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我国农民工的数量极其庞大，广州地区是我国农民工重要的集散地。广州地区农民工的政治信任呈现出三大特点：政治信任的水平与信任客体的层级正相关、政治信任的认知基础比较模糊和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信任度较低。这一状况容易导致广州地区农民工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为此，我们需要采取以下措施来提升其政治信任度：提高农民工的工资水平，拓宽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渠道，加强对农民工信任网络的整合，发挥电子媒介的政治传播功能。
关 键 词：农民工；政治信任；广州地区
中图分类号：Ｆ３０４．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７－８２０７（２０１２）０３－００６４－０５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０１－０８
作者简介：唐斌（１９７８―），男，湖北石首人，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政法学院讲师，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政治学理论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政治学理论、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
基金项目：本文系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二五”规划２０１１年度课题“广州地区农民工政治信任状况的实证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１１Ｂ３１；受广东技术师范学院科研创新团队项目“中国经济转型背景下的劳动关系与社会保障政策”资助。
一、概念界定：政治信任
概念是科学研究的前提。在如何界定信任的问题上，大多数信任的研究者都将信任置于风险和期望考量的基础之上，认为信任首先是一种具有风险的心理活动，信任者将自己的利益寄托在被信任者失信的风险中。如科尔曼认为，“信任一词表示做决定时必须充分考虑风险因素……信任意味着委托人把某些资源给予受托人，使受托人利用这些资源为自己谋取利益。”［１］（ｐ９１）查尔斯?蒂利将信任视为一种态度、一种当事人与实践活动的关系，“信任是把利害攸关之事置于他人的失信、失误或失败的风险之中，而信任关系则意味着常规化地承担了这种风险。”［２］（ｐ１５）其次，信任中包含着一定的期望，信任者期待被信任者能够基于被信任者的利益考虑去做或不做一定的行为。卢曼在其著作《信任：一个社会复杂性的简化机制》中将信任的功能描述为社会复杂性背景下的一种简化机制，“其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指的是对某人期望的信心。它是社会生活的基本事实。”［３］（ｐ３）德国洪堡大学政治学教授克劳斯?奥弗则认为，“信任是关于期望他人行为的信念。这一信念是指（某些类型的）其他人将做某些事情或克制做某些事情的可能性。”［４］（ｐ４４）政治信任是信任在政治领域的特殊表现，遵循以上学者的分析路径，本文认为，政治信任是一国公民在一定政治认知和判断的基础上，相信其将自身利益置于该国政治权力机构未来行动之中的期望能够得以实现的一种政治信念。政治信任包含着两个维度：一是对政治权力机构能力的信任，即相信该国政治权力机构能够以良好的绩效来回应和满足该国公民的需求，二是对政治权力机构责任感的信任，即相信该国政治权力机构会在能力范围之内尽可能地回应和满足民众的需求。
二、研究意义与样本选择
