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产 从未这样地思念过一座消失了的工厂。而仅在１０年之前，她于我竟是那样地不耐与不堪。嘈杂的车间、出格的笑话、泼辣的女工以及那些永远也赶不上趟的施工单，构成了那个我所挂职的工厂。同去挂职的尚有何国庆、孙一仓和常安，现在的他们，仍对她怀有莫名的排斥，却全然不知现在的我，竟是这样没心没肺地恋着，那个已经消失了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安徽拖拉机厂。
那时的我，也绝没有想到，一个先秦文学的研究生会和企业有什么相干。毕业的时候，我其实有三个选择，而合肥这个城市竟成了我的首选，似乎冥冥之中，有一双命运之手，替我在“合肥”这个名字上画了个圈。去安徽工人报社报到的第一天，我便被派到安徽拖拉机厂挂职锻炼，拎着简单的行李，茫然于长江路，却不知这一去，竟就是两年。我记得找到厂办的时候，已是一个盛夏的午后，一个上了年纪的中年人等候在那里。他显然已经预知了我的到来，以至于我递上报到证的时候，他只瞄了我一眼，连报到证都没有细看。这样的打击几乎是致命的，那时的我是多么希望他能说一句，哦，你就是某某某啊，欢迎欢迎之类的话。事实上那时候的工厂已江河日下，只能勉强发出员工的工资，厂里的全部领导都正在加紧申请和落实破产。而对于我这样一个只是来“镀金”的大学生来说，也确实没有必要再说多余的话。
我再次成为一粒小小的微尘，被分进工厂的整装车间。车间的嘈杂出乎我的预料，隆隆的车床声、班长的吼声几乎要把屋顶给掀翻。带我的是一个叫葛存安的师傅，此后大半年的时间里，正是他带着我跑遍了全省各地，让我学会了修拖拉机的手艺。和我一起的还有一个叫梁非的师兄，他同样出身于科班，但却比我更早地融入到这样的生活，和车间里的女工打情骂俏，和其他的工友“斗地主”，浑然忘我，活跃无比。尽管他一直想拉我入伙，但我在这方面一直缺乏必要的天赋，至多是看看，或是听听，听到有些不懂的“荤段子”，还傻里吧叽地去问师傅葛存安。今天想来，那时的我一定是可爱的，有着一张年轻的懵懂的脸，不谙尘世的心灵，和一张白纸没有两样。梁非后来和一个女工谈起了恋爱，记忆里的那个女工生得娇小，有一张粉嫩的娃娃脸。车间中途休息的时候，梁非就没了影子，同时没影的还有那张娃娃脸，葛师傅说，他们去了厂部那边的树丛吧。哎，这混球，迟早要害了人家姑娘。
车间在这头。厂部在那头。中间隔着一条逼仄的马路。
后来我确实在树丛里看到过梁非。树多是云杉，从厂部这头望过去，有工厂里惟一一条通往浪漫主义的道路，那些美好的爱情都在这里夯实了基础。当时我被抽到厂部出鼓舞人心的墙报（在破产这样的传言里，所有的员工都需要打气），站在厂部三楼的窗前，总能看到一些休息的女工和一些居心叵测的光棍，他们试图在这样的一条道路上找到他们的未来，或者是通往厂外的道路。但我到厂部的时候，梁非已经和那个娃娃脸的女工分了手，他总是夹杂在那些光棍们中间，委琐的样子，让我想到一条伺机出动的蛇。“蛇”这个形象出现在脑海里的时候，我总是想到那个娃娃脸的女工，她在某晚加班回家的路上遭蒙面人强暴，尽管所有的女工都一致怀疑那个蒙面人可能就是梁非（她们为什么会一致怀疑呢？），但在公开场合，那个被爱情蒙骗了的女工却一直不愿意承认。
就在我离开工厂的当年，梁非因为强奸，被人告到了厂里。这一回遭殃的，是另一个车间里的中年女工，梁非以送她回家为由，半路上把她摁倒在一条漆黑的小巷。这回就连葛存安师傅，也因为这事受到了长久的牵连和无端的处罚。
