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唐圭璋由于师承等原因，与常州词派有很深的渊源。在常州派词家中，受周济、况周颐两人的影响最大，对“拙重大”、“出入说”等理论均有很好的阐发或实践。但他并未被常州派所束缚，在如何评价张惠言理论、姜夔历史地位以及强化“真情真性”、倡导“抒发灵性”、“赋体白描”等问题上，表现出自己的个性化特征。唐圭璋最终突破常州派的藩篱，形成自己的词论特色。
关键词：唐圭璋；常州词派；“拙重大”
中图分类号：l207.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08(2012)01-0138-10 收稿日期：2011－11-20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09YJA751028)；上海市哲学社科规划课题(2007BYW003)：上海市重点学科建设项目(B404)
作者简介：朱惠国，博士，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200241
唐圭璋先生(以下称唐圭璋)是现代词学大师，施议对先生以为，“其于词学文献、词学论述以及倚声填词诸多方面之卓越建树已载入史册”，但由于唐圭璋在词学文献方面的贡献特别巨大，以致其他方面的成就往往被遮蔽，乃至被忽略。如唐圭璋的词学论述也能十分丰富，可惜至今尚未被系统梳理与阐发，一般人往往以为是出自于常州派，但对于具体论述以及与常州派的渊源、区别以及创新与贡献，则较少为人道及，殊感遗憾。本文以唐圭璋留下的文字为依据，并联系相关背景资料，专就此问题展开讨论，以期抛砖引玉。
一、唐圭璋的词学师承
与常州派的理论渊源
唐圭璋一生中有两位重要的老师与词学相关。第一位是他考入南京第四师范学校后的校长仇?。仇?字亮卿，一字述庵，著名的教育家、书法家，也是重要词人。与石凌汉、孙浚源、王孝煌号称“蓼辛社四友”，参与南京“如社”、上海“午社”的活动，是其社友之一。著有《鞠?词》2卷，还辑有《金陵词钞续编》6卷。但仇?是在五十岁以后，即上世纪二十年代始着力于词学，对唐圭璋的实际影响并不大。
真正对唐圭璋词学生涯产生重大影响的，是他考入东南大学后遇到的词曲名师吴梅。唐圭璋《吴先生哀词》：“计予从先生十六载，勉予上进。慰予零丁，示予秘籍，诲予南音。书成乐为予序，词成乐为予评。”可见过往之密与影响之深。唐圭璋在回忆东南大学读书情况时说：“吴师平易近人，循循善诱，备课充分，教学认真……他所开的课程有：词学通论、词选、专家词、曲学通论、曲选等。这些课程，我都选修了，因此获益很多，研究词学的兴趣也更浓厚了。但由于词曲范围太广，自己的力量不够，只得专致力于词……师在校除教课之外，还组织词社、曲社，与学生一起习作。”很显然，唐圭璋在吴梅的课堂上受到熏染和严格训练，并以此为起点，开始了几十年的治词之路。因此要探究唐圭璋的词学渊源，不能不从吴梅人手。
吴梅的词学倾向比较多地体现在他的《词学通论》一书中。该书原本是作者在大学教书时的讲义，联系唐圭璋曾选修吴梅“词学通论”、“词选”、“专家论”三门课的事实，该书可以视为最直接影响唐圭璋的依据。吴梅词曲兼擅，就其词学而言，对唐圭璋的影响主要有两方面：其一是常州词派的词学倾向，其二是从词的本身进行研究的词学理念。但唐圭璋在接受常州派的观点时，并未盲从，如果细察吴梅和唐圭璋的词学观点，还是可以看出两者的同中之异。这种异，主要表现在对常州派创始人张惠言的态度上。
吴梅对张惠言评价甚高，以为“皋文《词选》一编，扫靡曼之浮音，接风骚之真脉，直具冠古之识力者也。词亡于明。至清初诸老，具复古之才，惜未能穷究源流。乾嘉以还，日就衰颓。皋文与翰风出，而溯源竟委，辨别真伪，于是常州词派成，与浙词分镳争先矣。”落实到对词的认识，其基本观点也与张惠言一致。如对词的本质认识，《词学通论》绪论开宗明义，以为“词之为学，意内言外”。意内言外是张惠言对词的界定，是其词学理论的核心。吴梅此处直接借用其语，表达自己对词的看法。与此相关，在词的表现手法上，吴梅也与张惠言一样，非常强调比兴寄托，认为“咏物之作，最要在寄托。所谓寄托者，盖借物言志，以抒其忠爱绸缪之旨。‘三百篇’之比兴，《离骚》之香草美人，皆此意也。”至于比兴寄托的具体手法，也与张惠言相近，显得比较保守。如他在谈寄托问题时曾解读王沂孙的《齐天乐?蝉》：
