扔下猪，读私塾 我十二岁那年夏天，从本村小学毕业一年多了。那是日伪政权办的“国民初级小学”，只能念到四年级；再念，需去县城，读“国民优级学校”(相当于高小)。县城离家40华里，爹不让去，说家里没钱，住不起校；爹还说，教书的多是日本人，打学生贼狠!姐说，城里孩子都坏，专欺侮乡下学生。书念不成，就放猪吧。一只老母猪，十多个小猪崽，撒在河旁草坡上，啃那青青的草。我在河边翻石头，捉泥鳅，挺美的。
可叹美景不长。放猪没一个月，我就觉得右大腿根隐隐疼痛，很快，由不敢跑动到疼得不敢迈步。伸手一摸，腿腋处肿起个鸡蛋大的硬包，爹不看一眼就说：长脓疖了，不碍的，挺几天，等它长熟了，爹给你放脓。他轻声一笑：别怕，脓一放，比不长还舒坦哩!我听信爹的，就咬着牙硬挺，没两天，随着疖子的肿大，里面像刀剜一般的剧痛。爹用手一摁，说快熟透了，再挺一天。第三天清早，爹趁我没起炕，找来一把剃头刀，揭开我的被子，上炕就抬屁股死死压住我的两条小腿，猛一刀，就将脓疖削破。我尖叫，立马觉得热乎乎的脓血顺腿腋流淌。爹不顾我的疼痛、哭喊，还用力将疖包挤了挤，又抹了下，说声完了，才松开我的腿。疖子被放了脓，我并不觉得怎样舒坦，反而觉得更加疼痛。爹并不懂得刀具消毒，疮口很快被感染，发炎、流黄水，疖包红肿得像发面馒头，一连好些天下不得炕。爹就在我身边砸酸枣仁，用勺焙熟，让我吃，吃得我昏沉大睡，爹就乐。
就在我昏睡那几天，村里发生了亘古没有的事――鬼子兵在戏楼下放一回电影!我疮痛卧床，没能去看；哥哥姐姐们看罢回来，眉飞色舞地说：神啦!电影里割草的人，活鲜鲜的，像个真人；柳树也跟真的一样，随风摇动；鸭子就在池塘里凫水……现在我想，许是风光片或记录片；可那会儿，我怎么也不能相信，戏楼前咋会有柳树和池塘?哪有什么会动的人和鸭子?半个月过去，当我的疖疮癔合后，能走路了，赶忙到戏楼下放过电影的地处去看，那儿依然是干硬的场地，火烤似的阳光，根本没有什么人和柳树、水池、鸭子凫水?电影的神奇，憋闷了我许多年，也抱憾了许多年，直至解放后在承德第一次看电影……
疖疮痊愈，爹不知为什么，不让我放猪了。姥姥家来人说，他们背着日本人，偷偷办起私塾，专教孩子四书五经，全是念中国书，学中国字；念那点洋文没用，鬼子占不长。妈就劝爹：让二子去念私塾吧，下地干活他还小，多识几个中国字，能记个账、看个信啥的，比啥都强。爹深知不识字的苦，也真想让我多识点字儿；可他搓着额头说：那得驮去七八斗小米呀!妈惊讶：咋会那多?爹掰着手指说：听说束修钱一季一斗，孩子的吃喝每月至少一斗(每斗约36市斤)，半年哩?你算哪!妈撇他一嘴：净算瞎账!孩子在家就扎脖颈，不吃饭啦?爹有点儿不情愿地：那你就给二子收拾一下。收拾，即做准备。除我已有的启蒙小书，又托人从县城买回《论语》、《孟子》等书；在衣着上，妈用尽家里所有的“配给”布，给我做了一身带双兜的黑布裤褂，还有新鞋白袜。用妈的话说：出外不比在家，咋也得有个新样儿。
三道沟深不可测
姥姥家离我们镇子说是十五华里，其实过大河钻沟翻梁要走小半天。那天，黑毛驴驮着五斗米，爹还扛着二斗――他怕驴累着。黑驴吭吭哧哧地沿山道爬行；爹满脸淌汗又气喘吁吁。正是酷热仲夏，道旁山坡花草盛长，虫鸟欢鸣。我小心地夹着书包，什么也不敢看，也不想听，只是低头盯着爹的脚后跟，小心走路，生怕跌下沟坎；心里一直犯嘀咕：啥叫私塾?跟镇子里念日语的洋学堂有啥不一样?教书先生是怎样的人?打不打学生?我暗自想象着，憧憬着，忧心着……
