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闻道：今天我们来聊有关散文思想性的话题。我们这里所说的思想，在本质上是一种哲学的存在，反映的是人对自然、社会、灵魂，对生命本质和意义的认知。任何一门科学，都是从哲学开始，以艺术结束，源于假设，终于硕果的；任何一种存在，都是物质和精神的统一。
蒋蓝：思想来源于对现状的不满；性质上看，思想肯定是个体性的。它与同志式的思想可以组合成一个思想的公共空间，这个空间就像黑暗真空环境里的一个巨大气泡，团结起来的氧气正演绎着一场思想的风暴；从文体呈现上看，思想肯定是言语式的，是破碎的，是灵化飞至的一记反手剑，思想不可能也不需要以鸿篇巨制的地毯式的轰炸来铺垫言路。思想是一个可以成立的反问，它构成的思想话语都是精神世界的晶体成分。也就是说，精神是大于思想的，精神是思想的居所，思想是精神的主宰。精神因为思想的锐利而高贵，思想也因为精神的牢固和敞亮而得以休息和生活。
董辑：今天的对话，我可能是属于反方立场的。我不赞成在散文写作中过分强调思想性。每一个有一定阅读经验的人都知道，很多散文名篇都是不是很凸现“思想性”的，至少是没有凸现符合某种意识形态的、符合某种审美要求的、符合这个规定那个准则的所谓的“思想性”的，但是它们仍然是好散文，是散文名篇。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们写得好，体现出了作者的文学才能，该作者和该作品扩大和丰富了文学艺术园地的面积与内容；它们能够感染读者，感动读者，能够给读者以审美的愉悦……至于“思想性”，就像夏天来了一定要下雨一样，你追不追求它都会出现，下得多下得少而已。
陈亚平：在智慧的历险中，散文写作是一种必经的途径，它永远活在我们智性的血液里，它的野性在纸篇中舞蹈。从20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当代散文的创作契机一直是思想的目标，这种流向是中国古文“美文”形式的延续。但我一直坚认：思想性的散文在20世纪末才真正走向了新的独创阶段。这种独创挑战了“音志”、“赋神”传统散文的限制。它加大了我们思想时空的选择性，这种解放感首先来自我的思想的自由深度与博大的“泛诗性”。这种泛诗性以思想的圣化状态扩延了散文的边界，并暗暗转换着散文的归宿。
陈小蘩：思想的散文表明一种写作态度。扬弃传统散文的风花雪月，侧重于思想性、艺术性。具有独立品质和真正人格独立上的思想和声音，是体制外写作与体制内写作的区别。目前散文写作中存在大量体制内写作，一些“文化散文”从现实逃遁进历史，缺乏文化反思力；一些“学者散文”炫经论道，缺乏忧患意识；更有堆积书摊的大批“小女人散文”泛滥的小市民趣味，拒绝思想意识的介入，这类伪写作中充满商业化、功利性目的，肉欲横流、溢满纸章。可以说中国散文如果没有历史反思的阵痛，就没有思维独立的开端，也没有艺术独立和精神维度的生成。
董辑：还需要搞清楚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是“思想性”？说这篇散文很有哲理，或者说这篇散文表达了作者忧国忧民的思想等等，这就是思想性吗？说鲁迅的散文有深度，就有思想性？说梁实秋的散文很休闲，就没有思想性？这样判断一篇散文的优劣是不是很有问题。也就是说，“思想性”绝对不应该是丈量散文高低的尺子。
陈元武：长期以来，我自己陷入了一个误区，一谈到散文思想，仿佛就头疼得很。就想到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那些散文，都有着八股文式的结构和程式，那些散文总是承载着太多的思想。虽然，那篇文章并不太长，也许就是一二千字，也要写得轰轰烈烈的。八十年代后期，接触了大量国外的随笔，比如蒙田的、卢梭以及培根的随笔，感觉他们真行，将大量的思想灌输给我，我却十分愉快地接受了。后来喜欢上随笔，喜欢上诗歌体的散文作品，比如泰戈尔和聂鲁达，再后来接触了大量日本的散文作品，为优美、清淡、诗意的笔法所吸引，渐渐地，我不再接受思想性太强的散文或随笔。
周闻道：之所以造成元武说的这种情况，我想主要是极左时期在文艺创作中出现的主题先行，政治标签式的倾向。这种倾向，并不是因为突出了思想，而正是因为歪曲了思想，糟蹋了思想，把思想当成了一种狭隘的政治承载。这与今天我们讨论的散文中的思想，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蒋蓝：以网络文学/散文无限的包容性，取消了精英文学和大众文学的二元对立，拉近了生活和艺术的距离，使之趋向统一；一切各得其所。但比网络更大的语境，却是一个弱智与弱力的环境。思想的飞翔与血性的咆哮，应该成为一个思想者的双翼。回避后者的往往是知识人写作的学识遁词；而缺失前者又成为民间写作界的浅薄行径。锐意独行者遍地，先锋就死了。散文滥情主义的窜高伏低，就成为呓语了。双翼展开的精神天空，堆满了灿烂而锋利的芒刺。痛该是一种思想的提示，是思想飞临文学的必然结果。所以，思想者总是被光锯碎，痛在散文的天下。
