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伯鲁(1853～1932)，字子纯，晚年号芝田，又号芝栋，陕西省礼泉县人。清咸丰三年(1853)出生于礼泉县一个穷乡僻壤的清贫农家，蒙恩母训，苦励心志，攻读经史，出类拔萃，由廪生入太学，光绪十一年(1885)乡试中举。翌年，赴京会试登进士第，授翰林院编修。先后任顺天(府名。辖今北京、天津一带)“乡试”同考官及山东“乡试”副考官，山东道掌道监察御史等职。与康有为交谊甚深，是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宋伯鲁小康有为五岁，与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严复同岁，在他出生之际，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正如火如荼，国内矛盾空前激化。第一次鸦片战争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的恶肆一开，英、法、美等老牌帝国主义国家欲壑难填，第二次鸦片战争正在酝酿，民族矛盾空前加剧；罪恶的鸦片贸易变相进行，白银继续外流。腐败无能的满清政府内外交困，犹如一艘破船，在暴风骤雨中飘荡，溯临崩溃已是早晚的事情。此时的思想文化界异常活跃，在西学东渐中，政治改良的呼声日高。知识阶层中的有识之士呼吁睁开眼睛看世界，倡导变法图强，但对如何变仍是蒙昧不清；封建卫道士们依然固我，继续鼓吹“向后看”，以孔孟之道来整合人心。相对封闭，且传统文化积淀较为厚重的陕西，虽然也受到以上诸多社会思潮的波及，但旧有的封建社会秩序并未受到大的触动。宋伯鲁生活的偏僻农村，生活虽然清苦，但在乃母的鼓励和支持下，依旧按部就班地苦读经史，过着旧式读书人的生活，在科考的羊肠小道上艰难跋涉着。好在他天资聪颖，悟性过人，又肯用功，经岁科两试均名列榜首，由县学补为廪生(享受学府的膳食津贴)。而后又以优异的成绩录入太学(省府学堂)，并有幸成为“关学宗传”的重要代表人物柏景伟的关门弟子。是时，柏景伟为关中书院讲席，他尊祟关学宗师张载爱国重教、关心民瘼、学以致用的实学思想，淡漠仕进，曾与著名关学代表人物刘光黄协力兴办社学。他在讲学中常引谈时政，给学生灌输忧国忧民之思。耳濡目染，再经先生点化、启发，青年时代的宋伯鲁不读死书、死读书，亦然关注民生疾苦，留心时事政治，思考社会问题。他推己及人，对现实生活中的贫富不均现象表示不满，对农民揭竿起义表示同情，认为是不堪重负的苛政逼迫所致。这一切增强了宋伯鲁思想的可塑性，为他以后从事政治活动，顺利完成由一个旧式读书人到接受变法维新思想新式知识分子的转变，奠定了难能可贵的思想基础。
光绪十二年(1886)，对时年三十三岁的宋伯鲁来说是幸运的一年，他赴京师会试，金榜题名：中进士，荣授翰林院编修，成了京官。不幸的是当宋伯鲁跻身官场之际，正是清王朝的多事之秋。中法战争(1884)失败的阴影尚存，内忧外患加剧。位列庙堂、进入统治高层之初，作为一位理学思想修养颇深的封建士大夫，出于卫道的本能，他也曾认为祖宗之法不可变，恪守列祖列宗的清规戒律，视西方科技为奇技淫巧，也曾有过春风得意的良好感觉。可这一切有如过眼烟云，很快被严重的民族危机的沉重感以及任人宰割的屈辱感所淹没。儒统文化及关学的实学精神赋予宋伯鲁忧国忧民的本能反应，就是思考如何解决国家、民族的倒悬之危?正是在这个时候，戊戌变法的领袖康有为来了(1888年进京应考)，变法维新的鼓吹者梁启超来了。一千三百余应试举子联合签名的“公车上书”，提出拒签和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等项主张，一石激起千重浪。从皇帝到朝臣，举国上下均受到波及，拉开了政治改良运动的序幕。是时的宋伯鲁以国家民族为重，毅然抛弃了唯祖宗之法是持的陈腐观念，通过联络在京陕籍人士组织“关西学会”，以及与康有为组建的“粤学会”合并，共同创办初具政党规模的“保国会”(即保国、保教、保种)，受到康、梁变法维新思想的深刻影响。他不仅接受新思想，顺利实现了从封建旧文人到主张政治改良的新式文人的转变，而且追踪新潮流，成为戊戌变法的骨干分子。在百日维新期间，宋伯鲁甚至不顾个人安危，积极支持并参与变法活动，始终与康、梁保持密切联系，还以“言官”身份(这时宋伯鲁在朝，任山东道掌道御史)和职务之便，向光绪皇帝上书，请求光绪皇帝尽早推行新政。而诸多奏章中有不少是康有为亲自草拟并以宋伯鲁的名义上呈的。在变法维新中，宋伯鲁极力倡导废止入股取仕制，主张官办报纸，实施新政。
在宋伯鲁看来，废除八股科举取仕制度是当务之急，因为它坑害无数热血青年，使他们在清灯烛照中皓首穷经，消磨人生。建议光绪皇帝改试策论，开经济特科，向西方学习，改革教育教学内容，从儿童时抓起，开设算学、图史、天文地理、化光电重、内政外交等课程，培养政治、经济实用人才，以适应门户开放后国内国际形势的需要。否则，新政难行，国难难解，强国富民难以实现。其次，宋伯鲁以自己考察研究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经验的原委为依据，建议光绪皇帝借鉴日本人的经验，向西方学习，借办报以说项，广纳众听，介绍西方政治、经济、军事知识信息，以助变法，以利推进新政。在宋伯鲁的尽力斡旋和奏请下，由(1898年7月17日)光绪皇帝批准，谕令将上海由梁启超主笔的《时务报》改为官办，移设京都，归并译书局，从而使之成为变法维新运动的重要舆论阵地。