“宫魂”“馀恨”，点出命意。“乍咽凉柯，
还移暗叶”。慨播迁之苦。“西窗”三句，伤敌
骑暂退，燕安如故。“镜暗妆残，为谁娇鬓尚
如许”二语。言国土残破，而修容饰貌，侧媚
依然。衰世君主，全无心肝，千古一辙也。
“铜仙”三句，言宗器重宝，均被迁夺，泽不下
逮也。“病翼”二句，更痛哭流涕，大声疾呼，
言海岛栖迟，断不能久也。“余音”三句。遗
臣孤愤，哀怨难论也。“漫想”二句，责诸臣
苟且偷安，视若全盛也。又加按语：“碧山此词，张皋文、周止庵辈，皆有论议，余本端木子畴说诠释之，较为确切。”张惠言论词，于王沂孙只有《眉妩》(渐新痕悬柳)、《高阳台》(残雪庭除)、《庆清朝》(玉局歌残)三首，吴梅或是误记。至于周济，《宋四家词选》对此首有眉批：“此家国之恨。”另外针对王沂孙词的寄托问题，还有两处总体性的议论，其一是《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以为“碧山胸次恬淡，故黍离、麦秀之感，只以唱叹出之，无剑拔弩张习气。咏物最争托意隶事处，以意贯串，浑化无痕，碧山胜场也。”另一处见《介存斋论词杂著》，以为“中仙最多故国之感，故著力不多，天分高绝，所谓意能尊体也。”显然周济对王沂孙词的解读比较圆融，也比较符合词的实际。而吴梅的这段解读来自于端木?的《词选批注》，相比周济，他对词作的解读过于坐实，其思路与文字反倒与张惠言十分近似。如果将这段文字与张惠言评苏轼《卜算子》(缺月挂疏桐)以及评欧阳修《蝶恋花》(庭院深深)的文字相比，此种感觉十分明显。读端木?《词选批注》，其论词也有比较通达的，如评张炎《高阳台》(接叶巢莺)：“词意凄咽，兴寄显然。疑亦黍离之感。”就比较接近周济的思路。至于对范仲淹《御街行》(纷纷坠叶飘香砌)的评语，更是直接指出“不必别生枝节，强立议论，谓其寓言某事也”。吴梅于端木?的“批注”中单选此条，并明知“周止庵辈，皆有论议”，却“本端木子畴说诠释之”，并以为端木之说“较为确切”，就显得比较保守了。还需指出的是，胡适《词选》专门对端木?此条评语有过批评，虽语涉讥讽，但基本观点可以考虑。
相比之下，唐圭璋尽管十分推崇端木?，并直接师承吴梅，但比较理智与科学。他虽然也称赞端木?，“先生所论碧山《齐天乐?咏蝉》词，为世所称”，但在《唐宋词简释》中，对此词的解读是：
此首咏蝉，盖咪残秋哀蝉也。妙在寄意
沈痛，起笔已将哀蝉心魂拈出，故国沧桑之
感，尽寓其中。“乍咽”三句，言蝉之移栖，即
喻人之流徙。“西窗”三句，怪蝉之弄姿揭 响，即喻人之醉梦。“镜暗”两句，承“怪”字
来，伤蝉之无知，即喻人之无耻，真见痛哭流
涕之情矣。换头，叹盘移露尽，蝉愈无以自
庇，喻时易事异，人亦无以自容也。“病翼”
三句，写蝉之难久，即写人之难久。“余音”
三句，写蝉之凄音，不忍重听，即写人之宛转
呼号，亦无人怜惜也。末句，陡着盛时之情
景，振动全篇。与端木?以及吴梅的解读相比，基本思路一致，个别用词也比较相近，但最大的区别是对词所寄托的情感作了比较概括的点评，没有像前者那样将词句与具体史实一一对应起来，以至有过于牵强甚至穿凿附会的弊端。唐圭璋的常州派倾向以及对吴梅词学观的扬弃，从中已经可以探得几分消息。
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我们试举几条唐圭璋与张惠言对相同作品的评语，并加以比对，由此考察唐圭璋对张惠言寄托理论的态度，以及他与吴梅在此问题上的差异。
温庭筠《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
张惠言：此感士不遇也。篇法仿佛长门
赋，而用节节逆叙。此章从梦晓后。领起“懒
起”二字，含后文情事，“照花”四句，离骚初
服之意。
唐圭璋：此首写闺怨，章法极密，层次极
清。……末句，言更换新绣之罗衣，忽睹衣上
有鹧鸪双双，遂兴孤独之哀与膏沐谁容之感。
有此收束，振起全篇。上文之所以懒画眉、迟
梳洗者，皆因有此一段怨情蕴蓄于中也。欧阳修《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
张惠言：“庭院深深”，闺中既已邃远也。
“楼高不见”，哲王又不寤也。“章台”、“游
冶”，小人之径。“雨横风狂”，政令暴急也。
“乱红飞去”，斥逐者非一人而已，殆为韩
(琦)、范(仲淹)作乎?
