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仲平是中国作家协会第一任副主席，那一届，茅盾是主席，副主席只有丁玲和他两个人。 仲平因有一脸大胡子，在延安时，毛泽东称他为“美髯公”，大家都亲切地称他“柯老”。
“柯老”于1902年1月25日，出生在云南省广南县小南街，一个中等境况家庭。他六岁读私塾，十四岁考入昆明省立一中，当过学生会长，参加过学生运动，还写过剧本《劳工神圣》，学生们排出来后，在街头演出过。
1920年，“柯老”十八岁时，创作了他的第一首自由诗，《白马与宝剑》。几年后，还在鲁迅主编的《语丝》上，发表了他的新诗《伟大的“能死”》。有资料显示说，由此，他与鲁迅“交从甚密”。
1926年，“柯老”肄业于北平法政大学法律系，去上海，参加了郭沫若领导的创造社，仅三个月，便遭淞沪警察厅逮捕，后经胡愈之等人保释，方出狱。
1927年，“柯老”来到西安，在省立一中任国文教员。因冯玉祥“附蒋反共”后，陕西白色恐怖日益严重，他便再次辞职返回北平。
1928年，“柯老”在北平，以西安人民反围剿斗争为素材，创作出了时人评说，可“与歌德《浮士德》相提并论”的诗剧《风火山》。
1929年，“柯老”为出版《风火山》，再次来到上海，参加了由高长虹等人组织的“狂飙”出版部工作，并同时在建设大学任教。几个月后，又因“宣传赤化”，而锒铛入狱。后经友人搭救，挣脱镣铐。
1930年，“柯老”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被派任上海工人纠察队总部及上海总工会联合会纠察部秘书，还受命担任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采访记者。也就在这一年，《风火山》由新兴书店正式出版。谁知又是三个月后，书被当局查禁，人被“同民党军警抓获”，羁押一年后，又判刑十一个月，遣送苏州反省院监狱，直到1933年秋，才被朋友营救出狱。
出狱后的“柯老”，已是“妻离子散”，无奈，他于1935年，只身东渡日本，在一家私人开办的汽车学校学习，意欲将来“开坦克，御外侮”。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8月，“柯老”秘密回到武汉，又因“国民党特务追捕”，11月来到延安，“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与勉励”，先在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训练班学习，后，陕甘宁边区文艺界救亡协会成立，他当选副主任。
1938年，边区文协成立“战歌社”，“柯老”任社长。7月，毛泽东倡导创立的民众剧团诞生，“柯老”出任“开山”团长。
其实满脸胡子的“柯老”，当民众剧团团长那年，才三十六岁。但据“老民众”回忆，“柯老”看上去“年龄很大”，并且“势也很老到”，初次接触的人，顿生一种敬畏感，因为，他不仅蓄着长胡子，而且嘴里还爱衔一个烟斗，手里总拄着一根木棍，一副老成持重的样子，加之又爱发脾气，习惯“老子，老子”的，下面人见了他，便有一种惧怕。但相处的时间长了，大家才发现，“柯老”其实是一个非常热情、豪爽的人，用一位“老民众”的话说：“他直爽、豪迈、开朗得像陕北天空的颜色”。后来，当有人问他，为啥三十几岁，就义是蓄胡子，又是拄拐棍的，他笑笑说：“工作需要么。”“怎么是工作需要呢?”据“老民众”史雷先生回忆，“柯老”是这样回答的：“别人是倚老卖老，我和健翎(剧作家马健翎，又一个大胡子，时年也在三十几岁)是倚小卖老。民众剧团都是年轻娃娃，在老乡们眼里，青年人嘴上没毛，说话不牢，老百姓相信我们留胡子的，愿意同我们拉家常话。社会就是这样复杂，兵荒马乱的，没办法，你不乔装打扮，老百姓就不放心同你打交道。比方，我拿的这根棍，狗来了，我能打它，没有狗，你就拄着走，不管老乡是男是女，一见长着胡子，拄着棍的，就知道你是老年人，就会让你进他家的门。这样，你不就与他拉上话，接上头了吗?乡亲们不也就相信你们这些嘴上没毛的娃娃了吗?”
