２６年，他殷实的父亲为了儿子与陆小蔓的婚姻，修建的。
这天，这座６００平方米的建筑物里，在２００５年４月的一个清晨，只有我和文君轻言细语的交谈。
在大众心目中，早已比故居主人的名气大无数倍的金庸先生，为表哥家的门楣，手书了匾额“诗人徐志摩故居”。我设想，假如徐大诗人在世，他和武侠小说作家金庸先生会有往来吗？挺怪，这个念头一直带到了北京。
主楼三间二屋，前后两进，东西厢楼，后楼也是三间，屋顶有露台。据说，当时的徐诗人特别喜欢这个露台。可如今它被紧紧封住。当然，它无法锁住人们的想象和诗人的徜徉和孤寂。坐在二楼正屋的罗汉床上，打量着春光乍泻。为什么说是打量？难道置身诗人的故居，我也不得体会他的点点？
这段行程，有几十张照片记录，表情古怪的居多，惟在这床塌上正坐的，端庄些许祥和些许温暖些许。我想这份雅致，是徐诗人气质的遗留，在那日带给我的。
故居的后院不太宽敞，有一两株小枫和七针松，以及遍地芳草。我想，诗人的后院如此，诗人的身后呢？我们就在他的身后，而我们又看见了什么？
看过一篇，有关陆小蔓墓地的文字。说海宁人不愿将她在苏州的坟冢迁来，与诗人葬在一起……中国人讲究入土为安，徐陆轰轰烈烈的爱情，曾经迷醉过无数男女，足够了。至于现在，是否有必要在一起，完全是个形式问题。为了所谓的形式，诗人付出的还少吗？而我们更多的，应该关注诗人本身。
在大门口，遇见了一对身穿婚纱的新人，是来照结婚相的。为了诗人的诗一般的爱情，还是周遭的景致？这样想着，我们出了大门。
离去的脚步是越走越远了，只是那份孤寂和幻灭却一直伴随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