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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悯的歌――中国麻风群落的考察|麻风

时间:2019-02-10 来源:东星资源网 本文已影响 手机版

  小岭麻风村在广东所有麻风村中最为偏远,兴建于1953年,位于广东、湖南、江西三省交界的深山老林中。当年,200多名当地患者在政府组织下,徒步数日,穿越渺无人烟的森林来到这里。之所以选择这么偏僻的森林,是因为当年麻风病尚未有特效药,他们只好被“流放”到深山。大多数人终老于此,再没有出山。20世纪90年代,麻风病有了特效药,病人们均已康复,政府鼓励他们返回家里,但他们的亲属却不愿接受他们。杨理合教授做了极大努力。他四次进入深山,动员病人们从深山里迁出来。在他的努力下,2002年,仅存的15位老人终于从深山老林中迁出来,来到了韶关曲江韶西麻风村,第一次在21世纪的夜晚见到了电灯。
  
  “麻风村”对我们只是一个听起来有点吓人又有点刺激的话题,遥远地飘在恍惚的天边。
  世纪之交,一个偶然的机会,杨理合医师――一位圣徒般的老人,领我们走进了这个今天已不足一万人的麻风群落。
  
  1936年,在广州白云山下,一个地名很美叫做紫薇庙的荒野,连续在月黑风高之夜执行过几次大规模的处决。每当杀人之时,刑场上竟先燃放密如炒豆的鞭炮,然后刽子手用机关枪向哀号的形色枯槁的人群扫射。没有枪决造反者时的激昂口号,也没有处决刑事犯的重镣加身,既没有判决书,也没有法警,因为被枪杀的人根本没有罪,他们只是一群病人,是麻风病人。连续几次惨绝人寰的屠杀,被击杀者达300人之众。行刑时震耳欲聋的鞭炮就是为了掩盖当局的罪恶,兼为刽子手们壮胆驱邪。
  两千年前,麻风曾是当诛之罪,“疠者有罪,定杀”。疠者,麻风病患者是也。千百年来,中国的麻风病人就悲惨地求存于被称做“天刑”的恐怖之中。1949年,早已绝望的麻风病人看到了生的希望。中国政府拨出巨款在全国为麻风病人建立了1010所病院,数十万麻风病人悉数收治入院,开创了麻风病人享受政府免费医疗的先例。由于那时世界医学对麻风病的认识还很浅,所以麻风村都与世隔绝,但相对于近百万之众的沉浮于滔天巨浪、随时将被吞没的“蝼蚁”,这里已是无比宁静的港湾。他们活下来了。
  实际上,对我们来说,“麻风村”只是一个听起来有点吓人又有点刺激的话题,遥远地飘在恍惚的天边。世纪之交,一个偶然的机会,杨理合医师――一位圣徒般的老人领我们走进了这个不足一万人的麻风群落。这是麻风杆菌被征服前的最后见证。这群不幸者用自己受难的躯体,激发了全世界的医学家们征服这种可怕疾病的勇气与毅力。如今,这个群落几乎已全是古稀老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身有严重残疾,而且全都生活在贫困线下。下面的几个故事,只是我们遇到的许许多多的令人伤感的故事中的一部分。
  
