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纲小序 孙犁说过：我所走的文学道路，是现实主义的，中国文学应该沿着鲁迅的现实主义前进。 浩劫过后，拨乱反正，我们首先考虑恢复现实主义。我登门拜访孙犁（和病中的柳青），又就《铁木前传》以及怎样读书等问题与孙犁多次通信。我所在的《文艺报》，发表孙犁致从维熙的信，展开对《大墙下的红玉兰》的讨论。有趣的是，叔叔阎景翰（笔名侯雁北），60年来，文情笔调直追孙犁，堂弟阎庆生，博导，专攻鲁迅和孙犁，新著《晚年孙犁研究?美学与心理学的阐释》引人入胜。孙犁同我家有缘！
关于孙犁的话题没有完，兄弟二人，相约2008北京春节，老鸭汤火锅店围炉话孙犁，深究孙犁独有的意义和价值，热气腾腾。
阎纲：孙犁去世以后，我常想起他，那双袖筒，那块玻璃板，下面压着一张年老多病、谈话不宜过长的纸条，还有日夜相伴的藤椅，以及藤椅里文弱孤傲、满脸愁苦的那个人，只要你见他双眼一闭，头往藤椅上一仰，你趁早走人。
难忘他的指教，也常忆及他的两则短文，一篇是《亡人逸事》，一篇是《题文集珍藏本》。前者：“青春两地，一别数年，求一梦而不可得。今年老孤处，四壁生寒，却几乎每晚梦见她……这可能是地下相会之期已经不远了。”后者：他们“抱着一个纸盒子，从楼下走上来，把《孙犁文集》这一部书，放在我的书桌上，神情非常严肃……渐渐，我的兴奋过去了，忽然有一种满足感也是一种幻灭感。我甚至想到，那位女编辑抱书上楼的肃穆情景：她怀中抱的那不是一部书，而是我的骨灰盒。我所有的，我的一生，都在这个不大的盒子里。”
孙犁一生悲欣交集，晚年得道，大道低回，老成精了。孙犁独步文坛，留给后世“孙犁现象”和“孙犁精神”。
阎庆生：孙犁的精神是始终如一的，但分前期后期，前后期表现形式不同。后期的思想与艺术境界，有新的显著的升华。评论界有孙犁“衰年变法”的说法。
阎纲：文革前后，孙犁的风格变化很大。前期，深于诗、多于情，阴柔之美盛；后期，深于世、多于思，忧患意识强化。
中间有个过渡期。1979年，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发表，孙犁及时写信给他：我一直兴奋地高兴地读下去，欲罢不能；“你反映的是一个时代的、生活方面的真实面貌”，写出两个运动员“美丽的灵魂，美的形象”，“使我深深受感动”；“但是你的终篇是一个悲剧。我想，就是当时，也完全可以叫善与美的力量，当场击败那邪恶的力量的，使读者掩卷后，情绪更加昂扬。”然而，从维熙不大同意孙犁的意见，他对刘锡诚和我说，孙犁一副好心肠，他的作品不大写悲剧，可是我不同，长期的劳改生活让我对雨果十分着迷，所以笔下流露出浪漫主义的气息，我写不出喜剧啊！我处的年代和孙犁的不同啊！我们征得孙犁和从维熙的同意，这封信在《文艺报》上发表，让读者讨论。孙犁说过：“我喜欢写欢乐的东西。”
阎庆生：孙犁在“文革”后至1995年，生命进入晚途，夙兴夜寐18秋，写成《耕堂劫后十种》，130万字，富有经典性。这10本书是思想与艺术上整体性的突破，是散文界的空谷足音，是作为散文大师的凭证，但是评论界和文学史家关注不够。
提起孙犁，人们会想起《荷花淀》和“荷花淀” 派，“荷花”有派吗？
阎纲：1980年，《河北文学》在石家庄的小白楼召开“荷花淀”流派的讨论会，孙犁的弟子刘绍棠、从维熙、鲍昌、韩映山都来了。会前，鲍昌特意到天津看孙犁，执意请求他到会见面，孙犁坚辞，而且态度坚决。孙犁根本不承认有个“荷花淀”的什么“派”。他说，文学流派是自然形成的，要形成一个派，得有共同的艺术主张，共同的艺术追求，甚至同心共赴的艺术宣言，还得拿出色调的作品来。我以后不写小说了，朋友们也都散了，哪有个什么派呀！
