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大学精神? 关于什么是大学精神，现在有很多解释，不过，我比较喜欢罗家伦先生(1897-1969)的说法，罗先生是中国现代著名的教育家，毕业于北京大学文科，主修外国文学，和傅斯年等同为五四运动的三大领袖之一，曾留学美英德法，是清华大学1928年8月改为国立大学后的第一任校长，也是将清华“国立化”的主持者，至1930年5月方去职。他还从1932年9月起，在国立中央大学当了十年校长。可以说，他在南北的名校都有比较深的经历，而非浮光掠影，恰好这几所大学又都在中国近现代的思想文化以及学术上史留下了较深的痕迹，他又由学生而教授，而校长，参与其中，如凫饮水，自然有深切的感悟。
他曾言，“一个大学的精神，可以说是他的学风，也可以说是他在特殊的表现中所凝成的风格。这种风格的凝成不是突如其来的，更不是凭空想象的。他造就的因素，第一是他本身历史的演进，第二是他教职员学生组合的成分，第三是他教育理想的建立和实施。这三项各有不同，但互为因果，以致不能严格划分。即以北京大学的精神而论，又安能独为例外。”(见陈平原等编，《追忆蔡元培》，第191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也就是说，要谈论一个大学的精神，一要溯其历史，观其由来；二要看学生与老师，职员的成分，因为这三者是一个大学的主体，而“风格”也是通过人来表现的；再就是看是否建立或实施了某种教育理想，直白点讲就是大学的办学理念及其实现与否的问题。从这几个角度来看一个大学的精神，应该说，是十分合适的。
法国十九世纪的历史学家和批评家丹纳(Hippolyte Adolphe Taine，1828-1893)在其《艺术哲学》一书中所采用从种族，环境和时代精神来分析某一国的文艺的方法，若是将其与罗家伦先生说的几条相结合，来探讨一个大学的精神流变，显然会更好。
现在，我们只要一谈到大学精神，总喜欢以北大，清华等过去的老牌综合性大学为例，似乎唯有这些学校才有值得称羡的“精神”，这一方面固然和这些学校所作出的独特贡献有关，但也与这些综合性大学培养了较多的文史人才，而这些人又留下了较多的“故事”有关，而交大这样以理工为主的学校在某种程度上，也就变成了“沉默的大多数”，实际上，谈到对国家，对民族的贡献，这些学校在某些方面也不遑多让，而其“精神”也并非不值珍贵，相反，更需要琢磨，深思。
所以，在交大校庆之际，我想以此为题，并参照罗家伦先生的意见来谈谈交大的精神。不过，我只想以罗先生所说的第一和第二点因素结合丹纳提出的“时代精神”来谈，至于教职员的成份，也就是丹纳所说的“种族”，以及我认为的对大学精神的形成也比较重要的因素，就不再展开了。
交大的历史演进与时代精神的变换：从三个校长谈起
不过，开始谈之前，我还想把话题再具体一点，对于一个大学来说，校长显然是作用最大的，特别是他办学的理念及做法，对大学的影响非常直接，也常是形成一个大学的精神最直接的动力，如现在谈到北大，势必要提蔡元培，而说到清华，也不能不说梅贻琦，南大则要提罗家伦，浙大却要说竺可桢，当然，他们自己也常常是这一个大学的精神化身，一方面，他们塑造了这个大学，反过来，这个大学也塑造了他们，所以从大学校长人手，来谈一个大学的精神的流变和传承，是相宜的，也更具集中性和代表性。陶行知就曾说过，“校长是一个学校的灵魂，要想评论一个学校，先要评论它的校长”。(见《陶行知全集》，第一卷，第473页，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下面，我就准备选择交大历史上的三位校长来谈谈交大的精神是如何形成的，又是如何逐渐发展的。
盛宣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2006年的4月，刚好是交大的108年校庆，也就是说，1896年的这个时候，交大诞生了。不过那时叫南洋公学，创始人为时任太常寺少卿的盛宣怀先生，这个闲散的主管皇家祭祀的官职并不大，但他并非是纯粹的官僚，更不闲散，他当时是晚清洋务运动的干将，掌管轮船招商局和电报总局的“红顶商人”。前此一年，身为津海关道的他曾在天津创立了中西学堂，即日后有中国第一所工科大学之名的北洋大学。而他之所以要在百忙之中马不停蹄地创办新式学堂，其目的即为解决在办理洋务的过程中最突出的人才匮乏问题，他直言，“自强首在储才，储才必先兴学”，(转引自陈华新等编，《百年树人――上海交通大学历任校长传略》，第2页，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并且坦陈自己的心迹，“人笑我收效不能速，十年树人，视十年若远，若不树之，并无此十年矣。”(同上，第6页)