  林志明:不屈的苦难人生
  在全世界的麻风病人中,最忧郁的人中肯定有林志明的名字。他天生一颗善良的心,那双眼睛又是如此地善于观察而且富有诗性。林志明8岁得病,很早就去了由外国传教士开办的稍潭麻风病院,并辗转进过广东的五个麻风村,遍尝了麻风病人在旧中国所能吃过的苦。在这个过程中他寻找机会,在麻风村里学会了看书识字,他看过《三国演义》、《说唐》、《虾球传》、英国人写的《块肉余生述》,后来又被冰心的《超人》和郁达夫的《沉沦》深深吸引。他在麻风村生活了40多年,仍按捺不住与命运抗争的冲动,他走出麻风村,在广州街头卖字画维生。由于他出色的才华,广州一个街道办接纳他去做事。他的勤奋认真获得广泛称赞,还做报告介绍自己不畏残疾、自强自尊的经验。当时台下数百人听讲,他激动得流泪和发抖,他觉得自己奋斗一生,终于挣脱了苦难。
  但社会终究不能容纳他,就在做完报告不久,他还是被劝退回了广州太和麻风村。身体好的时候,他到广东各个麻风村周游,收集麻风村里的故事和资料。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病友的故事,完成了一部40多万字的可作为信史来看的自传体小说《苦难不在人间》,讲他历经的苦难生活和不屈的挣扎。他几乎是以生命完成和出版了这本书,让我们第一次倾听到了麻风病人自己讲述的故事。然而,他却没有挣脱出无边的黑暗。
  当我们在广州太和麻风村见到他时,这位一生饱受疾病与内心煎熬的老人已经满脸皱纹和疲惫,在我们的本子上他信手写下这样一首诗:
  一年秋去又冬来,
  客馆羁人心自哀。
  风雨黄花零且乱,
  无言独对老残开。
  老人的字很漂亮,是用残疾的手写的。
  
  郑美强:爱人、教师、麻风佬
  太阳西沉的时候,我们坐在广东廉江麻风村破旧的教室门口,听郑老师讲述他自己的故事。半个世纪之前的故事,听起来,恍如昨日般真切。今生今世,他内心的悲情与牵挂都源于9岁那年。父母给他订的一门娃娃亲,为他和相隔很远村庄的一个同岁的小女孩订了终身。10年以后,这个小女孩成了他心爱的妻子。
  我们问郑老师是不是还记得他心中那位美女的相貌。“她的相貌,记得,她比我矮一拳,人长得很好看,是长发,头发不浓,脸是鹅蛋形的,不白,也不黑,笑起来有一对酒窝,丹风眼,左手的尾指有点弯。有时候做梦会看到她,我都老了,她还是20岁的样子。离开家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她,要是遇上了,肯定认得出来,她也肯定认得出我。”
  郑老师与妻子已经分离快50年了。就在他的女儿出世前不久,已经让人类恐惧了几千年的麻风病击碎了他年轻而甜蜜的家。1955年的一天,这位年轻的教师在打完球去洗澡的时候,发现大腿上长出一个乳头一样的东西,不痛,他用麻皮绑,用火烫,想把它弄下去。过了几天,身上又起了一块红斑,越来越大,他到医院去检查,是麻风病。
  在郑老师患病的年代,整个世界对麻风病都还束手无策。这种病的无数传说和晚期患病严重的溃烂与变形,使人们深感恐慌,所以患者必须离家,到专门的隔离地――也就是麻风村,接受治疗。
  年轻的妻子死活不愿离开他,郑老师症状不太重的时候,有时还从麻风村回家去探望,看看父母,看看年幼的女儿。妻子完全不顾可能被传染,只要他回家,一定要与他睡在一起。郑老师不希望妻子被传染,他坚持与痛哭的妻子离了婚,完全离开家,永远地住进了麻风村。
  死别一样的生离,悠悠已是半个世纪。老人身边连爱妻的照片都没有保留。他只知道,离婚后的妻子终于再嫁,生活很安定。女儿与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现在每年还来看他一次。由于溃烂,郑老师的一条腿截了肢。他为自己装上一条桌腿一样的木棒,用来站立和移动,每天从宿舍走到教室,教麻风村的孩子读书。
  郑老师是微乎其微的与家人尚有往来的幸运者,而更多的病人们在深陷病痛之后,又不得不以残躯孤独地面对苦难。
  
