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爽 女，生于七十年代。主要散文、诗歌作品散见《诗刊》、《诗歌报月刊》、《星星诗刊》、《诗选刊》、《诗潮》、《散文》、《中华散文》、《青年文学》、《钟山》、《山花》等。辽宁省作协签约作家。现供职于营口市《辽河》文学杂志社。
我祖母说他是抑郁而死。这越发让我觉得神秘。
在我祖母的描述里，他――我祖母妹妹的儿子，我从未谋面的小叔叔，更像被领养的一只可怜的家畜。问题是他没有任何实际用途，更不能胜任讨人欢心的亲密宠物。我老姨奶家五口人，像一只手伸出的五个指头。拇指是大姑，在北京哪家单位做宣传干事；食指和中指分别是姨爷和当兵的二叔；大叔叔是无名指，一个普通职工；姨奶作为小指存在，温柔得没有自己的意见。至于我的哑巴小叔，应该是，这个家庭里一根多余出来的畸形的六指头。
我疑心我祖母的讲述混进了夸张的成分。即使如此，当时我的心里，还是腾起隐约的恼怒。我不能想象一个人活得这样毫无自尊，尤其是，他年长我几岁，当时已经接近成人。
他几乎不曾读过书，这让我更加气恨。但我不知道应该恨他，还是恨他的家人――那一年我大约十二岁，对世界表达得最多的情绪就是愤怒。那时候我并不明白，不是每个人都有足够的幸运，有足够的天分和营养，用来挽留自己向另一方向滑行的内心。那时候我并不知道，一个人会在内心的重压下日渐萎缩，直至破碎成真正的废品。
他用死来为我祖母的讲述提供佐证，这同样让我难以置信。但是我可以想象，他的家人――和我一样――暗暗地，松了口气。悲剧结束，正剧才得以开幕。而我们心里，一直一直，对喜剧才满怀热情。他同时用他的死，为这个残疾的家庭提供了矫正。
我记得他，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出生和死亡，他活动的轨迹，完全局限在一个非常遥远的地址。惟一的联系，他和我，是身体里些微相同的血液，也被遥远和陌生过滤得失去了意义。但是我记得他，他未知中的面貌，想象里蜷缩的细瘦身体，死亡也不能削减这身体上浓浓的悲剧气息。一个正值青春年少的男子，他怎么会死?不是车祸，也不是恶疾――我祖母说，他是憋屈死的。心里的苦不能表达，他死于他自己和家人协同完成的缓慢谋杀。
从兰州到沈阳，在我少年时代的地图册上，这蜿蜒的铁路线漫长得简直无法想象。让我意外的是，有一个人和我的想法一样，她是我的老姨奶。在我记事后的二十年里，见到的只是她的照片。我祖母解释说，她的这个妹妹，实在胆小得出奇，如果没有丈夫陪伴，她连火车都不敢上的――即使这边信誓旦旦保证到车站迎接，她还是害怕自己会在中途丢了。说到这里，我祖母每每忍不住生气，这生气里有一个长的成语，叫恨铁不成钢。依我祖母的意思，一个女人即使没有文化，一辈子围着锅台打转，也不该活得像我老姨奶这样委屈。
后来我见到了他们，比照片上的微胖，两个人都迟缓、安静。老姨爷退休了，会给人看手相。他向我的手掌端详半晌，缓缓道：“这丫头是贵人呀。”我心不在焉。他们的脸，这样安静，我看不出丝毫的丧子之痛。兰州远在云里雾中，与我同病相怜的小叔叔，在生活的加减法里，已经由正数变成了零。
从沈阳到乌鲁木齐――细长的铁路多像风筝的丝线，把兰州偶然地拴在上面。在这条线段上，奔跑着年龄相差无几的四个少年。王勇，王毅，小叔叔和我。所不同的，小叔叔与我们三人从未相见。这件事想起来有点奇怪，将地理和数学联系起来讲，铁路作为一条线段，中间的任意一点与其两端的直线距离，都要小于两个端点之间的长度数值。但是世事不可以用数学解释，当我和王勇王毅在沈阳相识，小叔叔还像一个未知数，在时间里默默隐匿。
王勇，王毅，这两个名字看起来像一对兄弟，其实错了，王毅的性别一栏里填的是“女”，年龄是“16”，她比我早一天来到这家中医院登记。好心的护士拿给我看这张住院卡片，告诉我在这里并不孤单。第一眼看到王毅，我发现她的眼睛里盛满了对世界的惊奇。王勇则身材高瘦，不戴眼镜，喜欢像维族人一样摊手耸肩。这个动作增加了他的风度和幽默感。但是他把我当小破孩，从不正眼瞧上一下。对待王毅的态度也是这般。我不能理解，一对相差两岁的兄妹，何以如此疏远――既然命运将他们紧紧捆绑在一块。他们的父亲，一位高级工程师，气质儒雅，笑容谦和，黑框眼镜厚厚的，让我即使看到他，也仿佛隔着一个世界。许多年后，我忽然想起他的脸，才发现有那么多的伤痛和恐慌藏在眼镜后面。一个人的知识和成就多么微小，一双儿女失聪又失语，前途未卜；在一个父亲的心里，我看见一根巨大的刺，要蚀空他今生有关幸福的全部命题。
