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青春期的性问题，我想起了一个人，他的名字叫郁达夫。１９２１年，２０岁出头的郁达夫发表了《沉沦》，开创了“自叙传”抒情小说之先河。他的大部分小说都直接取材于他本人的经历、遭遇与感情，他的小说，就是他情感的心曲。当然他并非要为自己立传，而只是想“赤裸裸地把我的心境写出来”，以求“世人能够了解我内心的苦闷就对了”。个人的遭际，生理与感情的苦闷，对社会的不满情绪及爱国思想全部浸润在他的文字中。郁达夫的小说，更像是忧郁的诗篇，浓厚的抒情色彩，诗样的灵魂气质。
《沉沦》对主人公性苦闷，性冲动的惊世骇俗的描写，立即招来了四面八方的非议和指责，但真正富有见地的评论都却敏锐地注视到了这类描写的独特价值，周作人当时就曾指出“这集内所描写的青年的现代的苦闷，似乎更为确实。生的意志与现实之冲突，是这一切苦闷的基本；人不能满足于现实，而复不肯遁于空虚，仍就在坚冷的现实之中，寻求其不可得的快乐与幸福。”因此《沉沦》的价值“在于非意识地展览自己，艺术地写出升华的色情，这也就是真挚与普遍的所在”。周作人的目光是冷静的，极有深度的，他准确地揭示了性之苦闷与生之苦闷的关系，透彻地看到了性苦闷不仅仅属于精神范畴，它更是一种活生生的生理情状。周作人还深刻意识到：正是郁达夫自己具有这种现实的性苦闷，正是他以此展示当时相当一些时代青年性苦闷的基本现实，这才真正引起了读者与作品的共鸣，这才是《沉沦》的真正价值。这种性意识的现实性，也正是郁达夫小说的核心与内容的触发点。
另一位独具慧识的评论家阿英也说过，性的苦闷在当时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是青年们同具着这样的事件，而没有勇气很痛快的表现出来的现实生活的一部分，郁达夫是赤裸裸的整个不隐晦的表现出来的”。而郁达夫的勇气也并不是来自冲动和胆魄，而是包含着深沉的思考的。郁达夫曾明确地表白：“性欲和死，是人生的两大根本问题，所以以这两者为材料的作品，其偏爱价值比一般其它的作品更大。”郁达夫对性爱题材的选择是一种意识的自觉的审美取向，他是力图从人性的隐深之处和寻常之处，来多方凸显人生的社会性和时代性，力图从对人性的压制和摧残等方面来提示人生的真正价值何在。所以他毫无顾忌地把性作为表现人与社会本质联系的一个结合点来描写，这体现了郁达夫特有的胆识和眼光，应该说，郁达夫在这一方面取得了成功。
笔者个人认为，从人性角度和社会意义出发，怎样强调郁达夫在文学史上的意义都是不为过的。他第一次以“自然”的“人”出发来审视人性和社会。他以他忧伤的罗曼蒂克、清醒的现实主义、炫目的才情，以他毕生的精力和经历身体力行了一个完整的真实的又是残缺的“人”，书写了人的“欲望”，人的“自由”，人的“存在”，人的“无奈”。完整的人性又如何能忽视这一切？如何能忽视那些哪怕是阴暗角落中散发出的熠熠光辉？
姑且不论他的文学成就，郁达夫若在今天，同样会有相当的粉丝儿们，他以他不矫情的人道主义道出了青少年们的呼声。我们今天的性教育，恰好缺失郁达夫式的真率与透彻。“食色性也”，由“色”而迁“性”，大概是很多国人的“常规”思路吧。在此，就不妄加论述了。抛开人们的思维定势，追溯我们民族思想与文化的本源，儒、道、墨、法等等可称为“思想”的思想，无不对“性”敬而远之，避之犹恐不及，注定了今天国人谈“性”色变、欲语还羞的现实。也许，这就是我们“性”教育缺失与滞后的最根本原因罢。
家长对待孩子的“性”教育缺少正面的疏导；学校对学生的“性”教育更是蜻蜓点水；而社会又往往忽视了自己的教育功能，缺乏应有的社会责任感。家长和学校教育对“性”的遮遮掩掩、讳莫如深、神秘兮兮，反而会适得其反、欲盖弥彰。而社会的无意识教育又总是将孩子带入“性”认知上的歧途。
