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月初我曾去延安访问。那时抗日战争刚爆发不过半年。1946年6月，这时抗日战争已结束将近一年，我又一次访问延安。 先要说明此次去延安的动机。那是在重庆召开的1日政协开过后，我宣称不参加将要组织的联合政府，为求得中共方面的谅解，而去访问的。
旧政协会议自1946年1月10日开始，至30日闭幕，按照协议来说，应该组成各党派联合政府，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然后依宪法选举总统，步入正常政轨。闭幕前夕共方周恩来代表将自重庆返延安请示然后签字，特到国府路三百号民盟总部交换意见。此时我预先写好给毛主席―封信，即交托周公带去，表明我要退出现实政治，从事思想言论工作，不参加联合政府之意。不料此意乃非共方所许。毛主席手答一信，经周公带回面交于我，略谓参方瞰府与从事言论工作不相妨碍。周公面语尤见严厉。他说：国民党一党专政，关着门，不容许各党派参与，经我们大家合力争取，现在门已敲开，你却临门后退，影响不良，绝对不许。他还说：如果知道信里是这个内容，他就不会将信带去延安了。而我一面在报上先后刊出《八年努力宣告结束》及《今后我致力之所在》两文表衷怀所存，一面即不能不有延安之行。
要知道，当时旧政协所通过的将实行的宪政是出于张君劢巧妙设计，为国民党所同意，为共产党所同意，为民盟内外各小党派所同意，惟独我一人却认为其不可能行于中国。此宪政是以英国政制为蓝本，而形式格局上袭取孙中山五权宪法的。英国政制原是我少时在清末所梦寐以求者，人民国后即逐渐觉悟其不可能行于中国(具见1931年发表的《我们政治上第一个不通的路》一文)。在那时节各方都同意之下，我一人无法持异议，只有闷在心里。但要我随众参加实施其事，又岂可能。在缺乏眼光的各方面去实行宪政的时候，我个人要退出现实政治，站在批评立场，发抒夙怀意见，自属必要。去延安就是向毛主席他们倾吐此中曲折，
彼时重庆延安之间的来往全赖美国军用飞机。美军人员既有驻北平(北京)军事调处执行部者，亦且有两人驻延安。因此在交通上就多所借助于他们。我便是经周公代为安排成行。记得同行的全是中国人，先到北平，次日乃换飞机去延安，同机有肖克将军等共方人员。飞抵延安时毛主席在机场接待。我随他一车至枣园他的住所休息用饭。据闻毛主席方在病假养息中，刘少奇被称为代主席，似乎例行公事一付于刘。我为增进共方朋友对我的了解，在我倾吐积怀时希望多有些人在座，毛主席允为约集十人听我谈。后来会谈座中记得有任弼时，其他识或不识，现在不尽记忆。
我陈说自己对中国政治前途的见解主张分两段说。先说彼时政协所协议的宪政，申论其必将行不通。可能用不到二年三年，或许―年就失败。――附带说：毛主席却仍然亲口对我说，他准备搬家到苏北清江浦；他将住在清江浦，而遇中央政府(指组成之联合政府)开会时去南京一行，似乎假定宪政能施行一时。――大局到两党合作的宪政失败而别寻出路之时，我有预先准备的一方案在此，愿提供中共朋友参考。当然不到那时，不必考虑。
关于学英美式宪政必将失败的活，今可不多谈。我预备的方案隐约有―个前提，就是蒋介石的死，或他失势下台。话不好明说，而当时竟被任弼时觉察出来，问我：“你是说要待蒋介石死了吗?”我点点头。此公聪明，在建国后不久便故去，真是可惜!
