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东星资源网 > 作文大全 > 初中周记 > 正文

文风 文风的回忆

时间:2019-02-20 来源:东星资源网 本文已影响 手机版

  1958年1月26日出版的《文艺报》第二期,刊出《再批判》特辑,反右斗争的火力更加猛烈,同时,引起《文艺报》领导对于文风问题的高度重视。   张光年在编辑部会上,心情十分沉重,说,关于文风问题自己深有所感,对自己的文风也很不满意。自己肚子里的货色少,写出来的文章空,一片衷忱,满纸呆相,相当苦闷。说,我们《文艺报》,说空话、发空论的文章不少,洋八股、党八股积重难返,问题相当普遍。现在毛主席批评我们了,我再也坐不住了。
  张光年决定召开大型座谈会,广泛邀集知名作家,造声势,引人注目。
  为了开好这次会议,张光年编选了一份内部资料《毛主席论文风》,收入毛泽东有关的批示和讲话,非常新鲜,非常重要,编辑部如获至宝。一部分选自1956年初出版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对于编选这本书,毛主席异常兴奋,对田家英说,书出版了,我很高兴,1949年全国全解放时都没有这样高兴。编书时,他激情满怀,认真修改文字,像老师改作文―样。他给大部分材料重新标题,把冗长累赘、使人看了头痛的标题改得“鲜明、生动、有力”,“突出文章的主题思想,引人注目”。如把《天津东郊区庄子乡民生、民强农业生产合作社如何发动妇女参加田间生产》31字的标题压缩为《妇女走上了劳动战线》9个字。把《大泉山怎样由荒凉的土山成为绿树成荫、花果满山》,改成《看,大泉山变了样子!》。
  但是这份材料更多征引的是《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是南宁会议一个重要的成果。毛把他此前在杭外会议上关于工作方法两次讲话,和南宁会议上的总结讲话,整理成文,形成文件,下发执行,这就是党史上著名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张光年很快获得这份文件,发现其中关于文风的几条意见非常精辟,立即编入这份会议内参,我们人手―份。声明:只许参考、不许引用。
  例如:
  “(三十二)开会的方法应当是材料和观点的统一。把材料和观点割断,讲材料的时候没有观点,讲观点的时候没有材料。材料和观点互不联系,这是很坏的方法。只提出一大堆材料,不提出自己的观点,不说明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这种方法更坏。要学会用材料说明自己的观点。必须要有材料。但是一定要有明确的观点去统帅这些材料。材料不要多,能够说明问题就行,解剖一个或几个麻雀就够了。不需要很多,自己应当掌握丰富的材料,但是在会上只需要拿出典型的。必须懂得开会同写大著作是有区别的。
  “(三十三)一般说来,不要在几小时内使人接受一大堆材料,一大堆观点,而这些材料和观点又是人们平素不大接触的。一年要找几次机会,让那些平素不接触本行业务的人们,接触本行业务。给以适合需要的原始材料或半成品,不要在一个早晨突如其来的把完成品摆到别人面前。要下些毛毛雨。不要在几小时内下几百公厘的倾盆大雨。“强迫受训”的制度必须尽可能废除。“强迫签字”的办法必须尽可能减少。要彼此有共同的语言,必须先有必要的共同的情报知识。”
  “(三十七)文章和文件都应当具有这样的三种性质,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准确性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问题,这都是逻辑问题。鲜明性和生动性,除了逻辑问题以外,还有词章问题。现在许多文件的缺点是:第一概念不明确,第二判断不恰当。第三使用概念和判断进行推理的时候又缺乏逻辑性,第四不讲究词章。看这种文章是一场大灾难。耗费精力又少有所得。一定要改变这种不良的风?气。做经济工作的同志在起草文件的时候,不但要注意准确性,还要注意鲜明性和生动性,不要以为这只是语文教师的事情,大老爷用不着去管。重要的文件不要委托二把手、三把手去写,要自己动手或者合起来作。”
  (三十九)学点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
