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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傅雷,见傅聪_傅雷家书

时间:2019-02-20 来源:东星资源网 本文已影响 手机版

  1      说起来竟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一九八○年初我进香港三联做“助编”,跟随盛美娣大姐和梅子先生编书。后来“满师”,自己负责。我记得最先任“责编”的书之中,有一本是傅雷的《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
  这本书给我的影响,可以说是终生的。那真是一本叫我爱不释手的书。在这之前,我没怎么看过这类书,对西方的艺术家和他们的作品都很陌生。这本书为我打开了一扇从未打开过的窗子,使我看到一片从未见过的美妙天空,也教我第一次尝到亲手编辑出版一本好书的莫大乐趣――从此呆在出版行业二十多年。当年看傅雷手稿,他用的是毛笔,写的是行书,字体之俊逸潇洒,令人神往。十多万字啊,每一笔每一划都一丝不苟。
  拿到簇新的《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兴奋激动,乐不可支,我忍不住对当时的老总萧滋说:“感觉就像生了个孩子!”
  不久之后的一天,父亲到三联办公室来“探班”。老板客气,请了在隔壁的红宝石餐厅午膳。我记得老萧突然开玩笑问:”你生了几个孩子了?”父亲愕然,他女儿还未结婚啊!
  
  2
  
  后来就见到傅聪了。
  今天回想,的确是一次难得的聚会――当时还是《新晚报》老总的罗孚宴请傅聪和丁玲。傅聪是来香港开演奏会,丁玲和陈明接受三联邀请首次访港。晚宴的客人除了我之外都是名人:刘以鬯、小思、舒巷城、叶维廉、黄继持、施叔青、黄俊东、潘耀明和冯伟才。我叨陪末座还不够资格呢,我接送丁玲,主人就留我吃饭了。那是一九八二或八三年的事吧,我第一次见罗老总,之后再见到他,已经经过十载风霜,人事皆非了。
  整个晚宴最惹人注目的,我想是傅聪。当年的傅聪,大概四十多吧,穿黑色西装,里面是黑色高领套头毛衣。脸很白,脸盘很大,让人想到“面如朗月”的形容,两道浓眉,一脸微笑。当时年纪轻,只知好看,不懂形容。现在想来,真是英姿勃发,风度翩翩。第一流的气质加满怀的自信,流露不凡的魅力。
  我留意钢琴家的一双手,手跟脸一样雪白,白得很显眼,手指修长。二十多年后,我送了还是我做责编的《走出〈傅雷家书――傅聪访谈录〉》给颜纯钩先生,他认为用“傅聪在伦敦”的照片做封面效果会更好,“那双手有一种无可奈何的表情。”照片是一九六二年的傅聪,去国八年,家国的恩情,艺术的前程,多少矛盾和彷徨都写在脸上,真是“一脸忧伤,无尽心事”。
  到了我见到傅聪,时间又飞转二十个年头,他已经没那么忧伤了,至少表面如此。在那个觥筹交错的夜晚,傅聪健谈而幽默,是谈笑风生的中心。但整个晚宴最精彩的,我想是傅聪和丁玲的对话。
  可惜没记日记,具体的语言已不复记得,只是很明显的察觉到,这两位当晚最重要的人物,一整晚话不投机,言语间还有一点火药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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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四年出生的丁玲,首次来港应该是七十八高龄了。写过《莎菲女士日记》的女作家,本是浪漫甚至有点颓废的湖南女子,我想象年轻时的丁玲是漂亮而泼辣的,脸圆圆的,眼睛大大的,很有神采(传言延安时期的毛泽东爱上她,赠她“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的诗句。但是丁玲偏偏不爱毛,却爱彭德怀),一生充满传奇又历尽坎坷。到了我有缘见她之时(晚餐之后我扶她上天桥,忘了是刘以鬯还是施叔青开玩笑说:“舒非,你应该写首诗,就叫《扶丁玲过天桥》。”),她已历经丈夫胡也频被杀、坐完国民党的牢又坐共产党的牢、一九四九年之后受重用当大官、一九五一年获斯大林文学奖、被打成“反党集团”首犯、下放劳改长达二十年、又复出掌权,和至交沈从文闹翻等等。
  我至今想不明白丁玲是有意在众人面前表现她的“党性”立场,与“叛国”的傅聪划清界限(当年内地文坛还很左,远没有今天开放,而我的确也察觉到公众场合中跟私底下的丁玲有很大的不同),还是真的认为西方音乐没什么了不起;或者在北大荒生活了那么长时间的她,再也看不惯傅聪的洋派作风?总之,我感觉到丁玲言语间的不屑。当然,住惯伦敦的傅聪是不会有激烈反应的,对丁玲的冷嘲热讽也只是一笑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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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次见到傅聪,是一九九一年的夏天。