他创立南洋的目的，却与北洋不同，北洋大学是以学习理工知识为主的，如课程多为“天算，舆地，格致，制造，汽机，化矿诸学”，并且有“律例，矿务，制造”三个专科，还有铁路科。而南洋则为养成“内政，外交，理财”方面的人才(见《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编》，第一卷，第34页，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所以，在盛宣怀呈给光绪帝亲批的《南洋公学章程》的“设学宗旨”一节中，特地指出，“公学所教，以通达中国经史大义，厚植根柢为基础，以西国政治家日本法部文部为指归，略仿法国国政学堂之意。而工艺，机器制造，矿冶诸学，则于公学内已通算化格致诸生中各就性质相近者，令其各认专门，略通门径，即挑出归专门学堂肄业。其在公学始终卒业者，则以专学政治家为断。”(见《校史资料选编》，第一卷，第36页)也就是说，盛宣怀设立南洋公学，其着眼点是为了培养新型的从政人才，懂法律，外交，政治，和理财的人才，至于工艺制造等“器物之学”，若公学学生有此天赋或意向，则令其到“专门学堂”肄业，这也从一个方面体现了盛宣怀对南洋公学的期许，即该校不是什么“专门学堂”，而且，其总的教育思想也可从中看出，即所谓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立身还须“通达中国经史大义”，谋事却要以“西国政治家”或“日本法部文部”为标准了。
这一点，从其设立南洋公学特班即可证明。南洋公学开办时，先后于1897年设立了师范院，外院，即小学，1898年设中院，并准备再开设上院，即大学部，但因条件所限，一直未能开设，所以南洋公学的主体主要是中院，即中学部。这与盛宣怀急于用才的心理相悖，所以，他采取了许多变通的办学方法，特班就是一例。特班1901年设立，聘蔡元培为班主任，招收已成年的人，“专教中两政治，文学，法律，道德诸学，以储经济特科人才之用。”(见《校史资料选编》，第一卷，第46页)这个班虽然由于客观原因存在时间较短，但却培养了不少人才，其中比较著名的有黄炎培、邵力子、李叔同等，还有曾任职于游美学务处，主持选拔庚款赴美留学生，并担任过清华学堂首任教务长和大同大学的创办人胡敦复，曾做过北大工科学长及代校长的胡仁 源等。此外，还设立了后来繁衍出商务印书馆的译书院，以及东文学堂，政治班等。
因为盛宣怀特殊的身份，使交大从创办伊始就染上了一层“官办民助”的色彩。这从学校的名称即可看出，所谓“公学”，用盛宣怀的话来说，就是非由国家全力支持的学校，但这里的“民”也并非全然是普通百姓，而是指官办的企业，即招商，电报两局，这与稍后由政府独立出资创设的京师大学堂，即后来的北大是不一样的。而与招商局，电报局等实业部门的结合，势必要为其服务，这一点在后来的发展中很快得到验证。
同样，这里的“官”，也非政府某一部门，而是个人的创见。所以，盛宣怀的思想深深地在交大的早期历史上打下了烙印。他曾在《筹集商捐开办南洋公学折》中言，“中外古今教学宗旨本无异同，特中土文明之化开辟最先，历世愈远，尚文胜质，遗实采华。而西人学以致用为本，其学校之制，转与吾三代以前施教之法相暗合，今日礼失而求诸野，讲西学，延西师，学堂之规模近似矣。”(见《校史资料选编》，第一卷，第33页)这里尤其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是要“学以致用”，二是要“讲西学，延西师”，前者，是交大日后办学理念的源头，后者是交大日常教学活动的指针，这也是当时国内高校“西化”的最彻底一个原因。如交大三十年代的毕业生钱学森在留学美国后，惊讶地发现麻省理工的教材和他在国内所学的基本一模一样，甚至连实验课的要求也如出一辙，这让他几乎觉得交大的教材都是“抄”来的，就是一例。
不过，交大既戴上“官帽”，就意味着是国家的学校，它必须为国家服务，国家的利益也必然高于一切。这也是那个时代，也是今天国立大学的一个最基本的使命和功能。
唐文治：实心实力求实学，实心实力务实业