  章阿婆:被撕裂的母亲
  在大衾岛,我们认识了章阿婆。她永远穿着深灰色的弥漫着沉重岁月的衣服,缓缓地在住着十个人的宿舍中挪动,眼睛呆滞而浑浊。
  她的床头挂着一个镜框,里面是七幅家人的照片,因为年代久远,照片与木框都已霉变发黄。章阿婆年轻时就嫁人,生了一个儿子。几年后她得了麻风病,被送到大衾岛隔离治疗,从此与丈夫和儿子分别。当儿子上学读书、学会写信之后,她常常和儿子通信。儿子信上说得最多的是:“妈妈,我好想念你,你什么时候回来?”母亲就在对爱子的思念中度日。儿子的信让她感觉到那个家的真实。
  渐渐地儿子成人了,章阿婆收到了儿子的最后一封信:“妈妈,我要娶老婆了,希望你不要再写信来。如果那个女子知道我妈妈是麻风病人,她就不会嫁给我。”我们在章阿婆的柜子里看到早已干涸的血渍,不知是不是那时留下的。那天,她借来一杆秤,儿子的来信总共有五斤四两重,她把那信抱在怀里很久,就像抱着自己的儿子,然后,一页一页地将它们亲手烧掉。她只留下了最后的一封信,她知道,那封信后她失去了儿子,她不怪儿子,儿子是走向幸福。
  岁月没过久远,章阿婆凝望那几幅照片的眼神已经变得木然,她不知道儿子今天怎么样了?儿子还想念她吗?她有了孙子吗?他们生活得还好吗?
  
  马海德:一位可敬重的美国人
  马海德教授是当代中国麻风病医护史中最重要的人物,受他影响的人也相继奉献了大半生的时间在中国麻风病人身上。
  马海德教授原名乔治?海德姆,1910年生于美国纽约布法罗市。父亲是黎巴嫩移民,他的童年生活非常贫穷,他立志要当一个医生,去帮助所有需要帮助的人。1933年,23岁的马海德先生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后,就在同年到了中国上海,考察在东方流行的热带病,并由热带病考察转移到对社会民生的关注。后来马海德认识了宋庆龄,逐渐醉心于共产主义思想,在红军长征期间他曾接待过白求恩,后来被毛泽东任命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卫生顾问。1949年,马海德成为第一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国籍美国人。
  自1953年开始,马海德投身到中国性病和麻风病的防治工作中去,开始打开了麻风病人隔离人世的世界。当年他初进入麻风村时,医护人员都穿着一身隔离衣,带着口罩、手套,穿着长胶靴,他却穿得与平常一样。为病人诊病时,他的双手触摸着病人的手,病人感动得热泪盈眶。有一位病人回忆说:“我25年未曾接触过别人的手。”
  马海德解释说,麻风病的传染率很低,被感染的机会非常之微,一般健康人的体质都有足够的抵抗能力。他每每都会接过病人送来的水果,大口大口地吃。他的态度,激励着每一个与他接触过的学生们。
  经过多年的研究,马海德医生提出了麻风病“三可”论断,即可防、可治、不可怕。后来又提出“四个转变”,即将住院隔离转变为社会防治;单一药物治疗转变为多种药物的联合化疗(DMT);单纯治疗转变为治疗与康复并重;专业队伍孤军作战转变为动员社会力量共同合作。他的理论在观念上更新了中国医学界对医护麻风病人的观念,带给麻风病人重入社会的可能性,自1956年到1988年,32年来他不离不弃地与麻风病人一起,并鼓励更多人加入关爱这个特殊人群的行列。
  1988年10月3日,马海德在北京逝世,终年78岁。临终前他吩咐,将他一部分骨灰撒在中国的延河,而另一部分带回他离开了55年的家乡。
  