  那个夜晚,我去看香港话剧团演的《傅雷与傅聪》。这是个悲剧,写的是文革期间傅雷、朱梅馥夫妇如何被迫害至死。时空交错,观众看到父子、母子在自尽前的悲情对话,也写到父母双亡之后,亡魂到欧洲去找魂牵梦萦的儿子。未看戏之前,我读了沉鉴治“伦敦行”的文章。原来沈太太袁经楣是傅聪太太卓一龙的同学,两家人素有往来。在傅聪家里做客的沉鉴治问傅聪,回不回香港看《傅雷与傅聪》?傅聪长叹一口气,说:“我和爸爸都不懂粤语啊,怎么看粤语话剧?”
  没有想到在大会堂的剧院里我还是见到了傅聪,而且很巧,他就坐在我的前面,中间隔一道走廊――他是开幕的前一分钟才进场的,但我一眼就认出来了。
  那个戏有十一场,足足两个半小时,我看到傅聪一整晚只有一个姿势,就是侧着身体用手托着沉重的脑袋,好像一座雕像。一身黑衣,衬得手指分外雪白修长。而那张“朗月”般的脸,被一绺耷下来的头发遮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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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读《傅雷家书》(加了八万多字的全新增订本),有一部分文字读来令人特别心酸。那是做母亲的不止一次写信给儿子,说父亲身体一天比一天差,家里经济不好,想买些营养品,又怕加重儿子的负担。
  读过《傅雷家书》的人都知道傅雷是那种铁骨铮铮的人,如果不是如此狷介孤傲、不肯妥协的性格,他们夫妇不会不堪屈辱而双双自尽。在我心目中,朱梅馥是贤妻良母的典范,那种美丽温厚善良贤淑,时时处处以丈夫、儿子为重为先的作风,可以说是达到了中国传统妇女品格的最高境界。难得的是她在精神上又如此热切追随丈夫和儿子,在文学和艺术的道路上努力以赴。
  这样一位妈妈,要写信向千里之外的儿子诉苦伸手,你说有多么的艰难。
  手头有一本傅雷译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1957年初版,没写印数,到1980年第一次重印已经是35万册。所有在内地生活过的人都知道,《约翰?克里斯朵夫》是一部影响内地几代知识分子的书,总印数应该上百万吧?只要一本书分版税一块钱就很可观了,还有其它几十部罗曼?罗兰和巴尔扎克,都是当时内地青年追读的畅销小说,怎么译者傅雷会闹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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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末,我还见过傅聪一次。那是因《傅雷家书》的版权事情,和一位同事到半岛酒店去找他,而他也像当年一样,来香港开演奏会。
  我见到的傅聪明显的老了,脸庞不再像“朗月”,有了很多黑斑。最令我吃惊的是一双手用纱布重重包缠,傅聪说那是中药治疗。他领我看一个脸盆,里面是褐色的中药汤,说每天要浸泡好几个钟头。原来傅聪的十指严重劳损,是长年刻苦练琴所致,疼痛入心。他说西医建议他做手术,但是有风险,风险是可能敏感度差,弹不好琴。他不愿承担这个风险,只好求助中医。
  我们谈得很好。门铃响了,进门的是傅聪的太太卓一龙。之前我已经知道卓一龙是鼓浪屿人,份属同乡,更感亲切。但看来卓一龙是个娴静不爱说话的钢琴家,她说自己不大能说闽南话了。
  在半岛酒店的套房内,我看到的傅聪对太太嘘寒问暖,无微不至,是位细心体贴的好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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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已经很难找到像傅雷这样严谨的翻译家了,他的译笔难以超越。在《家书》里我们看到,他每翻一部作品,都要找遍跟原作者有关的资料或评论来细读。一年只翻十多二十万字,精雕细琢。有人找他译别的作品,他说自己文字和气质都不近,那个作品杨绛杨必姊妹来翻更为合适。
  中国也很难找到像傅雷这样的父亲了,为教导孩子长篇累牍地写家书,最长一封竟逾八千字,还是蝇头小楷。当然现在的孩子也不可能像傅聪,受得了父亲的语重心长喋喋不休。
  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那份执着和精神。“做人第一,其次才是做艺术家,再其次才是做音乐家。我说的‘做人’是广义的:私德、公德,都包括在内”,“或许这个原则对旁的学科的青年也能适用”。
  负责、认真、专注、坚持,“心灵的境界”,“高尚的品格”,正因为这些可贵的“傅雷精神”,《傅雷家书》才能赢得那么多的读者!
  
  【舒非】 本名蔡嘉苹。厦门鼓浪屿出生,移居香港三十年。长期任职编辑,业余喜欢写作。著作有《蚕痴》(诗集)、《记忆中的风景》(散文)、《生命的乐章》(散文)。曾任文学奖评判,现为BBC中文网特约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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