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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爱心树下】 爱心树下

时间:2019-02-19 来源:东星资源网 本文已影响 手机版

  我的老家在秦岭南坡,那里山大、树多、沟深。我的祖祖辈辈就生活在偏僻闭塞的深山之中,所以很多老观念和旧风俗一直延续下来,难以改变。我们一家人的生计就靠几亩山地和挖药材的收入,日子过得很艰难。
  在我们那里,人们对山上的草药有着很深的感情,因为草药可以换点零花钱。巫婆似乎可以帮助人们解决一些来自天上的和地下的困难。
  但是,巫婆和她的草药毁了我们的家。
  我的爸爸是上门女婿,在我的记忆中,他和妈妈的关系一直都不好。1993年3月,妈妈萌生了想害死爸爸的念头,就请来了“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巫婆来作法,企图咒死爸爸。巫婆的法术没有成功,她便给了妈妈一种毒性很大的名叫“乌头”的草药,让妈妈放进爸爸的饭菜里。爸爸就这样离开了人世。事后,巫婆被判处“死刑”,已经伏法;妈妈也被判了“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在陕西省女子监狱服刑期。
  爸爸死了,妈妈被铐走。刚上小学的我还不知道自己的噩梦已经开始。我依旧背着书包去上学,却被老师挡在校门外。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不可以进学校。这时老师的话更让我手足无措,老师说我妈杀了我爸,我妈成了犯人,学校不要我了。
  我不懂老师的话,因为我是爸爸妈妈两个人的孩子,妈妈是犯人,可爸爸不是啊。但我无可奈何,只能含着眼泪顺原路回家。我对外婆说学校不要我了,外婆就领着我到学校向校长求情,在她再三地恳求下,校长总算答应让我继续上学。
  因为我是罪犯的孩子,我没有资格上学;因为我是罪犯的孩子,我在村里也抬不起头。我走到那儿,都有人指指点点。他们在我背后议论纷纷,甚至当着我的面亦是如此,一时间我成了大家茶余饭后用来解闷的话题。以前的伙伴也渐渐和我疏远了,好像谁还继续和我玩,谁就会碰上和我一样不幸的事情。
  在一个个孤单而恐惧的黑夜里,我不止一次地问自己:我究竟做错了什么,失去了爸爸,失去了妈妈,失去了伙伴和我的快乐?妈妈的错就应该我来承担吗?
  没有谁能告诉我,回答我的只有山风掠过树林的呼啸声。我只能默默地忍着、忍着……
  没有了爸爸妈妈,年迈体弱的外婆一个人很难把我们那个残破的家支撑下去,我和外婆生活的困苦程度,可想而知。好在我们住在大山里,基本上是不用钱的,只要有点粮食,再到山里挖点野菜,林子里采点木耳、蘑菇什么的,就可以生活下去。
  这样的日子过了两年,二年级的时候,因交不起学费,我又一次被拒之门外。
  我知道这一次离开学校,就可能永远都没有机会上学了。我不甘心,起初还悄悄躲在教室外面听课,后来也只好放弃了这种努力。不满十岁的我,需要面对的是怎样维持这个家,如何才能生活下去,这些最基本的问题。
  从此,我失学了,除了每天跟着外婆进山里挖点药材什么的,我看不到任何希望,不知道自己将来的出路究竟在哪里。
  1996年5月份的一天,柞水县公安局派人来,叫外婆把我和弟弟送到三原县东周儿童村,他们说那儿专门收养像我们这样家庭的孩子。
  真有这么好的地方吗?我真的碰上了这么好的事情吗?起初我实在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我内心有个声音一直在说:“到那有吃有穿有学上的地方去,我要去,我要去!”
  从我们那里到三原县东周儿童村,有500多里路。从来没有出过这么远的门,又没有路费,外婆领着我们整整走了两天才到了县城。然后,我们又沿着通向西安的公路继续走,肛:子饿了就讨口饭吃,累了就在人家的大门口迷糊一会儿。就这样走啊走啊,不知走了多少天,我们才到了西安火车站。
  我和外婆都没见过那么大的广场,没见过那么多的人,也不知道怎么才能找到去三原县的路。我们只有四处打听。后来一位好心人把我们带上了去三原县的班车,司机听了我们的遭遇后,也没有收我们的钱。
  当我坐在车上回想这一路上的艰难闲苦时,我没有什么难过的,因为在我心中――直都有一个希望在引导着我,支撑着我。
  时间过了很久,三原县东周儿童村,终于㈩现在我面前。
  郭爷爷是儿童村的村长,他热情地欢迎我们。我们到家了,这个属于我们的新家。
  再次背上书包的感觉真好。没有了歧视的目光,没有了刺耳的议论,我第一次感觉列人和人还可以如此友善地一起相处。周日的时候,老师常带我去他家,给我包饺子吃,还送给我一些学习用品。我不仅能和同学们一起玩,还经常被他们请到家里去做客。这在以前是我做梦都不敢想像的事情,佃我知道这并不是梦。
  一日三餐都能吃饱吃好,很多幸福的孩子町能觉得不值一提,但对于我们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在儿童村第一次吃列牛肉,听起来是有些不可思议,但这是我亲身经历的事情。儿童村不仅保障了我们的生活,给厂我们上学的机会。郭爷爷还经常和我聊天,让我从心里放下负担,让本该属于我的快乐又回到我身旁。
  1998年1月,“国际播种者协会(美同)”执行主席鲁甘恩专程从美国来看望我们。在郭爷爷的带领下,我们一起看了我妈妈。我不恨我的妈妈,因为郭爷爷告诉我,我妈妈想解脱自己的痛苦,却用厂一种错误的办法,她已经付出了代价,我们全家人也为此付出了代价。我盼望着我们母子真正团圆的那一天。
  本来以为像我们这样的孩子根本没有人会关注。但在儿童村的几年中,通过那一份份情,一份份爱,我慢慢明白了,这个世界上处处都会有温暖和爱,只有人与人之间的爱,才能弥补罪恶造成的伤害。
  2001年夏天开学前,儿童村陷入举步维艰的田难境地,已经快要揭不开锅了。
  由于我以前拉下的课程太多,在儿童村的几年中虽然成绩一直在提高,但还是差了一大截。征得我的同意后,郭爷爷把我送到渭南的一所职业中学,经过半年的培训我成丁一名小厨师,并被介绍到北京一所大学的食堂工作。
  我一开始的待遇是管吃管住每月300元工资,和我同去的孩子嫌工资太低纷纷离开,郭爷爷给我写信让我安心工作,他告诉我多于一段时间情况就会好的。我坚持了下来,学校放假期间,我又通过巡逻工作来增加自己的收入。不久我的工资涨到厂450元。
  2001年冬,已经80岁的外婆生病住院,为了照顾他老人家,我辞掉工作,从北京回到柞水县,等外婆病情好转后,我又在西安一所大学里找到了工作。
  从当年的苦孩子,成为一名厨师,儿童村足我人生的转折点。我们的儿童村里有一棵爱心树,它给我们遮风挡雨,扶着我们走过最艰难的那――段路程。我们都是这棵爱心树下长大的孩子,我想这棵爱心树会枝繁叶茂,会给更多的人带来希望和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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