  (四十)学点哲学和政治经济学。
  (四十一)学点历史和法学。
  (四十二)学点文学。
  (四十七)中央各部,省、专区、县三级,都要比培养‘秀才’。没有知识分子不成。无产阶级一定要有自己的秀才。这些人要较多的懂得马克思主义,又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科学知识,词章修养。”
  毛主席关于文风的言论,对入股腔的作家说来,无异是一副清醒剂。
  “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观点和材料的统一”这两条,给我的印象深极了,于今不忘。
  张光年让我们带上这份资料分头约请作家与会。 任务布置下来,编辑部立即行动,我们登门拜访有名望的老作家,听听他们的意见,邀请他们出席会议。
  拜访老舍,印象极其深刻。
  文联大楼对面是灯市西口,再往里是丰富胡同19号,老舍的寓所,我去请他。老舍家离文联大楼很近,安步当车,来来往往,开会或看演出,我常遇见。在礼堂看演出,他靠在舞台对面的后墙上,双手固定在拐棍上,聚精会神,面带微笑,问他对我们秦腔的印象,“是鲁迅题写的‘古调独弹’吗?”说他喜欢,他对地方戏很熟悉。老舍非常随和,微笑永远挂在脸上,是个能让你亲近的小老头。
  进得家门,满院子的花儿,像是要迎上来包围客人似的,进到客厅,仍然是花的世界。老舍便谈起花儿来,说报纸的副刊就是一束花,是正席之前的拼盘,正餐上来之前先上拼盘,什样锦,一菜一个样儿,边吃边喝边聊,引人入胜。副刊以杂文为主,杂文也是花儿,五颜六色。(言下之意,神态各异的文学艺术何尝不是如此?此刻我想起,难怪老舍正面墙上悬挂着他自己诗句做的对联:“一代文章千古事,余后心愿半庭花。”)
  文风问题使他兴奋起来,滔滔不绝。我提到去年刚在《收获》创刊号上发表的《茶馆》。《茶馆》发表后,带来一阵惊喜,但是后来彩排请有关部门审查时,聚讼纷纭,包括领导人之间,褒贬相去甚远,也有主张禁演的,理由是《茶馆》为封建社会唱挽歌,遗老遗少满台飞,没有什么进步意义。我说,我们编辑部的同志可喜欢《茶馆》了,张光年称赞说:“《茶馆》可是好剧本啊!”《文艺报》还开会讨论过《茶馆》,都持热情支持的态度。我说,《茶馆》里的语言好,人物活,绘声绘色,读来舒服;对白简直绝了:“大英帝国的香烟,日本的白面,两大强国伺候我一个人,福气不小吧?”“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看多么邪门,好容易有了花生米可全嚼不动!”难怪李健吾说:“老舍真厉害,用最简练的语言,最简练的动作!”陈白尘说:“全剧3万字,写了50年,70多个人物,精炼的程度真是惊人!”
  老舍冲着我微笑,耐心地听着,然后说了句:
  《茶馆》这会儿正排练,准备上演。
  我转达编辑部的意见,请老舍出面主持会议,他满口答应。他问还有谁参加,我介绍一位他点一下头,当听到侯宝林也在邀请之列时,老舍笑了,连说:“好!好!”
  我们评论组组长杨志一去过侯宝林的家,侯家住北海后门东官房一带。杨志薰一带我登门拜访侯宝林。提起文风,侯宝林饶有兴趣,每个举例都是一个笑话,我俩前仰后合,他却一本正经。他愿意到会。 后来下乡,没有来成。
  虽然《再批判》刚刚发表,反右运动火上加油,作家们还是饶有兴味地议论文风问题,猜想这可能是上面的意思,似乎领导的兴趣逐渐向文艺创作方面倾斜,所以,开会讨论文风,作家们没有不热烈拥护的,表示满肚子的话要说,认为文风问题早应该好好改造一番了。
  会议地点设在文联大楼地下室的文艺茶座(“文艺茶座”在1957年时是《文艺报》杂文专栏的栏目名),开会时间:1958年2月15日下午。
  座谈会是因为毛主席修改《再批判》对文风提出批评才召开的,可是会上不便于公开这封信。毛主席在信里批评张光年等三位主编:“按语较沉闷,政治性不足。你们是文学家,文也不足。不足以唤起读者注目。近来文风有了改进,就这篇按语说来,则尚未。题目太长,‘再批判’三字就够了。请你们斟酌一下。”又说:“用字太硬,用语太直,形容词太凶,效果反而不大,甚至使人不愿看下去。宜加注意。”这些话不便公开,但此次会议是对毛主席这封信的积极响应和表态,所以,张光年在会上发言时,只是约略地透露了一下,发表时没有完全按记录整理,特意另写了一篇,注明“书面发言”。张光年在“书面发言”中写道:“评论文章,首先要求判断准确,言之有理,有说服力。文章写得生动些,群众化些,才能在群众中发生应有的效果。可是返躬自省,很惭愧。我们写文章,政治性不足。我们是搞文学的,文也不足。我们的文章平淡无味,不足以引起读者注目。我们拿起笔来打敌人的时候,往往用语太直,用字太硬,形容词太凶,离开‘恶毒的诽谤’、‘猖狂的进攻’之类的词句,似乎没有别的话可说了。字面上尖锐,实际上没有力量。这说明我们的头脑僵得很,我们还没有从教条主义、党八股的束缚中完全解放出来。因此,需要整风。今天的会,请了好些名师来,帮助我们这些文风上毛病很重的人来一次整风。”发言里面,张光年巧妙地渗透进毛主席关于文风的言论,以“引起读者的注目”。
