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 莉 生于广东湛江，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在“广州艺术家画廊”举办《诗人马莉黑白画展》。著有诗集《马莉诗选》、《金色十四行》。著有散文集《怀念的立场》、《温柔的坚守》、《夜间的事物》、《爱是一件旧衣裳》、《词语的个人历史》等。有诗歌散文作品入选各“年度精选”及“年鉴”等。荣获第二届中国女性文学奖。现供职于《南方周末》报社。
每到周末，整理书架是我在家中阅读之后最喜欢的休闲方式。找到一本当年读大学时买的《柏拉图对话录》，随便翻翻就翻到了《斐多篇》。这是柏拉图记载苏格拉底死亡的重要篇章，苏格拉底之死，无疑是西方文化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面对死亡，苏格拉底依然故我，对哲学问题高谈阔论……我曾经对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先生感到不解，难道他不怕死？他马上就要饮毒酒而死了，可他竟然不怕死……为什么？
柏拉图在书中借苏格拉底之口解释说：真正的哲学家一生都在学习死亡。学习哲学就是练习死亡，寻找死亡的状态……对这些早期的古希腊哲学家来说，他们把身体与灵魂截然分开，他们只坚信灵魂，蔑视肉体。他说：“处于死的状态就是肉体离开了灵魂而独自存在，灵魂离开了肉体而独自存在。”这是个十分奇特的说法：死亡，把两个紧密纠缠的东西分开了，灵魂在一边了，或者说升天了；肉体在另一边了，或者说腐烂了。他说：“带着肉体去探索任何事物，灵魂显然是要上当的”。柏拉图先生对身体抱有敌意。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更是对身体大肆贬低，对身体的满足感嗤之以鼻，认为一切苦难与罪恶都是肉身所导致。他说：“我们要接近真理只有一个办法，我们除非万不得已，得尽量不和肉体交往，不沾染肉体的情欲，保持自身的纯洁。”
这些伟大的哲学家大抵都是视死如归的圣人。
说来也巧，就在这本书的旁边，我还发现了一本我10年前的旧笔记本――一本淡蓝色的软皮抄，我记得这是当年我的先生做书店生意时批发来的，似乎在我们的“七星书舍”里出售过。我记得当时是因为喜欢这个封面，就随手拿了一本东抄西抄的――竟然看到一些不知从哪儿抄录来的整整三页纸的德兰修女的事迹：
“她的第一个特征是绝对的贫穷。她不仅为最穷的人服务，她还要求自己成为穷人。她只有三套衣服，她不穿皮鞋，只穿凉鞋……她不让自己吃饱，因为她看见和她一样的人在饿着……她不要秘书，不要电视，也不要募捐……她在全世界成立了100多个穷人避难所，以及为垂死者服务的垂死之家……”
“她在1979年在诺贝尔和平奖授奖仪式上，请求与会者共同念诵《圣弗朗西斯祷文》：
恳请主使我成为和平的使者。
有仇恨的地方，让我种上爱心；
有损伤的地方，让我种上原谅；
有怀疑的地方，让我种上信仰；
有颓丧的地方，让我种上盼望；
有黑暗的地方，让我种上亮光；
有悲哀的地方，让我种上欢乐。
恳请万能的主呵，
使我不要求人安慰我，但原我能安慰人；
不要求人了解我，但愿我能了解人；
不要求人怜爱我，但愿我能怜爱人。
因为我们是在贡献里得着收获，
在饶恕中得蒙饶恕，
借着丧掉生命得着永生的。”
苏格拉底通过一具肉体的死亡来唤醒雅典的公民们认识到真理的重要性，而德兰修女通过使自己的肉体变得瘦小变得贫穷来实现与穷人的同一，她最著名的默想祷文是：“一颗纯洁的心，自由地给予，自由地爱，直到它受到伤害。”这最后一句我仍然不能尽善尽美地理解：“自由地给予，自由地爱”……可为什么又要“直到它受到伤害”呢？
苏格拉底与德兰修女可以说在不同的存在层面――真理与爱的层面，达到了相同的――蔑视肉体的精神高度。
贫穷是一种很物理的现实，要改变贫穷，必须将精神变成物质，而要获得助贫之心呢，则必须先由物质变为精神，转化或者说生成一种精神能量。对于苏格拉底来说，这是让肉体死亡，让灵魂从肉体中破壳而出，轻松自如地“独立存在”。而对于德兰修女来说，则是让身体深入苦难之中，体验苦难并以爱去拯救。虽然从哲学上我们可以对苏格拉底和德兰修女这样分析，但是从本质上讲，他们的行为完全是他们的信仰所使然。
这是对身体的遗忘。这是哲学家或圣者的对身体的主动遗忘！
