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送北京文艺报张光年、侯金镜、陈笑雨三同志：看了一点，没有看完，你们就发表吧，按语较沉闷，政治性不足。你们是文学家，文也不足，不足以唤起读(者)注目。近来文风有了改进，就这篇按语来说，则尚未。题目太长，再批判’三字就够了。请你们斟酌一下。我在南方，你们来件刚才收到，明天就是付印日期，匆匆送上。”
祝成功!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九日
成为一名文艺工作者
林彪江青之乱既平，家乡百废俱兴，我记起年轻时的朋友孙迟。趁寄送叶圣陶题写的“昭陵博物馆”五字墨宝之便，我委托和他同在该馆的胞兄阎维向他转致思念之情。孙迟回信，并有绝妙好词见赠：
摸鱼儿，寄阎纲
料难忘，早年狂倨，积成多少叹惋。
羡君扶摇翅翎健，纵横词林文苑。
雄才展。
思往事，依稀谈笑宿旧馆。
拍节击板。
任鸟飞云散，文字因缘，莫比石潭浅。
音书断，不怨性疏笔懒。
总为蓬足风转。
故园春色依然在，重见花香日暖。
无遗憾!
君勿念，长征路上夕阳晚。
来日苦短。
正瘦马疾奔，奋力望尘，不计征途远。
我很感动。一首《摸鱼儿》引出一段珍贵的回忆。
秦腔艺术的浸润，民间文学和群众艺术善恶忠奸的诱惑和教化，像乳汁一样滋养着一根小草，造就了我的艺术情趣和审美能力。与其说我出身后来的文化馆，不如说我出身街头巷尾的“自乐班”。我是“自乐班”里的“全能选手”，我亲身体验着戏曲艺术，而且粉墨登场并创作剧本。
1949年5月，我16岁，礼泉县城解放，解放军宣传队举办街头图片展览，我的心灵受到剧烈的冲击，一个崭新的世界出现了!我一边高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一边观看图片展览，尤其喜爱宣传队演出的剧照，这对于像我这样的酷爱文艺特?酷爱戏曲的青年来说，引力之大前所未有，所以，当我听到宣传队招生，他们又热情欢迎我参加时，便毅然报名参加了，任务是向部队和群众宣传翻身解放。宣传队的全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四兵团第十师宣传队”，我被编入剧团的文武场面(乐队)。
队领导要到上海买两把小提琴，预定把其中的一把给我，正合我的心愿，因为我一直暗恋着小提琴。队长特意将晋察冀解放区版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送我让我好好学习。毛主席的《讲话》振聋发聩，使我兴奋得难以自己，特别是“要把屁股坐到工农大众这边来”(新版删)的话，十分生动，一下子印在脑子里，觉得能跟上人民的队伍搞文艺宣传实在太幸运了。当我们在操场上为解放军战士演出马健翎编写的大型秦腔剧《血泪仇》、《穷人恨》时，战士们高高举起刺刀，口号声震天动地：“替红喜报仇!”“毛主席万岁!”“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宣传归来，无不欢心鼓舞。开饭时，大家围坐在城隍庙大门前，一圈一圈的，饭菜虽然简单，但是顿顿有肉，中间一个盛菜的大面盆，猪肉炖白菜，主食是不加限量的白面杠子馍，个个吃得兴尽方休。
宣传队的这段经历，对我说来无疑是一次文艺观的巨大冲击，心想：原来还有比《三回头》、《柜中缘》、《打镇台》、《杀狗劝妻》更为现实也更加动人的艺术?戏曲竟然能够演出如此苦难而悲壮的人生!我不由自主地思考起个人的前途来。从此以后，“为工农兵服务”的思想成为我人生观、文艺观的内核，深深地印在心上，我以做个“人民的文艺战士”为无尚的荣光。
闻讯西安的学校已经复学，我又想深造了。经队长批准，我回到西安继续念高中，西安一中更名为“陕甘宁边区西安第一中学”。经军管小组审查，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我一边上学，一边被西安邮电工会宣传队邀去跑演出。突然一天，县委副书记王育英，捎话要我回县工作，我又回县了。
到处是宣传，村村有歌声，解放区新的文艺满足了百姓的文化渴求，1950年年初的“礼泉县寒假教师学习会”应时而生。因为我爱好戏曲、唱歌、乐器(包括打击乐)，参加过自乐班和剧团的巡回演出，并且在解放军宣传队里受过熏染和教育，所以在学习会上很受器重。我给学员教简谱、教唱歌，导演秧歌剧。我们演出《兄妹开荒》、《夫妻识字》，民众觉得很新鲜。
此乃谓“思往事，依稀谈笑宿旧馆，／拍节击板。／任鸟飞云散，文字因缘，莫比石潭浅。”
学习班结束后，命我筹建县文化馆，配合政治任务进行文艺宣传，同时，筹建县文联，组织各种文艺创作活动。文化馆期间，我和孙迟先后都有小戏戏本出版，我出版了《增产捐献》、《传家宝》等，他出版了《送粮路上》，此乃谓“文字因缘”。
1951年我出席陕西省文艺创作者代表大会，列于王老九等10名获创作奖者的最后一名，也是最年轻的一位。授奖者是柯仲平、胡采、马健翎。18岁的我高兴得蹦了起来，只有一个心愿。就是决心为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的新中国的新文艺献出自己的一切。授予我的一个红包，我自己分文不留，原封不动双手递给亲爱的母亲留作家用。我开始埋头于苏联的斯坦尼思拉夫斯基的导演体系。
此刻，回过头来再读这首《摸鱼儿》，乡情、友情与昔日的惊喜、幸福感一齐涌来，赚我热泪两行。
1952年，政务院下文件，在职干部可以同等学历报考大学，高二的我，考入兰州大学中文系，享受调干生的待遇。在担任学生会宣传部部长期间，我多次组织播放苏联电影，拉小提琴参加周末舞会伴奏，成立秦腔剧团任团长、导演和乐队指挥。
追忆到此，容我问声：和我“四同”――陕西同乡、兰大同学、作协同事、文革"516"同案犯、相处长达53年从来没有红过脸的周明老弟啊周明，曾记否，你小时在周至上台演过戏，这会儿却委屈你跑龙套你竟然受宠若惊高兴地跳了起来?
走进《文艺报》编辑部
1956年大学毕业以后，分配到中国作家协会。接待我的是人事室李小为，诗人李季的夫人。问我愿意到哪个编辑部去，我说我爱好写作，想去《人民文学》。“《文艺报》改版，到那里去做评论编辑好吗?”从此，告别文艺写作，爱上编辑工作和文艺评论，一干就是27年!