多年之后，我很偶然地在小蜀山公墓碰到了“娃娃脸”。那时候的她已经是一个孩子的母亲，捧着一束鲜花走在我的前面。顺眼望过去，她去的竟是梁非的墓（。――她要祭奠的是一个人，还是一段不复再来的青春岁月？我久久无话，跟着她给梁非鞠了几个躬，看到我，她竟没有一丝诧异。或许，在她看来，我本就该来看看梁非，正是这样一个男人，让我们对那些远去的岁月多了一些深入骨髓的怀恋。
岁月似乎并不愿意在我身上留下太多的痕迹，或者是我的主观意愿，多年之后在电脑上敲下这些字的时候，我试图翻翻当年的日记，但我却灰心地发现，持续多年的写日记的习惯正是从这时候开始了中断，换言之，除了记忆，我没有为那段岁月留下任何文字上的东西。
工厂破产之后，我和当年的那些工友几乎都没有再见过面，有限的几个朋友都仅仅止于电话。而被那些电话勾起的回忆，总是像一把锥子，深深地扎在我的心上。
葛存安师傅因为梁非的事情遭到牵连之后，被长久地派到了外地。１９９０年的安庆山区远不是今天的这个样子。葛存安师傅时常是两个月才可以回一趟厂部报销他的开支，两个月的开销常成了当时厂里的“天文数字”。而事实上许多开销也确实无案可查，破产的步伐渐行渐近了，他的奔走与说明再也无人搭理。葛存安师傅下有三个上学的孩子，上有古稀之年的瘫子娘，老婆又比他更早地下了岗。万般无奈之下，他只好把事情反映到了当时的机械局，同时还告了厂领导搞腐败的状。当时的工厂正在破产的紧要关头，事情就引起了机械局的高度重视。局里为此专门成立了五个人的调查组，但查了三天三夜之后，得出的结论是，葛存安师傅是在捕风捉影，因为没有足够的证据能够证明，厂领导有腐败这回事。葛存安师傅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不仅被厂里长久地闲置，而且还停发了他的本就只能糊口的工资。他的那些本准备报销的单据，再也没有了去向，像厂里那些废弃了的设备，无人知晓它们的准确去处。
当时我已经回到报社上班。葛存安师傅理所当然地找到了我，试图说服我以记者的身份对事情进行一次采访。
葛存安师傅，那个曾经带着我走南闯北的葛存安师傅，在我劝说的理论里，潸然泪下。
后来，我去过一次当年的工厂。机器声已经停歇。满目荒芜。那条通往浪漫主义的道路杂草丛生，束束野花在风声里摇曳，一切都还恍如昨日，却又显得那么虚幻。似乎所有的繁荣一旦成为荒原，都有了存在的道理和存在的必然。
但当年的门卫还在。他说，再过两天，这里的一切将不复存在，取代它们的是十八幢高楼，厂里的工人们，可以优先选房。这个当年的门卫似乎已在时光里过早地老去，衰败的几欲倒塌的门楼和他一起存在。没有人让他再来履行自己的职责，但每天八点，他依然如期出现在这里，手里的茶杯锈蚀斑斑，像那些在风雨里锈蚀的设备，持久的暗哑无人理会。
这让我产生了自私地庆幸。我仅仅是过客，而他们，究竟该以怎样的面目，面对那些荒芜的岁月，面对接踵而至的一切呢？
……多年之后，已经没人再提破产――它同许多个特定的词汇一样，完成了终极的阵痛之后，在历史的尘烟里酣然入睡。它的背后，是看不见的废墟和看得见的荒芜。而这些，也必将归于同样的尘烟，归于持久的平静与梦境。
女工
记忆深处一直有她的影子，那个名叫万红的美丽的女工。我在整装车间的时候，她就在工会了，我到厂部的时候才知道，她是工会聘用的临时工。