现今的时代则完全不同。今天是一个全面物质化的时代，是全面转向身体的时代，一切均以身体命名：身体的艺术，身体的哲学，身体的政治，身体的写作……身体，被我们恍然大悟到了每个人生命的载体和极限，而死亡最本质的呈现是身体的死亡，是腐烂，是化为乌有，而不仅仅是哲学上的生命的消失。说来也是，身体，这是一个人最后的一份私有财产。我上班每天走过这个城市，我经常看见路边躺着一些愁眉不展的乞丐，我有时这样想，尽管是一个乞丐，他也拥有自己的身体并对自己的身体握有支配的权力――只要警察没找有他的麻烦，他就可以随地而卧，俨然“帝力于我有何哉”。
在惟意志的精神时代，容易诞生超凡脱俗的圣人，圣人帮助我们解决心灵的问题。圣人无多，太多了会不会很可怕呢？而在全面消费的物欲时代，到处是莫斯科维奇笔下的“群氓”，视野浅近，急功近利，到处充斥着堕落和坑人的陷井；人们不再向往伟大，满眼的鸡毛蒜皮和鸡零狗碎，这是不是也十分可悲呢？
有时候就会想：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才是好的时代呢？
记不得是哪位著名经济学家说过这样一句话：“没有最好的时代，只有相对好的时代。”
可我还想追问下去：我们今天生存的这个世界，和这世界上的人类，是不是处在了一个相对好的时代呢？
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比较。
因为我只是从教科书或者历史小说中了解了中世纪时代以来的不同时代，有“好”也有“不好”。好是怎样的好没有亲身体会，不好又是怎样的不好也没有亲身体会。但是，就我个人的体验来说，有一点可以让我感到欣慰的是，我有房子住，有工作也有钱，有爱人也有好朋友……而这一切，也许是我们共同的经历使然，我们都经历过一个血淋淋的黑暗时代，或者说我们曾经历的时代正是由于对身体的革命而导致了对身体的遗忘，使得我们贫穷。而今天我们由于恢复了对身体的记忆而恢复了全体人类的劳动尊严，使得我们过上了相对富裕的生活。
这里我特别想对身体的遗忘作一番条分缕晰的疏理。因为在我看来，对身体记忆的恢复并不是简单地重提身体，或者简单地强调身体的各种器官的功能，这其实是对身体的最粗暴的理解，是对身体的另一种强权与歪曲，它的误解和无礼使得身体更加毫无尊严，这是野蛮而低劣的姿态。因此，对身体记忆的恢复，我们首先要理清对身体记忆的遗忘，而不是单纯地指对身体的遗忘。
有一种对身体记忆的遗忘是（而且只能是）极少数的圣者们的行为。这种遗忘是以牺牲个人身体为特性的遗忘。这是一种伟大的牺牲，伟大的遗忘。耶稣基督、圣女贞德、苏格拉底、甘地、德兰修女……就是这样的圣者。他们在遗忘自己身体的同时承担了对大多数人的身体的记忆。在一个圣者的时代，群氓是幸运的，因为圣者身体力行，通过牺牲自已、毁灭个我以换取最大多数人的身体和利益。
还有一种对身体的遗忘是大多数人的集体无意识行为。这种遗忘的方式在正常的历史状态下，几乎是被一个威权或专制主义者的意志所控制，成为一种虚假的主义或者抽象学说的身体代言人，并且去疯狂地摇旗呐喊。上个世纪中国六十年代的文革，就是最典型的全体中国人遗忘身体的时代。当这种对身体的遗忘发展到登峰造极的时刻，或者说当这种遗忘的方式在历史性变革的时期，它忽然自动地走向自己的对立面，变得十分奇怪，它竟然以一种对身体过份记忆的方式呈现出对身体曾经被遗忘的反动，呈现出一种粗暴无礼的“抓取”，这种以对身体的过份记忆其实是将身体孤立地推向一个极端遥远的深渊，使身体这个充满人性的本体变得毫无尊严，甚至变成一堆烂肉。事实上，人类在本质上是不会遗忘身体的，因为人是一种物质的存在，当人类在一种权力意志的控制之下，人类的记忆才会出现一种假性遗忘，而一旦身体被记起，反弹的欲望会像洪水猛兽一样，将精神冲向乌有之乡，以至于有一天，人们会感到失魂落魄，体会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裹挟我们生命的身体。但是我们又不能孤立地谈论身体，如同不能孤立地谈论生命一样，生命和身体如影随形，紧密相依，互为拥有。生命一旦抽离了身体的本体，就呈现出一种被歌咏过后的宏大虚饰，相反，身体过分地凌驾于生命之上，成为削去了生命形式和价值尊严的空壳之体，变成抽离了人性的没头没脑的肉体，一旦被强权利用就会再次沦为愚昧或疯狂的工具，既可以毫不迟疑地杀人也可以毫无痛感的被杀。
尽管今天的时代是一个相对好的时代，但依然不能无视一个大家都有目共睹的事实：今天的世界是一个充满问题和危机的世界，依然有强权，依然有贪婪，穷人依然很穷，富人依然很富，各种病毒和污染依然在对人类实施着伤害与摧毁。而人类与自然的对抗依然在与日俱增……对我来说，我永远敬佩苏格拉底和德兰修女。对于他们的敬佩使得我在今天的物质时代，坚守某种精神的向度，热爱平凡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