在郁达夫的眼里，他所期望的情感是一种疾病，这种病情伴随着性的苦闷深深地种植在他身上，无论他如何努力尝试治好自己的病都是徒劳，因为他太过沉沦于一些病态情绪带来的瞬间快感，他并不是一个及时行乐的人，只是对生命的悲剧意识太浓厚，让他不得已要不断寻找一些短暂的快乐，但这些快乐始终不是“忘我”的，而是带给他不尽的沉重思考与焦虑。他的作品中的主人公，经常以第一人称出现的“我”，也就是《沉沦》中的“他”，《南迁》中的伊人，从《茫茫夜》到《风铃》各篇中的于质夫，从《烟影》到《东梓关》各篇中的文朴，《过去》中的李白时，《迷羊》中的王介成，《她是一个弱女子》中的郑秀岳（以及她的丈夫吴一粟）……
在以往的文学批评中，都会把这众多的人物形象，描述成“他们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里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病态的弱者，他们从生活到心理，都是残缺的不健全的。”我基本同意后半部分的说法，他们确实是病态的，但是，关“半封建半殖民地”什么事？我们今天的青少年，生活在一个宽松自由的环境中，过着舒适的生活，并没有人奴役和侮辱他们，难道，这样的现状下就不会存在性方面的苦惑了吗？显然，这样的推理是荒谬至极的。
在青年时期，性是人的一种必然要求，如果不能得到正确的解决和满足，只有压抑，因压抑而生出苦闷，因苦闷而悲观，在悲观中沉沦甚至作践自己，颓废了学业、前途，身心俱损。年轻的郁达夫沉溺于咖啡馆、妓院等场所，寻找性的发泄，这其实是一种廉价而脆弱的慰藉，他不可能因为这一时的感官刺激而追寻到终极的充实与人生的快乐。毕竟，郁达夫是一个传统文人意识极其浓厚的人，文人天生的敏感、爱思索、孤独感笼罩着他，这种文人意识和现实的不幸遭际相撞击，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他的痛苦及虚无感。他曾写道“那两年中间的我的生活！红灯绿酒的沉湎，荒妄的邪游，不义的淫乐……灵魂丧失了的那一群妩媚的游女，和他们的娇艳动人的佯啼假笑，终究把我的天良迷住了。”
郁达夫一面沉迷于这种困境，一面又流露出忏悔意识。他对自我的肉身的颓废堕落有着清醒透彻的认识。他敢于把自身那些隐晦不堪的肮脏的为“道学家”所嘲讽唾弃的真实情感经历赤裸裸地暴露出来，他是敢于面对自己灵魂的人，这是郁达夫真诚和英勇的一面。然而真诚的暴露自己并不意味着可以成功地实现自我的救赎，他愿意清洗自己的灵魂，但是他找不到出路。一面是透骨的清醒，一面是没底的沉沦。他无法自救也无法被救，郁达夫便终生作了这样的病人。
今天，我重提郁达夫，不仅仅是我个人认为他是一位应该受到更多关注、尊敬与理解的作家，以往的文学史都没有给于他足够多的重视；更重要的是郁达夫在当下的意义，以及郁达夫对当今青少年性教育的启示。
“欲望”本身是一个中性的词，它没有什么错误，但给“欲望”套上很多枷锁时，它便成了“可耻”的代名词。就连情种贾宝玉都因深谙“意淫”之法，竟成为“天下古今第一淫人”，作为贾宝玉精神领袖的警幻仙姑有过精辟的论述“淫虽一理，意则有别。如世之好淫者，不过悦容貌，喜歌舞，调笑无厌，云雨无时，恨不能尽天下之美女供我片时之趣兴，此皆皮肤淫滥之蠢物耳。如尔则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吾辈推之为‘意淫’。‘意淫’二字，惟心会而不可口传，可神通而不可语达……”仙姑是“神仙姐姐”，果然淫得不俗，遂将其妹可卿许给宝玉。此景只应天上有，在人世，贾宝玉所遇所求均是“蠢物”，于是就孤掌难鸣了，这是独得的“不幸”。我们今天的青少年呢？能有幸获得此“不幸”吗？显然不行。
如此“意淫”又不同于西方所称的“拍拉图式精神恋爱”，孤立地强调性灵，那是一种虚伪，一种矫饰。而强调精神与肉体的和谐结合，似乎又悖于中国校园性教育的严肃庄重。每回看到电视、报纸上由于青春期性问题导致的频发的恶性事件，不由想发问，我们在告诫青少年珍视青春，努力以学业为重的同时，没有人告诉他们“珍视自己的欲望”。那么，我们要柏拉图是做什么的？用什么来拯救年轻人无处安放的青春？
洁净的人生无一不是以不洁为底色的，我想柏拉图式情爱亦不例外，多劫而惶惑的青春也不例外。
不洁的生命同样是充盈着质感的，因为它的灵魂里同样向往的是洁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