交大的办学方针发生转变是从被正式认定为国家的院校开始的。1904年秋，南洋公学被划归商部，改名为商部高等实业学堂，盛宣怀秉持了十年的培养新式从政人才的方针也开始变化，商部明令，南洋公学既处上海这样的通商大都，理应“专课商学”，为商部培养人才，时任校长同为办洋务出身的杨士琦先生改革了原来南洋公学的章程，明确提出，“本学堂讲求实学，以能见诸实用为要旨，为振兴中国商业造就人才，力图进步。”(见《百年树人――上海交大历任校长传略》，第40页)1906年，清政府又改商部为农工商部，还增设了邮船部，主管交通邮电事业，即“路、轮、邮、电四政”，经费主要来自招商和电报两局的交大，也因此于同年改隶邮传部，校名也改为邮传部高等实业学堂。这一门庭改换，从此奠定了交大百多年的办学历史和办学传统。
在这一关系到交大命运的转换中，尤其是在1907年秋到1920年11月间主持交大校政的唐文治先生(1865-1954)居功甚伟。唐文治1892年中进士，曾任总理衙门章京，并出使过日本、英、比、法、美等国。在任职交大后，他先后创设了服务交通事业的铁路，电机，铁路管理，航海等专科，并开辟和扩建了金工厂、木工厂、理化、电机等实验室，形成了今日以理工为看家本领的交大的雏形。唐文治在任期间，因清廷覆亡，学校改为国民政府交通部直辖，于1912年换名为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这也是交大得名“交通”的由来。
在唐文治身上，有着一个传统中国文人的情结和一个为国效力的先进的知识分子的矛盾，这从他为学校拟定的校歌中可见一斑。歌词云
珠光灿青龙飞，关哉吾国徽
醒狮起博大地，壮哉吾校旗
愿吾师生全体，明白其中意
既醒勿睡，既明勿眯，精神常提起
实心实力求实学，实心实力务实业
光辉吾国徽便是光辉吾校旗
我觉得，这也是交大迄今以来几首校歌中最好的一首，也是最能反映交大精神的校歌，它历久弥新，并未随着岁月的流逝和时世的变迁而褪色，相反，倒是逾显其“真精神”。
首先是国家意识的强大，这是交大多年来没有变过的一个传统，学校的命运与国家的需要和发展紧密相连，并自觉体认，成为师生共同的价值追求。比如抗战时期，交大虽仍留在上海租界办学，但仍按照已迁至重庆的国民政府教育部和交通部的指令分配学生，学生自己也不远千里，冒着种种生命危险，穿越万水千山，从上海长途跋涉到艰苦的大后方为国服务。以1939年机械工程系四十三名毕业生为例，除了留洋出国的四名学生和留在上海的六名学生外，绝大部分都到了内地，其中有十三名学生到成都航空机械学校高级班受训，为空军服务，有四人奉交通部令，到川桂公路运输局，还有到湘桂公路和西南公路的，以及到南华铁工厂和中央机器厂等带有兵工性质的工厂去的，都是战时国家的重要部门，也是最需要人的地方。而学校当年五月份为土木工程系的学生联系的实习去向，也是就业去向，说出来更是叫今天的人吃惊，主要是滇、缅、叙、昆、湘、桂、黔各铁路工程局，几乎全是大后方的艰苦之地，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学生们也并不觉得有什么奇怪的，“大都均候部(铁道部)令分发实习。”(见《校史资料选编》，第二卷，第341页)而电机系的学生接交通部电令，全都到重庆受训，为抗战直接服务。
这一幕，至今思来仍让人感怀，须知，交大的学生当年有很多都是一路走着去的，这里自然有年轻人质朴的爱国情怀，但也与交大日常的教育和熏陶有关。
其次，就是尚实的精神，即对“实学”和“实业”的推崇，校歌中所言的“实心实力求实学，实心实力务实业”两句可谓概括的最为精到，传神，而交大此后的发展，无论是学科的设置，还是老师的教学和学生的受业与出路，乃至今天交大的许多举措，也都自觉不自觉地在围绕着这一中心理念展开。这种偏重“实学”，偏重“实业”的做法，深深地影响了交大的校风，而其所培养的学生也大都选择工科等“实学”，并以供职于实业部门为理想。
但对唐文治来说，内中却有他心灵的纠葛，一方面，他能为国“实心实力求实学”，积极聘请外籍教师来执教专业课程，并以美国大学同类课程为效仿对象，直接将麻省理工和哈佛等校的教科书为教材，为国育才，鼓励学生以“实心实力务实业”为责任，这也是国家最为紧迫的同时也是学校最为现实的任务。唐文治在1933年7月为交大工程馆所作的记里，就坦言，他的志向，“在造就中国之奇材异能，冀与欧美各国颉颃争胜。”(见《校史资料选编》，第二卷，第10页)。另一方面，他却又在学校里提倡“虚学”，如尊孔读经，强化国文教学，并在每周日亲自主讲于大礼堂，每年举行国文大会等。这里先不谈国文教学在培养人才，特别是在形成交大精神的这一过程所起的重要作用，但从中也可看出他个人的真正志趣。他一再强调学生要以救国为志，保存“四书孝经”等国粹，以此“立心立身立家立国”，由此也可看出，他所奉行的也依然是盛宣怀等人所宗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方针。
