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银行徐州青山泉支行运营主任卷走客户承兑汇票后消失，涉案金额达1.6亿元。2011年下半年发生在徐州的这一事件，近日有了新的进展，各方正在激烈博弈之中。当地商界人士认为这仅仅是当地狂热的高利贷乱象之一。
农业银行徐州青山泉支行运营主任卷走客户承兑汇票后消失，涉案金额达1.6亿元。2011年下半年发生在徐州的这一事件，近日有了新的进展，各方正在激烈博弈之中。当地商界人士告诉记者，这仅仅是当地狂热的高利贷乱象之一。
连日来，遭受损失的企业主围住农业银行在当地的支行讨债；此前的1月17日，2名犯罪嫌疑人李荣夫、范金光分别以诈骗罪和以非法经营罪被当地警方移送贾汪区人民检察院起诉。
李荣夫、范金光此前分别任中国农业银行徐州青山泉支行的运营主任和大吴支行副主任。事发后，农业银行方面已经与之解除劳动合同。
2011年10月，徐州市公安局贾汪分局经侦大队陆续接到三十余人的报警，称将承兑汇票交给农业银行，要求其给兑付，对方当事人却消失了。数日之后，两人被警方找到并被刑事拘留。
事件背后是民间高利贷的资金链断裂。徐州警方的表述称，经查：涉及报警人共38人，将承兑汇票200余张、共l亿余元交给李荣夫、范金光要求兑付，李荣夫将票通过他人兑得现金后，将款还给上一家交给他票据的人，造成了目前报警人的损失。另查明李荣夫向他人借贷款6000余万元用于支付票据款和高利息，并将其中一部分钱用于个人炒股，造成约1.6亿元的损失。
而徐州银监分局表示，根据2011年案发时了解的情况，主要是在票据转让、贴现过程中与民间借贷资金链条出现断裂，导致案件最终暴露。
徐州一位企业界人士告诉记者，上文所说“李荣夫将票通过他人兑得现金”，“他人”即社会上的投资公司。这些公司在徐州极为普遍，核心业务就是勾兑银行贷款和放高利贷。
“挂牌的没挂牌的投资公司，徐州总共有1000家左右，光新沂(徐州下属县级市)一个地方，就有超过100家。我们做生意这么多年了也就开个四五十万元的车，他们很多人搞一两年就开上百万元的车子。”他说，投资公司这几年在徐州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
上述人士称，徐州很多农村金融机构和小型金融机构核心业务都是围绕“放高炮”(放高利贷)展开。其“吸储”利息，可以达到年息8％-10％，甚至更高。对外放贷，除了国家法定的4倍利率之外，还要加上各种手续费，年息往往高达36％。最疯狂的则是“5分息月付”的方式，利滚利，一笔资金每年最高能获得70％以上利息收入。这种现象几年来很普遍，去年银根紧缩，银行贷款困难，这种现象更是火上浇油。
在如此疯狂的高利息之下，资金链断裂、崩盘也就不足为奇。在新沂。去年年底就先后有鄂尔多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东阳集团等资金链断裂事件。
上述人士告诉本报记者，到公安机关自首是跑路老板的最佳选择，因为自首之后，利息将会按照法律规定重新计算，欠债者不必再背负疯狂的高息。据他了解，徐州官方目前已经介入处理一些民间高利贷纠纷。
耐人寻味的“资金流”
徐州案不是个例，2011年的浙江更具代表性，调查中记者发现高利贷融资的链条里，银行业主动或被动地扮演着极为微妙的角色。
而所谓的担保公司的资金来源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民间的集资，包括从企业实体经济里转移过来的资金、社会的闲散资金等；二是通过各种方式渠道从银行流出来的资金。
接受采访的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民间资本充其量是很小的一部分，大部分是银行流出来的钱。”甚至有人认为，银行的钱占到80％以上。
当然，这种说法只是一种经验，并没有经过严格的考证。
关于担保公司如何从银行获得低息贷款，再以高利流进地下融资市场，在浙江的民间，可以给你提供多种答案。例如，虚构项目从银行套取低成本资金；又例如，对那些贷款方案获批但银行没有额度的业务，介绍资金到银行存款，增加银行的存款基数，然后银行放贷出来等等。