我在会上发言说，“荷花淀”派若隐若现，若即若离，宛在堤柳烟波间、草色遥看近却无。50年代，它是个不自觉的一群；一场反右，多情的“荷花”为严酷的政治所打落，孙犁屏声敛息，随之进入一个沉思的时代。
阎庆生：孙犁早年的代表作，公认是《荷花淀》，我无异议，但比《荷花淀》早三年的《琴和箫》却被忽略了。有人批评它是“伤感”情调，康濯没有把它收入《白洋淀纪事》。
比起《荷花淀》来，《琴和箫》更贴近时代，很鲜活，是无可挑剔的上乘之作。
阎纲：《琴和箫》原名《爹娘留下琴和箫》，孙犁本人也承认“伤感”情调，但他说，它所包含的激情，“比后来的一些作品丰盛。”
阎庆生：这篇小说刚柔相济，虚实相兼，将音乐（琴和箫的演奏）、绘画（眼神和“俊气的脸”的极富力度的传神的白描）与文学（人物心灵与时代精神的反映）近于完美地融汇在一起；字里行间包蕴着战斗力的呼唤，交织着大爱与大恨的至情，迸发着复仇的火焰；其美学格调深沉、冷峻，悲壮凄怆，强烈地震撼着人的心，与后来的《荷花淀》的淡雅、清新、优美不是一个路子。它的艺术成就，今日看来，比《荷花淀》略胜一筹。我一直认为它是精品，应该选入高二三的语文课本。
阎纲：你常提到《黄鹂》，评价也很高，它是前期的作品还是后期的作品？
阎庆生：《黄鹂》值得重视。《黄鹂》写于1962年初，原投《新港》，后碍于形势自己抽回，1979年刊于北京通县文化馆编辑的《运河》。这篇散文不仅是孙犁晚年成就散文大师的先兆与前奏，也是他当年一个未发表的形象化的文学宣言。作品的主旨是：追寻人性与精神的自由解放，具有多义的、深层次的象征性。文中写道，树林中的两只黄鹂，发觉有人对之瞄准，便“飞走了”，成“惊弓之鸟”。新时期，孙犁在散文中一再强调，历次思想运动中“作家成了惊弓之鸟”。结合《黄鹂》的整个语境和时代背景，联系孙犁对古代寓言文学的重视与借鉴，可以说，《黄鹂》中的黄鹂鸟儿象征极左政策束缚之下的知识分子，孙犁自己也在其中。遗憾的是“生态文学”之说甚为流行，大大降低了作品的高度。1962年，在与冉淮舟的通信中，孙犁称《黄鹂》为“杂文”绝非偶然。
阎纲：孙犁不善言谈，不凑热闹，无是非入耳，有工夫读书，不想出世，只想心安，孤独然而清高，一向杜门息影，回避媒体，更不愿意照相，好像避世而居。然而，他诉诸文学形象时“远离政治”，为人处世却时刻“关心时事”。晚年对社会的观察尤其冷静和深刻，也有困惑和疑虑，说：“何处可求镇静之术，余不惜刀山火海求之。”他对我的朋友屏锦说：“我特别喜欢和你聊天。”“至少我相信，运动来了，你不会到我那里去送一张大字报。”孙犁大笑，他这样开怀大笑很不多见。
阎庆生：孙犁晚年走向美学上的转型，从“行云流水”到“龙吟虎啸”，文字与笔法都变了，虽葆有早年美好青春的韵味，可是“真情流放”，抨击时弊，写了不少杂文，他的有些散文和整个《芸斋小说》都带有杂文色彩，其特点是：深沉峭拔，苍凉悲壮。
阎纲：从“行云流水”到“龙吟虎啸”，也可以说：从早年的柔情似水到晚年的忧愤深广，有鲁迅的遗风。
阎庆生：徐光耀在一封信中告诉我说：孙犁在当代作家中，“最好的学了鲁迅”。
阎纲：孙犁晚年，“社会日恶，人心日险”，心绪繁乱，清贫自守，冷眼相向，不曲眉折腰，介子推似的，“士甘焚死不公侯”。他对我另外一个朋友说：“我24岁追随革命，万万没有想到，到了快合眼了，看到的是那么一个社会！”孙犁毕竟看透了世事，所以，到了晚年，风格有变，笔下沉重，少了些青春和美好，多了些深邃和老辣。对于汲汲于富贵的文艺批评也敢直言，不怕得罪人，说：“我们的文艺批评，要实事求是，是好就说好，是坏就说坏，不要做人情；要提高文艺评论的艺术价值；要介绍多种的艺术论，提高文艺评论家的艺术修养；要消除文艺评论中的结伙壮胆的行帮现象，群起而哄凑热闹的帮闲作风，以及看官衔不看文章的势利观点。”