美国著名政治学者戴维?伊斯顿在《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一书中将民众对政治系统的支持视为政治系统存续的不可或缺的心理条件，他认为，民众对政治系统的支持按其表现形式可以分为隐性支持与显性支持，隐性支持是显性支持的基础，显性支持是隐形支持的外化，“支持的行为并不是可观察到的外在行动。一个人可以保持一种支持某个人或某个目标的心态。如果你愿意，你可以把它叫做内在的行为模式，它是形成某种态度、性情或者是一种以某个人的名义采取行动的能力等方面的心理取向。”［５］（ｐ１８５－１８７）政治信任属于隐性支持的范畴，在一国政治发展中发挥着黏合剂的功能。政治系统若能够赢得民众高水平的信任，政治系统的改革就能够获得较大的空间；相反，若该政治系统中弥漫着民众的猜疑，那么任何细微的改革措施都会被民众视为剥夺其利益的工具而予以拒斥和反对，政治系统必然会在僵化中趋于解体。政治信任的价值自古以来便得到了人们的高度重视，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就曾对政治信任的价值有过深刻的论述。在《论语》中，“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６］（ｐ１４４）这段对话的大意是：子贡问孔子如何治理政事。孔子说：“要使粮食充足，军备充足，百姓信任政府。”子贡说：“如果不得不去掉其中一项，那么在这三项中先去掉哪一项呢？”孔子说：“去掉军备。”子贡说：“如果不得不再去掉一项，那么在剩下的两项中应先去掉那一项呢？”孔子回答说：“那就应先去掉粮食。自古以来人都是要死的，但没有了百姓的信任国家就不存在了。”可见，对国家的治理而言，孔子认为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是最具根本性的。
农民工是中国大陆特有的词汇，是我国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出现的一个社会群体。农民工这一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农民工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在本地乡镇企业就业的离土不离乡的农村劳动力，另一部分是外出进入城镇从事二、三产业的离土又离乡的农村劳动力；狭义的农民工仅指后一部分人。笔者正是在这一层面上来使用这一概念的。据国家统计局２０１０年公布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２００９年我国共有１．４５亿外出务工的农民工，其中１６到３０岁的新生代农民工将近１亿。［７］２０１０年全国农民工总数达２．４２亿人，其中外出就业１．５３亿人。［８］广州是我国农民工主要的集散地之一，拥有数量十分庞大的农民工群体，政治信任是一国政治系统稳定有序运行的心理基础，开展广州地区农民工政治信任状况的实证研究，有利于发现广州地区农民工政治信任的特点与存在的问题，进而可以有针对性地提出增强广州地区农民工政治信任水平的措施，为我国改善农民工政治信任的状况提供有益的启示。本研究采取问卷调查的方式，２０１１年１月和２０１１年８月在广州市天河、海珠、白云、黄埔、花都和番禺六区１５家大型工厂的员工宿舍发放调查问卷１５００份，问卷中有关政治信任的问题都给出了四个选项：非常信任、比较信任、不信任和非常不信任。回收问卷１３７８份，问卷回收率９１．８７％。在回收的１３７８份问卷中，８０后新生代农民工的问卷１１４７份，占全部回收问卷的８３．２４％。
三、广州地区农民工政治信任的特点
（一）政治信任的水平与客体的层级呈正相关
政治权力机构是政治信任的客体。调查显示，广州地区农民工对不同层级政府的信任度呈现出非均衡的状态：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最高（选择非常信任和比较信任的人数占８７．４７％），对省级政府的信任度其次（选择非常信任和比较信任的人数占７１．７９％），对县级政府的信任度再次（选择非常信任和比较信任的人数占５５．２１％），对镇政府的信任度最低（选择非常信任和比较信任的人数占４７．５４％）。不仅如此，由于镇政府是与农民工打交道最多的一级基层政府，本调查进一步区分了户籍所在地的镇政府和工厂所在地的镇政府，调查结果显示，对户籍所在地镇政府选择非常信任和比较信任的人数比对工作所在地镇政府选择非常信任和比较信任的人数高出２．９７％。从以上结果我们可以得出两点结论：一是广州地区农民工对不同层级政府的信任度呈现出不同的水平，基本的规律是政府的层级越高，可信度就越高；政府的层级越低，可信度就越低，这与国内已有政治信任调查显示的“央强地弱”层级差结果相一致。二是广州地区农民工对户籍所在地的镇政府和工作所在地的镇政府的信任度也呈现出较大的差异，对前者的信任度明显高于后者。
（二）政治信任的认知基础比较模糊