应该说，我今生的改变有一部分是因王毅而起。作为一个引领者，是她在我的视野里输入了“健美”一词。这是1985年早春，在中国，北方，内地。“健美”这个概念还像一道羞涩的闪电，让人偶尔偷偷地窥上一眼。王毅开始纠正我的走路姿势，并亲做示范：下颏内收，双眼平视，挺胸收腹，双肩下沉……口诀繁多，难以效法。分手的时候，王毅送给我一本五百多页带图解的《女子健美手册》，它告诉我，人体的形状由骨骼定型，而由肌肉改写。像一篇作文，可以从脖颈一直改到脚踝，直到它符合完美的黄金分割。
王毅教给我简单的手语，只是几个有限的词。我们整日倾谈，依赖笔和眼神。她五岁患病，吐字已经不清。我从此坚拒手语，决意守住我的口语阵地。有一次，我陪她去商店买日用品，她用手势描摹的物什，我和售货员一样不明所以。这一刻，我发现我站到了售货员的一边，一个冷酷的旁观者，观看我女友的无助出演。我原来是这样的人：擅长隔岸观火，对他人的苦恼无动于衷。王毅的手势像一尾挣扎的鱼，痛苦，喘息，慢慢僵直和熄灭。从商店回来的路上，我心情沉重，我发现人生原来如此壁垒分明：一方面是正常人，另一方是残疾者。而我的归属，暂时还无法确定。与王毅的手语相互拒绝，我只能扮演一个艰难的找寻者，丢开我出走的那部分听力去向不明，当我在沈阳的大街上驻足观望，不知它正酣睡在大地上的哪一个方向。
三个月后，我和王毅一家对在沈阳的无谓找寻丧失了耐心。回到乌鲁木齐，王毅开始给我写信，她主要述说她的苦闷，对未来的担心，还有与母亲的隔膜，与父亲也无法亲近――这方面她与我相似，在多年里不能克服性格带来的亲情疏离。为了参加高考，自高一起，她父亲将她转入正规学校。不能听讲，全部功课依靠自学，这一点也与我完全一样。但是此前在聋哑学校修习，她对汉语的繁复语法缺乏足够的操控能力。这种阻碍来自于日常手语对话与口语及书面语之间的语法落差，这是直到最近我才明白的。手语简洁明快，省略连词和副词，如果直接将其翻译成书面语，将不断制造出明显的病句。王毅被她的残疾和对未来的期待放逐在这片语法的森林里，一头雾水，满心霜寒。这样一直持续到高考前夕，我失去了她的消息。风筝线断了。即使我有能力将铁路线卷成一 团，拴在丝线另一端的王毅也早已消隐不见。
十年后，在山西运城，沿一家知名医院住院部的楼梯拾级而上，我碰上了小北惊讶的眼睛。小北，南娇，还有大林，分别来自安徽、海南和江苏，三个二十岁上下的大孩子，开始紧密地团结在我四周。治疗时间之外，他们聚在我住的单人病室，说话和笑闹都无所顾忌。三人中大林最小，刚满18岁，处世却最是谨慎老到。他说如果他恢复健康，一定要考上农业院校，以技术帮助家人和乡邻们走上致富之路。南娇身材娇小，典型的海南人的相貌，听她话里的意思，在当地她属于一流的美女，但是听力轻度受损，仿佛美玉里夹了让人痛心的杂质。她小我三岁，才21，认为根本不需要依靠男子，凭单枪匹马就足以闯荡天下。高中毕业后她开始打工，做店员或其他，积蓄微小。这次前来治疗，是祖父答应了她，随后把款子汇来。与当年的王勇王毅一样，大林和南娇的病因是庆大霉素中毒，――婴幼儿时期的一场小小的感染，延续为一生的痛。小北还在读技校，好像受到误伤，我已经记不大清楚，总之他享受一家国营大厂提供的公费医疗，还配了昂贵的助听器。大林说起这事就有点酸溜溜的，他看不惯小北的傻气，也看不惯小北的运气。