我们新来的一批大学生，对党中央毛主席直接领导下、并且时常在文坛发难的《文艺报》敬畏备至，情愿为《文艺报》献身。同学谢永旺在会上说的一句话，?得热烈的掌声。他说：当我离开人世的时候，我要像别林斯基一样，将我的《现代人》和《祖国纪事》――《文艺报》枕卧在棺材里。
1957年《文艺报》的一次联欢会上，节目正在进行中，我临时动议主编张光年朗诵他的《黄河大合唱》，全场好激动啊!20年后的1977年――《黄河大合唱》诞生38周年之际，在他的热情鼓励下，我应《音乐论丛》之约撰写了两万多字的长文《论(黄河大合唱)词作的艺术成就》。1938年秋天，25岁的光年来到黄河壶口，他惊呆了。黄河之水龙腾虎跃，从天上倒下来，撼动着大地，叫嚣之声十里可闻，恍惚千军万马呼啸着压将过来，“黄河啊，多 么伟大、坚强!”衣服被浪花打湿的诗人同黄河融为一体。他暗自定决心：“一定要写一首讴歌黄河的诗!”
为了呼唤诗神，1961年，张光年给《文艺报》和作协同仁以及人大文学系的青年朋友讲解《文心雕龙》。48岁的光年英姿勃发，他的朗读，立刻在我的眼前浮现出诗人当年朗诵《黄河大合唱》的情景。特别是《神思》篇，听；“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金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将与风云而并驱矣。”诗人激动起来，神采飞扬，那迷醉，那潇洒，那错落有致的铿锵和不加掩饰的得意与满足!
张光年温文尔雅的诗人气质，谆谆教诲的学者风度，热情洋溢的演说才能以及刚劲秀美的书法艺术，都是那么清晰和美好，一直保留在我的记忆之中。
《文艺报》的领导爱才，我们一批年轻人无一例外蒙受到他们精心的荫庇，甚至将编辑部确定的题目交由我们完成。侯金镜对我说：“你自己有了写作实践，方知评论的甘苦，约稿时就有了共同语言。”
我分工负责长篇小说评论的编辑业务，他要我独当一面独立工作。我当时24岁，此前宣传队和文化馆的工作经验毫无借鉴之处。侯金镜郑重其事地通知我：“我要让你的专业相对地固定下来，长期不变，争取自己在这一领域有自己的发言权。”
侯金镜手把手教一个成分不好的人怎么阅读作品，怎样发现问题，怎样撰写评论文章。他教我一丝不苟，更要我“有胆有识”。他批评人不留情面，表扬人不顾虑出身。他竟然在创作情况汇报的材料上，几次表扬胡德培和我，甚至写道“阎纲同志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是”如何如何。为了我的一篇受命而写的评刘树德论的文章，他连夜修改，第二天一大早，见他眼睛网着血丝，满纸红笔点点。仍然不能起死回生，他竟然向我表示歉意，我心里难受极了。这是他惟一的一次帮我修改文章，因为文章基础差，报废了，但他奖掖后进的不遗余力，凝重严谨的学风文风，时不时拿左手捏着眉心以减轻头痛的神态，以及那双高血压患者布满血丝的高度近视但异常明亮的眼睛，给一切受惠于他的年轻人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
当代文学史上有名的“三红一创”即《创业史》、《红旗谱》、《红日》、《红岩》，“三红一创”的流行与《文艺报》――特别是侯金镜指导下的规模性的评介有着直接的联系。在他的具体指导下，我们多次拜访梁斌，组织对于《红旗谱》全方位的、包括它的人情人性描写的研究和评论。我们约请冯牧及时撰写《初读(创业史)》，并以《创业史》为例，多次举办关于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大型学术讨论。我们深入部队座谈《红日》，由他编发闻山和我合写的评论《红日》的文章。对于《红岩》的座谈，声势浩大，影响极其广泛。其实，《文艺报》推出的重头作品岂止“三红一创”，此外还有：杨沫的《青春之歌》(《文艺报》上连篇累牍的讨论，知识男女几乎尽人皆知)，曲波的《林海雪原》(侯金镜亲自执笔撰写富有艺术说服力的评论)，孙犁的《风云初记》(黄秋耘散文诗般的评论充分发掘其阴柔之美)，以及特约冯牧重点撰写的《一部具有革命风格的作品――读(在和平的日子里)》、《坚实的道路，淳朴的诗篇――试谈李季的叙事诗新作》。冯牧的《(达吉和她的父亲)――从小说到电影》和《略谈文学上的“反面教员”》具有反潮流的勇气。《文艺报》对于《达吉和她的父亲》历时不短的讨论，欧阳文彬和侯金镜关于茹志鹃小说的争论。侯金镜评论王愿坚小说的文章《结结实实的人物形象》和评论赵树理作品的文章《实干家(潘永福)》等等，其对抗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十分明显。一时间，评论的身价提高，审美的意识增强，一种艺术多样性的、个性化的批评之风逐渐在《文艺报》上露头。
早在1956年，侯金镜就尖锐地指出：教条主义倾向在过去几年已经成为“有很大影响、发生了很大危害性的一种思想潮流”，其表现之一，“就是向简单化、庸俗化的极端上去发展，和武断、粗暴的批评方法相融合，形成一种专横的批评风气，在文坛上高视阔步，四处冲击”。他批评说，“有的文章干脆?开对作品的分析，直截了当地对作者的立场宣布可怕的判决。”这种风气在全国泛滥成灾，致使作家“无所措手足”，“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也谈(腹地)的主要缺点以及企霞对它的批评》)在这文学史上不寻常的岁月里，他敢于顶着风为收有萧平的《三月雪》、王愿坚的《粮食的故事》、李准的《信》、杜鹏程的《年轻的朋友》、陆文夫的《小巷深处》、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青人》在内的《1956年短篇小说选集》撰写序言，序言的题目竟然是《激情和艺术特色》!竟然大声疾呼：“不能充分保证他们的个性和想象力在宽阔而自由地发展，公式化、概念化的堡垒也不能最后地、彻底地被冲垮!”所以，到了三年困难时期。文坛依旧反右倾、一步步走进死胡同的当口，一九六一年初，侯金镜写成《创作个性和艺术特色――读茹志鹃小说有感》，发人深省，作家们看到希望。文章写道：“高亢激昂、豪迈奔放的革命英雄主义是我们这时代的主调”，但是“茹志鹃作品的优美柔和的抒情调子，唤起了读者对于时代的温暖、幸福、喜悦的感情，这种感情既是健康的，也反映了人们多样化的感情生活的一方面”。在当时那样狂热的政治气氛中敢于这样开明地衡文论道，实则空谷足音。
1961年底，侯金镜带我到颐和园云松巢阅读全年的长、中篇小说，朝夕相处，边读边议，耳提面命，帮助提高我的分析能力和鉴赏水平。
走进云松巢，迎接我们的是《诗刊》的丁力和闻山，还有大师傅于仲沂。老于做得一手好鲁菜，困难时期，大家饿晕了，见我赶忙拉住手说：“看你虚的，我给你补，过些日子保你浮肿消下去!”