过去，每当我们谈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 个口号时，常有贬意，觉得这是清末洋务派的学习西方的一种不够彻底的做法，实际上，我倒是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也是非常重要的思想，一个国家的大学，其第一要务，理应也必须为传承和振兴这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为要，作为国立大学，它所培养的人才，自然也不能抛弃本土的传统，这在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都是必要的。说穿了，任何一个国家，都得依靠自己来建设，最终也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所以，我以为，即使在今天，“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句话也并未过时，我们反而应该对其进行重新认识和研究，而不应简单地将其视为已经定性的东西或过时的东西予以摒弃。这在今天，也尤为必要。
因有眼疾，晚上，唐文治常在校役的陪同下，打着灯笼到教室巡视，每当听到学生琅琅读书，就慷慨激昂地与学生一同背诵古代经文，以示勉励。
正是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和对其命运的担忧，1920年11月他因目疾加剧辞去交大校长后，便应邀创办了无锡国学专修馆，以培养国学人才为宗旨，任校长30年。这所学校的学生，后来遍布全国各大学的文史系科，与实力雄厚的国立大学如清华国学研究院，北大，中央大学等校培养的文史人才一起，成为传承中国文化的一支重要力量。
吴保丰：科学之奥府，艺术之林圃
1921年，任交通总长的叶恭绰(1881―1968)将交通部三所学校，及北京铁路管理学校和邮电学校，唐山工业专门学校与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合并，命名为交通大学各学校。之后虽迭经变化，交大之名和培养目标基本未变。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交大沪校退入租界继续办学，1940年9月，交大分校在重庆建立，1941年秋吴保丰(1899-1963)被任命为主任，1942年8月，因沪校被汪伪政府接管，渝校成为本部。吴保丰升任校长，直至1947年秋方卸任。
之所以提到吴保丰，有两个原因，一是他在危难之中重建交大的贡献，二是因为从他在这一“特殊的表现”中更可看出交大的精神来。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是，他是交大自己培养出来的学生。而且，他在校期间，恰好是唐文治掌校之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以将他视为交大精神传承的一种象征。
应该讲，从1921年毕业于交大上海学校电机科的吴保丰身上，很能看出交大人的某些特质来。当时交大在重庆建立分校，条件极其简陋，吴保丰接任时正值招生季节，考场被日机炸坏，但吴保丰还是率领同事，设法完成招生，并使渝校的学生增至一百六十余人。同时，他又请交通部拨款，在重庆九龙坡建立新校舍，使交大得以存身。其间毕露褴褛，变荒山野岭为教室礼堂，艰难自不待言。吴保丰为此还特地亲自向在大后方的工厂写信，请求其捐献相应的设备，以供学生见习之用，其用词之直接，让人在今日哑然失笑之余，更让人痛感当年国事之艰，办学之不易，如在他写给中央无线电器材厂重庆分厂的信里，在谈了几句交大成立之初经费不足后，就开门见山地说，“素捻贵厂制造无线电机材品精良，用为不揣冒昧，函请惠赐交流收音机一两架!倘荷俯允，则不特敝校学生受惠已也!”(见《校史资料选编》，第二卷，第411页)除此之外，他还向交大校友和社会各界发起向学校献金和募集图书资料的活动。就是通过这些扎扎实实的努力，吴保丰和同仁们在重庆又把交大恢复了起来。