姥姥家的小地名叫三道沟，是真正的深山老峪，和我们的村镇大不一样。虽说同属山区，但我们镇子河川很宽，西边有条大河，东山与西山相距二三华里，河两岸是大片平整的农田。河东岸沿河湾住着二百多户人家，当算小镇子。姥姥家山高沟深，蓝天很窄，人走在沟底就像掉进坛子里。贴北山根聚集四十多户人家，还用高墙圈着――那是日本人强迫百姓修的“部落”，人们叫它“入圈”。原先这儿只有二十几户人家，其余的二十来户全是从周围小山沟搬迁来的。这叫“集家并村”，说是“防共”；我们在伪满初小，也搞过什么“灭共日”，教员们教唱什么“防共歌”，其时共产党就在父老兄弟中，防不胜防。三道沟的南北两山相距特近，人们坐在炕上，能瞧清楚南山上的风摇橡丛，以及枝梢上起起落落的山雀。农田就像一块块布帘，挂在岭坡上。这儿当算真正的大山沟。更让我纳闷的是，说去姥姥家，爹却领我去了一位远房的大舅家。大舅叫宋勋，高石阶上破旧院子，还算是宽绰的三间北房，房台下的两边是粮仓屋和农具房。后来得知，大舅的父辈较富有，自打日本人强迫村民种大烟，大舅便吸大烟成瘾，可又因自家种大烟，大舅每年都设法少交烟干，勉强留够自己吸的；加之我的大表哥很能干，种着四十多亩山地，一家人吃穿自足，爹才将七斗米放到大舅家，并要我在他家吃住――此举竟惹起我亲姥爷的极大愤怒，这是后话。
那天在大舅家吃过午饭，已是后半晌，由大舅引领，我们爷俩走进庄后紧贴北山根僻静的三间草屋。一间是先生和家人居住，另两间被打通，摆放着形状不一的民间桌凳，分桌坐着二十几个学生。先生清瘦的长脸庞，两只带双眼皮的大眼睛，一副偏厚的嘴唇，约四十岁左右，身着长袖灰布衫，说话慢声细语，很像城里的买卖人。后来我知道，先生果然在城里西街开过店铺，他姓冯，名宝璋，自幼熟读私塾，因生意败落，才由亲戚引荐，冒险来山沟教私书。先生微笑着和父亲说了些什么，我没注意听。大舅和父亲一走，先生就让我站到教桌前，介绍给众同学。
听说我是从大镇子来的，同学们都瞪大了眼睛。他们中有些人期盼着进洋学堂，因为想谋个伪差，必先读几年洋书；他们想不到念过洋书的学生倒来这儿读私塾。面对一双双异样的目光，我聆听着先生有关“学规”的训示。在先生的教桌后面，依墙供奉的是写着“大成至圣先师孔子之位”的木牌牌，先生告诉我，众弟子每早要对先师牌位鞠躬敬拜；学生每天要规规矩矩在自己的坐位念书，不得说笑、串位、打闹，如若违规，戒尺(一条打手掌的硬木板子)严惩。让我至今不忘的是放在圣龛前的那个写着“出恭”二字的小木牌，谁若外出如厕，必须拿上这个牌牌；假若“出恭”牌被别人拿走，你再内急，也不许出走学房，哪怕屙尿在裤裆里……很久我才明白，先生所以这么规定，是防止两个以上学生同时出去就会玩耍或打架，因为茅房就在屋后，转过茅房钻过部落围墙的防水孔，可以径直登上北山，捉蝈蝈、逮蚂蚱、拾雀蛋等戏耍极容易。