丁力和闻山住耳房，丁力整理《清史稿》，案头一大堆资料，瓦片里一大滩烟头，我和侯金镜都吸烟，但还是呛得不敢进他的屋。闻山，诗人兼书法家，他收集的古碑拓片十分珍贵，宝贝似的，自得其乐。是这些字帖拓片陪伴着闻山澡雪精神、将养身体，侯金镜和我捧之不忍释手，盛赞其富有。侯金镜对于丁力的《清史稿》工程赞不绝口，对丁力发现的绝妙诗词把玩不肯放手。闻山偏头痛，加之困难时期缺蛋白、少脂肪。身体尤其虚弱，不意遇见知心的大烟鬼。闻山极力反对吸烟，但反对无效，然天寒地冻，只好整天关在屋子里叫丁力熏着。丁力对此深表遗憾，但没有办法，对他来说，不腾云、不驾雾，就没有诗、没有灵感。
侯金镜给我们带来部队的好作风，像指挥战斗沉着冷静，像找士兵拉呱儿掏心窝子；工作时专心致志，一头埋在书本稿纸里，聊天时笑语欢声，一点架子也没有；站如松，坐如钟，行如风，名副其实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在阅读全年长、中篇小说的过程中，侯金镜一有发现，便到我的房间向我推荐，要么上厕所路过，就在我的窗外喊一声，《红岩》就是他首先喊出来的。我要是也已读过，他便给我分析作品的思想 和艺术，而且引经据典。只要论及鲁迅和苏俄文学，他的话匣子就打开了，对托尔斯泰、果戈里、别林斯基如数家珍。我发现在他的文艺思想里，有一条十分明晰的红线，就是现实主义!就是直面现实的现实主义和干预生活的批判现实主义!
侯金镜喜欢散步，白天阅读，饭后散步。散步途中，变成小小的文艺沙龙。
侯金镜喜欢倚长堤而卧的各色桥涵，人迹罕至却别有风味。我们沿长堤跨桥梁，一直绕到十七孔桥。一时兴起，便鼓起勇气寻找寂然独立的玉带桥，那是宗璞在《红豆》里情人约会的地方，宗璞是我们《文艺报》的同事。但侯金镜带我们常去的地方是颐和园的后山，说后山有味，常常被人忽略，而雪后的后山更其有味。他喜欢散步，可是走得比谁都快，小跑一样，哪像散步!我腿长，也喜快走，紧跟不舍。可是苦了闻山，他，多才多病身，遇事不慌，悠然悠哉，一件军大衣紧紧裹住身子，走方步，落在后头。距离拉大了，他就急，说：“金镜同志你当是急行军吗!”我们停下步子，他便重重地说：“困难时期，保存热量!”众大笑。
散步的时候，往往是侯金镜说话最多的时候。他反反复复强调两个成语八个字：“胶柱鼓瑟”、“有胆有识”，再三提醒当前的创作和评论一定要避免“胶柱鼓瑟”。又强调说，“文似看山不喜平”，写文章和发言。要有曲直和张驰，不能“一道汤”(戏曲名词，意指平铺直叙单调乏味)。(1963年，他和《文艺报》的编辑观看豫剧《朝阳沟》，赞不绝口，转过身子对我们说：你看人家一波三折，“辫子上都有戏”!)他的针对性相当强，就是要打破流行一时的舆论一律和风格单调。
今生最忆云松巢!
我清楚地记得，当他发现罗广斌、杨益言合作的《红岩》以后连连称道、欢喜若狂的情景。他叮嘱我说：“现在是困难时期，人民物质生活匮乏，我们要把好作品献给人民，使人民的精神生活丰富起来。”又强调说，我们需要革命的浪漫主义，但更需要革命的现实主义，要拿生活的真实作基础，绝不能拔高人物。他极其肯定地说：“当前环境下，宁肯牺牲浪漫主义，也不能牺牲现实主义!”在侯金镜的鼓励下，我写出了《1961年中、长篇小说印象记》，重点推出罗广斌、杨益言合作的《红岩》。一天。《人民日报》李希凡来，当他得知《红岩》如何激动人心之后，立即向我们约稿，侯金镜指派我执笔撰写。侯金镜再次叮嘱我说：“现在是困难时期，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匮乏，我们要把好的精神食粮送给他们，继承传统，艰苦奋斗，渡过难关。”我当夜写出《共产党人的正气歌――(红岩)的思想力量和艺术特色》，认为作品将敌我冲突推向生死关头，烈士们的牺牲精神，给人的心灵以相当剧烈的撼动。文章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后，引起反响，《红岩》大量出版。事隔一月，在中宣部一次文艺理论家纪念《讲话》发表二十周年的筹备会上，侯金镜深入分析了《红岩》的思想和艺术。他观点鲜明，但不正言厉色。讲话微有口吃，反而加重了每一句话的分量。会议期间，侯金镜组织了一次讨论会，共五人：王朝闻、罗荪、王子野、李希凡、侯金镜，由我纪录整理，《文艺报》发表，题为《(红岩)五人谈》，一时间，全国掀起“《红岩》热”，当年全国的报纸副刊被称为“《红岩》年”。
侯金镜提醒我们在分析一部作品时，一定要抓住人物的个性特征，概念化的批评不好，正如毛主席说的，要注意矛盾的普遍性，更其重要的是注意矛盾的特殊性。但不能把个性绝对化，恩格斯曾批评过拙劣的个性描写。你精细地分析一个鼻子，但要看准它长在什么人的脸上，而人，又是历史的，是社会关系的总合。侯金镜的“鼻子”说，让我久记不忘。