这还是具体的事务性工作上，也许，吴保丰最突出的就是在办学上重新恢复了交大的传统，他不仅加强和建立了机械、电机、土小、航空工程等工科系，还恢复了国文英文等过去交大比较有特色的教学课程的设置，并且还恢复了唐文治时期学校已一度举办的国文大会和英文大会。前文已谈过，交大所授之国文并非像如今之教科书上那样简单的语文，而是以传统的思想文化经典为主，如唐文治当年就经常以四书为教材宣讲儒家文化精神，同样，英文也非像现今的教科书一般，纯为锻炼语言能力而设，而是采用欧美著名作家学者的作品为教材，唐文治之子唐庆诒先生曾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其时就在交大沪校教授英文，所用教材就有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兰姆的随笔，湖畔派诗人的诗等。可想而知，在这样一种国文和英文的教育下，学生将会获得什么样的熏陶，又会养成什么样的精神。
吴保丰为此特地罗揽了一批这方面的人才人校，如日后成为著名文艺理论家和教育家的钱谷融先生就是这个时候从中央大学国文系毕业后进入交大教国文的。他当时喜讲庄子，所以学生在背后戏称他为秋水先生。
这也是交大始自盛宣怀经唐文治而形成的独特的培养人才的模式，即注重对学生的综合素质的养成，或日“体”与“用”相结合的教育方式，以宽厚的人文与科学知识为基础，导之以专业的工程技术知识，使学生既博又专，更重要的是使学生不局限于某一门狭窄的专业之中，既立心，又立身。
其实，吴保丰就是在这种模式下培养出来的，他也深知这种培养方式对交大来说意味着什么，进一步讲，对于中国的大学来说又意味着什么。所以，他一旦执掌校政，就非常重视对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这也正是交大这所系科相对比较单一的工科大学能在众多的国立大学中自成一格，并占有一席之地的重要原因。
不过，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与现今简单地将人文精神等同于几篇文史哲方面的文章不同，吴保丰对“科学”也是很重视的，他特别强调要对学生进行“基本训练”，强调学习数学、物理、化学以及国文、英文等基础知识的重要性。
实际上，人文精神的养成一样需要有科学的常识，而科学精神也一样是人文精神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943年，在重庆逐渐重振昔日雄风的交大又重新颁布了一首校歌，吴保丰虽未像唐文治那样亲自为其填词，但内里的精神也应该得到了他的首肯。歌中有词唱到，交大乃为“科学之奥府，艺术之林同”，这无疑是对吴保丰在交大所倡的“基本训练”的最好的表述，但若仅止于此，也非交大了，那些本质的东西在任何时候都不会被忽略的，在此段歌词的后面，交大一以贯之的求实学务实业的传统再次被歌咏，不过，可能是置身于同势危难之中的缘故，这次，交大的使命再次被具体地强调了出来――“实学培国本，民族得中兴”。
这正是交大报效国家的道路，也是交大的始终未变的精神。这也是交大和北大，清华，和南大，浙大不一样的地方。这也是交大之所以是交大而不是别的什么大学的原因，更是交大在当年不可替代的缘由所在。
1947年8月，交大举行建校五十一周年庆典，回首往事，吴保丰感言，“五十年来本校之发展，即为中国之发展；本校之进步，即为中国之进步。此种成效不能不归功于历任校长，教职员，毕业校友共同努力艰难缔造之结果。”(转引自《百年树人――上海交通大学历任校长传略》，第132页)
显然，这个话由他来说是合适的，因为他既是交大的毕业校友，也是交大的教职员，更是团结众人帮 助交大渡过建校以来最为艰难的一段时期的校长，然而这年9月，在校长任上已经六年多的吴保丰却因保护参与民主运动的学生而被迫离职，转任天津开滦矿务局总顾问。50年后，他回到上海，在担任了一些闲职后，于1963年因病去世。
如今斯人虽已离去，但其精神却并未随之远去，而是通过他所培育过的交大众多的学生传承了下来。也许，在今天交大的校园里，也还能依稀看见他的精神，那种受命于危难之中而不屈不挠为国家踏踏实实培养实业人才，并为国家和民族的发展与进步艰苦奋斗的精神，而这也正是实实在在的交大的精神。
结语：也谈六十七年前的并校
以这个问题作为结束，自然是想对这些年的并校以及与此相关的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做法进行一些反思。历史上，特别是1921年交大归并交通部后，与唐山、北京等分校之间，常有专业上的归并和师生的调整，但这和现在的动辄将各个性质不同的学校合并到一起并不相同。我这里想谈的是发生在1937年8月的一场牵涉到交大并校问题的争论。