唐圭璋：此首写闺情，层深而浑成。王沂孙《眉妩?新月》的评语：
张惠言：此喜君有恢复之志，而惜无贤臣
也。”
唐圭璋：此首，上片刻画新月，下片就月
抒感。……换头句，纵笔另开，词旨悲愤。新
月难圆，即寓金瓯难整之意。“太液池”两
句，吊月怀古，不尽凄恻。“故山”两句转笔，
望明月之圆。末句，拍合上句，伤心月照山
河，余恨无穷。类似的评语还可以找出一些。如对苏轼《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缺月挂疏桐)一词的评语等。但仅就所举这三条，也可大致说明问题了。总体上看，唐圭璋解词比较客观，他认定没有寄托的，如温庭筠《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欧阳修《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并不盲从前人；而确实有寄托的，如王沂孙《眉妩?新月》，则对所寄托的情感作总体性的评述，并不过于坐实。显然，唐圭璋并没有被张惠言的思路所牵制，体现了比较实事求是的态度。
唐圭璋晚年曾对张惠言作过总结性的评论，以为张惠言《词选》虽然纠浙派之偏，但“又走向另一极端，甚至过高地抬举温庭筠，以为温词全有比兴、寄托，可以比之于《离骚》。”此论断与他之前的论述完全一致。我们注意到，唐圭璋在《唐宋词简释》后记中曾提到清人论唐宋人词的情况，以为“语多精当”，而在举具体人名时，只列了周济、刘熙载、陈廷焯、谭献、冯煦、况周颐、王国维、陈洵八人，八人中大部分属于常州派，却偏偏没有张惠言。联系唐圭璋的一贯思想，这绝非偶然，更不会是无意遗漏。
很显然，唐圭璋虽然师承吴梅，与常州派颇有渊源，但至少在对待张惠言的问题上，与其老师有着明显的差异。
二、常州派理论的嬗变与唐圭璋的选择
唐圭璋与吴梅的这种差异固然与他们自身的观念有关，但也与常州派理论的嬗变有关。常州派从产生到成熟有一个过程，其理论也在此过程中逐步完善。一般认为，从张惠言以解经之法解词的“意内言外”理论，到周济“有寄托人，无寄托出”的观点，再到谭献“作者未必然，而读者何必不然”的“读者本位论”，体现常州词派寄托理论发展的三个阶段。而陈廷焯与况周颐则是后期常州派的两个重要人物，对常州词派理论作了总结与深化。从吴梅和唐圭璋的词学观看，前者受张惠言的影响较大，后者则主要受周济、况周颐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的理论特色。
在唐圭璋涉及周济的文字中，有两条比较重要。第一条是他在中央大学教书时，“以教学需要，写《论词之作法》”，阐述对作词的整体性看法。他认为“作词之要有三：读词、作词、改词”，而在阐述“三要”时，于前两条即引周济的话加以总括性说明：“未作词时，当先读词。既作词时，则当以用心为主。此荆溪周止庵之言也。”然后对周济的话作了展开。唐圭璋曾在《端木子畴与近代词坛》中说：“吾乡端木子畴(?)先生，年辈又长于王氏，而其所以教王氏者，亦是止庵(周济)一脉。”考虑到王鹏运在晚清及民国词坛的实际影响和唐圭璋的师承，两者或也有一定联系。第二条是《唐宋词简释》解读辛稼轩《贺新郎?别茂嘉十二弟》(绿树听鹈鹕)一词，以为“周止庵谓此首‘前片北都旧恨，后片南渡新恨’。观其前片所举之例极凄惨，而后片所举之例又极慷慨，则知止庵之说精到。”这两条，第一条侧重于词的作法，第二条侧重于词的解读。这是明确提到的两条，事实上唐圭璋对周济的寄托理论，如“出入”说、“浑化”说等，更多的是体悟与自觉的运用。
唐圭璋在论及朱祖谋时曾说：“(王鹏运《半塘定稿》)朱氏有序，谓其词‘导源碧山，复历稼轩、梦窗，以还清真之浑化’，与周止庵氏说，契若针芥。”显然将“浑化”视为作词的最高境界。何谓“浑化”?“浑化”作为一种词的创作境界，含义比较丰富，但专就寄托而言，则可以与周济的“出入说”联系起来理解。如果“有寄托入，无寄托出”是一种创作手段，那么“浑化”就是创作效果。这种效果用周济的话来描述，就是“临渊窥鱼，意为鲂鲤”，水中有鱼是确定的，但无法辨别是鲂还是鲤，即意象具有模糊性。谭献在评论冯延巳《蝶恋花》(六曲阑干偎碧树)等四首词时曾对这种效果作过描述：“金碧山水，一片空潆，此正周氏所谓‘有寄托入，无寄托出’也。”又说“行云、百草、千花、香车、双燕，必有所托。”但到底寄托了什么，无法一一对应。周济在评论王沂孙咏物词时说：“咏物最争托意隶事处，以意贯串，浑化无痕，碧山胜场也。”也是这个意思。