念私塾十分呆板、困顿。开蒙学生都须从《三字经》、《百家姓》、《干字文》、《名贤集》依次读起，而后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一每天由先生“号书”，即：指定读书段落，然后自己去读，不会或忘了可以问先生或身旁同学，临放学 前要到圣桌前背书，即将书本交给先生，随即转身背书，背不过就挨手板或用教棍敲头；不用心读书而又违纪打架者，常被罚站或不准回家吃午饭。谁有死记硬背的过硬的本领，谁就是“好学生”。通常，先生也坐在圣桌前陪读，边读边监督学生。先生在场，大家都摇身晃脑地高声朗读自己的书，学房内一片嗡嗡声；先生一旦离座出屋，读书声就乱了调，甚而互相打闹，小动作百出。为杜绝混乱局面，先生便指定一学生为“大学长”，如先生不在时由大学长全权代管。一般是读书最多、学习好的学生为大学长。
大约一个月后，我便被先生指定为大学长。尽管我是晚入学两个多月的插班生，但我读书最快，没一个月，便成为读书最多者。因为《三字经》、《百家姓》等启蒙读本以及《大学》、《中庸》等，我在念日伪初小的寒暑假期间，都偷着学过，是校长徐化民背着日本人教的；有的还给讲解，如《三字经》中讲历史的一大段，徐校长明确指出：这就是我中华民族历史的“小纲鉴”，记住这些，就大体知道了我们中国的历史。还有《名贤集》里为人做事的一些语句，在徐校长启发下，我也能懂其中的意思。一般说，弄懂的东西最容易记牢。因此，在读私塾的近一个月中，我等于把上述书籍重温一遍，再一次逐段、逐篇地背记。我学习之快，令冯先生惊叹。也就在这时，我爹来私塾看我，先生喜盈盈地一再夸我聪明，还说了“长大能当县长”之类的赞语，意在讨取父亲欢心，要他下决心继续供我读私塾。
当大学长和读《论语》(上部)，几乎是同时开始的。记住“子日，学而时习之”于我并不难，难的是大学长怎么当?在二十几位同学中，我是年龄最小、个头也最矬者之一；可那几位学习差又爱打闹的同学，都长得身高马大，还横不讲理。我对付他们的办法，一是尊重，二是威吓。在三道沟，基本上是刘、宋两大姓，加之两姓几辈联姻，论起来他们多是我的舅舅或姥爷，当他们打闹时，我就喊：姥爷舅舅们，别准为小外甥了!我这么一喊，他们多都有所收敛；如若个别人再闹，我就威吓：你不会的别来问我!有人还真怕这一招，书背不过要挨手板的。但无论如何我不会用“告诉老师”相威胁，那样会把关系搞僵，我也就不是他们的好外甥了。“大学长”和“小外甥”的地位，使我得到尊重和爱护，他们时常拿来饽饽或采摘的水果给我吃，先生发现了也从不干预。有位姓盛的小同学，和我最要好。在我没当大学长之前，他常挨欺负，一是个子小，二是外姓，加之他父亲盛子章长久外出无音信，孩子们常骂他“野种”。他真心和我好，我便处处护着他。万没想到解放后的1950年代初，承德地区冒出一位专治性病的专家名叫盛子章，当了地区中医院副院长，一细问，果然是盛的亲生父亲。盛来承德看望父亲时，也顺便到我家，那时我已调承德工作，我们笑谈那段童年友情。
姥爷，姥爷的家
现在回想起来，读私塾也并非死读书。尽管没有上下课活动时间和星期节假日啥的，也时不时穿插一些别的课间事项，譬如，写仿习练毛笔字或由老师领读吟唱《千家诗》等，以调节孩子的学习兴趣。记得上学没两个月，老师就回县城买来写仿纸，并给订成大本本，然后由他给写成“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支花”的大字仿样，夹在本本里，让学生们照仿样书写。写仿与唱诗课目，多都留在下午放学前的一小时，恰是孩子们读书疲倦的时候，所以大家兴致极高，天天喜盼这一小时。再是，老师回县城或临时有事外出，也放假半天或一天；甚至两三天。这样我就常有自由活动时间。有时回亲姥爷家，有时跟随舅舅们上山，也有时帮助大舅家干点小活儿。
