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伯冲 江苏省海门市人,1962年生。从军近三十年,先后在团、师、军级机关和军区、总部从事过组织、干部、宣传工作,现于总政治部工作,研究生学历。中国散文学会会员、长江大学客座教授、《中国人才?转业军官》杂志特邀副主编。著有散文集《心远地自偏》。作品曾获第三届冰心散文优秀奖。
公元1292年,也是元朝至元二十九年。那年农历八月十六。
这天,从天文历法上讲没有什么特别,我们居住的这个星球正分秒不误地完成它的自转;但回眸人类历史长河,这是一个极不平凡的日子,因为斯时一个已经尝到海运甜头的东方大国的航海梦被撕碎了。不仅如此,当时的最高领导人元世祖忽必烈,这位曾在辽阔的草原上驰骋千里的第五代蒙古大汗,还下了新的一轮禁海令,使已经启动驶向海洋的中国这个巨轮又缓缓地抛下了铁锚。
至此,走向大海的一次机遇,与中华民族匆匆邂逅却又擦肩而过,刚刚闪出的一道窥见海洋的历史门缝,又被紧紧地关上了。
这一切,都归咎于渤海湾上一次偶然的飓风。
历史的拐弯,常常从不经意的事情开始的。正如元朝初期与航海兴国失之于那场飓风,这样的瞬间时有出现。1904年7月,英军能够顺利占领西藏江孜,直接的原因是一名藏兵装填火药不慎,引起山上火药库爆炸所致;一张报纸决定命运――正在长征途中的红军选择到陕北落脚,这已成为多少年的佳话。
乍一看来,似乎是一个不经意的事情决定了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民族的命运,纯属偶然。其实,仔细一想,偶然中带有必然。
这里,把话题再回到渤海湾那场飓风刮起的前前后后。
元朝建国伊始,忽必烈为了确立中央集权政治,恢复正常的统治秩序,采取一些有利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措施,让社会经济逐步恢复和发展,从而使边疆地区得到开发。战火徐徐熄灭,鼓角渐渐远去,全国得以统一,初步奠定了国家疆域的规模,民众得到了休养生息,国内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又开始频繁了起来。随着元朝国家机器的完备,全国的统治中心――大都城,以首善之区的特有魅力,吸引四面八方的有志人士,人口像吹气球似地膨胀了起来,骤然超过40万人,这对当时总人口只有5500万的国度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了。人丁兴旺当然是件好事,但随即面临着这样一个难题:哪有这么多粮食来养活他们。运河长达5000里,东南至大都弯子太大,一艘漕船从江南至都城所费时间太久,并且耗资巨大,朝廷对此十分焦虑。
至元年间,京师几度粮荒,引发居民的骚乱。成群结队的饥民涌入大都城,米店纷纷挂出无粮可售的招牌关门停业,不法粮商乘机哄抬米价,饥民只能望米兴叹而无可奈何。常言道:饱暖思淫欲,饥寒起盗心。此时,无数在饥饿死亡线上挣扎的天子脚下的皇民也顾不了什么面子了,求生的巨大欲望促使他们铤而走险。没有钱买就去抢,只要米店开业,饥民便蜂拥而至,一抢而光,官府虽禁也不可止。于是,京师的米店,无论有米无米,均皆停业。整个大都城陷入了无粮的恐慌之中。
