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的巅峰之作，《红楼梦》融文学性与艺术性于一炉。在中国文化对外交流的过程中，《红楼梦》逐渐有了多种译本。本文将着重研究《红楼梦》英译本以及《红楼梦》在翻介过程中产生的文化隔膜。
关键词：《红楼梦》 翻译 文化隔膜
《红楼梦》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是古典文学长河中的奇葩，作为长篇小说的巅峰之作，其融文学性与艺术性于一炉。无数学者专家对《红楼梦》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红楼梦》从问世起就被京城士大夫争相传阅，以此产生红学。
在《红楼梦》对外译介的过程中，产生了众多的译本，在世界范围来讲，《红楼梦》译本已经覆盖韩国、日本、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等世界主要国家。英译本、日文译本、韩译本包括了众多不同译者的不同版本，尤以韩日译本为多，从已知版本中，有上百种《红楼梦》译本。最为重要的译本为我国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夫妇的全译本，与英国的汉学家大卫?霍克思以及他的女婿闵福德的全译本。
一、两个全译本的各自价值与文化的隔膜
杨宪益与他的妻子戴乃迭两人翻译的《红楼梦》全本，因翻译家的原意是要向外国读者展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因此他在《红楼梦》的翻译过程中，力求将原著的风貌与丰富的文化内涵展现给西方世界的读者。杨译本《红楼梦》的特色是紧扣原文，字斟句酌，不回避某些中国文化中独有的文化语汇，采用直译的方法，此外还为不易理解的内容添加了注释。他们翻译态度认真严谨，对所使用的翻译底本的选择极其慎重。
戴乃迭是纯正的英国人，在牛津大学攻读过中文的学士学位，虽钟爱中国古典文化，对中国文化却是以外国人的心态来看待的，比如戴乃迭从英国人的思维出发，始终无法理解贾宝玉为什么不带着林妹妹私奔，这就是典型的文化隔膜。杨宪益从小热爱文学，留学欧美归来，对待翻译更多是站在中国人译介中国文化作品给外国人看，心态上更多会把中国文化特有的东西展现给外部世界。
另外杨宪益与戴乃迭的翻译理念不尽相同，戴乃迭认为他们的翻译，过于呆板，灵动不足，读者阅读感味同嚼蜡，应该更富于创造性。杨则认为翻译家应该忠实原著，不要加入任何多余的东西，不要按照自己的阅读习惯引申发挥，要尊重原著的原有风貌与价值观。因此杨氏夫妇合译的《红楼梦》，因翻译思想的不同，小说整体就有了种种的差别，有时丰富华丽，内容详瞻，有时又若干白描，简单干练。整体来说杨宪益对于翻译归化翻译较多，而戴乃迭异化更多。
但是无论怎样，杨氏夫妇翻译的全本《红楼梦》是将原著风貌最原始最忠实的传达出来的译著。汉学家大卫?霍克思与他的女婿闵福德的《红楼梦》全本，是最为被西方世界读者接受的版本。曹雪芹的《红楼梦》被誉为中国“百科全书”式小说，小说中涉及了18世纪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准确地翻译成外文有难度。加之时代的跨越性和不同文化间的差异，所以全本《红楼梦》的翻译一直是中外译者心有余而力不足的事情。霍克思的译本饱满耐读，神形兼备，不过却又点?嗦，甚至自由发挥、添枝加叶。
相对而言，杨戴译本的译文严谨度更高，尤其是对《红楼梦》书名的翻译更为准确。霍克思译本的书名是《石头记》，完全去掉了“红色”，连“怡红院”都被他译成了“House of Green Delight” （少怡宅），而杨戴译本书名为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其中“Mansion”这个词让人找到“楼”感觉，“red mansions”即红楼，让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红色”涵义得以保留。另外杨戴译本的产生年代正处于文化高压的文化大革命，他们的译本相对来说更为严谨，不能越雷池半步，这也是造成杨戴译本过于简练的缘故。
但是汉学家大卫?霍克思的译本更加丰富，这是因为他的出发点是首先要符合西方人的阅读习惯，用西方的文化来翻译《红楼梦》，更有利于西方读者接受《红楼梦》，更有利《红楼梦》在外部传播。
杨的文化背景是中国数千年的封建文化，而大卫?霍克思则是强势的英国资本主义文化下的知识精英。文化背景的差异在翻译中会造成很多的隔膜。
比如在翻译红楼梦第十二回“王熙凤毒设相思局，贾天祥正照风月鉴”时，因为大卫?霍克思所代表的西方世界没有受到佛教文化的影响，而中国已经兴盛了几千年的佛教文化，已经深刻地在日常生活中留下印记，甚至心理、下意识的呼救中。杨和霍克思的翻译就大相径庭，如“贾瑞一把抓住，连喊：菩萨救我”，杨的翻译就是直译，“when they complied， He seized hold of the Taoist and cried:save me， Bodhisattva！save me!”而霍克思的翻译，在习语中同原著的意思产生了偏差。“Holy one，save me! He cried out again and again.”