董辑：我一直觉得“思想性”只是文学作品的“分泌物”，这种“分泌物”本身就是很复杂的，是无法用中学教学参考书的方式分出1、2、3来的。写作者写作，如果先着眼于“思想性”，将很难成篇，就是成篇了，似乎也与文学艺术有个距离。所以我觉得，写散文和写诗歌、小说、戏剧等等一样，都是文学创作，作者只是在写在创作，“思想性”什么的都是写成后才呈现出来的，甚至，有可能还是被作者忽略了的。举个例子，鲁迅写《风筝》的时候真的就意识到自己在批判封建礼教吗？我觉得未必。
陈元武：散文的思想性绝不是强加上去的，而是自然而然呈现出来的。普列什文的作品像大自然的森林、清风、云彩，富有一种平实的真情，思想自然流动在中间。梭罗的《瓦尔登湖》，这是一个让我震撼的作品，作者十分耐心冷静地描述那些寻常的事物，将他的内心充分融入了语言中，我感觉，他是在告诉我什么，像一个祖父一样，语气和缓而耐心。在他的语言下，我感受到了来自于他内心的思想，虽然它不流一言，毫无痕迹，我却深深被打动了。还有先秦散文、《史记》，那些表述无一不让我感到思想的力量。特别是《史记》后补的《报任安书》，简直就是用血在写，字字淌血，声声激愤。这就是思想的力量，我前后读《史记》不下十遍，还在读，还想读。
周闻道：几位说得不错。尽管散文的思想性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但却不可否认思想对散文的重要。我们不能在抛弃污水的时候，连同盆里的婴儿一并抛弃。现在的商品时代，物质主义盛行，诱惑无处不在。尽管欲望会把我们从思想的天堂，拉回到追名逐利的世俗中来，但历史上公认的“生命之夏”的黄金时代，闪耀的却是思想的光茫。那时的哲学，正如柏拉图所说，是“一种高尚的欢愉。”古人对智慧的这种无以复加的追求，至今仍残留在我们饥渴的灵魂中。真正高尚的欢愉，是在思想的满足中，而不是物质的满足中，散文也不例外。关键是我们怎么在散文中来表达我们的思想，怎样让思想自然地流露，让读者在阅读时达到“高尚的欢愉”。
陈小蘩：散文写作应该回到为人本身的写作，这不是那些停留在表面的、片断的、支离破碎的事件与事件的衔接上的，浅薄、急功近利、庸俗化的写作，而是充满着对“人”深切的关怀和深深的爱意，挖掘开启着人内在的、神圣永恒具有人性光芒的那一面，照亮这片太深太深的黑暗，照亮每一个在黑暗中没有放弃，还在前进的“人”。同时，散文写作还必须扎根于本土并遵循人类社会大生存的原则。自由地、具有独立思想品质的每个个体写作从多个视角展开、指向、覆盖社会、生活和人心的各个层面，重塑时代精神，将人的意义完整化。我认为，散文的思想性也就是呼唤重塑一个大写的“人”的概念。
陈亚平：我觉得，散文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诗性介入。作为散文这种文学话语应当是圣化的、鲜活的、个人体验的，甚至是诗歌品格的，只有诗性介入了散文的内质，其思想、智哲的深远才有所延续的路线，一当散文具有了诗性，它的哲智就会显发出慧命的活力。“散”就是诗性的放纵化，“文”就是智性的集约化。“散”只能让散在意绪构成多点的线，“文”却要在各条线中串连其主体。
周闻道：当然，散文对思想的表达有自己的特点。它不像科学论文那样采用严密的逻辑推理，也不像数学那样进行严格的演算，不像政客的演讲辞那样，挖空心思地游说煽情。散文的思想是呈现的，是在它的字里行间，在它营造的意境中，润物细无声地自然呈现。就像一朵花的美丽，通过它艳丽的色彩，芬芳的香味，优雅的形状，在绽放中自然而然地呈现出来，而无须我们去说明和论证。同时，优秀的散文，思想又是多维的，有多种解读，就像蒙娜丽莎的微笑，不同的人，都可以从中解读出属于自己的东西，而不是单维的，一眼看透，没有想象的空间。
董辑：我只想说一个问题，就是不要让“思想性”成为散文的负担，就像不要在鸟的翅膀上挂上重物一样。那样鸟就不会飞了。如果散文一定要和“思想性”达成一种共生关系的话，散文的边界就会缩小，写散文的笔就会小心翼翼以至于找不到它在白纸上的位置。散文就是散文，它之所以是散文，是因为它的语言、题材或者技法符合散文的美学规范和文学史规定，能够给阅读它的读者以散文之美，而不是小说之美或者诗歌之美。
陈小蘩：“思想散文”区别于其它散文文本的是：思想散文直指精神的向度。二十一世纪的思想散文写作，拒绝平庸、拒绝媚俗、拒绝逃避良知与责任。散文不能回避当下，回避人类普遍的困境，只能深入到其中，焦虑、关注、思考和承担。
蒋蓝：文学需要承担，这是中国文化的源头之始就牢固树立的价值尺度。同样，散文需要有所承担，这也是从“五四”新文学奠基以来散文的价值圭臬。我想，处在一个混乱的权力加时赛阶段，强调散文的承担意义，同样是无法回避的。自然，任何一个写作者可以拥有自己的价值准则，纯散文也好，纯诗也好，均可以在纸上花开花谢。至于这样的尺度有多大的普适性，那是冷暖自知的。
周闻道：大家谈得很好。在散文中，结构，叙述，文字等，都是物质的存在，而思想，则是精神的存在。只有物质和精神都存在，都丰满，都美丽，都鲜活，都深邃了，散文才可能是美丽深邃的。没有思想的散文，只是语言的堆砌，如同没有灵魂的人，只是一堆行尸走肉。我们希望我们的散文能够在思想和艺术两极上，达到最完美的统一，让散文实现其承担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