继续谈我预备的是政治上各方面合作的方案，既非一党垄断之局，亦非多党互竞，而是多党的合作。而蒋是任何方式合作的死敌。蒋不去，皇帝制度在中国仍然名亡实存，群情不安，大局不定。当时我固未料中共一方能以兵力驱除之，进而奠定人民民主专政之局如今日者，我当时只就常情常识申说我怀抱的见解主张。
我的主张根据我对中国当前问题的认识，而当前的中国情况则基于过去中国社会本质上(组织结构上)有所不同于世界他方。这原是八年前我第一次到延安曾和毛主席往复辩论两个通宵未得解决的老问题。那时他说我太强调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而忽略中国社会仍然有其一般性；我则反责他忽视了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而过于偏重从一般性来看中国。实际上我此时要陈说的主张，仍就是八年前曾经提出的那一建议。不过今天所见更逼真，筹思更加成熟了。
八年前那一建议就是要国内务方面(主要是两大党)从当时的团结抗敌前进一步，而确订合作建国之大计。其人手即在“对外求得民族解放，对内完成社会改造”两大问题上交换意见，互相磋商，订定国事国策。此事如有成果，其第二步便是由一向分立对抗的各党派转化为协力合作建国的―个党派综合组织。
政治上的奔走活动必然产生党派，党派的组成客观一面是各有其社会基础(例如阶级性、地域性、行业性或其他)，主观一面是各有其主张要求。然而大前提更看中国入面对的是什么问题。问题来自外抑或在内；国家危亡是其第一问题，所以救国运动是其存在于实质上的共同点。这就客观上决定了应当彼此合作，不应该互相仇视。但国家危亡有其内因，改造社会本身又属必要。从而每每彼此立场不同，又落于分立乃至对抗。抹杀其不同是不好的，亦是不可能的。这就客观上决定在合作中莫强为混同，应当有合有分，故不说联合而说综合者，所重在合也。
彼此协力合作来对外或较易，协力合作来解决中国内部问题，岂易言哉!如我筹思，要综合各党派成立一个组织体，以负起救国建国任务，是必切实注意循行如下各原则：
一、各党派在订定国事国策时交换意见，应只就每一具体的现实问题说话，避免涉及各自夙怀根本思想信念。即是：各方原不免各自有其哲学思想或主义信念为其当前意见主张之所本，却应避免谈及。
二、彼此交换意见应尽可能地求同存异。即对一个问题的看法，彼此间的分异原易突出，却应各自保留之，而只就如何解决，或如何应付此当前问题的方法政策上，求得其归一为止。
三、各党派在建国的远大目标上殆莫不倾向社会主义，纵然所谓社会主义者，彼此非定一致从同，仍不妨订定下来。盖既为远景，固非现时所必争。
四、在头一次国是国策订定之后，随时就当前问题不断地赓续进行商谈修订，只要各方同意，不须拘执旧章。
以上所叙非我当场发言原词，却是我筹思很久的要义。
继此而申说的便是党派综合体不负行政之责，而居于监督政府执行政策的地位。我于此窃取了孙中山先生政权、治权分开之说。政权在民，党派综合体是代表人民，站在全国民人立场执掌政权者，而以冶权付之行政部门。行政部门即通俗所称政府则忠实于政策之贯彻实施(在实施中如有意见可随时反映给党派综合体)。如此两下分开是万分必要的，是党派综合体自身恒保持在一致立场上所必要的一大前提。否则将导致党派间的闹意见而动摇根本。
当时座间毛、朱二公颇用心听我发言。毛公无表示，朱公当听到我末后的话时，忽曰：“此或三十年后的事吧!”此外无人置一词。
次日毛主席又约集其同志数人与我会谈，其时因有蒋方不尊重协议之宪草而多所改动之讯，毛主席说：“他(指蒋)改由他改，改八、九、十次亦由他，但我要那第十一个!”关于改动宪草事盖出于政协国民党首席代表孙科等备受其党内诟责，孙同政协国民党代表邵力子二人向周恩来代表再三恳求修改。周公商之张君劢在三大问题上分别作如下之让步；(一)国民代表大会从无形(指全国公民投票)复归有形；(二)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立法院得对行政院为不信任投票，改为对总统负责，并删去立法院的不信任投票；(三)各省得制订省宪改为制定省自治法规。如此重大问题在各方取得协议后岂得再改动?然而在野方面却居然向国民党退让了。中央通讯社高兴地大肆宣扬。延安方面吃惊不小，急电促周公回来作报告。其报告和讨论的会，我一个党外人未便参加，即于次晨飞回重庆了。
这次再访延安，除了谈话，还下乡参观南泥湾等地，同时为了候周公自重庆返回延安，以便了解政协政治协议的改动晴况，在那里前后逗留了十天之久。第一天去延安，未曾见到刘少奇同志，好像当时他在前方。第二次去见到了。还记得他和彭德怀二位的住处与我的临时住处相邻，我还去回访过他们。陈绍禹(王明)也曾来过我的住处，面容消瘦，意兴不佳，自云别后一场大病初愈。陈作为共产党在参政会的代表之一，重庆会内会外我们常可碰见。在这次访问中，朱德同志还向我提起当年他德国留学后途经莫斯科回北京，曾想访问我而未成的事；想访我是由于他在德国留学时的朋友孙炳文烈土的建议，而孙是1912年我在《民国报》工作时的谢艮总编辑。现在我名字中的“漱溟”二字，就是他从我那时笔名“瘦民”的谐音，首次改为“漱溟”二字，题写在我的扇面上的。孙炳文兄的夫人任维坤(人称“妈妈同志”，孙泱和孙维世之母；孙泱与孙维世兄妹均死于“文革”中)，这次访问中也见到了。任维坤也是当年在《民国报》的同事，她是报社中三个女编辑人员之一。
1965年
标签：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