  施钦仁:把生命留在中国
  施钦仁医生也是美国人,但他从骨子里认为自己是中国人。他的父亲是美国来华的传教士,19世纪末就在河南、山东一带为麻风病人服务。施钦仁就出生在河南郑州,从小与中国孩子一同游戏成长。13岁时,施钦仁被送回美国读书,获得理学和医学的双博士学位。1949年毕业后,他坐船返回中国。抵达香港时,正逢中国政权更迭,他留在香港行医,一等就等了将近40年。
  1986年,69岁的施钦仁终于等来了消息,马海德医生代表卫生部邀请他回到大陆,出任中山医科大学教授和国家麻风病防治研究中心顾问。他的家庭服务于麻风病人的事业再次开始了。
  1991年初,施钦仁领着全家十几口人回到儿时在郑州的家。屋子还在,仍是70年前的老样子,但已改做军营。施钦仁给军人讲了自己的故事,他们同意这位外国老人参观老屋的请求。施钦仁把全家都留在屋外,独自进屋静静地呆了10分钟,然后他拉开家门,伸出双手,对妻子、儿女和孙子们说:“欢迎你们到我家来做客。”
  施钦仁的太太和女儿都投身在麻风病的治疗、研究和护理工作。二女儿安薇在世界各发达国家为中国麻风病人筹措慈善基金,发起成立了致力于解决麻风患者和康复者人权与尊严问题的“国际理想协会”。1994年协会在巴西召开成立大会,中国选派两名医生和三名康复者参加会议。这是中国的麻风病康复者第一次走出国门,第一次参加国际会议,也是第一次强烈地感受到寻求尊严与基本人权是多么重要。
  三位参加会议的康复者千辛万苦赶到广州准备出国,投宿的旅馆却拒绝他们入住。施钦仁得知情况,立刻将他们接回家,与他们同吃同住就像是一家人。后来老人患了脑血管瘤,病重之时,家人劝他回美国,他不同意,他说他热爱中国这个家。昏迷之时,家人将他运回美国,施钦仁弥留之际,看到屋子里的摆设与在广州的家一模一样,才安详地逝去了。他以为,自己叶落归根地死在中国。
  
  杨理合:理想的殉道者
  杨理合是马海德医生最忠实的追随者之一,年轻时就投身于麻风病的防治。1984年,麻风病已经有了新的治疗方法,成为可以被治愈的疾病。那一年,他到新疆为患者送联合治疗的新药,就在那里,听到这样的事情:石河子建设兵团有一位女职工患了麻风病。单位在一辆卡车上装了囚笼,把这位战友关在笼子里,放上一桶水,一袋馍,日夜兼程开到南疆的麻风村,病人就在笼子里坐了六天六夜。开车的人把病人丢在病院门口就跑,又在回单位的路上把这辆车一把火烧掉了。杨理合从此改变了工作的方向,他从医治病人改为医治社会的偏见。
  1994年,国际理想协会在美国成立。杨理合作为中国的麻风病医生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使他更深切地感受到,在国内,尤其需要成立类似的机构,帮助中国麻风病人与康复者恢复有尊严的生活。
  1996年,广东汉达康福协会成立了。 “汉”和“达”是杨理合最崇拜的两个人,挪威人汉威发现了麻风病杆菌,为麻风病的治疗奠定了基础;美国传教士达孜,在夏威夷成立麻风村,亲手长年服侍病人,自己也感染了麻风病。汉达康福协会,就是要为麻风病人和康复者谋求健康与幸福,并不惜为此献身。
  在杨理合身后,又有了更多年轻的医生,义无反顾地投身到这个几乎不为外人所知的理想中。他们人很少,但他们点燃了笼罩于麻风病人几千年的无边黑暗中绵延不绝的烛光。
  麻风病离21世纪的我们太远了,远到足以让人淡忘。50年前,我们国家还生活着几十万苦难的麻风病人,如今,其中也还有风烛残年的数千老人不屈地挣扎在我们的视野之外。
  共同探访过麻风村的朋友们在归来后都有了相似的感受,每当与亲人举家同欢,与朋友举杯同庆,与爱人相拥而眠,经常会想起他们。我们将无法忘记这些因为不幸而终生丧失基本幸福的人群。
  (摘自《民间,民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70多岁的杨理合在小岭麻风村为患者检查身体。他们在与患者的日常接触中,从不戴手套、口罩,这一方式开始于马海德医生。小岭麻风村是中国麻风村中条件最恶劣的一个,远离人烟,无法得到医护人员的照顾,康复的老人们还需拖着残躯为生存而劳作。杨理合来到这里之后就为了老人们的搬迁而努力,并最终获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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