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民族危亡的重负迫使朝野加紧了解西方，向西方学习。纵使出发点和立足点各有不同，但是闭关锁国已无市场，“师夷长技以制夷”庶几成为共识。于是乎，中外交往频仍，公使往来，公派留学生，外国传教士往来自由，官方的、民间的多种渠道，输入西方的社会科学、历史、地理、自然科学、风土人情、政治经济制度等方面的成果和信息。宋伯鲁虽已年过半百，但他并未抱残守缺，而是如饥似渴地学习筛选各种信息，加上康、梁的鼓吹影响，他深入思考认为中国社会制度的腐败落后是导致国家积贫积弱的症结，并抱定要富强，须从制度上彻底解决问题，这就是学习采用西方“三权鼎立”的政治制度。宋伯鲁颇费苦心地根据中国社会实际，模仿西方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向光绪皇帝呈奏描绘了一幅君主立宪的美好蓝图，使得光绪皇帝心仪谋之，跃跃欲试。宋伯鲁顺势，联名杨深秀，弹劾守旧派宰相、礼部尚书许应?以及御史文悌等人，为推行新玫排除障碍，为百日维新张本助威。由此足以看出宋伯鲁极力改变封建专制积弊，改变弱国无外交，弱国无主权的急迫心情和愿望。
令人可悲可叹的是，中国封建社会积弊已久，不要说仅凭政治改良换汤不换药行不通，就是稍事触动封建统治者阶层的既得利益，也会招致灭顶之灾，更不要说光绪皇帝后面还有一个代表封建顽固派利益、垂帘听政的“老佛爷”――禧太后呢!
百日维新宣告失败，慈禧太后以“滥保匪人，平素声名恶劣”的罪名，将宋伯鲁即行革职，永不叙用，并下令通缉。宋伯鲁闻讯，立即逃入意大利 使馆避难，而后又携家眷避祸上海，剪辫隐姓埋名，依靠岳父资助度日，曾一度东游日本考察时政。光绪二十八年(1902)，宋伯鲁由上海回到陕西，受陕藩樊增祥为代表的守旧势力迫害，被监禁在西安城南皇子城。适逢新任“伊犁将军”长庚途经陕西，邀其同赴新疆，宋得以脱身，随长庚赴新疆为幕僚数年。辛亥革命后，清王朝被推翻，宋伯鲁因北京政府之邀，曾出任参议院议员。但后来国会有名无实，形同虚设。1924年，宋伯鲁又回到陕西，被聘为陕西通志局总编纂，致力于续修撰陕西通志工作。1932年宋伯鲁因病去世，享年七十九岁。
宋伯鲁不仅是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的著名代表人物之一，而且是把关学的实学精神与从政实践相结合，“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思想富于弹性，善于适时应变的清廉官吏，还是一位多才多艺、精通书画艺术，自成一家的艺术家。其主要著作有《海棠仙馆文集》、《海棠仙馆诗集》、《还读斋杂述》、《新疆建置志》、《西辕琐记》、《己亥丛谈》、《新太平轩书画论》、《泾阳新志》等。
总观宋伯鲁的人生轨迹和思想发展脉络，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光绪十二年(1886)中进士之前，是其昼课夜赋，饱览诗书，受关学名师柏景伟点拨，钻研儒统，尤其潜心学习自张载以来宋儒理学，用回归传统的“旧尺子”来衡量社会现实生活，其思想不免失之封闭、保守、僵硬。如此这般便对于封建旧秩序虽有质疑，却无勇气反抗，尚于古书和关学先贤业已开辟的道路上踽踽独行，言必中旧规范，行不越雷池，思想和行为仍在“爱国忠君”，诚实守信、朴实务实等基本封建伦范中打漩。二是光绪十二年(1886)中进士后，两次鸦片战争告败，《南京条约》换来英、美、法的瓜分在前，日、俄、德等帝国主义垂涎三尺在后，中华民族危如累卵。救亡的锁钥打开了宋伯鲁僵硬的思想，尤其是在康、梁政治改良思想的感召和影响下，他终于成为满清王朝的“逆子二臣”，告别封建旧知识分子的身影，鼓吹维新变法。关学的思想基础业已与西方政治经济理念接壤，最终成为百日维新运动的骨干，成为那个动荡时代于生死置之度外的弄潮儿。虽说有如闪电、流星，是一出悲剧的角儿，但却无怨无悔，展示了人生的价值和光彩。三是光绪二十五年(1899)以后，宋伯鲁亡命天涯，隐姓埋名，东渡日本，作为一个戊戌“名人”时隐时现，也曾参与辛亥革命，为幕僚，撰志书，贫病谢世。以政治人生始，以学术和艺术人生告终。，谈不上悲壮，却令人回味。宋伯鲁由旧学转向新学，它标志着传统儒学以及宋明理学包括关学在内，其影响力较之新学(即所谓西方之学)已渐衰弱，逐步走向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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