姥爷家原先住在小后沟，是日本人搞“集家并村”搬迁到这庄的，就住在庄西的道坎下。住房很窄，与别人合住三间屋，中间是两家合用的厨房，全家五口人只睡一铺炕。这五口人中除我姥爷外，还有我二舅、五舅的夫妇四人，我真想象不出他们怎么睡?屋小炕挤，也许是爹不让我住姥爷家的原因之一?再是，姥爷家山地极少，日子紧巴，多半日子吃糠咽菜。尽管如此，爹不让我住亲姥爷家而去住远房的大舅家，无论如何是让我亲姥爷脸上无光。记得我第一次去姥爷家时，姥爷激愤地骂道：你爹缺人味!嫌我穷?怕我家抢了你的食!说得我脸颊火辣辣的，不知该怎样回答他。姥爷虽然怨恨我爹，心里还是很疼爱我这个亲外孙的。我每次去，他必留我吃饭。其实，我很爱吃姥爷家的饭，虽说不是纯米净面，但那些莜麦面掺野菜做的“苦力”、豆角山药面条、煮嫩玉米等，我每每都吃得撑肚皮。我特愿意去姥爷家，稍一有闲空就想去，不单是血缘亲近，总觉得姥爷家比大舅家热闹，是消闲、凑趣的好去处；尤其到晚上，炕上、地下满屋子都是来串门的人。而且爱说笑、打闹的青年人居多。有时他们撺掇姥爷说书、讲古(姥爷能抱着三弦自弹自唱，能说唱成本的《瓦岗寨》、《杨家将》、《说岳》等)，即便不说书，大伙儿也愿意与姥爷扯闲，天上地下、庄里庄外什么都说。给我的感觉是，这深山沟比我们大镇子语境宽松，山民们什么都敢说，狠骂鬼子、汉奸。在我们镇子，不单大人们说话谨慎，还嘱咐孩子们：说话要“紧睁眼、慢张嘴”，小心被当作“思想犯”逮走。小铺子和店家，墙上都张贴着“莫谈国事”的提示。镇里的敌伪人员多，除了村公所、警察署、协和会、鸦片组合里的无数双贼眼，还有化装成行商、小贩、乞丐等众多便衣特务，真不知哪句话犯歹被抓走。我的三舅和六舅就是从我们镇子被抓走的，到黑龙江省鸡西煤矿当劳工。六舅死在那里；三舅是苏军进攻东北时才逃了回来。我实在没想到深山沟说话这么随便，还常有个把新面孔，与姥爷神神秘秘地说些什么。有一次我偶然听他们说：“小后沟夜里被人们踩出一条新道，是有队伍北上开辟工作……”弄不懂他们在说什么。我当时只觉得姥爷在当地很有威望，直至日本投降两年后，闹“土改”斗汉奸时，姥爷当了本村的“人民审判庭”庭长，他在主审“犯人”时，幕后指挥他的我党工作人叫程超杰(后来是隆化县的第一任县委书记)，当地主武装“自卫队”突然来进攻，程带着工作人员跑进大山，当“庭长”的我姥爷被敌人抓走，五花大绑带到大营子，打得皮开肉绽。还是我爹托人送钱，才保住姥爷的一条命。当然，我更不知道我二舅是三道沟第一任党支部书记，直至他病逝，身份自然是农民。当时我只知道，姥爷在屋地的北墙角挖了个地洞，很深，很大，能藏下五六个人。冬季将土豆、萝卜也放在洞里。晚上我去姥爷家，没别人时姥爷就下洞给我取萝卜，个儿不大，挺甜的。
堂舅的家很温暖