但我更愿意相信，这是一种心灵沧桑。三十六岁的“柯老”，已是三次蹲过大狱的人，且长期居无定所，四处漂泊，又遭婚姻破败，那把胡子和那根棍，便是一种心理年龄的刻录与支撑了。正是由于他见多识广，且毅力超人，才在领导民众剧团的一千多个日日夜夜中，为推动文艺的民族化、大众化和“新戏曲”的诞生，留下了里程碑式的深刻印记。
民众剧团，是在毛泽东等“老延安”，不满足于旧戏曲的内容，而又想用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抗日对敌斗争的形势下创立的。民众剧团筹建之初，是真正的白手起家，困难重重。好在有毛泽东这个“靠山”，没钱了，“柯老”敢直接问毛泽东要，大家都支持着，这个摊子便一天天撑持壮大了起来。对于“老延安”们，似乎艰难困苦，都已不是值得多说的话题，因为那是“天天都得挨着过的习惯性生活”。最值得说的，恐怕还是对“旧戏”的改造了。
柯仲平在民众剧团成立之始，拟定了一个《陕甘宁边区民众娱乐改进会宣言》，这篇宣言有四千余字，至今读来，仍是有许多启示意义的。当时的延安，有许多知识分子，从不同的地方走来，对于文艺创作，是有相当多的不同见解的。而毛泽东，始终希望通过文艺这种形式，起到团结人民，打击敌人的作用，因而，就十分看重老百姓喜欢的一些文艺样式。可这些文艺样式，在一些“留洋”回来的文艺家看来，又是不屑一顾的，这中间，便有了许多矛盾和冲突。“柯老”在《宣言》中说：“有些文人是厌恶旧形式的，他们只崇拜资本主义国家的东西，其实是离开我们中国大众太远了，他们也没有好好研究一下在我们大众里生长着的艺术。又有一部分文人是只一味崇拜中国旧东西的，这类守旧派，他们简直不愿往前进一步……我们相信，我们不但能学会利用自己的文化遗产，并且也能学会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并且同时能学会吸收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教训。不过在利用文化遗产这个问题上，在今天，我们第一必须利用的却是我们民族的文化遗产，尤其是要利用大众中有根源的活文化遗产。在艺术上，利用旧形式，就是利用文化遗产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指导思想在今天，也并不是一种过时言论。关于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在延安时期，就被“柯老”们已经说得很透彻了，翻翻这些典籍，就发现我们今天说来说去，争得红脖子涨脸的事，其实并没有多少新观点、新境界、新玩意。民众剧团，正是在这个“宣言”的导引下，才在整个抗战实践中，赢得了千千万万民众的爱戴，并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足迹。
民众剧团始终用“旧瓶装新酒”的办法，改造“老戏”、“旧戏”，演出反映当下生活的现代戏，“使民众趋之若鹜”。一走几十个县，一演出几百场，那种“红火热闹”，自然招来了诸多“雕虫小技”、“瞎胡闹”之类的嘲讽讥刺，而诗人气质的柯仲平，始终站在前沿，像“斗士”一般捍卫着这个剧团的荣誉和尊严。据说，毛泽东做《新民主主义论》演讲的那天晚上，大家提前来了一两个小时，冼星海先指挥大家唱歌后，照例又是柯仲平上台朗诵诗。那天王明坐在前排，这个 “言必称希腊”的先生，对民众剧团搞的那一套，始终颇有微词，在几天前的一个会议上，还讲话认为，那是“下里巴人”的“豆芽菜”。那天“柯老”拄着根陕北老乡用山核桃木精雕的手杖，斜披着贺老总送的日本高级将领的绿呢子大衣，腰里别着贺老总赠送的战利品――日本手枪，一上台，就发现了正朝他瞅着的王明，“柯老”突然哈哈一笑，弯腰对王明说：“毛主席、周副主席对我们民众剧团的战斗作用，非常重视和支持，希望王明同志今后……”王明是个精明人，见老柯这个直炮筒子有些“来者不善”，害怕当众给他出丑，就急忙“掐断了柯仲平的‘电源”’，接茬说：“多多支持，多多支持，对不对?对不对?”“柯老”见他这样回话，也就笑着点了点头，并举起右手向他致了致意。这时，毛主席就来了。毛主席以为他还在朗诵诗，连连说：“朗诵完，朗诵完。”柯仲平敬了个军礼说：“一首诗没得朗诵就完了。”随即跳下台，在一阵热烈的掌声中，毛主席讲话就开始了。(据“老民众”侯唯动回忆录整理)