由于抗战爆发，为统一管理，交大奉令从铁道部被移交给教育部，这使交大上下都感到不安，凶为根据教育部规定，交大原有的科学学院要改为理学院，管理学院改为商学院，而自成特色的电机学院，土木工程学院，机械学院等则须合并为工学院，这还没什么，更重要的是，学校很有可能在转归教育部后与其它大学合并。
这件事放在今天来说，意见可能无外乎两种，一是赞成，二是反对，说不定，前者还会多一些，因为合并后，学校的规模和实力一般都会得到相应的提升，在什么博士点的数量和一些大学排行榜的排名上，名次又会提前，而国人义素有“以大为美”，“以全为美”的喜好，碰到这样的机会，自然不会轻易放过。但在当时，不管是交大的校友，还是学校当局，选择的却大都是后者。如南昌交大同学会就向母校进言，不可合并，但也不可与原有的唐山、北平等校分离，其最直接的理由就是担心合并后会导致学校的原有程度降低，因为本校“在国外之所以略有声誉者，实因本校程度较之一般水准稍高耳。”(见《校史资料选编》，第二卷，第305页)校方的反应也很强烈，不仅对教育部强令交大将原有的学院名称改为通行的做法持反对意见，还对交大由铁道部划归教育部表示了担忧。为此，交大教员特地上书教育部，教授会也致函“关系当局”，并选出五名教授代表亲自赴京陈述意见，向教育部和铁道部进行沟通，当然，这些沟通并非无理取闹，在交大代表的申诉中，既有希望教育部尊重交大的办学传统的心愿，也有基于现实利益的考量，如代表就对铁道部部长直陈，交大不愿和铁道部脱离关系的原因，“交大成立四十一年以来，素来没有与部，路脱离过关系，交大毕业生的成绩所以这样好是因为毕业生都可以由部派事。所以投考交大的学生都是各校各中学的优秀分子，原料好出品自然亦好。代表等希望部长对于派事的成例要保留，那么交大的成绩可以维持。”(见《校史资料选编》，第二卷，第320页)
从中，也可看出交大和实业部门的紧密关系，这种关系也是交大得以发达的重要原因。当然，最后交大还是接受了教育部的决定，理由很简单，因为交大毕竟是国家的学校，这个身份，决定了交大必须服从国家的安排。
今天，再谈这件旧事，只是为了说明一个道理，那就是不管是一个大学也好，还是一个人也好，都不能脱离自身的历史和传统来考虑问题，因为正是这个传统造成了它现在的地位，如果贸然抛弃这个传统，也许不仅得不到，还会失去原有的宝贵的东西。一个大学如果能尊重自己的历史，尊重自己的传统，可能会对将来的发展更有好处，也更能认清楚自己通向未来的道路。就像现在建设一流大学(这里还是先不要谈什么世界一流较好)，同为理工强校的清华、浙大，现在都在往综合性大学路上走，走的路就不一样，清华是自己重建相关学科，浙大则靠合并有历史关系的院校，即使同为综合性大学，也还有不一样的特点，我觉得，交大到底怎样走，也还是须向传统中寻找答案。
最后，我想提一下福开森(J．C．Ferguson，1866-1945)这个人，他是美国人。毕业于波士顿大学，1888年到中国传教，曾任南京汇文书院院长，也就是后来的著名的教会大学金陵大学的源头。正是有此成功办学经历，他1897年被盛宣怀委任为南洋公学的监院和西文总教习，相当于是校长。今天我们不谈他在教学上对交大的贡献，只说他留下来的现在看得见的东西。他曾设计了我们交大的中院和上院，现在的中院就是原来的模样，为西洋古典样式，非常美观。因为见学校附近交通不便，他还捐钱修了一条路，这就是在本部附近的武康路，当时人们叫它福开森路，日的就是为了感谢他。
对于交大，他饱含感情，在四十年校庆时，他在深情地怀念了他在交大所度过的美好的生活后，殷切地说，“还有一点我必须申明，为了交大的明天，我们应该继续重视教学质量，而不易过分苛求数量。少数全面受教育的毕业生比大量一知半解的人要强得多，我们不需要华丽的建筑，但需要一大批能为人师表的优秀教师。”(见陈先元等编，《缅怀交通大学的创始人――盛宣怀》，第143页，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我想，这也是我们交大今天所需要铭记和思考的。显然，他对交大的忠告并未过时。张生 男，1969年生，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上海交通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主要从事与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相关的思想文化研究。出版有随笔集《可言可思》，小说集《一个特务》，《地铁一号线》，长篇《白云千里万里》，《十年灯》，《倾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