其实，宋勋大舅一家待我不薄。虽说不是亲舅，但与我家相互走动得较勤，正像俚语说的：“亲戚不在远近，能常走动才亲。”大舅每年夏天去镇上鸦片组合交大烟干，就住在我们家。因为他抽大烟，总想少交点、多剩点，大烟里掺些假膏子，然后再托门子、送礼去交，交不了就住在我家等机会，转天再托人去交；有时候去找伪职员玩 牌，故意输给人家，借以交友。就这样，他在我家一住十天半月是常事，我爹就酒菜待承这位堂内弟。我念私塾所以住大舅家，想必是爹和大舅事先商妥的。
大舅家人很多。他们老两口之外，还有表哥表嫂三个表姐一个表妹两个表弟，共有十口人。我去之前，大表姐刚出嫁。我与表哥表嫂住西屋，余外七人皆住东屋，一铺大炕，齐刷刷一溜人头。不过两个表弟尚小，一个三岁，一个不满一周还在吃奶。表嫂虽然结婚有年，生育两个孩子皆都夭折。表嫂是大舅家最忙碌的人，也是我最同情的人。她那年二十四五岁，个儿不高，圆盘脸儿，不胖不瘦，特能干。一天三顿饭、喂猪、推碾磨面等全是她一个人干。稍有空闲，还为大舅妈抱孩子。我印象中，她总是小碎步走路，忙迭迭的，极快，像一个球满地滚。就这样，还常挨大表哥的打，公婆的辱骂；小姑子们很少帮她。有苦无处诉时，就和我叨叨；我也只能听听。大表哥小她四五岁，那年也就二十岁出头，精力十足又能干。听说他十一岁就会扶犁赶大车，庄稼行里没有他不会干的。白日死受一天，晚上还外出串门子，常是半夜才归。表嫂疑心他有外遇，我想多半是冤枉他。据我所知，晚间他多是在我姥爷家听书、扯闲。表嫂晚间睡不着时，就和我叨叨：你大哥又去××骚娘们家了!我说不会的。她说你太小，啥也不懂……说着说着就蒙头哭泣起来。她睡炕头，我睡炕梢，相隔一丈远，我心疼她，可不知该怎样劝她，不知啥工夫我就睡着了。当大表哥夜半回来时，又常常把我惊醒；可大表哥躺下时，总问一声：二兄弟睡啦吗?我就装着深呼吸不吱声，他俩就“忙动”起来。我弄不懂他俩忙什么?有时“忙”中表嫂审问起大哥，两人就低声争吵，有时还动起手，我仍然装作不知，还故意打起呼噜……
在我眼里，大哥绝对是好大哥，表嫂绝对是好表嫂。大哥很喜欢我，在山里干活时，采回野果或鸟蛋总想着我。我每次回镇子探家，隔LU隔河他不放心，总是借个事由陪伴我；他走路很快，我跟不上，他就扯着我慢走；过大河时他就背着我?水。路上，常讲他儿时不愿念书，逃学、贪玩，喜欢放牛或跑山、干活，没少挨我大舅的打。表嫂像疼爱亲弟弟一般疼爱我。总嘱咐我用心念书，别想家；正在长身体时，每天三顿饭都要吃好；常替我洗换下的衣服，说我：干干净净才是好学生。冬季日短，山村吃两顿饭，吃晚餐时，也就是下午四时左右，晚饭后要去学堂念两个多小时的“夜书”，大约晚九点我回到暖屋时，火盆里总温着满满一砂锅高粱米豆粥，柜边放着碗筷和一小碟咸菜，砂锅热粥别有香味，吃得我通身暖烘烘的。被褥早被表嫂铺好，当我钻进暖被窝，许久寝沉在“老嫂比母”这句温馨的乡间俚语中。只可惜，这位好表嫂应了人们常说的“好人不长命”。相隔十七年后的1962年的初春，我作为报社记者路过三道沟，痛获表嫂中年早亡的信息，我悲戚飞泪。她给大表哥留下两个儿子。我去看望了大表哥，他这时才痛心疾首地诉说：我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你表嫂。两年后我又一次回家，听说大表哥仍然独身领着两个儿子过日子，不过这时他真的有外遇了，村人都理解他，那年他才是三十七岁的汉子啊!他曾捎话说：挺想我的。可我没能抽时间去看望他，至今心中有愧。他如若活到今天，该是八十四岁的老人了。