唐圭璋虽然较少甚至没有专门对这些理论作阐发，但他对词的解读事实上与这些理论十分契合。他在《(唐宋词简释)后记》中说：“简释唐词五十六首，宋词一百七十六首。小言詹詹，意在于辅助近日选本及加深对清人论词之理解。”这里的“清人论词”，未必就是指周济，但以具体词的解说帮助理解清人词论的思路则可以说明一些问题。下面选取《唐宋词简释》中有关寄托的一些评语，借以考察唐圭璋对寄托的看法以及在解词中的实际运用：
王沂孙《天香?龙涎香》：
此首咏龙涎香，上实下虚，语语凝炼，脉
络分明，旨意当有寄托。
苏轼《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缺
月挂疏桐)：
下片，则言人见鸿，说鸿即以说人，语语
双关，高妙己极。山谷谓“似非噢烟火食人
语”，良然。陆游《卜算子?咏梅》(驿外断桥边)：
此首咏梅，取神不取貌，梅之高格劲节，
皆能显出。……咏梅即以自喻，与东坡咏鸿
同意。东坡放翁，固皆为忠忱郁勃。念念不忘
君国之人也。辛稼轩《念奴娇?书东流村壁》(野棠花落)：
此首书东流村壁。……梁任公谓此首
“南渡之感”，亦无疑问。姜夔《暗香》：
此首咏梅，无句非梅，无意不深，而托喻
君国，感怀今昔，尤极宛转回环之妙。……白
石此等郁勃情深之处，不减稼轩。谭复堂谓
此两句，得《骚》、《辨》之意。宋于庭亦谓白
石词，似杜陵之诗，洵属知言。此五条中，第二条似只是说双关的技法，但联系第三条，实际依然是在讲寄托。五条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有寄托，但所托之意已经融化为词中意象，达到“浑化无痕”的效果，难以句句落实。这正是“有寄托人，无寄托出”思路解词的具体实践。
周济之外，常州派词家中对唐圭璋影响最大的是况周颐。况周颐论词强调“拙、重、大”，该理论虽来自王鹏运，但在他的《蕙风词话》中得以详细阐发，并由此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唐圭璋论词也强调“拙、重、大”，《唐宋词简释》后记：“余往日于授课之暇，曾据拙重大之旨，简释唐词五十六首，宋词一百七十六首。”说明其释词的依据就是“拙、重、大”。他晚年作《历代词学研究述略》，点评各家短长，而对况周颐评价尤高：“况周颐的《蕙风词话》，提出作词要合‘拙、重、大’的标准，举出历代词人的警句及作词方法，多心得体会之语，对词学研究者极有启发。朱祖谋誉之为‘八百年来无此作’，可见其赞许之甚。”
至于“拙、重、大”的含义，各家说法不一，即况周颐自己的解释比较含混、不严密，因此难以用有限的文字作准确描述。但大致说来，就是强调词要浑厚、真挚、拙朴，格局要大，有寄托、有气象。唐圭璋对“拙重大”的理解与阐释，基本上也从这几个方面展开。
首先是“厚”。用“厚”来阐释“拙、重、大”。出自于况周颐本人，所谓“重者，沉著之谓。在气格，不在字句。……沉著者，厚之发见乎外者也。”以为“厚”是根本，“重”只是“厚”的外在表现。因此唐圭璋也非常强调“厚”，但他所指的“厚”，更强调词的“风骚之旨”以及“温柔敦厚”的风貌。他说“自常州派起，盛尊词体，谓词上与诗骚同风，即侧重厚之一字。其后谭复堂所标柔厚之旨，陈亦峰所标沉郁之旨，冯梦华所标浑成之旨，况蕙风所标重、拙、大之旨，实皆特重厚字。”因此他在解释“厚”时，直接用了“沉郁顿挫”一词。又说：“清真词处处沉郁，处处顿挫，其所积也厚，故所成也既重且大，无人堪敌。实则不独清真，其他名家之作，无不皆然。温柔敦厚，诗词固一本也。”显然，“与诗骚同风”的精神和“温柔敦厚”的词风，构成“厚”的第一要义。