在杨宪益的翻译中， Bodhisattva是梵语 bodhisattva 的音译，在亚洲泛佛教文化区，菩萨指等级低于佛，协助佛主来救苦救难弘扬佛法的人物。在亚洲佛教文化影响的地区，人们对此不难理解。但是对于信奉基督教的西方读者来讲，这势必要造成理解上的障碍，不明Bodhisattva为何物，但是读者如要联系文中的情形，在王熙凤的毒计下，贾瑞陷入绝境中，一定会做出Bodhisattva是中国文化中一个异能人士，是处于绝境中的人们的精神寄托。从这个层面上，杨宪益将真正的一些中国文化特性的符号传递给了西方读者，真正达到了传达原著的精神。而霍克思的翻译，Holy是上帝的别称，对于英语为母语的读者来讲，不会造成任何阅读障碍，但是却会给西方读者一个错觉，认为古中国的人们都信仰基督教，信奉上帝，这必然造成了文化理解上的误差。
二、文化隔膜造成的《红楼梦》版本的谬误
19世纪，我们的民族多灾多难，汉文化自然处在边缘地位，《红楼梦》的翻译传播，只不过是翻译家们为英语世界的人们提供一点学习汉语的语言资料而已。他们的翻译缺乏严肃的态度，翻译出来的《红楼梦》更像是一本古老东方的言情小说。
在19世纪，虽然连续涌出了四个英文译本，但是，我们细究起来，恐怕多少会感到沮丧。这里，让我们看看人物名字是如何翻译的：
黛玉 Black Jade 黑色的玉，英语中有引申义为“荡妇”
宝钗 Pervading Fragrance 弥漫着的芳香，迷香
鸳鸯 Faithful Goose 忠诚的鹅
以上三个人名，不仅不准确，而且显得很荒唐，译者显然是为了渲染这部书的“异国情调”，而并没有仔细地研究过原著，满足的是异国读者的猎奇心理。而且，把黛玉翻译成Black Jade，虽然字面上的翻译还说得过去，但是，却不顾这个名称在英语中的引申意义，这会给外国读者在理解林黛玉这个人物的时候，带来极大影响。除了人名翻译，早期英译本在人物宗亲、语言文化、典故、宗教等方面也存在错译、误译等问题。《莎士比亚眼中的林黛玉》一书中列举，信佛的刘姥姥会说Holy name和God bless my soul，被西方学者描绘成了基督徒。
1973年全本《红楼梦》的出现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中西交流的大事，汉学家大卫?霍克思这样说道：“对于这本中国小说所给予我的乐趣，哪怕我只能使读者体会其中一小部分，我这一生都不算虚度了。”
在《红楼梦》译介的过程中，要感谢诸多的节译本，是他们让外部了解并接受了中国文化，更要感谢汉学家大卫?霍克思，是他详尽地将全本《红楼梦》译介给了西方世界。要感谢杨宪益与戴乃迭，是他们严谨的治学水平与态度，才将中国文化原汁原味的《红楼梦》传递给了世界读者。没有他们的黄卷青灯的辛苦工作，就不会有世界对于《红楼梦》的尊重与接受，最终世界不仅接受了《红楼梦》，更重要的是，他们是以相同的理解去看待《红楼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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