二表姐大我两岁，三表姐与我同龄，在乡间都算是小丫头，她俩都尽心关照我。平时我并不觉得她俩对我怎样，一旦先生有事放假，我不上学了，她俩特高兴，总是找个因由陪我逛山。并说：成天念书脑子会累坏的，快出去散心放飞吧!我们就一起上山。仨人都挎个小篮子，有时是钻高粱地摘豆角，有时是沿地碣采野欧粒吃，或攀野坡采摘山梨，跑呀，乐呀，特开心。只是谁想“方便”时，总得跑得远远的，相互看不见，我对此十分不解。一次采山梨，硬是让我去坎塄下小解，我刚解完，晃见一条“大狗”站在沟畔，两眼直愣愣地盯我。我害怕了，岔声岔气地喊叫：狗!狗!狗!二姐三姐赶忙跑来，急喊：别怕!那是狼!野狼!说着，两人一齐猛然跳下沟坎。许是她俩纵身一齐猛跳，吓得那野狼调转头踅坡飞跑，很快消失在山半腰的荆丛中。二姐急忙凑近我身边，安慰我：吓着了吧?没事啦!狼跑远啦!我嗫嚅着说：我，我从小就怕狗。她说：别傻啦，那是狼!狼会咬小孩的!她并告诉我狗和狼的区别。狗常是卷着尾巴，狼总是耷拉着尾巴。狼的毛色也随山变化。夏天多是灰中偏青，秋后多是灰中偏黄。听她这么一说，我好后怕。假如我平时不怕狗，今天一定会去主动亲近那只老狼，后果一定很惨……那夜我真的做起噩梦，又在荒野里碰见那只老狼，可我并没害怕，因为老狼被二姐牵着，三姐骑着，老实的像只大绵羊……
来了马达子
想起两位表姐的好处，不能不说那次庄上来马达子(土匪杆子)。已进农历七月，天亮得特早。睡意蒙?中，被表嫂喊醒。她急惶惶地说：二兄弟快起!来马达子啦!我禁不住一惊。
马达子是什么我是知道的，但我从没亲眼见过。常听娘说，我就是闹“二虎杆子”那年出生的。“杆子”也是土匪队的别称。那年日本鬼子占领热河，同时也闹起匪患。“二虎”是大土匪头子的字号，他的队伍上千人，竟然攻进隆化县城抢劫大商号。路过我们镇子时，娘生我正“坐月子”。土匪进我家并没抢什么，反倒扔给我家几件从县城抢来的衣服。当我长大后，土匪不再进大村镇，只在山沟小庄活动，他们不打鬼子，串山沟只为抢钱、抢大烟，鬼子也就不想消灭土匪。据说，我姥爷和二舅曾想联络一干土匪打鬼子，终没做成。现在马达子进庄，我虽吃惊，但并不怎么害怕。我边穿衣边四下张望，问表嫂：马达子在哪儿?表嫂说：这还用问?她抬手一指：南山后山全有持枪站岗的!我扒窗缝一看，南山最顶峰一丛枫窠旁，果然有个背着枪的便衣，似动不动地晃身。我又问表嫂：饭做好了吗?我吃点，好去上学。表嫂站在柜旁不动身：上啥学呀!一来“杆子”，先生就不敢开学房门了，他怕……我急问：他怕什么?表嫂说：怕担干系呗!万一谁家的孩子在学堂被“杆子”绑了票，家长得找他赎人。我们正说着，大表哥慌慌张张地进屋，说他本来扛锄去耪地，土匪在“部落”大门站上岗，许进不许出，下地干活也不准!一定是怕走漏风声。大表哥还说，部落警察的两条枪也让土匪扛走了；听说年轻人都躲起来了，怕土匪给裹走。他也想找地方躲一躲。他刚一出门，又回过头说：对了，西院四奶奶家住土匪啦，四奶奶让你过去帮她做饭；你可要长点心眼儿。