除了词旨、词风，情感的丰厚与真挚也是构成“厚”的重要因素。唐圭璋将清真词作为“厚”。即“重、大”的典范，本身也包含这层意思。他在解说周邦彦《解连环》(怨怀无托)时说：“末句，更述其思极落泪，并合忠厚之旨。”该首词写闺妇哀情，末句为“拼今生、对花对酒，为伊泪落。”言其“合忠厚之旨”，主要还是诚挚的因素。又如他解说周邦彦《尉迟杯?离恨》(隋堤路)：“末句，言此际无人念我，我则念人不置，用意极朴拙浑厚。”此首为清真离京所作，表达对旧时情人的思念，末句为“有何人、念我无聊，梦魂凝想鸳侣。”周济《宋四家词选》有眉批：“南宋诸公断不能道者，出之平实，故胜。”又说“一结拙甚”，即着眼于平实拙朴。唐圭璋以为“用意极朴拙浑厚”，则平实拙朴之外，还有真挚的因素。
其次是格局的“大”，即不纤巧，不琐碎。唐圭璋以为厚重、真挚、拙朴与格局的“大”是紧密联系的，他说“惟拙故厚，惟厚故重、故大，若纤巧、轻浮、琐碎，皆词之弊也。明词之所以不振者在不厚，浙派之流弊，为人所诟病者，亦在不厚。坊间通行之《白香词谱》，所选多纤巧不厚之作，故非善本。况蕙风尝论词之大要：首日‘雅’，次日‘厚’，探原立论，至为精当。”在他看来，词之所以会产生纤巧、轻浮、琐碎的毛病，关键是不拙、不厚重。他的思维逻辑很清楚：由拙至厚，因厚而重、而大。核心还是一个“厚”字。因此他引了况周颐的话，将“雅”和“厚”作为词的根本，其中“雅”是词的体性特点，“厚”则词的核心要素。除了不巧纤、不轻浮、不琐碎之外，“大”还有气象开阔的含义。唐圭璋说“拙重大是主要倾向，风骚以来无不如此。这笔(疑为“并”的笔误――引者注)不等于抹杀一切日常见闻、清新俊逸的作品。杜甫有‘数行秦树直，万点蜀山突’，多么深刻、形象、重大；但‘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又何等轻灵细致。”此处所举杜甫诗句，主要特点就是境界开阔，气象雄浑。唐圭璋评论姜夔《扬州慢》，以为“起首八字，以拙重之笔，点明维扬昔时之繁盛”，言其“拙重”，主要也是着眼于开阔的历史视野、丰厚的文化意蕴和高度的概括力。这样的“拙重”之笔自然就显得格局的“大”。
唐圭璋1983年在给施议对先生的信中对“拙重大”作了专门解释：
颜鲁公书力透纸背就是拙重大，出于至
诚不假雕饰就是拙重大。因此，真挚就是拙，
笔力千钧就是重，气象开阔就是大。“为君
憔悴尽，百花时”、“不如从嫁与，作鸳鸯”、
“除却天边月，没人知”、“觉来知是梦，不胜
悲”，都是真情郁勃，都是拙重大。这段文字可以视为唐圭璋对“拙重大”所作的总结，概而言之，就是厚重、真挚、气象阔大。这些表述与况周颐的意思十分接近。
三、“真”的强化与唐圭璋
词学观的个性化特征
唐圭璋论词有一个十分明显的特征，就是极其强调一个“真”字。由于“拙重大”理论本身就强调“真”，只有“真情”、“真性”，才能言“拙”。因此唐圭璋在总结“拙重大”时，也非常明白地指出“真挚就是拙”。此外，唐圭璋在评论纳兰性德词风和赵估《燕山亭?北行见杏花》(裁剪冰绡)时，两次引用况周颐“真字是词骨”的话，这就容易给人产生一种印象，唐圭璋强调“真”，只是他接受并实践“拙重大”理论的具体表现，没无特别的含义。但如果我们联系唐圭璋全部的词学论述，就会发现事实并非那么简单。唐圭璋强调“真”，固然有“拙重大”理论的因素，但绝非是全部，甚至可以说主要不是这一因素。唐圭璋更加注重与欣赏李后主、李清照、纳兰容若这类词人的真情真性，他们词中体现出来的“真”，与“拙重大”理论所指的“真”，如果仔细加以辨别，还是有着明显的区别。
“拙重大”理论强调的“真”，一般都是与“拙”联系在一起，主要是指拙朴和真挚，而拙朴和真挚又是“重”“大”的必要前提，因此无论是况周颐还是唐圭璋，都将“拙重大”看成是一个整 体，一种风貌。另外从他们所举证的作品看，往往是一些艳情之作，着眼于女子的真情与直白。况周颐在论“重”的时候，提及梦窗之作，以为“即其芬菲铿丽之作，中间隽句艳字，莫不有沉挚之思，灏瀚之气，挟之以流转。”或许艳词最能表现人的真实心态，因此也是最“沉挚”，最“拙朴”的。《蕙风词话》卷二：“《花间集》欧阳炯《浣溪沙》云‘兰麝细香闻喘息，绮罗纤缕见肌肤。此时还恨薄情无?’自有艳词以来，殆莫艳于此矣。”但紧接引了王鹏运的评语：“半塘僧鹜日‘奚翅艳而已?直是大且重。’苟无《花间》词笔，孰敢为斯语者?”有人不解，以为这种艳词如何“重且大”，其实王鹏运主要还是从“沉挚”、“拙朴”着眼，认为“沉挚”、“拙朴”就是浑厚，就是“重且大”。况周颐也有类似的说法：
