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岁的罗崇敏说自己最成功的就是当官，最不成功的就是官没有当大。停顿了几秒钟，他又特意在后半句加了“也许”二字。 近几个月来，云南省教育厅厅长罗崇敏的生活一直没消停下来。这一切，源于他此前“石破天惊”的举措――从2012年开始，云南省取消统一中考。
新浪微博上，搜索“罗崇敏”，质疑和攻击的言论并不鲜见：“罗厅长，你不能拿孩子做垫脚石！”“罗厅长，你有没有从学生的角度看待过自己的‘改革’，换个名字的中考，增加4门考试的减负，突如其来而毫无缓冲准备时间……”
而同样在微博上，那个ID为“罗崇敏”的认证用户似乎对这一切熟视无睹，依然淡定地发着“哲思启智”，聊着狄更斯、乔布斯、奥巴马和普京，时不时传上幅国画供大家鉴赏――接受记者采访时，望着被风吹得哗哗作响的书，他会随口背出“春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吟罢兀自大笑。说到诸多质疑，他亦会眉头紧锁，沉默片刻，低声说，“他们的不理解，我要理解”。
从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州委书记到云南省教育厅厅长，罗崇敏始终以强势的“改革官员”姿态出现在公众视野，且愈挫愈勇。
在红河，他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在全州13个县推行乡党委班子直选；他搞户籍改革，让城乡居民自由迁徙。到云南省教育厅后，他先让全体干部竞争上岗；在全省部分地区试点“基本普及13年教育”；又提出校长公选、教师全员聘用等制度；甚至给温家宝总理写信，要求在云南全面实施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
而今，59岁的罗崇敏偶尔还会“聊发少年狂”。他说自己最成功的就是当官，最不成功的就是官没有当大。停顿了几秒钟，他又特意在后半句加了“也许”二字。
“他的强势，是公认的”
云南教育报刊社副社长黄云刚到报社工作十几年了，罗崇敏是他接触最多的一任厅长。
“他这个人，想好了，就下决心去做。”黄云刚记得，罗崇敏2008年1月到教育厅当厅长的第一件事，就是翻新办公环境――大门口的广场被开辟出来；所有办公室的门被统一换成朱红色，墙壁也粉刷一新；楼下的保安撤了，进门无需登记；工作时间，办公室的门必须敞开。
彼时，教育厅工作人员的住房问题还没解决，新厅长一来，就先把钱花在整修办公楼上，这让有的人心里不那么痛快。
更让少数人“不痛快”的事随即而来。“新官上任”的罗崇敏把在红河州搞的公推直选搬到了教育厅。
2008年4月，全体党员直接投票选举厅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兼纪委书记、厅机关党委副书记。罗崇敏回忆，那次，一年近九旬的离休干部愤然指出，“这是违反党章，我不参加”，然后拂袖而去。
这次人事制度改革中，年满55周岁以上的原处级干部，将改任非领导职务。
“中国这个社会，在不在实职上，别人待你的态度是不一样的。”2008年被“一刀切”下来后，老处长李云芳改任调研员，在厅里继续上班，“当时有些人肯定有想法，但基本还是识大体的”。
次年春节，罗崇敏特意请被“一刀切”下来的老处长们吃饭，席间，他送给大家每人一套西装。
“罗厅长说话算话，兑现了承诺，老处长们基本上解决了副厅巡视员的待遇。”张国华副巡视员说。
不时打出的“温情牌”似乎没能改变罗崇敏“铁腕、强势”的形象。
“他的强势，是大家公认的，也是在这个位置上必须的。”云南省教育厅副厅长王建颖说。
“在他这个年龄，应该是‘收’的，可他还是在‘放’。”云南省高校工委副书记陶晴挺佩服罗崇敏，“他干什么都快，吃饭快、走路快、思维快。跟他一起出差，都不敢穿高跟鞋。”
除了“三快”，罗崇敏还有三个“不带”――调研不带包、不带杯、不带纸和笔。他坚持站立式讲话，甚至讲话稿都自己写，搞得下属们苦着脸开玩笑说，“罗书记，我们辛辛苦苦准备了几天的讲话稿，您就用了三个字，‘同志们’”。