大哥、大嫂走后，西屋里静得疹人。我知道，这时东屋里也只有二姐、三姐。大舅前天去了我们镇子，还没回来；大舅妈和四妹并两个小弟去了梁西娘家。二姐、三姐听说来了马达子，急霍霍地跑过来。我问：咱咋办?二姐说：不怕的。她嘴说不怕，却去灶坑里抓一把草木灰涂了脸，随手又用沾满灰的手，把二姐我们俩的脸也给涂了。然后她又回东屋找来破旧衣服，让我俩换。我一看，衣褂很破，还都是有花的，真不想换。二姐说：不换可不行，就凭你这衣着，土匪兴许把你当成 财主秧子给绑了票，我家可没法向大姑父(指我爹)交差!她说着，就动手强行把我的上衣给换了。
亏得二表姐好心。那早我们仨刚吃过饭，就听得院门外有杂乱的脚步声。二姐说声不好，用力把我推上炕，又拉开被子给我盖上，并在我头顶上挡个枕头，让我阖上眼装睡。土匪们很快闯进屋，见东屋没有人，就扑奔西屋来。我眯斜着眼一瞄，至少有三个，都挎着大枪。为首的一个先问：大人们哪去啦?二姐、三姐齐声答：去西院给你们做饭去啦!许是她俩同声回答，匪头没再追问，转而指着我：他咋啦?二姐答：我老妹病啦，闹伤寒症哩!土匪们没有再问什么，立马转身又去了东屋，揭柜盖、翻桌橱，也没翻出值钱东西或大烟。“晦气!破大家!”他们骂骂咧咧地走了。事后我才听说，那天土匪真的绑走两个学生。一个是刘甲长家的二小子；一个是东头李春家的大孙子。半个多月后，才托人花上百两大烟土赎了回来，险些被撕票。大舅、大舅妈回来后听说此事，都夸二表姐机灵。
欢乐、抱憾与思念
马达子在三道沟只住两天一夜，第二天深夜就撤岗溜走了。他们抢走了部落警察两条枪的事，镇警察署肯定知道，据说他们当时很犯难，既不敢派警察去追赶马达子，又不想向县警务科报告，可就在这两难之时，警察署忽然得到新情报，说我姥爷与“土杆子”有过勾连，决定缉拿我姥爷，并以此上报“匪情”。可老天爷护佑了大好人我姥爷：警察的日本爹突然宣布投降了!
信息是去镇上交大烟干的人带回来的，开头谁都不相信，很快又被从县城回来的人证实了，说满大街贴大标语，欢庆祖国光复。小山沟也立时沸腾起来。我二舅去东庙找来锣鼓和大鏊钵，叮叮当当地敲打起来。边敲边喊嚷：日本投降了!小鬼子完蛋了!满洲国垮台了!他这一喊，在家的女人、孩子们也都跑了出来，有的孩子跳着高呼喊。人们议论国事再也不是晚间扎在姥爷家的小屋里，偷偷摸摸的；而是站在庄街上或街中心的墙弯处，大呼小叫的，争说自己听得的最新信息。有人说东川过老毛子(即苏联红军)了，缕缕行行的不断线，已经进占隆化县城。欠大烟干、欠荷粮、欠税捐的都不用交了!转天，又有人从我们镇子回来说，咱西川过的是蒙古骑兵，进镇子里的百姓家都不下马，在镇街外扎帐篷，烧啃牛羊肉，带着血丝就吃；最诱人的信息是，在镇子、在县城，人们开始抢荷粮仓库、抢“大满号”(大满鸦片组合的简称)。苏军和蒙古军都不管，他们抱着大枪，坐在房顶上瞧热闹，见人们提着铁桶，为夺抢大烟打架，他们就拍着巴掌狂笑。有的满洲军和警察，竟然持枪抢劫，一再将人们抢到手的大烟劫下。还有的人怕别人半道抢劫，就只身跳进大烟缸里，蘸滚得满衣裤全是大烟浆，回到家再剐洗。我还听得，在我们镇子，就在我们家后院荣家，日伪的一座粮库，正好连着荣家的房墙，就在一伙人闯进粮仓抢粮时，老荣头急中生智，竟然把那隔壁墙凿开，官粮便自动流入他家的屋里。