不能否认，在不同的人身上，相同的事件被分解成不同的命运。正如相同的残疾分解成不同的层次。这是需要置身其中才能看见的。大林拗不过他的出身，但是出身成全了他，使他避开必须依赖话语生活的城市，完整地信赖自己的内心。在这一点上，小北还是蒙昧的。我对小北的怜惜，仿佛心疼一个看不见自己未来的孩子。他在一场幻觉中，眺望着过往和未来，以为失聪是短暂的，他会很快返回过去的生活，让这一段意外的遭遇像一张纸轻易折叠，塞进时光某一个隐蔽的缝隙。而大林、南娇和我，已经囚禁得太久，知道希望是一扇多么窄小的门，在这座偌大的、阴郁的城堡里，这扇门占有的比例大约只是万分之一。我们不知道谁会幸运地摸索到它，并且侥幸地抽身出去。就我个人来说，每一次治疗的过程都是黯淡的，因为有痊的光明在城堡外面，而我距离它如此遥远。我们四人中，南娇的电测听结果最接近正常数值；即使如此，治愈在她仍然是一场漫长的跋涉，远不止地图上显示的从海南到山西的直线距离。
时间久了，几十位病友已经大多熟悉，有一位来自湖北的杜姓男子，给我的印象尤为深刻。不管怎么说，一张32岁男人的脸，不应该是这样慌张的。尤其他高大、魁伟，相貌堂堂。突兀而至的残疾打断了一个男人的生活，他不知他还要怎样面对遥迢的岁月。――在平静的32年里，他已经习惯了正常的、喧嚣的生活，现在，命运突然将他放逐到这个手语者的世界，这个安静的、然而吵闹万分的世界，――彻夜的耳鸣让他辗转难眠。这是属于他个人的喧闹，仿佛脑中挥之不去的重重幻象，其他的人完全无法体会。他是一名电工，或者说一个狱卒，负责把电锁进它该在的地方；但是它突然逃逸，反手一击，电流不大不小，刚刚足以焚毁他耳部的神经末梢。他无法说出他的苦恼，意外的电流损害了他的身体，还把中药的苦涩味道一直浸到他的心里。以致他一开口，整个房间仿佛都弥满了辛辣的苦气。这样的气味我多么熟悉，它出现，终日缭绕不去，使我和王毅结为知己。熬好的中药装在500ml的生理盐水瓶里，上面的白胶布上写着各自的名字，每天饭前一小时，它比饭菜先行占据我的味蕾和食欲。整整十年，我熟悉得对它早已视而不见。但对杜而言，它是这样新鲜，新鲜得让他难以忍耐。32年的人生秩序有多么牢靠，他的痛楚就有多么深长。三个月后，治疗以失败告终，杜身材瘦小的妻子赶来接他回家，――恐慌比伤害他的电流远为巨大，他已经无法与任何人进行口语对话。被整个世界排斥在交流之外，他像一只身形硕大的珍奇动物，已经没有勇气在旅途上独自踏出一步。
在后来的信中，大林告诉我，他耐心地询问了许多人，真正治愈的几乎没有；他因此疑心媒体宣传的治愈率是虚假的。而他忽略的另一种可能，即他所能接触到的范围有多么微小。――经过这家医院治疗过的患者，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数字。这是一种暗中的流淌，我和小北、南娇、大林和杜，甚至连同王勇和王毅，只不过其中几颗细小的水滴，偶然汇集又分开，迅速失去彼此的关联。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残疾是不幸的。而残疾者对与自己命运相似的人，多数采取的倾诉姿态，使倾诉比抒情更易于中断――没有人愿意面对镜子找寻自身潜在的悲剧性弱点。而一个残疾者，他往往被当作另一个相同残疾者的镜子对待，像一场手语练习，镜子里的自己变成了对方，或者对方变成了自己，结果大都令人厌弃，而不是像花朵和它镜中的绿叶那样，在彼此的交谈中相得益彰。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真实，潜行在更深的水域：残疾有可能是永远的。惟一的身体不能舍弃，是这可憎可怜的身体，为我们造就了一场终身囚禁。我们只能活在这个身体里，像手语者以手语的叙述完成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倾听和倾诉同样重要；但是当手语者在城堡里眺望世界，失聪像录音棚四壁上的隔音装置，使他的话语和倾听一样不为人知。――正常人的对话与手语者的话语互为隐秘，中间是一片几近荒芜的隔离区域。这样想来，我，小北，南娇和杜，这几个没有来得及进入手语的手语者，几乎无家可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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