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人俗事” 我们恋爱的时候，溥仪每次见面总是穿一套笔挺的制服，分头也抹了发蜡，亮光光的，给我的印象似乎他很注意修饰、打扮。其实，这不过是遵照五妹夫老万的叮嘱，在搞对象的时候“装装相”而已。
我和溥仪结婚后才发现，原来他这个人并不讲究穿衣戴帽，从不张罗添新衣，国家经济困难时期，他总把发给自己的布票全部交还国家。婚后他仍是阻拦我给他买衣服，总说：“小妹啊，还是少给我买衣服，够穿就行了。”平时，溥仪连皮鞋也不穿，有一双随脚的布鞋他就满足了。
有人以为溥仪在宫中时，吃饭有御膳房伺候，每餐一百多样菜，当了公民以后也总比别人要讲究些吧?其实不然，他很随便，也很俭朴。结婚初期我家不起伙，溥仪和我都在本单位食堂吃。直到1963年6月搬到东观音寺以后，才逐渐添置一些锅碗瓢盆，每逢星期天自己动手在家里做。
两人吃饭往往总要剩一点儿，溥仪不许扔掉，下顿总是抢着吃剩饭，还不让我吃：“你胃口不好，我胃口比你好。”他说，粮食是农民辛辛苦苦种出来的，一粒粒麦子积起来，实在不容易。
溥仪喜欢吃西餐，我们有时到莫斯科餐厅或东安市场内的和平餐厅吃一、两次西餐。每次他都征得我同意后才去。去了也不浪费，两人吃一顿饭不过花三四元钱而已。
至于住的地方，溥仪一点儿也不挑剔，我们婚后就在溥仪的独身宿舍内临时安家，有一间卧室，一间客厅。有一次，我和溥仪一起到政协秘书处连以农处长家闲坐，连处长说：“你结婚了，现在住的房子太小，一定不习惯吧?”溥仪说：“我觉得还很不错嘛!”他讲，宫里的房子很多很大，但天地狭小；现在的房子虽小，却天地广阔，因为是两个世界呀!
1963年6月我们搬进西城区东观音寺新居。我们就在这清静、幽雅的环境里一直住到溥仪去世。
社会交往
特赦后的溥仪生活在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社会里，接触方方面面的人，人们怎样看待这位特殊身份的人物，而他又怎样对待别人呢?
溥仪有了许多的“同事”，对他来说，这也是一件新鲜事。
在植物园的一年里，溥仪和俞德浚、田裕民、胡维鲁等领导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植物园主任俞德浚20世纪40年代曾在英国爱丁堡大学专攻植物学，是园艺界知名专家。溥仪得到他亲手赠送的学术专著《植物园手册》以后，认真研读，写笔记，采标本，真摆出了要钻进去的架式。植物园党总支书记田裕民早年当过红军，负过伤，立过功。他常把溥仪带到自己家里，让他从家庭藏书中挑选喜欢读的借回宿舍去看，有时还会拿出新购藏的清代文物与溥仪一同鉴赏，两人成了知心朋友。胡维鲁是20年代入伍的老红军，新中国成立后任公安部队大校，他和溥仪在一个院子里居住，早晨起床后一起练太极拳，周末又同乘植物园的车回城度假，两人友情甚笃。
在植物园职工中间，溥仪也交了许多朋友。刘宝安和刘宝善是与溥仪住在一间宿舍里的年轻人，正是他们帮助当时还不大会生活的溥仪逐渐适应了新社会的要求。溥仪犯了痔疮或是得了感冒，他们悉心照料，端水取饭，无微不至。溥仪同样关心两位年轻人，比如天气突变的时候，他会想到把刘宝安和刘宝善晾晒在室外的被褥收进来。在植物园他们共同劳动、朝夕相处，真有点儿难舍难分。
由于溥仪的特殊身份，常有素不相识的路人认出了他或希望与他交往。对此，凡属好意的，他都很尊重地以礼相待。
有一次，溥仪在汽车上认识了一个人，两人交谈十分投机，并互相留了地址。后来，他上街偶然路过那人的家，就进屋坐了一会儿。回来后和我讲，那位同志很钻研，养花草入了迷，搞了不少科学实验。溥仪还对我说：“这位很普通的朋友有许多长处，是我学也很难学到手的，确实是劳动者最聪明。”
接待外宾
许多国际友人来到中国，都想看看末代皇帝现在是什么样子，完全不相信当年威风凛凛的皇帝能够变成今天普普通通的公民。来见溥仪的外国客人最感兴趣的问题之一，就是溥仪婚后的家庭生活。有一次来了位英国记者，话题也很快就集中在我们这个家庭上面。
“我很想知道您夫人的父亲是怎样的人?能谈谈他的身世和职业吗?”英国记者问道。
“他是一位银行职员。”溥仪回答说。
英国记者露出十分惊奇的神情：“一位当过皇帝的人娶普通职员的女儿做妻子，这在我国是不可思议的!”
“我现在只是一个公民。”溥仪认为这根本不值得惊奇。
“您的夫人也每天上班吗?”
“是的，她在医院工作，是个普通护士。”
“这太有意思了!我认为，现在您才过着真正的生活。”溥仪认为英国记者的这个评价是很有代表性的。
1963年5月22日，日本自民党北海道议会议员阿部文男在北京见到溥仪时，同样的问题又从另一个角度被提了出来。
阿部问：“您过去身为皇帝，在生活上总有许多人伺候。今天不一样了，您感到不方便吗?”
溥仪回答：“我的感觉完全相反。我自幼养尊处优，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生活，这使我不幸地失去了一般人都具备的生活自理能力，就好像温室里长大的鲜花，经不起风风雨雨，加之生活无规律，造成身体虚弱多病，因此说，正是那种许多人伺候的生活害了我。”
溥仪还说，他过去当皇帝都是受制于人，并不自在，虽是在北京出生，却连北京什么模样也不知道。在后半生的公民生活里才有了真正的自由，有了真正的幸福。
溥仪的工作和生活，以一种新的方式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影响，许多客人被他的谈话所感动。一位日本朋友回国后写了一篇文章叫做《人间奇迹》，叙述了访问溥仪的经过和自己的感受。一位法国记者听了溥仪谈话后对他说：“你现在是真正获得了自己的人格。”（摘自《爱情婚姻家庭?风云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