听得镇子里这么热闹，我特想回家亲眼看看；可是，正赶上连雨天，半个月不开晴，几乎天天下雨，那雨时大时小，下得壕满沟流，镇边的大河涨水，浊浪超过半房高，姥爷舅舅们谁也不敢放我回家。可我心急火燎，总想看看蒙古兵啥模样，人们抢粮、抢大烟的红火热闹。我走不成，每天抱憾地叹息：嗨，这么热闹的日子，真该亲眼见识见识。家里的人咋样了?镇子里的洋学堂咋样了?同学们都在干啥?他们一定都很开心；我却猫在深山沟里，啥也见不到、听不到?闷死了；不过，鬼子一跑，再也不怕上边查私学的了，我们念私塾合情合理合法，更敢放声朗读了。还有，每晚都有外地传闻，听得很有趣，很开心。譬如，以往钻山沟的土八路，如今进了县城维持秩序，身穿便衣的县长，蹲在墙根下断案子(许是夸张?)，让百姓们称他“同志”。我听着很新鲜，津津有味。不久又传来城镇都在搞“清算复仇”，斗争汉奸，枪毙伪警察署长……
开开心心的雨季过去，很快凉风徐徐，秋天来了。早熟的庄稼开镰收割。群山也开始变颜变貌，那原本青一色的灌木葱茏的岭坡，渐渐隐现出点点、片片的红黄橙绿，表嫂叫它虎皮色。这时刻，我不知为啥，最怕仰望窗外看南山，跟随先生吟唱《千家诗》；尤其那些“日暮秋风起、萧萧枫树林”、“朝来人庭树，孤客最先闻”、“飘飘何所以，天地一沙鸥”……不知咋的，我一碰到“孤舟”、“孤帆”、“孤客”等词句，就悲戚自己只身在外的孤单，想念镇上自己的家，想念妈妈，想念哥哥姐姐和同学们，有时从学房回到舅舅家还闷闷不乐。表嫂见状，就打趣地奚落我：小小子，坐门墩，皱着眉头想媳妇……我就更不给她好脸子看。
随着天气变冷，学房里没有炉火，我就想：该放学生回家了；可先生又放出话儿：私塾学堂都要念冬书。冬天念书，首先要有暖和的屋子。先生的办法就是带领学生们上山，搜寻干柴和刨木头疙瘩。上山，是学生们最高兴的事，就像放出笼的鸟儿，撒欢的小狗。尤其那几个脑子笨、念书吃力的学生，跑山、拾干柴、刨疙瘩特显本事，也肯卖力。他们带的筐篓大，拾得干柴、刨疙瘩也多，有些半裸露的疙瘩，他们都下猛劲拽了出来，尽显了自己的用武之地；也博得了先生的赞许。大家连干两个白天，院子里就堆起了疙瘩山。先生找来两个铁火盆，由学生轮值拢火取暖。可我们万没想到，有不少干柴、疙瘩是朽木，光冒烟不起火苗，弄得满屋浓烟滚滚，呛得学生连声咳嗽眼流泪，根本读不了书。这时，先生只得将门窗打开，烟虽然腾上半空，也同时放走热气，屋子照样冰冷，冻得手脚麻木。我就在手脚冻伤的状况下，读完《孟子》的《万章》篇。这时，已进入腊月，学房里更冷了，老师还不放假，又让我读起《农用杂志》与《尺牍》，并且亲慈地对我说：看你爹的口气，过了年不会再让你来了，读读这些杂书，过农家日子都用得着。当然，他也不再提“长大能当县长”之类的话。尽管杂书上面全是“锄镰镐杖，碾磨豆房，木锨板斧，汤匙瓢盆”等农家常用字，以及《尺牍》上那一篇篇很实用的书札范文，我深感冯先生的好意，这也是父母对我所希冀的：“识点庄稼字，记个工夫帐”；可我的心已经不在书上了，因为每天总能听到庄人杀年猪的嚎叫声，我读书时老想，我家也该杀年猪、淘黄米、做豆腐了……就这样，离年还有半个月，我就离开了三道沟。
如果说，伪满初小四年是我的正式学历，那么，在三道沟读的半年私塾，该算我少年外出的“留学”生涯。不过后来我时常回味：我在三道沟所学到的不完全是孔孟之道以及之乎者也矣言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