1962年，鉴于老作家李劫人的《死水微澜》重印以来，一发而不可止，仅仅6年时间，卷帙浩繁的连续性历史小说继《暴风雨前》后的第五部《大波》已经在读者中流传开来。这是一部历史的大书，一座宏伟的建筑，急需评论却难以下手。张光年和侯金镜放手让我完成一篇不大不小的文章。一个年轻的老人在我眼前活跃起来，仅用了一个通宵，我将文章草草写出，题为《绘声绘色的(大波)》。文章说：“我身人大伽蓝中了，它那样的宏丽，观之心神飞越。然而，它太大了，全面而切实地估价五部作品，对于我们不可想象。”“历史上的重大活动，距今五十年矣，竟然这样有声有色，连他们的陈设、礼法、一举手、一投足也无不栩栩如生且切合当时时尚。”“对重大事件和对人物的侧面烘托，在紧锣密鼓中尚腾出手描摩几幅可人的风俗画，语言准确生动富有浓烈的时代色彩。都是作品出色之处。”“历史长篇小说到底怎样处理写入与写事的关系，怎样艺术地塑造真人的形象，可以在李老的大书中寻求答案。”
没过几天，张光年告诉侯金镜说，他见到周扬，周扬说评李劫人的这篇文章难写，阎纲这样写很好嘛。
在侯金镜的指导下，我遍览全年的中、长篇小说，继《1961年中、长篇小说印象记》之后，连续三年，对当年的中、长篇小说进行综述。
1999年5月2日，读《北京青年报》发表的本报记者鲍云帆采访姚雪垠的幼子姚海天写的《(李自成)42年后人去卷终》一文，文中写道：“……之后姚老又被送到武汉东西湖农场去改造，直到1962年第一卷才完稿。1963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冒着一定风险将该书出版，因为当时姚老还是个摘帽右派。此书出版后不仅报刊上未见到一个字提及，姚老也只能领到最低级?的稿酬。”
《李自成》第一卷1963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出版后颇受欢迎。侯金镜和冯牧二位副主编胆识兼备，一致称赞《李自成》一卷的创作成就，认为它在当年出版的长篇小说中无疑是鹤立鸡群，经过商议，同意在我起草的以本刊记者名义发表的《1963年的中篇、长篇小说》一文中加以介绍和推荐，同时嘱我，现在大讲阶级斗争，眼睁睁地盯着右派翻案的活动，下笔要注意分寸，不可过分突出。这样，我便公开地肯定《李自成》第一卷的成功，并在文中提出：“当代题材的创作还在摸索之中，《李自成》却流传开来。《李自成》的成功，原因又在哪里呢?”粉碎四人帮之后，姚雪垠几次见到我都要提及此事，说当时一片沉寂，惟有你们一家公开表了态，我个人非常感动。可见，《李自成》第一卷出版后“报刊上未见到一个字提及”之说不是事实。
侯金镜教我重视原作，适时对创作做出评述的那份认真，我一直继承下来。1977年底，复刊《人民文学》，我写了《粉碎四人帮一年来的长篇小说》，1978年复刊《文艺报》，写了《谈长篇小说的创作》、《长篇小说印象》和《日趋繁荣的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的兴起》。
不论是非功过，《文艺报》认真阅读作品和及时推荐新人新作的评论作风源远流长，我终生受用。80年代参加作品讨论会，亲见冯牧戴着老花镜一字一句地引用原著时，我联想起《文艺报》的日子，几乎掉下泪水。90年代以后参加研讨会，亲见一些发言离开文本分析，又想起《文艺报》，不觉悲从中来。
朱寨在《中国新文艺大系?理论二集》导言里 论及“历史转折中的文学批评”时写道：“建国以后出现的一些著名批评家，如王朝闻、秦牧、侯金镜、冯牧、黄秋耘等，深受读者欢迎，他们对作品都是从思想与艺术的统一或结合上进行分析评价，特?是艺术的分析细密精当。批评文章有理论、有知识、各有文采。”所以，建国以后的文学批评，特?是文艺政治化，文艺批评变成阶级专政的手段(进而为即将到来的文化大革命进行路线上的准备)的历史转折中，真正坚持文学批评的美学原则的，舍侯金镜们其谁!
侯金镜铁骨铮铮，劬劳敬业，对已严，待人宽，是中国共产党里最讲党性，最讲纪律，又非常实事求是的一名实干家。
侯金镜为人处世的实事求是作风(其一)，为文衡文的现实主义精神(其二)，加上严谨周密的卓识锐见(其三)。颇得其终生为之追慕的鲁迅遗风之神韵。因此，在不到一年后的大连会议上，他犯了天条，被打爬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脚下。
侯金镜痛恨虚假，憎恶浮夸，轻蔑那些懒惰不负责任的人。三年困难快要过去，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他喟然长叹：“吃饱了，又要折腾了!”“要不，我到乡下养鸡去!”
