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先生是个毁誉不一的人。因为当了梁效的顾问,奉令批孔,为人所诟病。像邹承鲁、赵俪生、何兆武这些冯的学生都对他颇有微词。但据说英国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介绍20世纪中国哲学家时,只提到冯友兰、李泽厚两位,这可又是何等推重!
金岳霖先生善于把简单的东西讲复杂,而冯友兰先生善于把复杂的东西说简单。“所以”这两个字,芸芸众生,谁不懂?谁不会用?《哲学研究》创刊初期,金先生写了篇《论“所以”》,洋洋洒洒近万字。把个简单的词讲得复杂又透彻。冯先生讲再深奥的哲学道理,都用朴实浅显的语句表达出来,稍有逻辑训练的中学程度的人大体都能懂。冯先生晚年有一本《三松堂自序》,有自传性质,我最爱读,百读不厌。这本书说:我民族因外敌入侵,于晋、宋、明曾三次南渡,南渡的当代人,没有能够北返的。而这次伟大的抗日战争,于八年即取得胜利,雪甲午以来之耻,这全胜之局,乃秦汉以来所未有。
冯先生从历史对比中阐释抗日战争的意义,发人所未发。这次战争是民族大迁徙,迁徙使民族大凝聚,从而促使民族大觉醒,再加上国际有利形势,取得了最后胜利。
当时由沦陷区迁往大后方的,首先是当时的中央政府及下属机构,这是很大的人群,其次许多工厂内迁,西南西北均有。还有不少家庭,或者个人,就是不愿在日寇铁蹄下忍辱苟活,在飞机轰炸、兵荒马乱下逃到后方。当时政府还在各地举办难民收容所和难童教养院,对他们救助,后方各省老百姓也在就业和生活上给以帮助,显示了民族精诚团结。
为人津津乐道的就是教育界西迁。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迁至云南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和北洋工学院迁至陕西西安,后又转至陕南的城固县,成立西北联合大学,大家耳熟能详。其实西迁的高校还有很多,如中央大学从南京迁往重庆,复旦大学由上海迁至重庆北碚,浙江大学由杭州迁往贵州遵义,燕京大学迁至四川成都,武汉大学迁至四川乐山等。
抗战西迁的不仅是大学,还有很多沦陷区中学师生逃到后方因陋就简建校授课,炮火声中弦歌不辍,这些学校初期称某某省临时中学,后来国民政府把这些流亡的中学统统改为国立,直属教育部,由国家负担。国立中学有多少,未见统计资料。据一位甘肃朋友告诉我,当时甘肃省有国立五中和国立十中,五中是由山西迁来的。我所知安徽省西迁的中学组成国立八中和国立九中。国立九中在四川江津县白沙镇,陈独秀晚年住在这里似和学校在此有关,因为这里安徽同乡多,有个照应。在四川湖南比邻处(即川东南角和湘西北)有国立八中。我在资料上见过有国立二十二中,因此我揣测抗战时由西迁的中学组成的国立中学至少有二十二个之多。
我本人在抗战后期曾在国立八中就读,现在就我所知的一鳞半爪,写出来贡献读者,使大家对之有个粗略的印象。
国立八中校本部(学校领导机关)设在湖南省乾城县所里镇(即今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首府吉首市所在地),下面设各个分校,散布各地,初中第一分校在所里镇,高中第二分校和初中第二分校在湖南省永绥县(现花垣县)。高中女子分校和初中女子分校在乾城县城(今吉首市乾州镇),师范部在乾城县鸦溪镇,初中第五分校在四川省秀山县平块镇(秀山今属于重庆市)。海外史学家唐德刚即毕业于国立八中,有材料说国务院前总理朱?基也曾在八中求学。
我于1944年秋开始在国立八中初中第一分校就读,这时八中规模已缩小,因为原先自沦陷区来的流亡学生皆已毕业,所在地较偏僻,教育落后,生源较少。但是投考国立中学的人还是很多。记得我入学那年,是从一千多考生中录取七十名。
考的人为什么这么多呢?一是师资好。教书先生都是从东部经济文化发达省份来的,而且是这些省份著名中学教师。二是公费,即不收学费,吃住皆免费;但本地学生要交伙食费。国立中学学生初期实行贷金制。所谓贷金制,就是将学生在校期间各种费用总和,记在学生毕业证书上。旧时就业必须出示毕业证书,就业机构就将学生当年所花费用分期从该生薪金中扣除,缴还国库。贷金制实行困难,且因通货膨胀,收回的贷金已不值钱,就改为公费,不需归还。
我所在的第一分校在所里镇武水隔岸的半山坡上一处较平缓的地方。有一座礼堂兼作饭厅,两边几间教室,皆以木板为墙,今天看来很简陋。宿舍更简陋,有门洞无门板,窗户无玻璃,靠门窗睡的学生冬季很冷。低年级学生睡通铺,初三才能睡双层床。没有灯,晚自习后摸黑到床上。晚自习有带灯罩的洋灯,布灯芯吸洋油(即煤油)点亮,一桌四五人共一盏灯,觉得很亮,比当时桐油灯草的灯亮得多。