  出席会议的“名师”有:老舍、臧克家、赵树理、叶圣陶、谢冰心、方令孺、宗白华、林庚、吴组缃、陈白尘、朱光潜、王瑶、郭小川、胡可、陈冰夷、李希凡、戴不凡、张真、凤子、张光年、侯金镜、陈笑雨。
  座谈会由老舍先生主持。
  老舍说:“要为人民服务,就得说人民的话,写出来人民看得懂,爱看。”臧克家说:“毛主席写文章、说话都不落常套。他不说‘社会主义―定胜利’,而说‘东风压倒西风’。他不说‘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而说‘我们社会主义阵营也应有个头,这个头就是苏联。’这样说法生动新鲜而又活泼。‘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这些话情意俱到,多么富有文学意味!”赵树理说:群众把“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唱成“自由之神在宗清阁上。”侯宝林讽刺我们有些话剧的对白和腔调:“天哪,你让我怎么办哪!”(学侯的腔调,众大笑)老舍说,在苏联告别宴会上,一定让我讲话,我说我是家里最落后的人,拿俄语来说,孩子们全会,就我不会,他们笑我,我只好说:“我是北京市中苏友好协会的副会长!”这下子才恢复了父亲的尊严,上台拥抱我。如果我上去说“为什么什么而斗争”,人家不能不鼓掌,但多少有点“鼓”不由衷吧!(全场大笑,长时间的活跃)吴组缃编了几句念给大家:“四大皆空,一窍不通。装模作样,言不由衷。词句别扭,章法雷同。废话连篇,术语无穷。千山万水,雾闭云封。”朱光潜在谈话里专门批评了洋八股。
  座谈会记录和书面发言公开发表时,张光年拟了一个出奇醒目的标题:《反对八股腔,文风要解放!本刊举行文风座谈会,大家起来声讨八股腔》。我心想,光年同志啊,毛主席刚刚批评你写的按语“题目太长”,“‘再批判’三字就够了。”你现在的这个题目,不是又写长了吗?
  1958年当时,反右斗争仍在残酷地进行中,《文艺报》刚刚发表《再批判》,意味着又一次批斗高潮即将到来,正在这个节骨眼上,突然插进来一场新战斗:破除八股、解放文风。党八股、八股腔,人人憎恶,该反,但不是时候,更不能喧宾夺主。然而,毛主席信中点名批评张光年们“文也不足”,“近来文风有了改进,就这篇按语说来,则尚未。”张光年坐不住了,三位主编报请周扬积极配合,像延安时期“反对八股”以整顿学风和党风那样再批判、再轰动一番。然而,时候未到。1958年当时,反右压倒一切,《文艺报》此次会议虽然轰动一时,结果难以深入。大批判如火如荼,“大字报语言”格外吃香,大报大刊上的文章求“狠”不求“准”,不但“准确、鲜明、生动”谈不上,而且“用语太直,用字太硬,形容词太凶”更来劲,“观点”比什么都重要,哪里顾得上什么文风!
  文风问题,不堪回首,50年来,困惑久矣!
  当然,不仅仅是文风问题。一当作家明白文风服务学风,政风管着学风,根子都在党风,发现实践检验着党风、政风和学风,文风本身的确是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时,文学已经进入文革后的新时期。装腔作势,借“无限忠于”和“斗斗斗”吓人的一套成了过街的老鼠,不进行文风改革,文学只有死亡。
  碰过不少钉子之后,慢说那种“在什么的什么下”、“取得了什么的什么”、“难道什么是什么的吗?”的强词夺理应当休息,一脸杀气、故作危言的招式也应极力避免,代之以娓娓道来和亲切平等的对话。在多元互补竞自由的创作局面下,我们不妨写得人性化一些:平和自如,理趣盎然;情意真挚,痛痒相关;自圆其说,入耳入脑;要言不繁,先求清通后波澜?若能以片言警策醒豁耳目,那才真叫不枉今生“老成精”了。
  谈何容易!

标签:文风 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