1971年，侯金镜血亏气绝，以“最恶毒地攻击林副主席”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之身，惨死在干校山头上阴郁浓重的夜里。
我以有缘亲聆他的教诲为终生幸事。
1979年，在讨论我入党申请的支部大会上，我说了一句发自肺腑的话：“在从事文学编辑和学写文学评论方面，《文艺报》是我的摇篮，侯金镜是我的恩师。”
包括文革在内，我跻身《文艺报》总共27年。是张光年、侯金镜、冯牧、黄秋耘他们把我们一伙年轻编辑拉扯大的。
张光年文质彬彬，侯金镜凝重严谨，冯牧敏锐热情，黄秋耘简约精当，我们应该恭恭敬敬称他们为老师。
黄秋耘的人道主义文学批评和艺术情调的批评，使他在当代文学批评中?具一格。黄秋耘喜欢“精致而优美的艺术形式”，“宁愿淋浴在小小的浪花中洗净自己的心灵”，不愿“时时刻刻都在装腔作势地咆哮”，他在《孙犁作品的艺术特色》一文中称道其“既有小品文的纤丽韵致，又有诗歌的抒情色彩。”在《(山乡巨变)琐谈》一文中称道其“对人物心灵的细致剖析和对事物的诗意描绘”。黄秋耘的文学创作如《杜子美还家》、《丁香花下》、《雾失楼台》等等，如泣如诉，忧愤有加，成为他人道主义理念的文学范本。黄秋耘的悲悯情怀激起人们对于非人道的仇恨，但是，人道主义随着连续二三十年来“灭资兴无”地被蹂躏，黄秋耘始终不为“马列主义批评家”的主流社会所器重，但他的幽灵却一直在作家群中自由地飘荡。
冯牧一直到粉碎四人帮，都是我《文艺报》的领导。冯牧热情奔放，敏感有才，在当代文学史上人缘最好，他来客最多，团结作家最多，是阅读作品最多，推荐作品最勤、最热情的文学批评家，一直到老，手不释卷。冯牧精通中外，文艺思想并不保守，可是，当一批新锐作家冒出来挑战冯牧的“革命现实主义”时，他茫然，尽管他对《班主任》、《红高粱》以来的创作推崇备至，他们仍然声称要“跟我的老师分道扬镳”。冯牧代表70年代末到世纪末文学的新时期。冯牧的逝世意味着新时期文学评论的终结。
“《文艺报》啊，摇篮!”1984年，我在《答(编辑生涯)问》一文中这样写道：“它拥有多少和培养了多少名编辑、作家和评论家!他们的名字是：丁玲、冯雪峰、陈企霞、秦兆阳、康灌、萧殷、张光年、侯金镜、陈笑雨、冯牧、萧乾、钟惦菜、邹荻帆、黄秋耘、唐因、唐达成、陈默、刘剑青、杨志一、闻山、黄沫、侯敏泽、蒋和森、冯宗璞、谢永旺、李基凯、吴泰昌、杨匡满、刘锡诚、陈丹晨、钟艺兵、雷达、孙武臣、何孔周、高洪波、李炳银等等，哪一个文艺期刊编辑部出现过这么多的人才?”“发现人才、爱惜人才、培养人才、重用人才是《文艺报》的优良传统。”《文艺报?再批判》：反右再烧一把火
1858年1月28日出版的第二期《文艺报》上，发表了《再批判》专辑。“再批判”是对“《野百合花》、《三八节有感》、《在医院中》及其他文章的再批判。”这一期的《文艺报》口气不小，态度强硬，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有来头的。《再批判》发表，中外文坛为之震动。
1955年下半年，中国作协党组召开扩大会议揭批丁玲，年底，将丁玲、陈企霞定为反党小集团。丁陈二人一直不服，屡次上书申诉冤情。1956年下半年，作协对肃反运动进行甄?，丁陈问题有所松动。1957年6月6日作协党组召开扩大会议讨论丁陈一案，周扬在会上向丁陈等人表示歉意。反右斗争已在全国打响的7月，作协党组再次召开扩大会，重批“丁陈反党集团”，同时猛攻冯雪峰，艾青等人也被点名。9月，在北邻文联大楼的首都剧场举行的中共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上，周扬对此次会议――实际上对整个文艺界的反右斗争做了总结(后经毛泽东修改，正式发表时题为《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文艺报》以《文艺界对丁陈反党集团的斗争获得很大胜利》为题报导了这一规模罕见的大会。8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文艺界反右派斗争的重大进展》点了冯雪峰的名。
文艺界一大批老中青作家被打倒，《文艺报》报导了文艺家纷纷深入生活改造思想的实际行动，文艺界的反右斗争在一场暴风骤雨之后画上句号，不料，新年伊始，《文艺报》又吹响“再批判”的号角，反右运动再度升温，文艺界的空气再度紧张起来。
1958年1月中下旬之交，一大张清样工工整整地摊在王府大街64号文联大楼401作协会议室的长桌上，上面改得密密麻麻。这是1月16日三位总编急送毛泽东后经毛泽东亲手改定的《再批判?按语》，还有他特意批复的一封信，另有一处关于文风问题的几句非常辛辣有趣的话。《文艺报》编辑部的全体人员有幸亲睹这一珍贵的手迹原件。原件发自南方，“即送文艺报”。
我那时年轻幼稚，不谙世情，以为是天降大喜于《文艺报》，兴奋得不得了。
毛泽东给《文艺报》正副总编的信笔走龙蛇，雄气逼人，我口诵心记，反反复复，过目成诵，多少年过去。字字句句如在眼前。上写：
“即送北京文艺报张光年、侯金镜、陈笑雨三同志：看了一点，没有看完，你们就发表吧。按语较沉闷，政治性不足。你们是文学家，文也不足，不足以唤起读(者)注目。近来文风有了改进。就这篇按语来说，则尚未。题目太长，‘再批判’三字就够了。请你们斟酌一下。我在南方，你们来件刚才收到，明天就是付印日期，匆匆送上。”
我记得信尾的落款，好像是这样六个字：“祝成功!毛泽东”，后头是日期：“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九日。”
在校样的另一侧，他又补充写道：
“用字太硬，用语太直，形容词太凶，效果反而不大，甚至使人不愿意看下去。宜加注意。”
批评是尖锐的，锋芒毕露，但使人乐于接受。毛泽东的文风着实精美，风采迷人。我们当时幼稚得可以，竟把注意力集中到文风问题上来，对毛泽东的文字和书法赞不绝口，“你们是文学家，文也 不足”，便下决心改变《文艺报》的文风。渐渐地，才觉得文风的背后是政治，“按语较沉闷，政治性不足”，这才是这封信锋芒之所在。所谓“政治性不足”，就是对反革命的丁玲、艾青等作家打击不力，笔法单调，他不满意；但毕竟是一场大胜仗，居高临下，不无得意。
“编者按”的原稿指出，“再批判”的对象是王实味、丁玲、萧军、罗烽、艾青等发表在《解放日报》副刊上的文章，还有?的几篇。主持这个副刊的是丁玲、陈企霞，他们多是党员。但是，经过毛泽东改写和加写之后，帽子很大，问题提得更加严重，文字犀利，语言生动，颐指气使，极尽讥讽挖苦之能事，有些话语如“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毒草成了肥料”等，成为此后整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制胜的法宝。
现将《再批判》的全文照录如下，文中插入的文字系毛泽东改写和加写的部分，用黑体字标出以示区别：