隔了一间办公室，她的声音依旧清晰可闻。当时分管我们的是一个副书记，我就曾多次在副书记的呵斥声里知道，除了咋咋呼呼之外，她几乎一直没有接近工作的核心。她做的是计划生育工作，但她除了发放一些药具，我也确实没有看到过她主动出门。当时的安徽拖拉机厂的家属有许多乡下的外来户，这在刚开始施行计划生育工作一票否决制的１９９５年，确实是一件让人头痛的事情。然而万红似乎并不以此为意，上班的时候还带着孩子，一个让人怜爱的粉嫩粉嫩的小人。那是一张值得期待的小脸，眉如利剑，棱角分明，他们都说，她的孩子，像极了他的父亲。事实上也是如此，他的父亲有一副挺拔的身材和一张俊朗的脸，一看就是那种让人不放心的人。然而天意弄人，这样的一副好材料，却只是个帮人跑出租的命。但这样的搭配在当时的安徽拖拉机厂，却几近于完美了，双方都有一副令人羡慕的好看面容。
万红怎么进的工厂开始我并不知究竟。渐渐地到了后来，便有了些风声。似乎漂亮是女人最大的罪过，便是再没有事，也会无端地传出一些绯闻。流传最广的说法是，万红和厂长早就有了“一腿”，所以才破例把她招进了企业的大门。当然事情也确有些影子，那就是在许多公开的场合，大多是国庆或五一厂里举办的舞会上，厂长都邀请了万红。她的舞跳得确实很好，经年之后，我依然能够想起那些翩翩起舞的时刻，万红沉醉的笑容。事实上，那几乎就是她一直以来的梦境，穿着红舞鞋，出现在万人瞩目之中。我也正是在这些时候方才知晓，原来万红竟是舞蹈演员出身，也正是因了跳舞认识了现在的老公。但嫁了之后的万红却彻底地脱去了红舞鞋，进了工厂当了工人。
舞蹈演员在１９９５年前后的合肥，几乎就是一个让人不齿的职业，而几乎所有的剧团也都没有什么收成。
传言在我知道之后，似乎便越传越广了。尽管在我知道之前，传言一直都在发生。那个俊朗的男人到底被蒙了多久呢？反正是在１９９６年初，那个俊朗的男人终于对万红大打出手，上班的时候，万红的脸上总是青一块紫一块的，通常的情况下，还总是有一双熊猫似的眼睛。坐在隔壁的办公室里办公或是说事，往往就能听见她的悲声。其时破产的风声已越来越紧，厂里又出台了一纸文件，准备有计划地裁人。在这样一个人人自危的时刻，除了我不存在任何当心之外，没有人能够天天顾及到一个挨了丈夫打的女工。而正是在这些办公室里空无一人的时刻，万红有足够的空间和时间对我大放悲声。她说，她爱她的老公；她说，她和厂长没有任何事情；她说，她害怕裁人……总之，她是在试图让我相信，一切都不是传言的样子，一切都有着深层次的原因。
然而她的丈夫，却在栩栩如生的传言里迷失了心性。他不仅开始了夜不归宿，更至于后来，大白天的就把一个街头的妇女带进了门。
当万红哭着告诉我们这些的时候，几乎没有一个人对她所受的遭遇表示同情。他们反倒认为，这是万红自作自受，既然准备了风骚，就要准备接受所有的可能。是的，当他们幸灾乐祸地说着这些的时候，仿佛已经预知到了她的即将到来的命运，工会只有一个裁人的名额，现在有了一个临时工万红，他们就都有着不再被裁的可能性。
事实上万红确实是在裁员的行列，但最终的结果却不是这样，厂长以万红工作的不可替代性为由，留住了这个美丽的女工，而被裁的却是另一个对万红暗恋已久的男人。事实上所有的传言几乎都由他而起，我就曾不止一次地听他说起过，万红和厂长的事情。这个同样迷失了心性的男人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他绝对不会想到，正是这个柔弱的女工，让他走进了下岗的大军。
七年之后，他有了一家属于自己的工厂，但至今孑然一身。