与仇和有共同语言
同被列入“强势官员”，又同在一个城市，罗崇敏和前昆明市委书记、现云南省委副书记仇和颇有些惺惺相惜。
几乎每次，罗崇敏的讲话，仇和都发通知要求大家学习。罗崇敏则对身边的朋友说，“你们不要去怀疑仇和，要支持他。他的责任心、意志力和激情，是很多人没法比的”。
“我和他很有共同语言，都有意志力，都是快节奏。”罗崇敏说。
2008年，罗崇敏上任伊始，打算在各类学校中搞“三生教育”（生命教育、生存教育、生活教育），让学生“珍爱生命、学会生存、幸福生活”。
“哎呀，这个会不会是宗教教育，会不会影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某领导的疑问让罗崇敏啼笑皆非。
这一次，最鲜明表示支持的还是仇和。
彼时，中央电视台刚刚播出了“三生教育”的节目。仇和在车上打电话给罗崇敏：“我昨天看了那个节目，一晚上睡不着啊。‘三生教育’不光学校要搞，全社会都要搞啊。你赶紧过来给我们这儿科级以上的干部讲讲课！”
2008年年末，《人民日报》将云南开展“三生教育”的情况，以内参形式呈递高层，获得肯定性批示。目前，“三生教育”教材成为云南第一本自主知识产权的教材，已在20多个省份落地――该教材由罗崇敏亲自编写，但稿酬分文未取。
“这不是改革，是回归”
“厅长是个好人，但某些改革，我还是持保留意见。”云南省教育厅的一位工作人员坦言。之前，也有人当面说过罗崇敏“太理想化”。
“要做引领者，不能做迎合者，”罗崇敏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搞教育，没点儿乌托邦的精神怎么行？”
而眼下最热议的中考改革，在罗崇敏看来，更多的是回归。
刚到教育厅时，罗崇敏只是把重点放在了“减负”。他特意查了从毛泽东以来历届国家领导人的讲话，其中讲减负讲了100多次，文件发了七八十回，但学生学业负担却越减越重。
“谁补了课我就让谁下课！”罗崇敏在一次全省的教育工作会议上拍了桌子。很快，近20名中学校长因减负不力被免职。
但抓了半天减负，罗崇敏发现，学校的“负”减了，校外的补习班反倒更加“热闹”。
“教育体制里很重要的是教育评价，我们高考和中考的‘指挥棒’则在指挥着学生和老师专攻考试之术。”反复调研、论证后，罗崇敏提出，2012年，全省取消统一中考，取而代之的是，以学生在校3年的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和综合素质评价成绩作为录取依据，“变一次考为多次考”。这样一来，学业水平考试由原来的7门增加到13门，音乐、美术等课程将被列入。
“这其实是一种回归，让被异化的教育回到本真上、常识上来，并不是标新立异。”罗崇敏感叹。
“可问题是，被异化多年的教育，像是匹脱缰的野马，能不能拉得回来？”云南省教育厅大学生部部长魏宏有些疑虑，“但有争议是好事，说明改革触及到教育的本质了。”
“质疑最多的是把综合素质纳入总成绩，”昆明一中副校长高富英透露，“这方面缺乏一个刚性的评价，在操作过程中难免会掺杂一些人为因素。”
据透露，这一改革触及到了不少重点初中的利益。由于这些学校的师资力量主要集中在以往中考的7门课上。取消统一中考，意味着考试难度降低，其优势也不再明显。
“这件事，表面上是学生和家长在骂我，实际上是校长和老师在背后骂我。”几千人的电视电话会议中，罗崇敏说。
事后，有省领导诘问：“这么大的动作为什么没有打报告？”罗崇敏明确表示，这是教育内部的改革，是教育部门应该履行的责任。而他自己，只是一个执行者。
“以前在地州，决策权在我，我可以轻易调动各种力量来改革。现在决策权不在我，我需要调动和协调其他部门。”罗崇敏坦言，相比之下，在教育厅的改革比红河难得多。
即便如此，他还是笃信《易经》里的“革卦”：“革，不震，吉”。任何变革，不产生社会震荡，都是好的。
“你们拿纳税人的钱，办不好咋办”
“不管在红河还是教育厅，我坚持那么几条原则：一是以人为本，二是公平公正，三是市场取向，四是发展至上，五是和谐稳定。”罗崇敏语速很慢，三个小时的采访下来，他一丝不苟地保持着90度的坐姿，几乎没有喝过水。
