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护士为我做手术前的准备。 昨天下午，我们完成交割。任何手术都有风险，主治医生说，再好的技术，也不能完全保证不出意外。神经一旦损伤，会影响手指活动，甚至波及整条手臂，最坏的结果是完全丧失功能。手术中可能出现呼吸骤停的极端情况。我心脏一阵狂跳。……不过，这只是可能。护士长递上病历夹子和圆珠笔。手术知情同意书上罗列了十多条可能的风险。我过目之后大脑一片空白。同意是如此，不同意也是如此。我的额上早沁出一层冷汗。我不能握笔，示意妻子代签。她看着我，一直踌躇不决。护士长再三催促，她才颤抖着手歪歪扭扭写下我的名字。
由于疼痛，由于不可预知的风险，我兴奋焦虑，浑身燥热，整夜翻来覆去睡不着。
九点整，我被扶着平躺上担架车。日光灯管后移。房门，多孔天花板后移。进电梯，上四楼。走廊上第一道门吱呀打开又哐当合上。我的同事被挡在门外。周围暗了下来。三道门依次打开又关上。嘈杂声在身后远去直至消失。手术室到了。眼前一片豁亮。阔大的房间并排放着四张手术台。他们把我安置在最里面的那张就走开了。我孤零零仰面躺着，感到前所未有的寂廖和空旷。这是一个封闭而神秘的空间，一个小型的人体切割工厂，一个由意外开启的交通阴阳的渡口。没有谁能说得清，从建院开始，从手术室启用至今，这里做过多少台手术；也没有谁能说得清有多少人站着进来，躺着被推进来，最终悄无声息地被推出去。洁白安静现在成了恐惧，折磨，让人难耐的同义语。
这是七月中旬。高大的白杨窜过了四楼窗台。阳光让树叶像镜片般闪耀。我不知道接下来的一切将怎样发生。我会不会感到疼痛，会不会很快从麻醉中醒来。我是否还能看到窗外的一切，感受夏季的绿意和阳光的抚爱。
出事之后，我被送进市第一医院。从高处摔下来时，由于右肘吃劲儿，侥幸保护了头部。直到手术后，我才敢正视那些影像。四张不同角度的X光片，清晰再现了折断的肱骨影像。断口如刀劈甘蔗的斜度。断端全然错开，上端呈粉碎状，骨腔发暗。这组片子从不同角度述说着一个事实，冲击力太大了，坚硬的骨骼竟然如此不堪。
医生不主张手术，而是建议保守治疗。在半个小时的对接中，断端产生让人心悸的摩擦，有一种说不出的难受。他们为我打上石膏，固定了夹板。疼痛一波波袭来。我说服自己相信他们的处置是正确的。千万不要再折腾了。我已经受够了。
整条胳膊肿了起来，上臂犹如小腿般粗细。我的手指透亮发胀，像成蛹前的桑蚕。尽管点滴始终没有停止过，但我还是发起了低烧。同事们提议我离开这里。他们认为既然不需要手术，何不转到东环路那家小有名气的私立医院。他们靠祖传秘方，招揽着方圆数十里的伤号。他们中西结合，土洋并用，给患者服用汤药，外加点滴的同时，适时宰掉一只咯咯狂叫的公鸡，用秘不示人的药物掺上鸡血，温腥地裹上患处。我的表兄在卫生部门工作，他看了X光片，认为这一做法类乎巫术，纯粹是耽误时间。他竭力让我离开。我从公鸡医院最终转到了矿建医院。当医生为我除下夹板，去掉石膏时，他们惊愕地看到，我的胳膊已经变成青紫色，皮肤上密密麻麻起了一层黑水泡。
几位外科大夫的第一句问话，差不多是一样的，你是怎么摔伤的？每当听到这句话，我就有一种本能的紧张，心跳也会加速。我总是抢在我妻子还有我同事之前回答这个问题。面对护士的询问也一样。我不愿意他们知道真实情况。我回答是从单位的楼梯上不慎滚下来的，而事实远非如此。
那天早上六点多钟，我走出家门，骑上摩托赶往分包的朱村。我原来不分包这个村，只因分包它的同事跟村里闹了别扭，主管领导才决定把我调过来。