(再批判什么呢?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三八节有感》，萧军的《论同志之‘爱’与‘耐’》，罗烽的《还是杂文的时代》，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还有别的几篇。上举各篇都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的文艺副刊上。主持这个副刊的，是丁玲、陈企霞。)丁玲的小说《在医院中时》，是1941年发表在延安文艺刊物《谷雨》上的，次年改题为《在医院中》，在重庆的《文艺阵地》上重新发表。
王实味、丁玲、萧军的文章，当时曾被国民党特务机关当做反共宣传的材料，在白区大量印发。萧军、罗烽等人，当时和丁玲、陈企霞勾结在一起，从事反党活动。丁玲、陈企霞等人在此后的若干年中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党活动，成为屡教不改的反党分子。
(丁玲、陈企霞、罗烽、艾青是党员。丁玲在南京写过自首书，向蒋介石出卖了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她隐瞒起来，骗得了党的信任，她当了延安《解放日报》文艺副刊的主编，陈企霞是她的助手。)罗烽、艾青在敌人监狱里也有过自首行为。
(这些文章是反党反人民的。一九四二年，抗日战争处于艰苦的时期，国民党又起劲地反共反人民。丁玲、王实味等人的文章，帮助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派，)
上述文章在延安发表以后，立即引起普遍的又愤。延安的文化界和文艺界，针对这些反党言论展开了严正的批判。15年前的那一场斗争，当时在延安的人想必是记忆犹新的。去年下半年，文艺界展开了对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斗争和批判。许多同志在文章和发言里，重新提起了他们15年前发表出来的这一批毒草。
(1957年，《人民日报》重新发表了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其它文章没有重载。“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许多人想重读这一批“奇文”。我们把这些东西搜集起来全部重读一遍，果然有些奇处，奇就奇在以革命者的姿态写反革命的文章。鼻子灵的一眼就能识破，其它的人往往受骗。外国知道丁玲、艾青名字的人也许想要了解这件事的究竟。因此我们重新全部发表了这一批文章。)
(谢谢丁玲、王实味等人的劳作，毒草成了肥料。他们成了我国广大人民的教员。他们确能教育人民懂得我们的敌人是如何工作的。鼻子塞了的开通起来，天真烂漫、世事不知的青年人或老年人迅速知道了许多世事。)
为了帮助读者理解这些文章对于我们有些什么教育作用，毒单何以变成肥料，我们发表了林默涵、王子野、张光年、马铁丁、严文井、冯至同志的六篇文章，而把每一个批判对象的原文附在批判文章的后面。当然，这个批判还是不够的。我们希望文艺界利用这个材料，在各地的文艺刊物上发表深刻的批判文章，给读者以更多的帮助。
丁玲、陈企霞早在反右之前就被打成“反党集团”，反右时期批得灵魂出窍，“再批判”又特别降罪为“我们的敌人”，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
正是《再批判》对“反革命”、“敌人”的宣判，断送了一代革命老作家，将反右斗争进一步扩大化，上接反胡风运动，并为此后的文字狱找到无限上纲的借口，横扫革命老作家之后不到十年功夫，横扫一切革命老干部。
1962年时康生和毛泽东都这样说过：“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其实，利用文学进行反党活动的发明权在杂文而不在小说，因为4年前的《再批判》按语中已经给杂文定了性――早在1942年延安时期，丁玲等人就“以革命的姿态写反革命的文章”。
我记得很清楚，那是一张贴有三位总编送上的《再批判?按语》的清样，纸质很一般，但很大，有点发黄。全篇文字勾勾画画，补写的文宇几乎充斥所有空白的地方，龙飞凤舞，密密麻麻，面目全非。毛泽东给《文艺报》正副总编的信就写在改样的边旁。整个文字一概是用粗软的铅笔书写。左下方，是麻钱大的一个烧焦了的窟窿眼，恐系主席边写信、边吸烟掉下的灰烬所致。此件今安在哉?那是何等珍贵的历史文物和书法作品啊!
没有人敢写杂文了，杂文没有了。《文艺报》一蹶不振，“文艺茶座”无限期关张。《人民日报》60年代初倡导杂文，发表了不少针砭时弊的“长短句”，主席不高兴。《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吐露真声，遭遇更惨，从此杂文绝收。在永远大好的形势下，作家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文学也只好一条腿走路，到了八个革命样板戏出来，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革命文艺算是走到尽头。
40多年过去，往事如在目前，晚年丁玲不止一回地这样说：“当年看到《文艺报》上编者按语，就知道那不是周扬手下几个笔杆子的文风，他们没有那么大的气派，除了毛主席谁有那么大的气派?我的案算是铁定了。我心里明白，主席不点头，周扬那几个人是打我不倒的。”特别是在回忆录《风雪人间》中，丁玲最后捅破了那张窗户纸：“中央领导同志一时听信不真实的小报告，一笔下来点了我的名，我成了大右派，难道他就一点不了解我吗?我过去那样信仰他，真诚地认为只有他了解我，如今不成为对我自己的嘲弄吗?”
关于《文艺报?再批判》一案，还有一些背景情况可供参考。
到底《文艺报》组织《再批判》的起因和动机是什么?不得而知。据当年在中宣部文艺处工作(经常走动于中宣部和《文艺报》之间的李曙光(笔名黎之)1998年(即粉碎四人帮30年、事后整整40年后)在《文坛风云录》中回忆：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后期，印发了一份材料：《“三八节有感”、“野百合花”及其他》，其中有《三八节有感》、《野百合花》等“反党”文章，并且将1942年统一出版社编印的“统一丛书”《关于“野百合花”及其他――延安新文字狱真相》作为附录。编者按语中特别提到：“统一出版社是国民党特务机关的一个出版机构，这个小册子得自胡风家中，扉页上写有‘陈守梅’(按即阿垅)字样。”毛泽东看到材料后，提出重新发表和批判这些文章。
1992年2月，张光年在答李辉问时说：1957年，作协批丁玲、艾青等人。次年一月《文艺报》发表《再批判》。这个专辑是我经手的。周扬找到我、陈笑雨、侯金镜，说毛泽东要发表(起?)对丁玲等人的再批判，需要组织批判文章。按语是我写的。 送给毛泽东，毛看得细致，只留下“再批判”三个字。这个按语不好写，我措辞谨慎，毛全改了。他批评我们：“政治性不足。你们是文学家，文也不足。”
以上回忆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原来，《文艺报》发起“再批判”，是毛泽东亲自部署的!