元人沈伯时作《乐府指迷》，于清真词推
许甚至。唯以“天便教人，霎时厮见何妨”，
“梦魂凝想鸳侣”等句为不可学，则非真能知
词者也。清真又有句云：“多少暗愁密意，唯
有天知”，“最苦梦魂，今宵不到伊行”，“拌今
生，对花对酒，为伊泪落”。此等语愈朴愈
厚，愈厚愈雅，至真之情，由性灵肺腑中流出，
不妨说尽而愈无尽。即便唐圭璋本人，如上所引，在举证“拙重大”时也说：“‘为君憔悴尽，百花时’、‘不如从嫁与，作鸳鸯’、‘除却天边月，没人知’、‘觉来知是梦，不胜悲’，都是真情郁勃，都是拙重大。”可见在“拙重大”的语境下，“真情”、“真性”往往与艳情相关，至于艳情中的寄托，那是另一问题。
而唐圭璋在脱离“拙重大”语境情况下强调的“真”，则主要是指词人主体意识中的“真情”、“真性”，而且这种“真情”、“真性”的抒发又与自然的语言和清新的词风相关联，落实到具体的作品，就是李后主、李清照、纳兰性德这一类词人的词作。
唐圭璋一直将李煜、李清照、纳兰容若视为同一类型词家，他在谈论李后主词的特点与成就时曾说：“在李后主之后的一百多年，有女词人李易安；五百多年有纳兰容若。他们二人词的情调，都类似李后主。”认为三人都是以抒发真情真性见长。他对这类词人十分偏爱，这可以从他论述类文章的选题中得到证实。现在收入《词学论丛》的文章被分为四类：辑佚、考证、校勘、论述，最能表现唐圭璋词学观念的是论述类，此外考证类中的一些札记，如《读李清照词札记》等，间或也表现作者的一些词学观点，但影响较小。《词学论丛》论述类文章中，以唐宋词人为论述对象的共有15篇(含《论苏轼(念奴娇)词里的“羽扇纶巾”》)，其中论及李后主的3篇，分别是《南唐二主词总评》、《李后主评传》、《屈原与李后主》，可见比例之高。唐圭璋写李后主文章的部分原因是应杂志社之约，但联系他文章中的观点，主要还是对李后主及其词的喜爱。他在《李后主评传》中曾谈及研究李后主的缘由：“现在关于李易安的《漱玉词》和纳兰容若的《饮水词》，都已有人说到，而对于这位先进的伟大作家(指李后主――引者注)，却尚没见人仔细谈过，因此我于吟诵之余，来讨论他一番。可见李煜、李清照、纳兰容若都是他最为重视与喜爱的，只是李清照、纳兰容若的词已经被谈得比较多了，他就专谈李后主。事实上，唐圭璋对纳兰容若和李清照的论题也没有放弃。《词学论丛》中研究清词的文章，包括《朱祖谋治词经历及其影响》一文在内，总共也就三篇，其中就有一篇是研究纳兰容若的，尽管写这篇文章的缘由是“中文系以纳兰容若为题，组织文艺座谈会”。
唐圭璋对李煜、李清照、纳兰容若的评价相当高，而评价的共同依据主要就是“真”。他在《屈原与李后主》一文中比较屈原与李后主，以为“屈原与李后主之作，虽刚柔有异，然其所作不朽，亦全在一‘真’字。”在评论赵估《燕山亭，北行见杏花》(裁剪冰绡)时，也提到李后主的“真”，以为“若此词及后主之作，皆以‘真’胜者。”在《李后主评传》中他甚至说：“后来词人，或刻意音律，或卖弄典故，或堆垛色彩，像后主那样纯任性灵的作品，真是万中无一。因此我们说后主词是空前绝后，也不为过分吧。”如此评价，在所有研究李后主的文章中，实属罕见，可见“真”是唐圭璋评价词人词作最为重要的依据。唐圭璋对纳兰容若的评价同样相当高，以为是“清初一大词人”，而且“求之历代词人中，实罕有其匹。”尽管将纳兰容若列为清初一大词人，并非唐圭璋首创固，但唐圭璋更加突出，并高度评价纳兰容若的“真”，以为其“待人之推心腹，披肝胆，无事不真，无语不挚”。他在《纳兰容若评传》中一连用了五、六个“真”字来形容和评价纳兰容若：“若容若者，盖全以‘真’胜者。待人真，作词真，写景真，抒情真，虽力量未充，然以其真，故感人甚深。一种凄惋处，令人不忍卒读者，亦以其词真也。”唐圭璋以为“惟‘真’斯诚，诚则能感天地，泣鬼神。”可见，“真”是唐圭璋高度评价李煜、纳兰容若等词人的真正原因。