朱村位于市郊，是一个三千口人的大村，有些育龄妇女在市里做生意，早出晚归，有的甚至买房定居下来。这为管理服务带来困难。在每次季普查中，六百多人最后总会剩下六七十位。他们中绝大多数没有政策外怀孕，这也成为他们不愿接受普查的借口。少数人却极有可能外孕，她们有意回避，以达到政策外生育的目的。郝玉敏就属于这种情况。她持有第二个子女生育证，本来应该每季度接受孕情普查，却连续几次没有露面了。这么长的时间，完全可以完成第二次生育，政策外怀孕第三胎。我多次找过她。她家的大门始终锁着。院里阒无人迹。他们好像搬离了村庄似的。
我们为什么要如此密集地安排育龄妇女的生殖健康服务（包括孕情普查）呢？从大的方面讲，是为了稳定低生育水平这个目标。具体来说，一是可以及时统计出生，避免造成新生儿漏统。二是推行出生缺陷干预，实行全程监测，最大限度避免新生儿生理疾患的发生。三是通过程序监督，防备人为地选择胎儿性别而随意堕胎。因为人为选择胎儿性别，最终将造成男女比例的失衡。跟踪研究证明，近一个时期，全国多数省份出生婴儿性别比升高势头不断攀升，而且越来越离谱。各级虽然采取了综合治理措施，包括禁止使用B超进行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未经许可的医药经营单位销售流产药物，私营、个体医疗机构开展计划生育手术等等，但效果并不理想。非法活动由公开转为隐蔽。专家惊呼，多年之后，数以千万计的男人将找不到他们的另一半，从而成为《裸露的树枝》（一本国外专著的名称，意为光棍）。由此导致和引发的系列社会问题，引起了人口学家、政策制定者、当政者以及全社会的密切关注。
郝玉敏长期缺席季服务之后，她的男人某一天突然主动找上门来。他报告了她在家中不慎流产的消息，继而申请延签第二个子女生育证。此类情况一经发生，当事人须在二十四小时之内报告，镇计生委将派两名同志前往查验。若情况属实，将上报县人口和计划生育局，其第二个子女生育证可获准延签。这意味着当事人继续保有了再生育的权利，否则，证件将被收回，不再安排生育。
郝玉敏的情况令人生疑。
以往经验证明，当事人时常在这一环节上弄虚作假。原因基本相同：当获知胎儿为女性，有悖自己的初衷时，人为中止妊娠就成为可能。要么等孩子生下来后转移藏匿，再以小产名义蒙骗主管部门。如果获准延签，极有可能造成当事人持第二个子女生育证，政策外生育第三胎甚至第四胎。对此深查细究，很容易揭开真相。我在镇里工作的八年间，曾经目睹过一对夫妇在医院里假戏真做。他们不知从哪里弄来一个皮肤干瘪的死婴，放在纸箱里，顶替事先秘密转移出去的新生女婴。他们哭天抹泪，神情悲?，得以蒙混过去。一年之后，村人举报了孩子的藏匿之所，真相才大白于天下。
郝玉敏的男人露面不久，村主管贾得宝随后找到镇里。他显然是受托而来。他的表现让人啼笑皆非。他一方面显得积极，另一方面又会出于利己考虑，为某些人隐瞒实情，瞒哄上级。我相信这次仍然如此。果然，他从怀里掏出五百块钱，透露是郝玉敏家人的意思，许诺事成之后再给我一笔钱。我清楚此举背后意味着什么，婉言谢绝了他。一个月之后，郝玉敏的家人辗转找到了我的内弟，求我通融。他当然也无功而返。这更加肯定了我们最初的判断。郝玉敏没有小产，而是生下了第二个女孩，虽然现在我们不清楚婴儿藏身何处。我不会答应为其办理延签手续。不仅如此，还应尽快找到她，督促她接受普查。十有八九，她已经政策外怀孕第三胎。
郝玉敏的家位于村北，最后一条大街从她屋后穿过。她的家门高墙厚，位于胡同中央。
我在七点前赶到了那里。
我太熟悉这座宅院了。高大的门楼瓷砖贴面，大门两旁镶一副金底红字对联：三星高照安乐府，五福来临富贵家。横批：吉星高照。大门从里面上死了。西边开有偏门。两扇又矮又宽的绿漆铁门同大门一样，也是时常关着。
我支好摩托车，来到偏门前。我不抱多大希望。等我把眼睛凑上去时，我的心简直要跳出来了。我看到了郝玉敏。她头发略显松散，身上罩一件宽大的蓝衫，面对她的男人，坐在月台上。我让他们开门。她的男人随口应了一声。她们相互对视了一眼，似乎在商量是否把门打开。