于是,忽必烈采取了“两手抓”的办法:
一手是令规模宏大的引水工程择日开工,以期通过运河漕运减轻粮荒的压力。在开工那天,朝廷除了调集大量士兵和民夫,还命令丞相以下的所有在京官员都要到工地去参加义务劳动,以示各级对这项工程的高度重视。按照水利专家郭守敬的规划设计,这条人工河先在昌平县白浮村北修筑堤堰蓄水,然后沿着今天京密引水渠白浮以西地段的大致走向,挖掘河道,引水向西、向南,沿途汇入一亩泉、马眼泉之水,经瓮山泊(今昆明湖)自西水门入大都城,环汇于积水潭,再向东、向南,出南水门,合入旧运粮河,直抵通州。
另一手是采纳太傅丞相伯颜的奏请建议,按照元军攻破南宋都城临安后搬运亡宋库藏书籍等物走的海道,沿此道漕运,以解京都困危。忽必烈十分明白,通过水路运粮,既减轻了夫役的劳动强度,也节省了数量可观的脚费。至元二十八年十一月,当忽必烈得知当年海漕运粮达210万石时,兴奋得从龙椅上蹦了起来,连忙说:“这样一来,朕看完全可以罢江淮漕运,就用海道运粮了。”
开发海运,发展航海,这在当时是需要何等非凡的气派和卓越的才情啊!也许忽必烈当时并不深谙这一决策的意义,但事实上拉开了中华民族真正与大海打交道的伟大序幕。
艰辛的航海表明,只要迈出一步,接着就会有傲睨大海的第二步、第三步。因为,大海的魅力是无从抗拒的,它吸引每一个走近它的人!真是那样,太平洋东岸这个伟大民族、伟大国家,一定会以巨人的步伐走向海洋,迎来壮阔时代!为什么呢?套用现在的一句流行语:开放必然会促进革新,而革新又势不可挡地推动更深层次、更阔领域的开放,这是一条被以往历史反复证明而且将继续证明下去的铁律。
这时,元朝统治者已开始考虑开辟海上航运的近期目标和远景规划。据《元海运志》中记载,至元初期已有了第一条海运航线,全程在黄海沿岸逆水行舟,离岸也近,运量较小,虽然容易遇搁浅滩,但是比较保险;1292年开辟了第二条海运航线,在《元海运志》中有记载,此航线部分地避开了近海浅滩暗沙,也部分地避开了黄海沿岸余流,而部分地利用了黄海暖流,在夏季还利用了南季风,航行时间大为缩短;忽必烈计划在一年后,于1293年元殷明略开辟了第三条航线,在《元海运志》中也有记载:“殷明略又开新道,从刘家港入海,至崇明三沙放洋,向东行,入黑水洋,取成山,转西,至刘家岛,又至登州沙门岛,于莱界大洋入界河。”该航线几乎完全摆脱了黄海沿岸流向,并充分地利用了黄海暖流和夏季偏南风。现在通过对这三条航线比较,尽管并未标出这些海流流向,但也可以看出中国古代航海家已经认识到如何避开或利用海流以便于航行。
对于这样美好的计划,骨子里“家天下”的观念比不锈钢还顽固不化的忽必烈,能不思绪万千,心潮澎湃,激动不已吗?随即,他朱笔一挥,钦点有关朝廷官员,调集军队、工匠开始组织实施了。
王者的意志,就是士兵的前仆后继的誓言,就是民夫和百姓的劳动号子。一时间,渤海湾人山人海,海涛声和号子声交织在一起,木作、铁作、舟念作、篷作的作业,正在流水线上有序地进行着。与造船同时,从士兵中挑选水手、组织训练,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如果把当时的场景绘成一幅油画,一定能让每一位观众跨越历史时空,走进至元年间已经开始的那波澜壮阔的航海岁月,感受当年那恢弘壮观的造船场景,体味民族英雄征服海洋的豪情壮志,领略一个崛起大国开放包容的大气风范,憧憬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世纪梦想。