被臧克家誉为“猛似狂飙热似火”的“狂飙诗人”柯仲平，大家还送了他一个雅号叫“犴士”。关于他的“狂放不羁”的作诗与朗诵诗的趣闻轶事，在延安留下了很多很多。据“老民众”们说，“柯老”在带团之余，最喜欢做的事，就是“独自朗诵自己的新诗，或把新作急切地朗诵给别人”。以至团里好多演职员，都经常在背地里，极其夸张地模仿他的朗育“狂态”。最有趣的事是，有一次在延安新华印刷厂搞晚会，毛泽东和好多领导人也参加了，最后一个节目，是由他朗诵自己的新作《边区卫军》。那首诗很长，他开始朗诵时，时间也已经很晚了，当朗诵到一半时，有人开始“抽签”。这件事有多种记载版本，第一种是：毛主席也站起身来，准备走了，柯仲平有些“狂放”地急得“一把拉住”也是诗人的毛主席，让他无论如何要听完，毛主席看诗人“诵性正浓”，便硬撑着坐下听完了。第二个版本是：当“柯老”把诗吟到一半时，发现有人“抽签”，便急得头冒虚汗地看看坐在第一排的毛主席，问：“时间太晚了，就不朗诵了吧?”毛主席回过头，看了看会场，问他：“你的诗，还有多少?”柯仲平翻了翻稿纸说：“还有一大半呢。”毛主席很客气地说：“把它朗诵完吧!”于是，“柯老”又挥舞起手臂，“狂士”般地朗诵起来，直到后半夜，把诗全部朗诵完，毛主席才上台，与他热情握手后离去。第三种版本是：尽管夜很深了，人也走了好多，但诗人性情的毛泽东，始终听得兴致勃勃，听完后，还要去了手稿，几天后，在上面批了十一个字：“此诗很好，赶快发表。毛泽东”。不久，《解放》周刊，便分两期发表了这部长诗。
在那几年，“柯老”一边“刁空”写诗，一边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民众剧团的建设实践中。几十年后，他的战友丁玲，曾写过《一块闪烁的真金――忆柯仲平同志》的纪念文章，丁玲说：“你那时领导民众剧团，也住在文协，我搬到文协来时，你以一种长兄加同志的态度欢迎我，把你住的窑洞让给了我。在我处世不深，工作经验又少的时候，这种毫无私心的大气派，是如何震动过我的心弦。后来你下乡了，你又回来了，你又下乡了，你们剧团搬到延安南门外的山头上去了。但我们还常常见面，我常常看你们的戏，听你的朗诵，听你讲乡下见闻。我们一同唱歌(虽然我不会唱歌)，我们一同豪饮(虽然我酒量很小)。我们一块含笑颂扬我们的领袖，我们的将军，我们一同讲和革命共生死的老百姓。对群众，对农村，你比我深入得多。我曾看见你坐在延河边的沙石滩上捉虱子，你羞愧地对我说：‘没有办法，回来了也难肃清哪!’我说：‘我也一样，常常得用煤油洗头发。’……”
每读到丁玲这一段文字，我便有一种心灵震颤，他们就是在这样一种生存条件下，来追随革命，并实现个人理想抱负的，然而几十年后，他们都受到了不公正待遇，“柯老”甚至含冤猝死，这是后话了。
柯仲平始终坚持他的民众精神，在乡下，为了接近群众，他甚至经常穿着典型的陕北羊皮袄，头上包着羊肚子手巾，脚上踏着土布鞋，为的是，“能听到群众的心里话，捕捉到最生动的故事和生活语言。”据史雷回忆说，刘白羽从晋察冀回到延安，送给他一个烟斗，外观很漂亮，很洋气，“为了不让农民小看他是个没‘情况’的人”，与他们拉起话来，总是把娴斗的烟装好后，先从农民嘴里，把挂着口水的旱烟锅要过来，噙在自己嘴里，然后再把烟斗硬塞进农民口中。他看见老乡大瞪两眼，不知所措，才开口介绍那个洋烟斗的来历：“我这个烟斗来历不简单，老家在日本，它是飘洋过海来到中国的。”他看老乡还瞪大着两眼，就笑笑说：“这是从日本鬼子那里缴获的战利品，你就狠狠地咬住它，出出咱们中国人的气，多吸上几口，你的气就顺了。”
“柯老”还为民众剧团写过一首团歌，至今，“老民众”们坐在一起，还能唱得感情充沛，斗志昂扬。“你从哪达来?从老百姓中来。你又到哪达去?到老百姓中去。我们是来学习老百姓的宝贵经验，你看老百姓活了几千年，几万年。我们是来动员老百姓抗战生产，你看老百姓的力量深无底，大无边。我们是来吃老百姓的奶，我们是为老百姓开垦荒山。在民主的边Ⅸ，我们自由地走来走去，我们要叫胜利的花开遍，花开遍，在荒山。”正是这种朴素得毫无雕饰的感情，赢得了民众的无限回报，至今仍流传在老陕甘宁边区的《信天游》曲调里，还能听到这样一些生动的句子：“鸡娃子叫来狗娃子咬，咱们的民众剧团回来了。”“一杆大旗硷畔上插，我把民众剧团亲人迎回家。”“黄米馍馍就酸菜，我把你剧团没错待。”……
