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有一类学校，可能现在很多人都不知道了――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简称“共大”。1980年以前在江西这类学校比比皆是，差不多每个县一个。共大的学生半工半读――所谓半工半读，指的是半天劳动，半天上课。1980年以后，我父亲所在的寻乌县共大改为了高级中学。1973年开始，父亲就在共大教书，改为高级中学之后还教了六年，至1986年才调至寻乌二中。1979年共大请我母亲教英语，兼班主任。我们就和父亲一起生活，我就近上了上坪小学。还记得共大的一些人物，现作文以记之。
刘淑英
刘淑英是母亲班里的一名女学生，身材高大但偏瘦――那时候不像现在，除了厨房的大师傅外可能也没多少个胖子。但现在更准确的说法应该叫苗条，是如今许多脂肪过多的女孩子所拼命追求的那种身材。她梳着一条长长的辫子，正是那时候的流行发式。
我在小学读书时嘴很馋，用当地土语叫“猫”(miao)，可能以馋嘴猫来作比吧，很形象。路过商店，有时就眼睁睁地看着那塑料罐里花花绿绿的糖果老半天都不肯走。糖果很便宜，一分钱一粒。但就是没钱，翻遍口袋也没有。于是就守在商店的门口，终于见着有共大的学生来了，还是母亲班里的，他(她)们见着我就和我打招呼，问我在这干什么。我正中下怀，就老实不客气地跟他们要钱，一分两分也好。这时候他(她)们往往就很尴尬，我理不了那么多，谁叫那些个糖果老在我眼前晃呀晃的呢。多数时候我还是能得逞的，不过这一招也不是都灵光，有时他(她)们笑了笑走过去了，我就直朝他(她)们的背影吐口水。刘淑英没遭受过这种待遇，并不是她特别慷慨，有时她给，有时也不给，抱起我就走，我没好意思吐。
有一个星期天她说带我到她家去玩。我很高兴，周围就那几个小伙伴，还时时要打架，闷也闷死了。征得父母亲同意，我就跟着她去了她家――坳背林场。一路走的过程记不得了，总之走累了就由她背着。老半天才到她家，那是比共大更大的地方，一个大大的院落在山脚下伏着。门侧堆着的一溜都是干柴，一道窄窄的门偏在院落的右手边――我搞不清楚为什么不是在中间。那天好像没见着刘淑英的父母，只有她的奶奶在家。她奶奶的耳有点背，讲话挺大声的。
老奶奶见着刘淑英带着我来了，好像愣了一下。就招手让刘淑英过去，让我在旁边呆会儿。她们走进门口，老奶奶小声地埋怨刘淑英说：“本来家里就没多少米，你还带人来!”老奶奶以为我听不见，恰好我都听见了，只是我没说。但在刘淑英家里那餐饭还是很好吃的，有个什么炒蛋。
回到家，我把听到的告诉父母亲，父母亲一个劲笑我。他们把这事跟刘淑英说了，刘淑英又笑我，搞得我直对父母闹腹诽。我的馋嘴在小学一直保持着，为此还颇吃了点亏。一次有个同学讲好请我吃酸萝卜，但等我一吃完，他就反了口。我只有逃之天天。那个同学还把这事给班主任说了，班主任气得把我两只耳朵直往上拎。我很恨那个同学。不过现在不恨了。
1980年后共大的学生不包分配，以前毕业的也只算作中专生。刘淑英后来去了哪里，我就不清楚了。
只是现在想来，那时馋是馋，却没多少可吃的，而那句“本来家里就没多少米，你还带人来”真真实实得令人鼻子直发酸。
照万叔叔
照万叔叔是老共大留校的毕业生，平时管账，星期六管放电影。那年月真可爱，每个星期六都有电影看，不过是只在共大的学生才有这个待遇，其他的学校哪来的电影机?我们共大有山有林、有田出租、有巴戟(一种药材)卖钱，不用上级拨款，学校添置了两台车，听说存款都有十几万呢――你想想，那还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呢，这可不是一笔什么小数目啊。因此什么《刘三姐》、《从奴隶到将军》、《伤痕》、《爱情啊，你姓什么》、《小街》、《巴山夜雨》等等片子，不知看了多少遍。尽管照万叔叔老是拿旧片回来放，我们仍是挺高兴的。碰上有些新片，我们一班小家伙早早的吃完晚饭，跑到放电影的礼堂守凳子。
1980年共大有一帮刚从师院分配来的大专生，看完电影后回来乱吹，说《老枪》如何如何，《苔丝》如何如何，嘴里蹦出的尽是新鲜词语。我有时跟在他们屁股后面听，虽然听不懂，但听得还是饶有兴致。后来我对文艺的兴趣也不知是不是那时给培养出来的。
本来还有个放电影的叫朱树祥，八十年代初期就调走了。就剩照万叔叔。
照万叔叔放电影的水平实在不咋的。时常放着放着就臭了，不是烧片，就是无缘无故就停了，过大半个小时才能继续进行，直让人兴味索然。照万叔叔烧片时，我们就嘘他。见着照万叔叔急白赤眼的跟旁边的人解释，一副气急败坏的样子，我们就更加兴高采烈起来，在礼堂里怪叫，闹得稀里哗啦的，也是小小的乐趣。
但跟照万叔叔搞好关系有莫大的好处，他很喜欢让我们到他房间里玩，有时备了些糖请我们吃。更主要的是每次他拿电影片回来都要倒片、试片，一到星期六，我们都争着向照万叔叔邀功，跟他说上次放臭片旁边的小赖、小游都闹了，就我没起哄，我还说了他们呢。我们说得煞有介事，照万叔叔听得也笑嘻嘻的。我们说着说着就争起来，有的要先说，有的听见说他闹，便不服气的反咬一口，说对方才闹呢。这时照万叔叔就息事宁人说谁都没闹，然后请我们全到他的房间里去。我们鱼贯而入，老老实实地坐在长条板凳上，有滋有味的把电影先睹为快。
那时父亲任共大的教导主任，校长老疑心父亲要夺他的权，对父亲很不好。他的儿子生得粗粗实实，也经常有事没事找我的碴。我斗他不过，心里真恨不得用一把刀子插他一下。一次他又打我，我气不过，就边哭边骂，内容大概是关涉到他的母亲。他一听猛的追来，我拔腿就跑，一跑跑进了照万叔叔的房间，把门反锁了，和他隔门对骂，那情形就像《强渡大渡河》电影里面的情节，解放军叔叔在河这边高喊：“你有本事就飞过来吧!”白鬼子也在河那边高叫你有本事就飞过来吧。但照万叔叔终于打开了门，校长的儿子冲进来把我狠狠揍了一顿。我那时连着把照万叔叔也恨上了，干吗开门，不成心让他打我吗?
1991年以后我在寻乌吉潭中学参加工作以后，与上级处理关系多了，我才渐渐地把那份恨减没了。换成是我，那门也得开。
照万叔叔家在吉潭的一个村，1993年他也调来吉潭中学，我们成了同事。只不过他不放电影了，管学生劳动课。我们的关系处得很好，他时常到我房间座谈。我带班劳动时他叫我“罗老师”，我也装得挺人模人样的，尽管没学生的时候我还是管他叫“照万叔叔”。
现在我很少去装修豪华的电影院里看电影，有时偶尔去一下，却怎么样也找不着当年看照万叔叔放电影时的那份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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