与“真”相关联的是“抒发灵性”和“赋体白描”手法，其实这两条又是密切相关的，纯任灵性的结果必然是“赋体白描”。“赋体白描”讲到底就是用我手写我心，这与常州派强调寄托的理论不一致，甚至相悖。但有意思的是，唐圭璋在论及李后主时，对他的“纯任性灵”、“纯用白描”予以高度评价。他在《李后主评传》一文中说：“中国讲性灵的文学，在诗一方面，第一要算十五《国风》……在词一方面，第一就要推到李后主了。他的词也是直言本事，一往情深；既不像《花间集》的浓艳隐秀，蹙金结绣，也没有什么香草美人，言此意彼的寄托。”此处指出后主词的两个特点：语言自然和表达直白，即“没有什么香草美人，言此意彼的寄托”；唐圭璋对此明确加以肯定与赞赏。在《屈原与李后主》一文中，他又说：“屈原与李后主，并为我国伟大之文学家。今传之屈赋及后主词，纯任性灵，不假雕饰，真是字字血泪。”强调的还是“纯任性灵，不假雕饰”。此外在《评(人间词话)》一文中，他对李煜词“吐属自然，纯用白描。”再次加以肯定。这三篇不同的文章，总体都是一个意思，就是高度评价李煜词的直白、自然、纯任性灵，可见这是他一贯的思想。
这种思想是否专用以评价李后主、李清照、纳兰容若等词人词作?也不是。唐圭璋1984年9月20日在给青年学者许总的信中谈到自己的词作，说：“自居易的诗，试图老妪都解，我作的也只是老妪都解的白话词；杨万里讲性灵，袁子才讲性灵，我也想直写性灵。读书少，不会用典；功力薄，不会用华丽词藻。即景抒情，一直用的赋体白描。不尚比兴。”凹此处“读书少”云云，自然是一种客套，表示作者的谦逊，但说自己“即景抒情，一直用的赋体白描，不尚比兴”却表达了唐圭璋真实的创作趣向。显然，“直抒性灵”和“赋体白描”也是唐圭璋自己的创作追求，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出他真正的美学趣味以及与常州派理论之间的矛盾。我们认为，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形成了唐圭璋词学观的个性化特征。 四、唐圭璋对常州派的
突破及其历史价值
总体看，认为唐圭璋没有受常州派影响，肯定不是事实，以上所论，都在显示唐圭璋的常州派理论渊源和种种表现；同样，认为唐圭璋纯粹是常州派，也不是事实，除了上述唐圭璋词论的个性化特征，他还在不少方面表现出与传统常州派理论不一致的地方，表现出冲破常州派的努力以及融合时代因素的新特点。
唐圭璋与传统常州派的差异有多种表现，其中比较突出的是对姜夔的评价。如上所述，唐圭璋受周济的影响较大，但恰是在对姜夔的评价上，表现出对周济的不满。他在《历代词学研究述略》中对周济举四家以概括宋词表示不能同意，以为：(周济标举四家)“途径过窄，不足以概括两宋大家。”另外《唐宋词简释》在评姜夔《扬州慢》时也认为：“周止庵既屈白石于稼轩下，又谓白石情浅，皆非公论。”两条其实有一定的关联性：第一条是总论，虽不是专为姜夔而发，但姜夔无疑是其重要因素；第二条则对周济《宋四家词选》置姜夔于辛弃疾名下表示不满。两条一虚一实，内在脉络相通。周济“情浅”的说法见于《介存斋论词杂著》“姜夔词”条：“稼轩郁勃故情深，白石放旷故情浅。”此外《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中也有类似说法。两处语境相同，均是比较辛弃疾与姜夔的高下，认为姜不如辛。因此问题的关键还是两人的排名。
唐圭璋认为姜夔是与辛弃疾一样的一流大家。《姜白石评传》：“姜白石为南宋杰出之大词家，与辛稼轩、吴梦窗，分鼎词坛，各有千古。……而白石传神于虚，梦窗气潜于内，故人不易知。然学者须知，各人之禀赋不同，环境不同，兴趣不同，故其所表现之作品，亦各有异。”又说：“白石词之高朗疏隽，为词家一大宗，学者诚不可忽视也。”在他看来，姜夔之所以被人忽视，主要是其词“传神于虚”，不容易被感知，更不容易学，难以在普及的层面上获取像辛弃疾一样的盛名。而对于词学家来说，应该了解并正确评价其词学成就，不能忽视其“与辛稼轩、吴梦窗，分鼎词坛”，“为词家一大宗”的历史地位。正是在这一点上，他与周济有分歧。需要指出的是，常州派其它词家，如陈廷焯、谭献等，也都给予姜夔很高的评价，以为其词与周邦彦、辛弃疾各极奇妙。但如唐圭璋这样明确表示不同意周济的观点，提出姜夔是与辛弃疾相同的“词家一大宗”，则非常鲜见。此外，在词的美学情趣、李煜、纳兰容若等人的评价、词的美善合一，以及词的社会功用等问题上，唐圭璋与传统常州词派的观点都有一些差异，表现了他的独立性。当然，这已是另外一个话题。