周扬、张光年心里没底，不敢冒然下手，比较谨慎，毛泽东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发动再发动，彻底打倒。
其实，关于了玲变节和反党的问题，从1957年6月6日开始，历时三个半月的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上已经有了结论，毛泽东对丁玲、艾青等人视为仇敌的态度已经非常明朗，这点，周扬、张光年心里有数。更何况，在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已经胜利结束的’月底，毛泽东在接见捷克斯洛伐克访华代表团时，突然说出这样的话：“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搞文学的很糟，了玲这样的人，是一个大作家、党员。现在很好，可以把她赶出去了，赶出去更好办，文学艺术会更发展。”这段讲话，周扬和张光年也是知道的，但是，奉命起草“再批判”的编者案时，下笔谨慎，遭到严厉的批评，批评他们“政治性不足”，并亲自改写按语，把调子一下提到吓人的高度：“以革命的姿态写反革命的文章。”“奇文共欣赏”，“他们确能教育人民懂得我们的敌人是如何工作的。”
同年，胡耀邦主持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有人间周扬：“当年你们怎么下得了手?”周扬回答说，抓右派前。我当面请示过毛主席……
周扬在1979年10月第四次文代会前夕召开的党员会议上表白说：“我这个人作工作时间长搞文艺工作长，欠的债多，不能因为报告总结一下，我的债就还清了，各有各的债。四人帮也整过我。……当然，四人帮整我们和我们过去整人本质是不同的。我们不搞阴谋，不是存心要整人。我们整错了一些人，只能说明我们思想方法上、工作方法上有错误。”
如此这般，便解开了“丁、陈反党集团”悬案的大疑团!难怪1957后整风运动一开始，周扬明确表态：“丁、陈反党小集团”的结论不能成立，并向丁、陈表示歉意。但是《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发出之后，一夜之间，风云突变，作家协会闻风而动，重新燃起战火。大获全胜：丁玲不单是反党集团的头目，而且是“自首变节分子”，不容分说，打人十八层地狱，酿成政治史和文学史上绝世的奇冤!这都是为什么?1955年突袭丁玲，中央怎样批示的?根据什么?到底谁揭发的?揭发材料为何始终不公开?开批丁玲后关于她的历史问题多次起先调查，证明延安时期中央早有结论，为什么现在又翻出来以莫须有给人定罪?周扬、邵荃麟、刘白羽他们(即便上头还有陆定一)，能有这么大的胆子吗?多么巨大的疑团啊!然而，多少年来，它摆布历史，困扰着驯服而屈辱的“忠诚的文艺战士们”!
《再批判》引爆，一大片作家应声倒下。
毛泽东的信中写道：“我在南方，你们来件刚才收到，明天就是付印日期，匆匆送上。”“南方”就是南宁，毛泽东正在那里主持南宁会议，这封信写于南宁会议期间。南宁会议1月11日至22日召开，主要议题是针对“反冒进”事件的“反反冒进”，周恩来、刘少奇均在会上作了检讨。南宁会议直接导致“大跃进”的开始发动。
毛泽东在紧急“反反冒进”的会议期间，拿丁玲等开刀，给“再批判”加码，把事情闹大，把火烧得更猛更旺，以期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扩大反右斗争的成果，然后，在全国更大的范围内顺流而下发动一场惊天动地的革命――“大跃进”。
大跃进时期，经过全民大饥荒，进入历史的大倒退。
批判人情、人性、人道主义
周扬1959年底动员文艺界配合国际上的反修开展一场批修大斗争，指出共产主义的人道主义最彻底，而修正主义鼓吹的是人性论、人道主义，就是反对社会主义。说这场斗争落在我们党和毛主席的身上，而“文艺工作者是政治战线的助手。”在1960年初的讲话又强调说：政治标准(第一)与艺术标准的关系就是“道”和“文”的关系，“文以载道”!道有是非，文有工粗，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本质的真实是什么?无非是阶级的真实；“典型环境”就是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接着点了李何林的名，说：李何林的真实论，最后达到否定文学的成绩，拜倒在资产阶级文学之下。写真实，是修正主义的武器。1960年，月又讲话，指出：“人道主义到最后，只相信上帝。”
根据周扬的讲话精神，作家协会3月底就布置下去，主要报刊批判巴人、李何林，争取钱谷融、蒋孔阳。
北京师范大学连续批判李何林三五次，接着批判巴人的人性论。其他高等学校闻风而动。
1960年，《文艺报》第一期转发李何林发表在《河北日报》上的文章《十年来文艺理论和批评上的一个小问题》，“编者按语”严厉指出，李何林提出来的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一个大问题”，它关系到文艺与政治、文艺批评的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的关系这一根本性质的问题。
的确，李何林的《一个小问题》提出了一个非常大的问题，那就是，由于长期坚持“文艺为政治服务”的观念，文艺越来越走向非文艺。他认为蒋光慈的诗歌、冰心的《超人》一类的小说严格说来都难以被称为艺术。这些论点突然出现在文艺越来越被当做工具的时候，对于维护文艺自身的审美品格都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张光年的文章给李何林列举了“艺术即文艺”等五条罪状，结论是“修正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根本原则”，成为文艺修正主义在文艺界的代表人物、射击的靶子。
紧接着，《文艺报》第二期和《文学评论》第一期，同时展开声势浩大的批判，具体对象是：巴人、钱谷融、蒋孔阳，批判他们的“人情论”、“人性论”、“人道主义”和“人类共同的本性”。还发表了姚文元、李希凡对巴人“资产阶级人性论”的批判文章。
许多报刊也行动起来，对李何林展开批判，文艺界继1958年反右仅仅一年之后，又掀批判浪潮。
这是文艺界的一次重大行动，目的在于不失时机，配合毛泽东在国际上反修、在国内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残酷斗争。
其中引人注目的是突然冒出来的黑马――马文兵的《论人道主义》等几篇论文，引马恩之经，据列毛之典，理论性很强，一时成为权威。
作者马文兵是我跑稿子时发现的。
由于要配合文艺界批修，我们根据当地反映的意见，准备把刘澍德反映合作化运动的小说《归家》拉出来批判，批判其所谓的资产阶级情调和资本主义倾向，我便到人民大学文学研究班找何文轩(后改名何西来)约稿。因为何西来在研究班期间，写过《(创业史)的史诗效果初探》的文章，我有好感，又因为这个研究班是文学研究所同人大联合组建的，何其芳等名家亲自辅导学员们。批判《归家》，伤害了作者，编辑部同他的关系本来很好，我同和他个人的关系更加密切，刘澍德非常伤心，当然是批错了，何西来后来抱怨我把他引入歧途，但又非常感激，说我把他拉进文坛。正是在何西来那里，我得知“马文兵”正在响应上级指示，加紧攻读马列，寻找武器，批判巴人和李何林。我把 他们紧紧地抓住，他们当然愿意尽力配合。
当时周扬给人大的批示就是：“边学习、边战斗。”即学习马克思的原著，同人性论、人道主义战斗到底。
“马文兵”是人民大学的文学研究班的集体化名，主笔是郭拓，成员有王春元、谭沛生、何西夹、缪俊杰、刘建军等。从“马”、“文”、“兵”这三字可以推想是个什么性质的战斗组合。
发现“马文兵”。解决了《文艺报》配合批修运动的燃眉之急。