柯仲平的实践，使人想到了柳青、赵树理等一大批写农村、农业、农民的作家，他们是在与农民进行着真正的水乳交融，因此，让我们这些读者，看到了真正的“农村题材”、“农民生活”，现在我们已经不大容易看到了，因为没有了柳青、赵树理们，我们看到的“农村题材”，大都是城里人“凭丰富的艺术想象”，硬编出来的“农村”和“农民”。所谓深入生活，也是走马观花，哪里还能写出一个“真农民”来。我自己从农村来，几十年后，试图再写农村生活，已是茫然无知，找不见了一句农民的语言。有一次下决心下去深入了一回，一共呆了一天半，就因没有电扇，不仅热得受不了，而且蚊子也没有为一个作家深入生活这件“大事”，提供任何环境方便，就匆匆撤退到乡政府。谁知乡政府吃饭又闹肚子，又转道县城，在一个宾馆里．和几个文化人说了几天农民问题，结果宾馆才装修，香蕉水味刺激得人实在受不了，加之马桶下水也不怎么利索，就赶快打道回府了。由此我想到“柯老”跟农民换烟斗的细节，我觉得这是一个文艺家对待创作对象和生活的经典细节，有了这些细节的铺陈，“柯老”和他的民众剧团之受老百姓欢迎，便可想而知了。民众精神，应该是文艺家永远追寻的一种精神，无论什么时代，什么背景，文艺都应该是照亮和温暖普通民众心灵的烛火，是唤起他们为生存权利 和享有幸福而抗争的精神引信，如果文艺仅为娱乐民众而存在，仅为让人“高兴”而放歌，那么它将变得一文不值。民众剧团正是在抗日烽火连天的岁月，以《中国魂》、《穷人恨》、《血泪仇》等剧目，走进民众，唤起斗志，从而形成了辉煌的时代书写，最终引出了毛泽东“秦腔对革命是有功的”的著名论断。从这个意义上讲，民众，是文艺创作的源泉，更是文艺赖以产生价值光芒的“核反应堆”。
“柯老”不仅注重与民众的血肉联系，更注重民众剧团自身素质的提高，他把这称为“文化别人前的先化自己”。仅1941年，先后给民众剧团上过文化讶的文化人就有：刘白羽、柳青、草明、董淑、尚伯康、马可、塞克、丁玲、张鼎承、陈伯达、吴玉章等。
“柯老”把民众剧团带到1942年后，交给了剧作家马健翎，他任边区地方艺术学校校长。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他作了热情洋溢的发言，其中关于民众剧团的艺术实践，被毛泽东多处引用。同年9月，他被毛泽东提名，成了《解放日报》的特邀撰稿人。
1943年，中央文委和西北文委决定成立一个戏剧工作委员会，“柯老”当选副主席，主席是周扬。同年，他又担任延安平剧院副院长，平剧院首任院长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康生，正式成立后，院长由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参谋长张经武担任。
1949年“柯老”被选为中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副主席。
全国解放后，“柯老”先后担任全国文联常务委员，中国作协副主席，西北文联主席，作协西安分会主席，西北艺术学院院长等职。
初解放时，“柯老”曾留在北京，时间不长，他就向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领导要求，回陕北创作史诗《刘志丹》，得到支持。回陕西后，带病写作不止。后他的《刘志丹》，受李建彤长篇小说《刘志丹》影响，被定为“反党毒草”，遭到批判，于1964年，在作协西安分会的一个会议上，“说话情绪激动”，“低下头便再未抬起来”。
1979年，丁玲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纪念柯仲平的文章慨然：“啊!我不能不记起当年，当我被诬为反党集团头头、大右派的时候，我真正担心过老朋友，老柯，你会不会受到株连?千幸万幸，你不在北京，我们又已阔别好几年了!老柯!我以前没有告诉你，我的确亲耳听见有人亲口告诉我说：你、我、他、她……都曾是为人所戒备的一群!我真不懂，这是为什么呢?我们专心工作，勤恳工作，我们有时不得不偶尔吐露几句‘不平之鸣’，说几句真话，此外，我们还有什么呢?可是我们不堕入这个罗网，就得陷入那个深渊!你写真正的英雄，写得好艰难啊!诗稿改了又改。你住在颐和园那段时间，我是看见了的，你苦于胃病，每次饭后，都不能即时伏案。偶得佳句，则雀跃如小儿。这到底有什么罪过，还要把你几根尸骨，逐出烈士陵园，真是骇人听闻啊!但环顾海内，在当时的一代人才，文武功勋，不受屈的又能有几人?”
“柯老”领导的民众剧团，后改为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现依然延续着生命。
2002年1月25日，云南省广南县，在县城中央莲湖之滨，树起了一座青铜像，那是他们家乡民众的骄傲――狂飙诗人“柯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