更进一步，唐圭璋可以跳出常州词派的藩篱，从更高的角度看待常州派、浙西派的优劣短长，正确评价清词的走向。他在《姜白石评传》中指出：“清代朱竹坨倡浙派，过尊南宋，轻视北宋，至以白石为止境；张皋文倡常州派，过尊北宋，轻视南宋，至屏梦窗而不选，此皆门户之见，不可信也。”显然是从浙、常两派之外的角度来看问题，也并没有将自己视为常州派内的人。他在评论蒋春霖时也有相似的话语。他对蒋春霖评价极高，以为其词“精致像清真，峭拔像白石”，并说“论清词以鹿潭为第一，怕也不是我一人之私言吧。”至于鹿潭词的特色与长处，他认为：“他的词确是沉郁悲深，雄浑精警，而清空之气，流走其间……他作词目无南唐、两宋，更不屑局促于浙派和常州派的藩篱。他只知道独抒性灵，上探风骚的遗意，写真情，写真景，和血和泪，喷薄而出。”“独抒性灵，上探风骚的遗意”以及写“真情”、“真性”，均是唐圭璋的一贯主张，他对李后主、纳兰容若的评价也是从这角度出发，但他对蒋鹿潭“不屑局促于浙派和常州派的藩篱”的评价则很有特点，也很符合实际。蒋鹿潭生活在常州词派风行的晚清，但其创作风格却清丽深婉，更具浙派的特点，确实突破了常浙两家的藩篱。而唐圭璋做出如此评价，也说明他自己已跳出常州、浙西两家圈子，从两家之外的高度客观地看问题，表现出一个现代词学家的眼光与胸怀。
此外他对朱祖谋的评价也很能说明问题。朱祖谋为晚清民初最重要的词家，当时词坛的领袖人物。就其词学倾向而言，虽有人称之为“桂派”或者“疆村派”，但本质上还是常州派，只不过他比前、中期常州词派更加重视词的审美功能与文献价值，将更多的精力用到词籍的校勘与词艺的切磋上。从师承的角度看，唐圭璋与朱祖谋还有一些渊源，唐圭璋直接师承吴梅，而吴梅则自言“词得力于疆村遗民”。唐圭璋以为“(朱祖谋)取径梦窗，上窥清真，旁及秦、贺、苏、辛、柳、晏诸家，打破浙派、常州派一偏之见，取精用宏，卓然自成一家。”从“卓然自成一家”的表述看，唐圭璋倾向于“疆村派”的提法，但他认为朱氏“打破常浙一偏之见”，则也可以看出他自己对常州词派的一些理解。
因此，唐圭璋虽然受常州词派理论影响较大。但绝非常州词派，也未被常州词派理论所牢笼。他的这种状态是由他生长的大环境所造成的。他受到现代新式学校的教育，从小学、中师，一直到大学，走的是一条与传统文人完全不同的道路，并亲身经历“五四”，受到多种思想的影响，只不过“在校除开读自然科学及英语以外，特别爱好古典文学”。我们在谈到“五四“后国内词学家的状况时，认为有三种类型：其一是传统词学家。他们持传统的词学观点，孜孜不倦地研究着词的创作规律，心无旁骛。但遗憾的是没有从传统词学中走出来。其二是以胡适为代表的新型词学家。从本质上讲，他们不能算作专业的词学家。其三是以夏承焘、唐圭璋、龙榆生为代表的现代词学家。他们继承了传统，有相当扎实的词学功底。却又不拘泥于传统，有一种不断接受新观念，创造新事物的欲望和能力。他们既能熟练运用传统词学的考证方法和点评方法，又能以现代的分析方法和实证方法来研究词。他们是带着传统词学精华冲出旧的营垒去创建新的阵地的新一代词家。在这三类词学家中，第三类代表着中国词学的希望。中国传统词学的现代化转型，最终在他们手上得以完成。唐圭璋继承并突破常州派的意义与价值，主要即在于此。
总之：唐圭璋词学源于常州派，并深受其影响；但最终又突破其藩篱，融入时代因素，形成自己的特色。在中国传统词学的现代化进程中。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责任编辑：陆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