其中，有一种流出方式，看起来很顺理成章，却又不费力气。
陈永是浙江一家农业高科技企业的老板，企业资产已经达到10多个亿，经营状况良好，从银行获得的授信有3个亿。虽然他也正一门心思地要把企业再推上一个台阶，但是，“假如融资市场按目前的态势继续发展下去，我也会适当地投资高利贷市场。这个太诱人了，不用干活了。”
他算了一笔账：从银行贷出来1个亿，5000万用于企业发展，再将5000万拆借出去，以年利率50％算，就有2500万的利息。“我从银行总共贷了1个亿，付给银行才600万利息，光利息我就赚了1900万。”
很多融资能力较强的企业，事实上就是这么干的。记者采访中，接触到不少这样的案例。例如，有一家食品企业，从银行贷出了3000万，500万投入企业生产，2500万流向了高利贷市场。
“这比工厂的利润大多了，不必苦兮兮地扩大生产规模，3个月就能赚取超过工厂一年的收入。”张自强告诉记者，在这种畸形的利益分配之下，实体的企业已经成为高利贷市场从银行融资的平台，流动资金贷款再次进入融资链条，不断给高利贷市场补充血液。
业内人士坦言，这种情况确实存在，但不是主流。“因为银行的资金便宜，国家基准利率和民间借贷之间存在利差，在利益驱动之下，企业会拿出一部分资金以高利放给那些得不到银行资金的中小企业。”
他认为，这与银行的监管失职相关。
为此，银监会专门出台了“三个办法一个指引”(固定资产贷款、流动资金贷款、个人贷款管理办法及项目融资业务指引)。
但监管的效果并不明显
业内人士分析：按照正常的贷款通则，贷款必须按照借款合同约定的用途去使用，例如约定购原材料就得拿去购原材料。“但如果他是提现的话，你就没办法监管。北京、上海提取三五百万现金可能很困难，但在我们这边很方便。每个银行机构的现金都放得很多，现金监管几乎不可能。”
根据合同的约定，银行有监管的权利。但作为权利，这意味着可以放弃行使。
站在银行的角度，最重要的是风险防范，只要抵押物和赢利状况都没有问题，最终钱流向何处，不是它最关心的。
不只是上述中等规模的企业，许多融资实力雄厚的集团公司旗下都有担保公司或投资公司，利用银行资金做拆借业务。
然而，高回报之下是否隐含着高风险?
“表面上看是这么回事，但在较为成熟的运作下，风险出现的几率和暴利的几率三七开都不到，风险也就在20％左右。”
陈永说，在浙江，像他们这样的企业，银行贷款到期了，再困难也绝不拖欠银行一分钱。“实在没钱了，向高利贷借，先还银行，等银行放款出来，再还高利贷。”
此情形之下，高利贷赚的就是这样一个时间差。假设企业要还银行钱，还缺2000万元，向高利贷借。“还给银行的钱不一定能再贷得出来。但很多担保公司就有这样的本事，他可以知道哪些企业需要钱还给银行，还可以确定银行是否会再次贷款给企业，甚至他可以确定哪一天贷出来，出现在哪个账户上。你还认为这会有高风险吗?”在陈永看来，高回报之下，实际上承担的是低风险。
“担保公司收利息的时候基本上没发票的，都要企业去洗钱，这又是一个恶性循环。”
虽然很多借了高利贷的老板还不出本金就跑了，但实际上，在还回本金之前，利息可能已经回本了。即使亏损，也不大。
“几乎所有稍成规模的担保公司都有银行力量的介入，大家都心知肚明，如果银行不介入，这一切无法做到。”张自强说，在浙江，这是公开的秘密。
此次，民间借贷的繁荣出现了新态势。张震宇这样总结了近期温州民间融资出现的两个新特点：一是民间融资形式呈现组织化；二是民间融资流向呈现投机性。
可以确定的是，民间借贷的资金规模在大企业、大集团和银行等各种力量的参与下，规模不断壮大，并且向组织化和集团化发展。
根据企业老板们的估计，浙江民间金融流动的资金规模或许已经接近3万亿。
“以温州为例，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长周德文曾向媒体估算，温州的民间金融资金规模有8000亿元。”
针对周德文提供的这一数据，温州当地一位官员认为这是“胡说”，该官员表示，温州地下钱庄并没有想象的那样严重，对于中小企业钱荒现象，“政府正在积极商讨对策”。对于温州民间金融资金的规模到底有多大，接受记者采访的政府部门和人员均保持缄默不语，这，最终成为了一个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