对政治权力机构可信程度的理性评价，必须建立在对该机构一定程度政治认知的基础之上，否则表现出来的就只会是一种盲信或者无端的怀疑。盲信在短期内对维持政治系统的稳定或许是有利的，民众往往会沉湎在政治领袖的个人超凡魅力或者政治权力机构的宣传与蛊惑之中，对政治系统灌输的理念与价值不假思索地全盘接受，但长期来讲，对政治权力机构的盲信会使得民众丧失政治发展所需的合理批判精神；无端地怀疑与合理的不信任不同，合理的不信任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助推剂，能够促使政治权力机构采取种种改革措施来消弭这些不信任，无端的怀疑则是没有任何根据地怀疑一切，对政治系统的任何作为都表现出猜疑与不合作。由此可见，政治发展中的盲信和无端的怀疑都有碍于一国的政治发展，而理性的政治信任则必须以对政治权力机构及其输出程度的认知为基础。本次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广州地区农民工的政治认知比较模糊，如在“我国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是：Ａ、全国人大，Ｂ、国务院，Ｃ、国家主席，Ｄ、全国人大常委会”一题中，正确选择“全国人大”的只占３２．１５％；在对“我国是一个（ ）的国家。Ａ、一党专政，Ｂ、两党制，Ｃ、多党制，Ｄ、一党领导下的多党制”的回答中，选择“一党领导下的多党制”的只占３７．４１％。政治认知的水平是长期政治社会化的结果，造成上述状况的原因一方面在于大部分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比较低（回收问卷显示，具有高中、中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民工只占到４３．３５％），另一方面在于农民工获取政治信息的渠道非常有限，平时没有条件通过报纸、电视等权威渠道来获取较多的、准确的政治信息。
（三）新生代农民工政治信任感较低
２０１０年１月３１日，在国务院发布的２０１０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 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首次使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提法。新生代农民工大多上完初中、中专、职高以后就进城打工，基本上没有务农的经历，甚至连基本的农业常识都很缺乏。总体而言，新生代农民工以“三高一低”为特征：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信任感较之于上一代农民工相对较低：如在“你是否信任中央政府？”一题中，新生代农民工选择“非常信任和比较信任”的比例较之于８０前农民工低了３．１３％；在“你是否信任你工作所在地的镇政府？”的回答中，新生代农民工选择“非常信任和比较信任”的比例较之于８０前农民工低了３．２７％。之所以如此，是因为８０后新生代农民工与上一代农民工到城市打工的期望不同，上一代农民工到城市打工的初衷是能够赚钱养家糊口、回家盖房子，他们大多将自己定位为城市的过客，并没有想着在城市扎下根来；而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务工的初衷有了显著的改变，他们进城务工的初衷基本上不是为了解决温饱的需要，而更多地是将流动视为改变生活方式和寻求更好发展的契机，希望在城市里买房成家，能够真正融入城市。政治信任是主观期望与客观满足比较的结果，其水平的高低既取决于政治信任客体的表现，也取决于政治信任主体的期望，怀有更高期望值的新生代农民工一旦感受到融入城市的艰难时，政治信任上呈现出的相对差异也就在所难免了。
四、群体性事件频发：广州地区农民工政治信任现状的影响
群体性事件是指由某些社会矛盾引发，特定群体或不特定多数人为维护自身利益或发泄不满而临时聚合形成一定规模的群体，通过静坐、非法聚集、围堵等方式，向有关机关或单位表达意愿、提出要求的行为。处于转型期的当代中国群体性事件数量呈上升之势，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１５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２００９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透露：全国群体性事件在２００５年一度下降，但从２００６年起又开始上升，２００６年全国发生各类群体性事件６万余起，［９］２００７、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都超过了９万起。［１０］近年来，广州地区的群体性事件也呈现出多发之势，这其中以农民工为主体的群体性事件影响尤为重大，这些群体性事件呈现出以下三个方面的特征：⑴大多以讨薪为起因。