一个五十多岁的胖女人，身着碎花衬衫，出现在自家的房顶上。她是郝玉敏的东邻。她一眼就认出了我。她对郝玉敏喊道，镇里来人找你啦，快走吧。胖女人的提醒说明了一切。我从门缝紧盯着她。她慌慌张张跑进堂屋，接着又退了出来，在她男人的指点下，手忙脚乱地登上窗边的木梯。一旦置身屋顶，她将穿越相连的房子，下到任何一位邻居家中，抽中空子，从我眼前生动地消失。
我飞快跑进东邻的院子。院里同样竖着一架木梯，不是在堂屋窗前，而是在门楼边。我三步并作两步登上去。木梯在脚下颤动，发出咯吱咯吱的异响。我疾速登上屋顶，与那个通风报信的胖女人打了个照面。她讪讪地看着我，不时扭头回顾木梯上的郝玉敏。笨拙的身体加上内心的惊恐影响了她攀爬的速度。她像一只笨重的考拉，越着急动作越慢。我已占据优势。我让她别动。我们一个在房上，一个在木梯上，就那样面面相觑对峙着。我打算从门楼边下来，顺着小屋顶来到郝玉敏的房上，然后下到她家院子里。
东邻女人沿着房沿往郝玉敏的房上走。我已站到那座小房上。小房北边搭着空心板，南边覆盖着石棉瓦和塑料布。我有些心急，根本没有意识到已经临近的危险。胖女人轻车熟路地走了过去。我一边移步，一边盯着郝玉敏。郝玉敏伏在梯子上，进退两难。我继续往前走。突然，我脚下的石棉瓦塌陷了，塑料布漏了下去。我一脚踩空，从四米多高的房顶上摔了下来。我本能地想抓扑住什么，右臂已撞上坚硬的水泥地面。我眼前一黑昏了过去。
护士用带子扎住我的手脚，把我固定在手术台上。
套在橡胶手套里的双手抱住我的脑袋，把它撇向一边。与其说是抱住，不如说是压住。抻展的脖筋酸胀。我的脑壳失去了自由。麻醉师带着一股强烈的消毒水气味，在我右锁骨处摁来摁去。他一边不停地摁压，一边跟我说话。他想让我放松，反而让我更紧张。你的手术是局麻，不是全麻，他说。在西方一些发达国家，这类手术都是全麻，但费用相对要高些。我们采取局麻，是从我们的国情出发，尽可能为患者减轻一些负担。我心不在焉地嗯嗯着。这叫臂丛麻醉。它同样能达到很好的麻醉效果，只是寻找那个部位要费点劲儿。
他在那片区域压上压下。我觉得他的动作越来越机械，手指变得像木棍一样僵硬。皮肤疼痛。肌肉和骨头疼痛。半个身子疼痛。偶尔会有麻木感传过手臂，一闪就消失了。他以为找到了那个敏感点，就把长长的针头刺进去，预期效果并没有出现。他反复试探着，一次又一次宣告失败。我痛得忍不住大叫。颠来倒去的折腾让我痛不欲生。扎了七十针了，这个没用的家伙，还是没有找对地方。汗水湿透了我身下的床单。渗出的鲜血让他方寸大乱。我失去了耐心，失去了对他应有的尊重。四十分钟过去了，这个蠢货还是找不着门径。我的锁骨上下被扎烂了。我大声抗议。放开我好不好，我不需要手术了，宁可废掉这只胳膊。我吼叫着，觉得奋力一跃就能带着身下的手术台一块逃掉。我的叫声让护士们细嫩的前额汗如雨下。他无可奈何地退了出去。一位老手出现了,他扎了二十来针就找到了部位。我一下子感激涕零了。开始推麻醉药,我的右臂马上失去知觉。骨折以来，它一直弯曲着不能伸展，现在，它被彻底放展了。他们把它啪地扔到这边，啪地扔到那边。我竟然毫无知觉。他们把它吊在床头的铁架子上。我看着它，就像看着与我无关的他人的肢体。我突然想起一位熟人的话，凡是木匠有的工具，手术室里都有。简直太恐怖了。我求他们让我睡去，他们给了我一针镇静剂。我在昏睡中听到器械丢进托盘的声音，听到电钻打眼儿的声音，听到医生和护士们咕咕哝哝的呓语。
却已经无能为力。
我一脚踏空跌下来的时候，黑夜突然降临了。
不知经过了多长时间，我发现自己躺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我身上压着破碎的石棉瓦，肮脏的黑塑料布垂在半空。我耳朵里嗡嗡作响，仿佛整个宇宙正在碎裂。我蜷缩在地上，稍稍举起头，微微张开嘴，冲着墙壁喊叫。我的喉咙发出一些含混不清的声音。我的喊叫吓坏了我自己，又惊出一身冷汗。我看见了那个曾经站在房上的老女人，正面色苍白瞪着惊恐的双眼站在门边。我终于可以开口说话了，疼痛让我语无伦次。我让她把村干部贾得宝找来，赶紧送我上医院，否则我要死掉了。我心里充满恐惧，担心自己坚持不了多久，再也见不到我的父母和亲人们了。