他说自己从20多岁起，穿中山装，风纪扣就一直扣着，从不马虎。到教育厅后，一次省里开会，会议通知上注明“便装出席”，罗崇敏仍然坚持穿西装、打领带。
另一个同样坚持几十年的，则是罗崇敏永远大敞的办公室房门，书记、省长可以进，干部职工可以进，上访户亦可以进。这样的习惯源自罗亲身所受的冷眼。
1984年，罗崇敏还是玉溪市江川一中的炊事员。这年冬天，学校一位老师去世。校长让罗崇敏借辆车，把死者家属接过来。
32岁的罗崇敏第一次进县政府。经介绍，找到办公室主任。推门进去，主任光着脚、跷着腿坐在沙发上。
“你是哪儿的？”主任上下打量着罗崇敏。
“江川一中的。”罗崇敏说明来由。
“你是做什么的？”
“炊事员。”
“这事是你管的吗？没有车，没有车！”主任把罗崇敏赶出办公室。
28年后，罗崇敏清晰地记得主任的每句话、每个表情。
“消除歧视”，也是罗崇敏行事的一条原则。在教育厅，罗崇敏发现民办学校和公办学校地位悬殊，立马把“社会力量办学管理处”改为“民办教育处”。在他看来，去掉“管理”，就是“消除歧视”，“民办不是后娘养的，公办民办都需要管理”。
四年下来，用罗崇敏的说法，“民办来一个我批一个，还可以开绿灯，先批再慢慢完善”，而审批通过的新建公办高校数量为零。有人问罗崇敏，新建公办高校为何审批遇阻？罗反问：民办是拿企业家钱办教育，你们拿纳税人的钱，办不好咋办？
“无非就是州委书记的帽子拿掉”
在红河，自上而下的改革显然来得更为“暴风骤雨”。
而今，说起2004年～2007年他在那里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7项改革，罗崇敏仍然抑制不住地兴奋。
2004年，公推直选的试验点最初定在石屏县。事前，有人提醒，要不要先跟上面汇报？罗崇敏不肯，“一汇报估计就弄不成了，先干再说！”他严令封锁消息，只有州内媒体可拍摄存档，但一律不得报道。
直选刚搞完的前几年，罗崇敏低调地回绝了一切采访。一贯雷厉风行的他此刻变得异常谨慎。“当时新的中央领导人刚产生，改革的路到底要怎么走，我还看得不太清楚。而且，我也要避免媒体炒作带来的负面效应”。
约莫到了2007年年底，新华社的领导找到罗崇敏，提出采访。罗不好拒绝，红河州公推直选的事才首次见诸媒体。
不久，中央调研组找到罗崇敏：“你知道风险有多大吗？”
“知道。无非就是州委书记的帽子拿掉。”罗崇敏依然强势，“改革都是有风险的。我也知道我违反了党章和选举法的一些规定，但法律和党章都是在实践中不断修正的。”
说起在红河时，中组部曾把他作为省委常委的考察对象进行考察，罗崇敏脸上的表情凝固了片刻，“可能是我个人水平达不到，也是因为机遇不到。但在能力和品格上，我是非常自信的”。
“留给后人去评判”
“他在红河的那些改革，大多失传了。”云南省某媒体人士说。
从红河离开后，罗崇敏再没回去过。他解释为不走回头路，“事情留给后人去评判。改革收效不大，和现行法律、体制肯定有关系，但我相信这种改革是必然的趋势。我在世看不到，去世会实现。我经常对别人说，你们现在不要过多争议我，等我不在世了，你们再来评价我、研究我”。
“口气不小”的罗崇敏扬言要构建自己的现代教育思想体系。到教育厅四年，他写了三本书：《教育的智慧》《教育的逻辑》《教育的价值》。加上之前陆续出版的，罗崇敏已经成了二十几本书的作者，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医学、社会管理等领域都有涉及。而在昆明的新华书店中，罗的书被摆在显著位置进行推荐。
罗崇敏工作之余的生活则显得有些乏味――不抽烟、不爱喝酒、不会打牌。
在红河当州委书记时，省委主要领导到下面考察。晚饭后，有领导提出打“双扣”。罗崇敏说不会，别人要教他。他在旁边学了半个小时，就开始打瞌睡。“算了算了，你没这个悟性，赶紧回去吧。”众人揶揄。
可回到房间，罗崇敏又读书读到半夜。
“也有人说我这样是作秀，我作一天两天可以，有用几十年这样‘作秀’的吗？更何况，我已经59岁了，很可能明天就会有人通知我转岗。”罗崇敏说着，起身把地板上的一个塑料袋捡起，丢进垃圾桶，背影瘦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