诗可以怨,诗可以存史，对照作品完稿的年月日，对创作主体进行人格分析、心理还原，以至于情境的考证，可以直通文心。晚年孙犁写的杂文都是有感而发的，针对性很强。以诗存史这方面，你是作过研究的。
阎庆生：我把孙犁晚年全部作品的写作时间，与当时的社会情状作了印证，竟有一些发现，如：“任何奖金都有它政治上或人事上的目的。”“不写伟人。伟人近于神，圣人不语。”“连日披读《新文学史料》，中国近代作家之命运，可谓惨不忍睹矣。在当时压力下，文人表现的状态，亦千奇百怪。今日观之，实地狱景象。”公安人员逮捕鲁藜，“我受了很大的刺激，不久，就得了神经衰弱症。”“是非难以遽定，曲直各有其说。盖棺论定，只能得其大概，历史评价，又恐时有反复。”“历代王朝，对于涉及政治问题的事物，劝惩时，就不能直指，而要婉讽。就是婉讽吧，还是容易惹麻烦。”“今年入夏以来，国家多事，久已无心读书。近思应有自勉，以防光阴之继续浪费。今晨找出此书（《史记》），拟认真通读一遍；不知结果如何也。”“其序（傅连璋为《菜根谭》作）作于民国11年，即1922年，参加革命之前。颇以国人之争权夺利为大病，认为不易医治。文中有‘举国若狂，隐忧何极’之语。今日读之，如针时弊。所言，实目前有识者之同慨。世事变化，竟如此出人意外者。”“余近日始读石涛材料，知其明末王孙，楚藩后裔，流落为僧，精于绘事。至政局稳定，清朝定鼎之后，得其誉扬资助，虽僧亦俗也。乃知事在抗争之时，泾渭分明，大谈名节。迨时局面已成，恩仇两忘，随遇而安，亦人生之不得已也。古今如是，文人徒作多情而已。”“焦朋已翔乎寥廓而罗者犹视乎薮泽。”识者审察，必有所得。
阎纲：孙犁晚年心如明镜、清清白白，他不欠谁的，站着比谁也不矮。
阎庆生：著名诗人牛汉在《新文学史料》2007年第4期发表《文坛师友录》，说他佩服孙犁一生“清白、清醒”。这“清白、清醒”就是你说的“心明如镜、清清白白”，做到这一点是多么不容易啊！牛汉的四个字，你的八个字，给孙犁一生点了睛，画了像！
阎纲：也包括艺术的“清醒”，如袒露心声的自觉和语言文字的清通。
阎庆生：孙犁的语言有魅力。孙犁一生不断地钻研古代汉语和文史古籍，包括体式、字句、韵味，浸沉日久，被他自觉不自觉地吸收了、融化了，化到无以复加的精炼，化到鲁迅之后中国白话文的峰顶。
2007年冬，北京鲁迅博物馆长孙郁来陕，谈起孙犁。他说：“现代作家中，两位作家的语言最好，一位是鲁迅，另一位是孙犁。”孙犁惜墨如金，文字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似是文学界的共识。黄秋耘说，孙犁“这个人的艺术修养很高。”蒋子龙称孙犁为“语言大师”。
阎纲：孙犁集古今文采之大成，无愧于“语言大师”的称号。孙犁的作品，言近而旨远，得力于他的像蜜糖一样的语言文字。他上接诸子百家、唐诗宋词，特别是《红楼梦》，下接鲁迅五四，一肩担尽古今。他写小说散文，行云流水，精粹的白描，有《红楼》的韵味；写杂文随笔，一鞭一血痕，有鲁迅之风；写《书衣文录》，简直就是《中国小说史略》的笔调。他读外国名著，虽然不多，但很用心，他喜欢普希金、高尔基的短篇和屠格涅夫的长篇，简直入了迷；“泰戈尔的散文，我喜爱极了”。他反复吟诵，还作笔记，直至将其文采输进自已的体内。更重要的，是他有语言的源泉，他说：“我的语言，像吸吮乳汁一样，最早得自母亲。母亲的语言，对我的文学创作影响最大。母亲故去，我的语言的乳汁，几乎断绝。其次是我童年结发的妻子，她的语言，是我的第二个语言源泉。”孙犁善用大众鲜活的口头语言，把这样的语言再糅进他的语言文字，就变成异彩纷呈、精炼传神的新文字、新白话。