老女人犹豫着，当她确信我不会很快死掉时，才蹑手蹑脚靠过来。她嘟哝了两句我听不懂的鬼话，问了两句“痛不痛”的蠢话，检验我的意识是否清醒。时间不长，她从街上喊来六七个女人，却没有一个男人。这些表情怪异的女人七手八脚把我从狭窄的空间抬到门外。她们把我放在地上。我知道那老女人的想法，只要把我抬出来，就是发生不测，她也可以撇清了。
贾得宝过来了，支书李希宏随后也过来了。贾得宝鞋上有灰泥，显然是从正在建设的村民活动广场的施工现场被叫来的。李希宏则一尘不染。李希宏平时从不过问计划生育，主要靠贾得宝出面应付。他们要来一辆面包车，把我送进了市第一医院。他们把我交给先期等在那里的同事，就悄悄离开了。
在住院和术后的日子里，我有足够的时间想一些问题。
我为什么不愿跟医生和护士说出真相，因为一旦说出，在他们眼里，我的行为就会现出古怪、难以理解的一面。摔伤作为一个值得同情的事件，可能变得无足轻重，甚至徒增笑谈。不是因为他们不肯给予理解和同情，而是我的工作大大超出了他们能够理解的限度。他们不会相信，在倡导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居然还会出现这样的人，发生这样的事。一个镇干部自觉地起了个大早，连早饭都顾不上吃，风尘仆仆跑了二十多里，去追踪一个育龄妇女，目的则是阻止她政策外生育。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谈。他们认为有必要，会进而支持你吗？在多数人那里，最可能的态度是，政策是一回事，我的行为是另外一回事，体现在自己身上是一回事，体现在别人身上又是另外一回事。我们这些人的形象从来都是被歪曲和丑化的。“进门摸肚，上炕脱裤”，是我的一个同学时常挂在嘴边奚落我的话。有人背后干脆称我们为“土匪”和“鬼子”。还有更难听的。他们以为我们吃饱了撑得没事干，就下乡扰民。大的政策背景被忽略。人家生养孩子，用你抚养，何必穷追不舍，下此狠手。那是我的职责所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行啦。从事这一职业的人，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们的人口总量将膨胀到何种程度。这是该你考虑的？再说，多生几个能膨胀到哪里去。移民是个好办法，凡是有水的地方就有中国人嘛。来一场战争就解决问题了。……我没来也就罢了，没看见也就罢了，来了，幸好看见了她，我怎么能装糊涂。跟领导撒一个谎，告诉他郝玉敏没在家嘛。领导会相信，我说不出口，我长这么大，还没有学会撒谎！
于是我起了早，上了房。我认为即使换了别人，多数会做出同样的选择。可是，你有未经允许进入他人家院，登上他人房顶的权利？你想拦住郝玉敏，控制住她，她要是不合作，拒绝跟你走怎么办？你能限制她的人身自由？她坚持离开，你能怎样？强制带她走？她要求你离开她家屋顶，你敢不离开？她要是铤而走险，从房上跳下来呢？想过后果没有？或者，她不跳，趁你不备，把你推下来呢？你不清楚自己势单力孤，处境危险？人家反过来诬你私闯民宅，动机不纯，把你揍一顿，你不得吃不了兜着走？你有嘴说得清吗？这样的事还少吗？入户调查，人家要你出示执法证件。人家看了证件，还是拒绝回答你的问题，还是不允许你进入家中，你又能怎么样呢？