马文兵的主要理论依据，是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不足为凭。然而，马文兵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把马克思早期和后期关于人道主义的言论完全割裂开来。马克思1843年《(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从“人是人的最高本质”出发。承认人的价值，认识人的本质，引出革命的结论。他当时自居为费尔巴哈派，把人道主义和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联系起来了。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称自己的共产主义思想是“实践的人道主义”、“完成了的人道主义”。在《神圣家族》里，马克思仍然称自己为“真正的人道主义”。马克思在1845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里精确地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合。”这时，他没有继续使用“真正的人道主义”一词，因为要和打着人道主义旗帜、追随费尔巴哈的青年黑格尔派论战。他甚至对那些“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说，不管怎么说，反正“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当时已经看到共产主义应当是现实的阶级斗争的理论表现，而那些“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却把它当作抽象的人性要求或者爱的原则的实现了。可见，他没有出现“真正的人道主义”的字眼，实际上并没有放弃“真正的人道主义”的精神实质。所以，到最后，马文兵连马克思一起批判了。但我当时拿到亲手组织来的这些稿件，沾沾自喜，以为给刊物立了一功，接着有南开大学批李之行。
批判声中，郭拓转来他的母校南开大学开会的通知，南开大学中文系召开大会批判李何林，《文艺报》派我参加。对于李何林，编辑部态度很明确，一、《十年来文艺理论和批评上的一个小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修正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根本原则”的“大问题。到南开后，李何林以中文系主任的身份接待我，没有一点架子，这是李先生一贯的修养，并不是逆境时装出来的。我发现这位一生崇敬鲁迅、一直憎恶周扬的人，原来是个非常和善的老前辈，我的目光在他的身上停留了好久。会议开始，不好推辞，我讲了几句，依然是编辑部和主编张光年批判文章的调子，作态度坚决状，伤害了李先生。
后来，从郭小川日记中得知，南开大学在写给中央的报告里是这样叙述那次批斗会的：4月初，南开大学三次大会批判李何林的《大问题》。他态度傲慢，冷嘲热讽，什么“张光年简单化”，“康濯断章取义，李希凡少年得志。”“同学们批我竟把标点搞错了。”“我就是糊里糊涂包下来，但批得准才能服气!”有人弄不清是非。有人说“李先生坚持真理”，有人同情他、同意他。后来出现大字报，李何林情绪不稳定，抵触情绪更大。开批判会时，来宾很多，当时就要表示态度，他摸不着底，情绪仍不稳定。后来我们又组织文章进行批判，让他开始自我检查《二十世纪新文艺思潮论》，又组织批判文章五十多篇，省委决定，以批李为中心，从全省抽调十多二十人，集中起来，专门对付李何林，集中一二月来搞。
这次对人情、人性、人道主义大规模的批判，直接配合了国际上反修、国内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把三年“困难时期”文艺界刚刚打开的一个小口子，又恶狠狠地堵上了，从此，全国性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接连不断，国无宁日，一直乱到毁灭性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砸烂一切。
18年前我伤害了李何林，18年后的1978年12月30日，我所在的《人民文学》在张光年的主持下，召开“文艺黑线”论的大型声讨会，会后发表了大会的发言纪要，他的发言恰好是我整理的，我又惹李先生生气。
李何林的来信，对《人民文学》次年一月号发表的座谈会报导进行严厉的谴责，称：“本报记者”歪曲了他关于“两个口号”问题的发言，他根本没有说过“国防文学”起过团结作家抗日的作用，并随信附来已经分送有关人士的《两点声明》。人所共知，李何林对周扬“国防文学”的口号一向不满，报导中竟然说他公开表示“国防文学”曾起过团结作用，歪曲了他的本意，故书面提出严厉的斥责。这可惹出大祸来了。
看到李何林这封质问信，我脑子一下子胀了，因为我是李先生发言的记录整理者!心想，我要是歪曲了李何林的观点，那责任大了!我联想起1960年张光年批判李何林，《文艺报》批判李何林、巴人，马文兵的几篇长文是我亲自组稿的，随后我代表《文艺报》出席南开大学批判李何林的大会口出狂言对李先生大不敬，思前想后，包袱沉重。
在编辑部主任刘剑青的主持下，我和刘锡诚、吴泰昌对照各自的记录，刘锡诚纪录的原话是：“李何林同志说：关于‘国防文艺’，四人帮把它污蔑成卖国文艺。鲁迅对这个口号虽然有过批评，但没有全盘否定。鲁迅认为，在‘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总口号之下，‘国防文学’作为应变口号是可以存在的。‘国防文学’是有缺点的，受到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但是它在当时确实发生了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起了团结文艺界共同抗日的作用。”
查对证明，《纪要》基本上符合愿意，报导属实，编辑部准备澄清事实，我当时的心情又说不出的复杂。
这场官司并没有了结，上上下下，反反复复，一直拖到1979年11月第四次文代大会，“两个口号”的公案，仍然悬着。
不承想，过了20多年，人道主义问题争论又起，由于出在大人物之间，政治色彩更浓，震动极大。周扬为人道主义请命，同时也是对自己以往把人道主义划分为“反动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
-表示忏悔，胡乔木痛斥周扬。周扬发难，胡乔木讨伐，文化人不服，周扬被迫检讨而后犯病。
1983年11月初，为了评奖的事，主编葛洛带我拜访他鲁艺的老上级、我心仪已久的前辈周扬。葛洛介绍过后，周扬说“知道知道”。接着，以忠厚长者的口吻对我说：“你写了不少文章呀!”
我不好意思，说：“都是些短的东西。”
他肯定地说：“还应该再短些!”他的教诲，我感铭肺腑。
他对昨天突发的事件――胡乔木驾到(周扬指着我说：“他当时就坐在你坐的这个沙发上。”)，劝他主动检讨“异化”论点的错误时所表示的愤怒和克制……提起胡乔木，周扬气得双手颤抖，周扬夫人苏灵扬气愤地说胡乔木是“白衣秀士王伦”。我大为惊异。
11月6日，各报发表了新华社5日报道的周扬谈话。在这个谈话中，周扬承认他在纪念马克思逝世百周年期间“轻率地、不慎重地发表了那样一篇有缺点、错误的文章。，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过后没多久，这位晚年让人敬重有加的老人脑病发作，住院治疗，昏迷，静卧在无言的病床上，然后。被迫离开纷扰的现实，中断了对于“五四”以来几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突破性的思考。周扬早已被异化了，最后以身殉异化。人虽死了，仍为人所尊敬，因为他学鲁迅，从旧营垒里杀出来，是逆子，是贰臣，“同时也是一些罗曼蒂克的革命家的诤友”。呜呼，历史轮回，公道自在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