所以，他写的东西妇孺皆宜，雅俗共赏，其才智可以洗心，其文采可以养眼。这就是艺术的“清醒”，值得效法。
阎庆生：效法前贤，学孙犁。由于社会的剧烈转型和文化语境的转换，学鲁迅，异常之难，而学孙犁，并非很难，至少，在淡化名利，“远离文坛”，刻苦读书，不断“充电”方面，是可学的。当代散文作家，如果不学孙犁，可以说是一种失算。孙犁学鲁迅，连购书都参考《鲁迅日记》中每年年底所记的“书帐”，差不多能买到的都买了，看似笨拙，实际上很聪明。（他在信中回答你怎样读书时，列举了多少书名啊！有些连听也没听说过！）他在知识结构和人文通识方面，在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认识方面，以及对人性的体悟方面，从鲁迅处获益非浅，终成一代散文大家。
阎纲：学孙犁柔情似水易，学孙犁明心见性难。世事多变，大海茫茫，人像一叶挣扎着的小舟，作家各人作着各人的梦。有的沉思历史，直面现实，潜心于厚重与呼唤；有的清廉自持，清贫自守，寻求入世出世之方；有的为钱，钻营奉承，吃喝玩乐；有的图名，多方活动，奔什么大奖、混什么大官；有的是豪猪，有的是青狐，有的是醒狮，有的是泥鳅，有的是志士，有的是混混，有的干脆就是宠物，人各有志，真正像孙犁那样为崇高的文学献身的，世所罕见。
孙犁喜欢跟屏锦聊，大病之后主动要他“照个相吧，不然就没有机会了。”听说屏锦“当官”了，官居一社之副，比他一生最大的官“副刊科副科长”还大，便说：“你不要给他干那个，那对你不合适。”屏锦说，现在跟过去不一样了，不能不考虑生存的需要！听说有个大人物垮了，人问他为什么违心地作检查，他说：“我也有老婆孩子啊！” “我是一只羊，拴在树上吃草，圈外的草我不吃，圈内的草也不让别人吃，不然我就饿死了。”老人听完沉默片刻，然后叹息：“你说的也是个理儿！”
阎庆生：任何人都有局限，鲁迅、孙犁也不例外。鲁迅只活了55周岁，仅得“中寿”。由于战斗紧张，创作与翻译繁忙，也由于时代条件、自身兴趣的原因，鲁迅对政治哲学涉猎不多，对西方民主得失利弊的评价未见得很公允，对斯大林的统治并不知根知底，逝世以后，中国革命九曲十八湾，他看不到了。
阎纲：1957年的“毛罗对话”意味深长。
阎庆生：鲁迅没有看到的东西，孙犁看到了，孙犁经历了抗日战争、三年内战、肃反、反右派、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反右倾以至“文革”，还有新时期以来的风潮、事件，至1995年封笔，2002年7月病故。他看到革命的巨大成绩，也看到了民族之被伤害，这一切，都在他的作品中作了当代其他作家难以企及的深层反思，内容丰富，表现出一位特立独行的思想者的胆识。
孙犁不是政治家，也对政治没有特别的研究，晚年，甚至提出了“远离文坛”、“远离政治”的主张。他的“远离政治”指的是不对政治作图解，不追风逐潮，而以冷峻的目光审视现实，坚持独立思考。他对国家、民族的命运，是热切关怀的，充满了忧患意识。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他都没有写过一篇大批判文章，没有整过人。“文革”伊始，他就敏锐地发觉“又是权力之争”，说“我是小民，不做牺牲。”1994年，贺敬之等十多位老作家往天津访问年逾八旬的孙犁，他想到“朋友凋零，剩下的白发苍苍，老病侵身”，心情复杂，感慨系之：“革命，文学，似是而非，非一言可尽。”他在致作家谌容的信中说：“人言，历史”，“不可尽信”。另有一些话，比较隐晦，采取了寓言式的表现手法，如他在几篇散文中写道：1983年耗子“特别嚣张”，恐非对天津自然现象之描叙，似别有含义，只是一时无法说清。“文革”之前和之后，他对现实政治的看法很独特，曾招致一些“左”爷的不满。今天可以大胆地说一句：孙犁始终不忘当年参加革命的“初心”、“本心”，他堪称革命的战士；晚年，他透过作品回旋着一个激越人心的主旋律：推进中国社会的民主政治，这是符合党的十七大精神的。社会的积弊，他早看到了；一些话，他早说出来了（或用曲笔）。在一定意义上，孙犁是思想解放的先行者之一！称孙犁为“仁人志士”，他当之无愧。