我们总是指责他们思想守旧，生育观念陈旧，赶不上时代步伐，可是，埋怨和指责能改变现状吗？能使工作变得更容易一些吗？假如你还生活在乡下，跟他们一样，你会怎样想？心甘情愿只生一个？你不觉得这个家庭实际上很脆弱，几乎无力抵抗灾难、疾病等风险，而两个孩子相互可以有个照应吗？抵抗和承受风险的能力不是更强一些吗？他们到了年老体衰，丧失劳动能力之后，不像机关工作人员、城里人那样，可以享受养老保障、医疗保障、最低生活保障。他们没有这些，他们还得靠子女养老。养儿防老的观念固然传统，难道不符合人性，不符合我们的国情，有什么好嘲笑和指责的呢？而农村独女、双女户家庭，在生产生活上，确实会比那些有男孩的家庭面临更多困难……
多年前，国家计生委提出转变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转入以人为本的阶段，人的生育权受到保护，人格尊严得到尊重。现在更为人性化。政策外怀孕超过一定时间，不经当事人同意，谁都无权让其补救。可是，新的问题出现了。那些生育欲望强烈的人，那些不达目的不罢休的人，就会想方设法捱过这个时限，达到政策外生育的目的。负面效应随之显现。面对此情，我们能坐视不管，不作为吗？更高一层主管部门能姑息放任吗？每年不定期的检查考核，能不以政策外生育率的高低说事，以一个村子的问题“一票否决”全乡乃至全县吗？被否决的地方能不亡羊补牢，对相关人员落实党政纪律处分和经济处罚，直至开除留用他们吗？为了扭转被动局面，能不举全党之力，全民之力，重拾早年明令禁止的过激做法，只顾眼前而不及其余吗？新的矛盾，新的对抗，新的违法现象在所难免。我们发现抓了这么多年，还是在“紧、松、紧、松”的怪圈里打转转。要问村支书、主管、育龄妇女小组长为什么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情况复杂，一言难尽。如果问题那样简单的话，就不会出现一面在市里、省里飘扬了二十年的红旗，突然被一封举报信放倒的事实！而放倒了才知道，揭示出的问题不过是冰山一角。
远了，拐回来，还说朱村。我们费尽周折，最后仍有十一个第一次生育了男孩的妇女没有见面。问题往往出在其中。这就是我们关注的重点，俗称“定时炸弹”。找到任何一个人，说服她们接受普查，都需要付出数十倍上百倍的艰辛努力和代价。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有的被没收了浮财也要政策外生育，被捣毁了房屋也要生，离乡背井，抛荒田地，过着家不像家、生活不像生活的日子还是要生……这是多么顽强的欲望啊！放在全国范围，对此都装聋作哑，得过且过，稳定低生育水平的目标就会落空，一系列社会问题将会凸现……
想到头痛，还是理不出个头绪来。
该打针了。护士已经站到了床边。
三个小时的手术结束了，我被推回病房。我的右上臂植入一块10厘米长、1.2厘米宽的钛合金板。六枚同样材质的从2.5厘米到3.5厘米不等的螺钉把它固定起来。五枚垂直拧下去，一枚以20度的锐角斜拧进去。缝合了十二针。我远远瞥了一眼X光片，一股寒气从头顶直贯脚底。
我妗子知道了我手术的消息，她来到医院，说服我告诉我的父母。两位老人租了一辆车，从四十里开外的乡下老家心急火燎地赶了过来。父亲看了我两眼，默默坐在床尾，侧身埋下头去。母亲伏在床头，死死攥住我的手，生怕稍一放松我就会离她而去。她老泪纵横，大放悲声，全然不顾别人的存在。呜呜，娘老了，没有用了，你不跟我说。呜呜，傻孩子啊，哪有你这样干工作的，不长一点心眼儿啊。呜呜，你要是死了，谁还赔你一条命！让我跟你爹怎么过啊！我的泪水情不自禁流出来。