然而,这一年八月十六,一场罕见的海上飓风突袭渤海湾。
午时,天气是闷热的,天空并没有一片云,每个人整个身体几乎被汗水漫流着。可是到了申时,不知从什么地方,一团团云群开始从各处游走出来了。一会儿,满天的黑云像妖魔一般在空中奔跑,雷、电和石头似的雨点互相攻击。风像一种恐怖的音乐,在不停地奏着。海上掀起的叫人心惊胆战的巨浪,仿佛要把所有的承载物统统压下去,把它切断,劈开,卷走。船只在狂怒地摇摆着,互相撞击着。
瞬间,元帝国正航行在这个区域的92艘南粮北运的船只和正在建造尚未成形的雏船全部被巨浪卷走,官员、军人、水手、工匠、民工以及随船、随工家属无一生还,全部漕粮也随船沉入海底。
突如其来,卷得干干净净,冥想之中真有天嫉良机的感觉。我不禁地惊叹:狂风哪,你为何这样无情地将他们揽入怀中?大海呀,你为何这样桀骜不驯地张开这么大的血口?你们可知道,这次在海上的偶然发威却改变了历史走向,给中国历史留下了一道永难弥合的流血的伤口。
面对海上的惨剧,忽必烈弄海的雄心开始动摇了。对于是否继续进行航海,当时朝廷有两种不同意见。以武臣为代表的“主海派”认为:海道漕运虽有海上风险,但只要采取措施确保航路安全畅通是完全可以的,这样量大费低,其代价不是开凿运河可以比拟的。而以文官为代表的“主河派”认为:海道漕运远在海上,普通百姓看不见,这对于相信“眼见为实”的汉族人来说,在心理上会产生一种不安全感。运河漕运就不一样了,每一艘船都从百姓的眼皮子底下运过,看见浩浩荡荡的漕运船队,心中踏实,对朝廷也会产生一种信赖,意义不可低估,有凝聚民心的作用,意义非比寻常。
就在双方争执正酣之际,传来了郭守敬疏通运河北段竣工的消息。这条人工河自昌平县白浮村北的神山泉至通州,全长164里又140步,沿河建闸11处,共20座,积水潭上舳舻蔽水,十分壮观。此时,忽必烈刚从塞外元上都避暑归来,从这里经过,见此情景,非常高兴,命名这条河“通惠河”,并赏赐郭守敬铜钱一万两千五百缗。至此,“主河派”几乎没有太大的阻力便占据了上风,最高领导者把目光重新收回到规避风险的内陆运河建设上。
就这样,元初那场昙花一现的航海运动最后以巨大的历史悲剧的形式宣告流产。充满时代精神中的前卫性和开拓性,最终以众多的开拓者付出沉重的代价而淡去。在历史航道里,驾驭帝国这个巨轮拐弯的是元朝的皇帝,而使劲划桨的是他的子民们。这是对我们这个民族“勇敢”两字的亵渎,还是对帝王“圣明”的嘲讽?是令人欷?的悲剧,还是让人啼笑皆非的荒诞闹剧?
历史常常有着很强的惯性。后来,明清两朝除了永乐年间郑和“七下西洋”外,再也没有类似的远航,而“禁海令”倒是下了不少,近代中国闭关自守、衰朽没落的命运恐怕还是很难改变!
曾给我们民族带来无穷的灾祸与恩赐的大海,在铸造我们民族的性格与文化方面到底起着什么作用呢?它的暴怒与平静、它的任性与驯服、它的灾祸与福泽,全都由着它的性格吗?