广州地区农民工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原因大多以农民工讨薪为导火索，当其发现个体的力量难以向工厂老板要到工资后，为引起政府的重视和媒体的关注，他们转而采取静坐、堵路、在政府所在地非法聚集等形式来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⑵参加人数众多。广州地区农民工的数量庞大，大多集中居住在工厂宿舍或城中村，一旦发生有关农民工的群体性事件，参加的人员会在短时间内迅速聚集增加。加上许多农民工对事件产生的真相缺乏准确的信息，容易在一些别有用心者的煽动下作为非直接利益相关者加入到群体性事件之中。⑶破坏严重。农民工在社会中居于弱势地位，法律意识比较淡薄，长期积累下来的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的怨恨很容易在群体性事件中转化为打、砸、烧等非理性的暴力行为，如２０１１年６月的“新塘事件”造成多辆警车和私家车被损坏。农民工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与农民工政治信任感的缺失有关，农民工由于其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制度化利益表达的渠道十分有限，加之有关政府部门对农民工利益的保护不够重视，导致农民工在日常的政治体验中容易形成较低的政治信任感，认为政府部门都是保护有钱人的，工厂所在地的基层政府都是偏袒本地人的。在这种政治思维的支配下，农民工一旦遇到工资拖欠、粗暴执法造成利益受损的情况，他们首先想到的不是通过向法院起诉、申请调解等制度化的渠道来寻求救济，而是设法召集一些同在一地打工的亲戚、同乡、朋友等采取群体聚集的形式进行抗争，以此博得舆论的同情并向政府施加压力。
五、提高农民工政治信任的建议
（一）逐步增加农民工的收入
政治信任水平的高低总是与自身的收入状况相联系的。埃里克?尤斯拉纳认为，“信任取决于经济平等”，［１１］（ｐ３１１）他进而阐释了经济平等与信任之间的因果关系，“那么，为什么有些国家就比另外一些国家更具有信任感呢？就像在美国一样，信任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是经济不平等的程度……一个国家的财富分配越是均衡，这个国家的人民信任根据就越高。”［１２］（ｐ２９６）实际上，埃里克?尤斯拉纳对社会信任的分析同样也适用于政治信任领域。美国社会学家斯托弗等人在《美国士兵》（１９４９）一书中提出的“相对剥夺感”这一概念很好地揭示了收入悬殊与政治信任感流失之间的因果逻辑：相对贫困产生相对剥夺感，相对剥夺感导致对政府的怀疑与怨恨。广州市现在的最低工资标准为１３００元（番禺区、花都区、南沙区、从化市、增城市为１１００元），本次问卷调查显示广州地区农民工的平均工资水平为２１５０元。由于珠三角近几年“用工荒”的缘故，大部分工厂都通过提高工资待遇来吸引农民工，使农民工的工资水平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但在整个社会结构中，农民工的工资水平与其工作的强度仍是不成比例的（本次调查显示，９４．３９％的农民工认为在广州打工比在老家务农强，但７９．２７％的农民工认为自己的收入与付出不成比例）。据广州市统计局和国家统计局广州调查队２０１１年４月７日发布的《２０１０年广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２０１０年全年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３０６５８元。［１３］从以上两组数据的对比中我们可以发现，广州地区的农民工和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仍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这种差距会诱发农民工相对剥夺感的产生，因此，要提高农民工的政治信任感，首先需要不断提高农民工的工资水平以缩小其与其他社会阶层间的收入差距。
（二）拓宽农民工政治参与的渠道