十三年前，我从省经贸干部管理学院毕业，在省城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姐姐出嫁后，父母希望我回到他们身边。我满足了他们的愿望，从此像浮萍一样漂荡不定。我在县招待所干了五年，工资很低还不能按时领取。八年前，我成了黄镇的一位聘用干部，工资只有三百元，去年才涨到五百。这一年，镇里兑现了每月十元的独生子女父母奖励，加起来一个月是五百一十元。我珍惜这份工作，起早贪黑从无怨言。除了这次事故，我几乎没有请过一天假。女儿呀呀学语时，我说有一天带她去动物园看猴子和鸵鸟。她已经上了幼儿园。那天，她爬在病床前对我说，爸爸好好休息，我不去看猴子和鸵鸟了。我问为什么。她说我在书上都看到了。
我觉得后怕，同时深感后悔和内疚。我不敢想要是没了我，父母今后将怎样生活。更不敢想要是没了我，我的家庭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我没有完成任务，给镇里添了麻烦。住院期间，每天平均花费七八百元。两次住院一共花了一万六千多元，相当于我三年的工资，或者说相当于跟我身份相同的三个同事一年的工资。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可以重新选择，那天决不会早早起床，而是一直睡到妻子把我叫醒，吃了早饭，再骑上摩托悠然地赶往镇里。那样，我就不可能摔伤，镇里也不会花那笔怨枉钱了。
郝玉敏侥幸躲过了普查，据说后来如愿以偿得了一个男孩。她家大门依然关闭。她深居简出，轻易不在街里露面。
去年春节前，他们向镇里上缴了三千元的社会抚养费。这笔钱是应缴金额的七分之一。这是一个政策外生育第三个子女的家庭付出的低廉代价。征收还将继续，同时也会面临许多困难和阻力。抱养子女的民间行情是以斤论价，男孩每斤一万，女孩减半。不言而喻，巨大的反差会怎样激起一些人政策外生育的欲望。
如此，我经受的肉体和精神上的痛苦，究竟还有多大意义……
我再次住进了矿建医院。上次是植入，这次是取出。术前准备，臂丛麻醉，切开缝合，程序一步不少。我注定要经受双份痛苦。麻醉师在我锁骨周围重新上演了一出鲜血淋漓的活剧，把一次性床单弄得一塌糊涂。那块钛合金板，六颗钛合金螺钉，在我体内存留年余，终于完成使命，重见天日。护士用托盘端到我面前。我嗅到血的气息，肉的气息，骨头的气息。面对冰冷的合金，我沉默无言。出院之际，我请求他们把它交给我。它们曾是我的骨骼，我的上臂，见证了我的不幸和痛苦。我没有理由抛弃它们。
我很快上了班，波澜不惊地步入我熟悉的工作。第三季度集中服务活动正在扫尾。我们带着便携式B超和早孕试纸去“清村”。两位同事把竹梯抬过来（当时一次购买了三架，每个包片小组一架）。他们坐进面包车，把手伸出车窗，一前一后掂着竹梯。梯子超出了车身。二十分钟后，我们来到朱村。我心里五味俱全。面包车停在村南一户人家门外。我们悄悄下车，把竹梯靠在屋墙上。一位同事登上去。他看到墙外的电表飞转，这意味着我们要找的人躲在家中。我们敲门。没有应声。一会儿，他示意电表停转了。他下了梯子。我们移过去顺上墙头。他轻快地登上去，纵身跳进院子里……
这是危险和违法的。自从镇长从县里扛回流动黄旗后，我们就什么顾忌都没有了。
这次要找的人没有郝玉敏那样的幸运，一个多小时后，她被带到车上。车在村民活动广场停下来。他们去附近找另一位妇女。我走到那座水泥假山前停下。黑色花岗岩底座中央，是几块枣红色花岗岩，上面镌着一首镏金的颂诗，记录下领头人的功绩：支书李希宏，决心改村容。党员全支持，干群齐响应。村上知名人，慷慨巨资奉。捐款修公路，造福咱百姓。中心建广场，村民都欢迎。祖辈享益处，世代永传颂。
广场建成一年，假山出现了几处松脱。
因为不是周末，广场上看不到学生。几个老妇人坐在路边，照看着眼前的菜摊子。
李希宏一次也没有在“清村”现场出现过，据说，他喜欢独自一人，时常在傍晚时分来到广场。他倒背着双手，饶有兴致地站在那首颂诗前，一站就是半个钟头。
他仿佛总在默诵，总在琢磨，总也看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