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阅读诗歌，最基本的要求不外乎想从中获得一种贴近内心的安慰，或者说得到美的享受，至于诗歌的创作手法、风格和流派，以及语言的超验与否，一般不会作总体的评价。读者在阅读诗歌的过程中，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对诗人文化经验、创作倾向的内心检视和初步的审美评判，所以“每个人”从阅读层面上直接就能发现一首诗的好与坏，而并不仅仅依赖公共经验。从这个角度说，阅读是一种“接续创作”，读诗的过程大抵如此。
近读青年诗人李冼洲几组新作，我就从一个普通读者的视角，“直接参与”了他的诗歌写作。由于采取的是“进入阅读”而非“介入阅读”，所以“我”丝毫没有对他的诗歌写作“指手画脚”，而是一种“局外完成”。这种刻意淡化“评价者”主观性而强化主体性的阅读策略，让我对他的诗歌及其创作上的一些观念和思考产生了新的认识，因此我觉得，对于任何人的艺术探索和创作方式采取“鉴赏”而非“评判”，才是一种真正科学的态度。
放在当代中国新诗创作态势与总体发展的大背景下考量李冼洲的诗，我发现，他的许多作品不知不觉间已经基本上被庞杂的汉语诗歌培育的“诗性文本”吞噬或者湮没了，如何依靠自身的智慧和力量爬上岸来，寻求一种“战栗性”突围，而不是继续采取“融入主流”的妥协与迎合，是摆在李冼洲和无数“草根诗人”面前必须正视的问题。
“诗性文本”是我对当前普遍衍生于网络、媒体，乃至相当一部分纸刊上一些“诗作”的现象学称谓，这些“诗作”的作者通常都顶着“诗人”的桂冠，把内心的污浊与卑劣进行一番简单的“诗意”包装，没有任何文化成本的投入，借助于网络便捷的端口直接进入流通，这其实让李冼洲等一批真正潜心诗艺探究的诗人很受伤。
一个优秀诗人必须具备从伪诗人群体的自我麻醉中超然脱身的智慧，这样才能保全自己的创作理念，保住自己的诗歌品质。李冼洲的聪明在于，他善于直观地解剖自己的“诗歌活体”，拒绝给自己的诗安装性感的文化假肢，以不用清水污染芙蓉的严肃创作态度表达一己的简洁与清澈，所以他的诗就能大大方方地进入更广阔的受众视野。
《接纳》就是一种清洁思维的直接产物。我一直看好诗人的“直觉性”，出乎于心，发乎于情，合乎于理，不矫揉造作，就会产生一种超乎“快感”的快意。“接纳返回的人。黑暗中/浮出的勇气，错与罪”在这里，批评是隐含着的，诗人通过精练的极富诗意的表达，奉劝社会廓清接纳的胸怀，让所有失落的灵魂都能安然着陆。诗评家陈超认为：诗歌不仅是美感，同时也是能直接影响人类价值取向的精神力量。李冼洲正是按照这一原则采抛送这样一种力量的。这首诗没有什么清晰的指向，由于其宽泛的外延，其内核的容量就增大了，所以注定会有无数种解读，但是无论哪一种，都不会超出呼唤社会正义的范畴。
说李冼洲的诗“拒绝安装文化假肢”，这里面有个“双向反动”的问题。什么是“双向反动”?这里面，“拒绝”不只是一种态度问题。还有一种批判的自觉。如果我们把李冼洲的诗歌写作本身看成一种主观否定的话，那么客观上就有一个“强制安装”这副假肢的“对立面”。这个“对立面”可能是文化语境的变种，也可能是文化思潮和观念的替身。重要的是，由于审美主体并不残疾。实际上就没有安装假肢的必要了。所以，一方坦荡拒绝，一方强制安装，互相构成一种“反动”。细心的读者一定可以发现，李冼洲的诗总是不露声色地散布着一种对强势话语霸权本能的批判。他的诗唯美自然，不需要讨好任何文化强权，因此个性上看似随和，逻辑上抗拒的姿态总是潜伏着。
《低于梨花的洁白》这首诗写得很开阔，语气中洋溢着一种难得的浪漫，当然你会看出他“婉约”的一面。然而，恰恰就是这样的书写，透着一种压抑不住的健康和活力。生命的气息如雨后的虹彩，让人觉得诗人的灵魂充满了芬芳的湿度。他的诗基本都是这样“简单”，轻盈地奔跑，带着你做一次精神的远足。
《推开七月的门》似乎是带着一种“主旨”的韬略来缓解阿喀琉斯那句悖论断言“距离永远存在”带给我们的盲目性。“春天走得的太远了，我们/来不及回头，如一滴水/开始飞翔/用远离的方式，趋近美”――用远离的方式，趋近美。弱化了“距离永远存在”这个假命题给人类生存和思考造成的局促。作者试图告诉我们，推开一扇门，或许还是不能抵达，但他至少提供给我们，一种接近的可能性。这并不违背诗人韩作荣的观点：诗，是将思想从抽象的概念里释放出来，并把其浸在感情里。《推开七月的门》正是遵循了“消解抽象的思想，装饰具体的内心”的思路走下来的。
这就很好解释了。《两滴雨》的叙述节奏似乎突然慢了下来，抒情主体由单数的“我”换成多数的“我们”，这种将个体融入群体中的叙述策略，正是考虑了“个人的激情”对群体精神的一种超越。“眼睛是多余的倾听也是/小心翼翼的，我宁愿/这一刻，假的都是真的”多么恬静，又如此震撼，不是说激情就是大喊大叫，冼洲懂得通过减小激情的振动频率，把音乐般的雷声灌输到那些不善倾听的有风暴的耳朵中去。
可能还有人觉得李冼洲的诗与当下的“青春写作”沾边，鲜活，动态，外在化的痕迹明显，生活元素时尚……我却认为“青春写作”这个概念是不适用于诗歌的。试想，哪位诗人的诗中没有青春的畅想与歌吟，他们追求的路径上没有青春的迷惘与困惑。当然确实也有一些“诗人”，本身没什么残肢断臂，却非要装一副文化的假肢，其诗歌中难免不流露出颓废和病态来。而确有残疾的，安上文化假肢后也总是不适应，身体和心灵上总有排斥。所以还是“随心所欲”好。李冼洲的诗多像山涧的溪水，不在乎源在哪里，不刻意规划流向。它自信接纳它的总会是大海。
“我将上午，分给一本书/一套桌椅，熟悉的汉字/陌生的地名，不生不熟的纸张/翻阅苇草和鸟影/鹦鹉鱼，一立方的/领海，氧气和自由/一滴水的宽宥/分给阳光/概括的蓝天/足够云来云/去分给两个电话/禁不住澎湃/分给新建文档，白水不变/黑山可删/我像时间的财物/分配给明媚的上午”在这首叫作《时阃的礼物》的诗中，“我”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矛盾体在现实中被当作一种常量给分割掉了。“我”是“时间的礼物”，然后再由“我”把这个“礼物”分送给无数个变量。在这个“送出我自己”然后再“换回我自己”的现实轮回中，生命的意义遭到解构。这种诗歌中的“行为艺术”，演绎的正是我们生存的碎屑和无奈，但却从另一个侧面直观地揭示了生命尊严与价值所在。
总观李冼洲的诗歌，时常让我想起马伏尔博大的微观，想起兰波纯粹的通灵。当然，和这两位相比，李冼洲还要付出一定的努力，即使一辈子都无法超越，也要淡定地追随，深切地自省，无畏地奔行。
2010年6月于大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