学校供应伙食。八个人一桌,有四方的饭桌,无凳,站着吃,尽饱吃,一钵子菜,大家礼让文明,也够吃。抗战胜利前一天只有两顿饭,无家庭接济的早上就要挨饿。抗战胜利后因交通困难,国立中学在大后方还待了一年,1946年才复员。胜利后伙食大改善,增加了早餐:稀饭、包子、咸菜,偶尔还有油条;午晚菜肴也以肉食为主,一大钵子辣椒炒牛肉丝,肉都吃不完。有时也有风潮:学生对校长不满意,一部分学生故意多吃半碗饭。饭就不够了,于是就怪叫,用筷子敲碗、哄闹,校长最怕这一招,因为克扣粮食的名声难以担待。于是校长赶到饭厅向学生道歉,把管伙食的当学生面训斥一顿,叫再做一顿晚饭,多加几十斤米,菜肴特别美味。晚自习后吹起吃饭号叫大家来吃。原来就多吃了半碗饭,现在怎么吃得下呢?只品尝一下好菜,饭剩了一大堆。
由学生监督伙食。每天派两个同学监厨。监督厨子(那时不叫炊事员)不许私拿食物,至于多吃一点好东西在所难免,监厨有时也帮着摘摘菜,有时厨子也给监厨的一点锅巴吃。大锅锅巴,厚、香、黄亮黄亮的,非小锅锅巴可比。再派两个同学采购,带两个厨子去菜场买菜,由同学付钱,回来向会计报账。监厨采购由同学轮流担任,那一天不上课。以此杜绝伙食漏洞。
那时教书先生也各式各样。一年级教英文的是位李先生,我把这位恩师名讳忘了,我们私下叫他李book,他读book的音比较怪。他年轻,仪表好,讲课认真、用力,冬天都出汗,效果并不好。第二年换了个洪先生,驾轻就熟,看起来一点不费力,效果很好。教代数的万先生话语明快准确透彻,学生听了了然于心。教音乐的是位女先生,貌美声音也美,每次上课窗户外山坡上都蹲着几个附近的农民。后来上面管得紧了,不许唱共产党作的歌曲,女先生就教我们唱京剧,教的就是四郎探母里面坐宫一开始那一长段,但是当歌唱出来似乎与台上演员唱的不一样,没那韵味。
教我们劳作的先生似乎抽过鸦片,人瘦而干,穿一袭褪色的长袍。劳作课可不是到工厂或农村去劳动,那时并没有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劳作也者,就是培养大家动动手的能力,例如以竹篾编个简单物品,用比较瓷的泥巴捏个碗或杯子什么的。这种小三门的课学生不当回事,先生讨好学生,后半堂课就开讲武侠小说,这先生读得多,讲起来绘声绘色,是每星期一大享受。
体育先生名字还记得,叫萧毓苏,北方人。“干啥”这话就是从他口中初次听到的。他瞎了一只眼,人很精明能干,因陋就简弄起一个不像样子的篮球场。他还会京戏里的武工,教会了一些学生后,还排演了一出京剧《铁公鸡》,还到沅陵去演出过,出了风头。
没带家的先生住在校园内,晚饭后也与同学们聊聊天。我听到过两件有关共产党的事。有个先生说:“苏联搞五年计划,一个五年计划,两个、三个,就丰衣足食,日子变好了,我们就是没搞五年计划,一搞,也会搞好。”好像五年计划是个法宝,一用就灵。另一位先生说:“共产党整风,整自己人,厉害得很哪!”问怎么厉害,半天后回答:“关在房子里不准出来。”问怎么吃饭拉屎拉尿,回答:“饭有人送进去。”拉的问题没回答。近年来读一些材料,知道当时八中也有地下党组织,这两个先生是哪个路数不得其详。
我们上学时,八中已有不少当地学生,仍以沦陷区来的学生为主。我举两个例子。有一位同学叫王超然,是从教养院来的,原名战时难童教养院,后更名儿童教养院,专收容战时流离失所的孤儿。它具有托儿所、幼儿园和小学的功能。王超然的父母遭鬼子飞机轰炸死了还是走失了还是遗弃了他?不得而知。他记事时就已在教养院了,姓和名字都是院方给他起的,他营养不良,矮小,排在第一排第一,点名第一个就是他,所以名字至今还能记得。再有一个同学叫张寅,他与哥哥二人是在1944年底从北平历经艰险来到大后方的,未经考试插入国立中学,以示优待。
张寅所谈的经历,我们听了,都惊心动魄。他说他家在东北,长到十岁,都以为自己是满洲国人,不知是中国人,直到一家来到北平父母才告诉他是中国人。当时我们英文课正上法国作家都德的《最后一课》,联想起来当亡国奴之可悲,讲者听者都潸然泪下。他又讲在北平棒子面稀饭都吃不饱,我们弄不清楚棒子是什么,后来才知道就是玉米。
1946年夏,国立中学撤销,师生凯旋东归。国家发的回乡路费非常优厚,两个人都用不完。学生回到东部家乡后,凭国立中学肄业证书可以进公立中学。我1946年10月才回到故乡南京(复员人多车船很难搭上),将证书拿到教育局,立即批到五中就读,虽然开学已近两个月,仍随班就读。在市立五中,仍然免除学费,而且每月发伙食费,一年两次服装费,到1947年止。
抗战时期大中学校内迁,意义十分重大。它表现了为人师表的知识分子和热血青年的爱国情怀和民族大义。抛弃东部优裕的生活,离乡别井,来到偏僻落后的异乡;表现出义不帝秦的铮铮风骨,表现出抗战必胜的坚强信念。这种精神,应该为中国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效法和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