通过深入发掘，孙犁晚年的文本里，也许有一个令人惊异的世界。
阎纲：提到学孙犁，刘绍棠、从维熙、韩映山、房树民等不少作家，都付出了心力，到底谁学得最像、最得其精髓？
阎庆生：我发现一位尚无人注意的人，就是比孙犁小12岁，比孙犁的那几位弟子大几岁，与孙犁差不多同时参加抗日、从烽火中走出来的徐光耀！徐光耀默默地学孙犁，学有大成。身经百战的军旅生涯，坎坷万端的人生经历，一段时间内沦为社会底层的悲惨遭遇，以及由天性的颖悟而转化的对人生人性的深入体察，使他自然而然地亲近鲁迅与孙犁。他在信中告诉我说，他中年以后的文学信念是：“远学鲁迅，近学孙犁。”他在有关孙犁的文章中说：“孙犁是我的精神支柱之一”，“我非常崇拜孙犁……我崇拜他主要出于作品。”在当代作家中，数徐光耀发表评论孙犁的文章最多，其中的三、四篇，识见、情感兼备，下了真功夫。徐光耀学孙犁，一学现实主义的精神与文人的风骨，抨击时弊，深层反思，代表作是名重一时的《昨夜西风凋碧树》。二学艺术上的精益求精，重点是语言上的锤炼，故精炼、生动、简净而又峭拔有力！试读暗写彭大将军的散文《铁骨铮铮雁荡山》，那奇丽幽渺的想象，举重若轻的笔力，绝非寻常之辈所能为之。可惜，这篇力作，各种散文选本付之阙如，令人生遗珠之憾。徐光耀曾 “言必称孙犁”，视《孙犁文集》为“八本奥秘之所赐”，“照此以往，积以日月，则破我固陋，催我更新，就更有希望了啊。”鲁迅――孙犁――徐光耀，是五四以来鲁门谱系的一个分支线索。
阎纲：孙犁晚年的随笔杂文余味曲包，皮里阳秋，意含褒贬，情爱情结游移其间，难以捉摸。
孙犁多情，喜爱女性的心灵美、形体美，其爱情生活却鲜为人知。孙犁自己说过，他这一生没有什么离奇的恋爱故事，有，“也是浅尝辄止，随随便便就完了。”
阎庆生：有位张女士，作家协会的，你认识，《人民文学》的编辑，孙犁给这位未谋面的异性写信多达112封，潮水一般，倾诉社会动荡中的悲愤，1972年2人同居，3年分手，所以他说：“我不善此道，这方面我不行。”
但情爱情结不仅仅是恋爱故事，亦真亦幻，带有梦幻色彩，是私秘，需要探微索隐、以窥其心。
孙犁对待女性是古典头脑、浪漫情怀，多愁善感又爱美如狂，一切付诸潜意识的梦幻，流于白纸黑字之间。数量不谓少，如 “去年此时，一小鸟扑入室内，方思永伴，又受惊一逝不返。余在青岛时，伫立海滨，见海鸥忽下浴于海水，忽上隐于云端，其赴如恋，其决如割。痴心相系，情思为断。小钟嘀嗒，永志此缘。”又如：我老了，很爱花，“然而花对我很冷漠，它们几乎是背转脸去，毫无笑模样，再也不理我。”隐喻是非常明显的。
阎纲：因离异，这112封情书被孙犁付之一炬，十分可惜！不管是探究孙犁的社会观点、政治态度，还是破译孙犁的美学和心理，包括他的情爱情结，它都是最权威的资讯。张女士有没有复本？奇货可居啊！
还有几位读者熟悉的作家，婚外恋，爱得死去活来，给情人也写了百多封信，结果吹了，以情书抵情债。
阎庆生：说不尽的孙犁！你、我和叔叔，还须继续体味孙犁，像徐光耀那样刻苦持久地请教孙犁。
阎纲：孙犁操志高洁、文质彬彬。孙犁是一部大书，一部血泪的书、忧伤的书。屏锦反复提醒我说：“孙犁走了，他带走一个文学时代。一个不趋时、不媚俗、远功利、拒浮躁的文学时代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