由此,一个痛苦的提问开始盘桓在我的脑际始终不愿离去:难道这个在草原勇猛无比的忽必烈真的被飞来浮云遮望眼了吗?好久,我实在找不到自慰的答案,后来倒想起了梁启超一句话:为什么中国有漫长的海岸线,却没有成为一个海洋大国?答案很简单:航海有着较大的风险。到风高浪恶的海上去冒险,不如挖运河搞航运来得安稳。
是的,面对浩渺无垠的大海,忽必烈感到太可怕了。于是,干脆把它禁止了。元朝前后一共搞了四次海禁,四次关闭市舶司,禁止平民出海贸易。第一次海禁从公元1292年(世宗至元二十九年)到公元1294年(世宗至元三十一年)止。第二次海禁从公元1303年(成宗大德七年)到公元1308年(武宗至大元年)止。第三次海禁从公元1311年(武宗至大四年)到公元1314年(仁宗延祜元年)止。第四次海禁从公元1320年(仁宗延祜七年)到公元1322年(英宗至治二年)结束。我现在抄写这些年份和次数时,不能不惊叹其间的频繁与自觉。
不管怎样,我依旧相信,经济是社会的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封建的专制体制和“官场文化”,是元朝作出放弃航海决策的终极因素。一个君王周围如果聚集着这样一批不敢合理冒险,只知附和之徒,一定是非常孤独的,但这一定会养成君王的乾纲独断和刚愎自用。制度就是这样铸就人的性情,两者互动的关键,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已习惯于听取赞歌和接受无休止的附和与恭维了。
渤海湾那场飓风使元朝的航海停止了,并不等于大海暴虐得不敢亲近了。也就在这时,仍有几位外国人乘海船穿越了印度洋,那就是威尼斯的商人尼古拉兄弟和马可?波罗。离开中国把阔阔真护送到了伊尔汗国,经过三年的跋涉,才回到威尼斯。后来,一个名叫鲁思梯谦的作家,把马可?波罗讲述的事都记录了下来,编成一本书,这就是著名的《马可?波罗行纪》。在那本游记里,马可?波罗把中国的著名城市,像大都、扬州、苏州、杭州等,都作了详细的介绍,称颂中国的富庶和文明。这本书一出版,激起了欧洲人对中国文明的向往。打那以后,中国和欧洲人、阿拉伯人之间的往来更加密切。阿拉伯的天文学、数学、医学知识开始传到中国来;中国古代的三大发明――指南针、印刷术、火药,也在这个时期传到了欧洲。
水资源的分布决定了世界文明的版图,人类历史最重要的事件大多发生在海洋性气候的地域。任何先进的社会制度和科学技术,都是建立在敢于弄海并不断进取的民族性格的基础上的。
这是因为,地球这个蓝色星体的三分之二的表面被水覆盖,有高达13.8亿立方公里的水。然而,这些水量的98%分布在海洋中。海水是地面物质的主体,也是它在太阳系中独一无二的神秘和美丽所在。如果不敢或不会与水特别是与海水打交道的民族,是很难长久地傲立在世界民族之林的。道理很简单,大海能将世界联在一起。如孤立于国际之外是不可能跟上世界发展潮流,难免陷入落后被动的地步,向这一规律挑战往往收效甚微甚至得不偿失。
回望人类嬗变演进的历程,大航海时代是人类历史上一个重大转折期。各大洲的国家和地区之间因为海洋阻挡而相互隔绝的状况被逐渐打破。当然,这种转折伴随着巨大的悲惨和痛苦。如果西方的航海家没有冒险和想象,没有勇于创新和敢于牺牲的博大胸襟和壮丽情怀,人类就不会用独木舟去冲浪大海,去探索大洋对岸的无穷奥秘。人类的好奇,产生冒险的冲动,人类的冒险,点燃了文明的火炬,同时向人们还原着一段历史、演绎着一个奇迹、记载着一份光荣、传承着一种精神、叙说着一个梦想。这种光芒,可以穿透时代越积越浓的迷惘。
可惜,很长一段时期以来,我们总把冒险精神视为异端和危险的代名词。
要不是至元二十九年渤海湾那场飓风,或者飓风袭过,元代的最高领导人有点锲而不舍的精神,迎着海上的风暴,用大海的力量开发大海的富有,也许中华民族的历史也会因此而改写!
当然,历史是没有如果的,也绝不可以复制的,它的特质只有两个字:无情。对于历史,最好的认识是沉思。
渤海湾,年年风起,岁岁浪高。假如忽略了人类历史悲剧中的殉道者,无异是在轻践生命的本身和教训的代价;假如光知道总结而没改正的勇气,就难以把握可能再次稍纵即逝的历史机遇,很难真正抵达现代文明。
但愿这不是我们诗意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