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洛之越 孟浩然 遑遑三十栽，书剑两无成。山水寻吴越，风尘厌洛京。扁舟泛湖海，长揖谢公卿。且乐杯中物，谁论世上名。 孟浩然是盛唐山水田园诗的代表作家，他一生未仕，洁身自好，诗风清淡闲逸。李白称他“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赞叹说：“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赠孟浩然》)。王士源在《孟浩然集序》里，说他“骨貌淑清，风神散朗；救患释纷，以立义表；灌蔬艺竹，以全高尚”。可见，孟浩然一生恬淡自适、格调高雅，是一个有气节有情趣的隐士。
但孟浩然毕竟身处盛唐，既无“乱世”隐居的必要，又有盛世功业的呼唤，为什么会隐居终生?除了性格的原因外，恐怕这首《自洛之越》会给我们一些答案，因为它不仅写出了作者自“洛”至“越”地理上的行程，更写出了作者自“仕”而“隐”的心路历程。
首联“遑遑三十载，书剑两无成”，正一语道破了作者前半生的追求和困顿。孟浩然早年隐居家乡，40岁才到京城长安。这40年，孟浩然隐居、吟诗，已经颇有诗名。在以辞章取士的唐代，我们很难说，有哪位诗人是在为吟诗而吟诗，为隐居而隐居。也许是性格的原因，使得孟浩然并没有李白那样张扬非凡、毫不掩饰的政治目的的表白，但毋庸讳言，他的人世之心也是非常强烈的。他在《南阳北阻雪》一诗中曾说“少年弄文墨，属意在章句”，而《田家作》中更直抒“谁能为扬雄，一荐甘泉赋”(扬雄曾因献《甘泉赋》而受到当时皇帝的赏识)。可见，隐居不是目的，只是手段，或者说只是“名义”，而其背后是为科举、为入世作着认真积极的准备的。但结果呢，他的仕途并不顺利，长安并没有接纳这个有着远大抱负的才子和诗人。虽然他不止一次表示“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希望有达官贵人可以引荐推举，但现实是科举无望，举荐无人。在这句诗中，“遑遑”二字写尽了作者前半生的急迫和忧虑，韬光养晦、北上京城、科举应试、献赋自举、交友求荐……这一路实在是匆忙而辛苦，但结果却是“书剑两无成”!
失意和寂寞是难免的。但人和人的不同不在于“失意”，而在于面对“失意”时的选择。李白赞孟浩然的“高山仰止”并不是说他从一开始就是“弃世”的，天生就是“出尘”的。那对于唐代，反而不正常。孟浩然的高洁之处在于，即使他热衷仕进，也始终没有放下一个知识分子的尊严和“格调”。显然，他的失败与他不乐于趋承逢迎，耿介不随的性格和清白高尚的情操有关。而这一切又和他前期所生活的“襄阳”，和那个山水形胜、人杰地灵，造就过汉阴丈人和庞德公的襄阳密不可分。于是，在失落、寂寞甚至愤怒之后，孟浩然选择了“离开”。
“山水寻吴越，风尘厌洛京”，颔联的两句其实是一个倒装。因“风尘厌洛京”，才复“山水寻吴越”。此联的“对仗”浑然天成，了无痕迹，却内涵丰富，极具象征意义。“洛京”与“吴越”，一北一南却是两种生活方式和境界。“洛京”，繁华的，政治的，也是“风尘”的。但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在这里安身立命。杜甫曾在这里“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李白在这里三年也只能感慨“白璧竟何辜，青蝇遂成冤”。“吴越”，山水的，性情的，个人的，也是闲适的。杜苟鹤有诗《送友游吴越》，不仅描绘了此地的田园沃饶、山川佳丽，更写出了这里的人情之美：
去越从吴过，吴疆与越连。有园多种桔，无水不生莲。夜市桥边火，春风寺外船。此中偏重客，君去必经年。
吴越风情，实在是抚慰失意游子的良药，所以，虽然难免感伤与寂寞，但在看透了官场的黑暗之后，山水间的自适不也是另一种生命价值的实现?
“风尘”二字，在中国的诗歌和文学里，有着太丰富的含义。风吹尘起，已经丰富到令人难以捉摸、难以确论。世俗的纷扰与污浊，人情的杂乱与冷漠，亦或是仕途的辛苦和无奈。《晋书?虞喜传》中说虞喜是：“处静味道无风尘之志，高枕柴门，怡然自足。”这里的“风尘”与孟浩然之“风尘厌洛京”之“风尘”最为接近，仕途的风沙尘埃，仕宦生活的艰难危险绝非自然的风雨霜雪尘土所能比拟!
但是，最能表现作者的洒脱及其与官场的决绝的，是颈联两句：“扁舟泛湖海，长揖谢公卿。”此时“泛湖海”的孟浩然，再也不是当初那个“欲济无舟楫”的苦闷者了，做―个长揖，感谢并且告别那些权贵达官：我走了，“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这个“长揖”，虽不像李白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那样振聋发聩，但洒脱中带着点幽默，还带着点嘲讽。同时，也暗合了当初他希望借助当权者的引荐而未成的事实。
和很多被埋没的贤良一样，孟浩然的“离开”是不得已而为之，是充满了心酸和无奈的。但重要的是，这“离开”中既有不苟同、不合流的洁身自好，也有些因失望、绝望而反弹的刚强与坚决。最重要的是，在离开之后，他真正把自己放逐山水，去寻求灵魂的宁静、完成独立的人格了。在这一点上，他是像极了陶渊明的。正像陈贻瞅先生所说的：“他们生活虽似出世而精神是人世的，他们都有抱负，都经受了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矛盾的痛苦，都认识并揭示了现实和官场中的黑暗与丑恶，都冀求完成一种独立的不媚俗人格。”也许正因为如此，在此诗的尾联，作者自然而然地借用了陶渊明《责子》中的诗句，“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但与陶渊明面对“天运”的平和幽默相比，孟浩然显然更多了一份愤激，所谓“谁论世上名”是有些落拓不羁的。
闻一多先生论孟浩然诗时，曾说：“淡到看不见诗了，才是真正孟浩然的诗。”但与此同时，闻一多也认为孟浩然诗的境界虽高，但在诗歌的“用力”和才气的显现上，也没有完全做到庄子所说的“似之而非”而又能“免乎累”。他说，孟诗还是“有点累”的，而能做到既“似之而非”又“免乎累”的，“除陶渊明，还有谁呢?”这里盂浩然和陶渊明的区别就在于，孟浩然的“诗才”与“冲淡”还是多少有点“痕迹”的，但陶渊明“淡”已经是诗与人的合二为一了。这一点，在此诗中，也恰恰表现在最后―联的借用上。陶渊明说：“唉，既然天意给了我这样几个不争气的孩子，那也没办法，还是喝酒吧。”表面看是对孩子的责备，实则充满了慈爱、怜惜，在戏谑和诙谐中甚至带着点舐犊情深的宠爱，那“饮酒”也就多了一份闲适和快乐。而孟诗呢?“谁论世上名”的表白反而有些刻意，带有借酒消愁之嫌疑和以苦为乐的愤激了。
纵观全诗，结构严谨，开阖自如，从洛京到吴越，实际上，是从仕途的仆仆风尘，到自我人格的完成和坚守。这条路，孟浩然走得也并不轻松，但是，他走通了。
参考文献：
①陈贻?《陈贻?之文选?谈孟浩然的隐逸》，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②闻一多《唐诗杂论?名家说唐诗》，天津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