政治参与是一国普通公民以个体或集体的形式，通过合法的渠道，向有关权力机构表达利益诉求的行为。政治参与是一国政治发展的重要衡量维度。美国政治学家科恩认为，“民主决定于参与――即受政策影响的社会成员参与决策。”［１４］（ｐ１２）亨廷顿也指出：“区分现代化国家和传统国家，最主要的标志乃是人们通过大规模的政治组合参与政治并受到政治的影响……因此，政治现代化最基本的方面就是要使全社会性的社团得以参政，并且还需要形成诸如政党一类的政治机构来组织这种参政，以便使人民参政能够超越村落和城镇范围。”［１５］（ｐ２８）某一特定主体的政治参与水平受到各种条件的制约，这些条件包括政治参与主体的政治效能感、责任感、受教育程度、经济地位等，其中，政治系统为其提供的政治参与渠道的多寡是将这一群体政治参与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的重要制度性因素。农民工属于社会的弱势群体，政治参与的渠道极其有限，致使其经常无法通过制度内的渠道来合法地表达其利益诉求。美国著名政治学教授罗素?哈丁采取理性主义的立场，认为信任是暗含着利益的，信任主体对信任客体的信任归根到底是由于其相信客体能够合理地保护或者增进其利益。农民工无法通过正常的政治参与渠道向政治权力机构寻求利益的保护，势必会导致农民工政治信任感的流失。为此，我们必须不断拓宽农民工政治参与的渠道，一是增加农民工代表在工作地基层人大代表中的比例，以使基层人大能够切实发挥表达和维护农民工利益的功能；二是提高基层政府与农民工代表协商的制度化水平。基层政府在制定有关农民工利益的政策过程中，要加强与农民工代表的协商，让农民工的利益与各方利益在平衡中得到保护。
（三）加强对农民工信任网络的整合
信任网络是查尔斯?蒂利在《信任与统治》中分析民主化条件的一个核心概念，他认为，“信任网络由网状的人际关系所构成，由强大的人际关系纽带所凝聚，信任网络的成员将弥足珍贵、利害攸关的资源和长期的事业，置于其他成员的失信、失误或失败的风险之中。”［１６］（ｐ１５）查尔斯?蒂利将国家政权对信任网络的适度整合视为民主化的一个必要条件，而将信任网络与国家政权的隔绝视为民主化的障碍。本次调查发现，农民工对信任网络的依赖程度比较高，在回答“当你与别人发生冲突时，你会向（ ）寻求帮助。Ａ、派出所，Ｂ、同学，Ｃ、老乡，Ｄ、亲戚”一题中，８９．７２％的农民工都选择了后三者。本次调查显示，６９．２９％的农民工第一次来广州打工是由他们的亲戚、同学、老乡等介绍而来，这一比例在新生代农民工中更是高达７５．３２％。同处异地他乡的地缘因素让这些身份关系在随后的生活中通过互助的形式得以加深，特别是老乡的人数会像滚雪球一样不断地扩大，介绍新工作、借钱暂渡难关、找人出气等事务也会逐步转向这些不断扩大的信任网络之中。这些信任网络的存在一方面有利于网络成员之间互信的增长，另一方面也可能导致信任网络成员政治信任感的流失，因为这些成员在个体利益受损时，首先考虑求助的对象不是权力机构，而是通过自己所属的信任网络以非制度化的途径来解决，政治权力机构逐步成了信任网络成员一个信任虚置的对象，不到信任网络实在处理不了时，决不求助于公共权力。因此，要提高农民工的政治信任水平，必须加强对存在于农民工之中的信任网络的有效整合，使得这些信任网络的发展与政治系统保持方向上的一致，而不是游离于制度的框架之内与政治系统的发展方向背道而驰。
（四）发挥电子媒介的政治传播功能
政治信任是信任主体对信任客体能力与责任感的一种主观的评价，这种评价是建立在一定水平政治认知的基础上，而认知的基础便是通过各种渠道收集来的政治信息。农民工由于受工作时间、交往对象和经济状况等方面因素的限制，其政治信息获取的途径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是政治信息在亲朋好友中以口耳相传的方式传递。这种口耳相传的政治信息传递方式存在以下两方面的缺陷：一是政治信息的来源不可靠；二是容易造成政治信息传递的失真，由此导致在农民工中流传的政治信息包含着较多的政治谣言成分。第二种途径是依靠手机和网络等现代化的电子传媒。在本次问卷调查中，７０．０３％的新生代农民工都开通了手机上网功能，其中，５４．３４％的新生代农民工每天都会通过手机浏览当日的社会新闻；３８．６７％的新生代农民工平均每周上网一次，浏览社会新闻的时间平均为１．２小时。所以，要消除农民工中由于政治信息口耳相传方式带来的负面影响，必须充分发挥手机、互联网等现代电子媒介的政治传播功能。一方面，应及时公布有关社会热点事件的真相，增进政治权力机构与民众间的双向沟通，对社会上流传的政治谣言予以澄清；另一方面，应多发布正面的政治信息，以提升权力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在农民工心目中的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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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高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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