而万红，最后也终于在泼向厂长的脏水中主动下了岗，而且离了婚。那个厂长后来在破产的前半个月主动辞职，南下深圳。和他一起去的还有万红。这就更加让人们笃信，他们其实早就暗度了陈仓，只等着万红最后离婚。但即便是今天我依然相信，那些传言之初，有着不为人知的卑微和特定时刻的特定的毁灭，它仅仅只指向了一个女工的生活，而并不指向她的心灵。尽管它最终的结果，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
讨债
破产之前的工厂死气沉沉的，除了空调，几乎所有的机器都停了。我们几个挂职的干部也都整日的无所事事，回报社吧，却迟迟没得到最后的同意。我一怒之下，就跑去找了纪委的昂钟鸣书记，我说，让我去讨债吧。这样下去，我会憋坏的。昂书记应该是安徽拖拉机厂里最赏识我的一个人，他看了看我，二话没说，就让我去了最远的赣西。
当时的安徽拖拉机厂，惟一的也是最后的工作就是去讨债。谁讨到了债，谁就可以领到一份本就属于自己的工资。而作为一个挂职的干部，我的工资并不在这里，所以今天想来。我依旧无法获悉自己当初要去讨债的真正动机，这最初的举动仅仅让我明白了这样一个事实，我从来就不肯安分于死水一样的生活，哪怕这样的生活与我并没有长久而必然的联系。
赣西之行自然是无功而返。那个欠债的债主招待我吃了一顿晚饭，作陪的是他的三个手下，他们轮番敬酒，很快就把不胜酒力的我灌得烂醉如泥。事后我才知道，和欠债的喝酒，实在是犯了讨债的大忌。而另一个致命的事实是，在那个山区的偏僻的旅社，我的钱包等物件悉数被偷，而烂醉如泥的我竟然一觉到天明，才发现自己的房门竟然是大开着的。细细看来，房门并没有被撬的痕迹，想来它只有两个可能，一个是店主，一个是我自己。但这样的事情，谁又说得清楚呢？
我惟一能找的人就是那个欠债的。他甚至没有细问事情的究竟，便给了我足够返程的路费，说这钱和欠的债无关，算我替那些小偷还给你的。我说这怎么可以？但他却不容分说地塞进了我的手里，还亲自把我送到了车站，说要上哪一辆车，只有那一辆车才可以直达。那个狼狈的上午下着淋漓的细雨，雨水在我的发梢上一滴滴地，淋湿了我的衣裳。在屋檐下躲雨，同样没有带伞的他说，你大学刚毕业吧？我说是啊，他便笑笑说，你还是改行吧，看你的样子，也只是临时的。我竟一下子就来了兴致，但在心里却多少暗藏着一些不服气的因子。他许是看出了我的固执，便又说，人和人真的不一样，有些人天生就适合做生意，但有些人估计一辈子也学不会。我说哪有学不会的道理啊？所以我说你这人是书呆子吧，他笑道，你尽早别做了，这会毁了你的，你要找准自己的位置。他的口气不容置疑，似乎他已经笃定了我的未来，而我也必将遵从于他的安排。
他为什么就能够那么地肯定呢？我的脸上，并没有标明任何字样。
今天想来，他的话也并没有多少深刻的道理，在当时，它所透露给我的信息只是我不适合讨债和销售诸如此类的生意。而我偏偏又是个不信邪的人，在工厂行将破产而自己又无法回到报社的那段时间里，我和孙一仓一起做起了茶叶生意。虽是尽心竭力，但终是一败涂地。灰心丧气之余，我终于深刻地认识到，许多看似浅显的道理，其实正蕴涵在寻常的生活当中，只不过，没有多少人愿意出面指点我们而已。尽管他并没有指出我应该的位置，但多年之后，我依然清楚地记得那个小站，依然清楚地记得细雨中，他指点江山的模样。
多年之后，每一次想挑战自我，我都想起那个只有一面之交的人。他让我时刻记得，无论你想要做什么，仅靠一腔热情是永远不够的。多年之后的他似乎仍站在雨里，脸上写满了风尘，写满了商场所特有的精明和一些我永远也学不来的东西。然而遗憾的是，直到今天，我依然只记得他姓储，却一直想不起他的全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