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领袖”的称号，是大西北秦腔观众奉送给他们的小生演员任哲中的。受众能将一位演员，捧为“精神领袖”，并甘愿为他前呼后拥，四处奔走，这在秦腔演艺史上是不多见的。尽管有许多演员也是颇为走红的，但从未享受到“领袖”的“封赠”，况前边还冠以“农民”二字，那种浩大的声势与火爆的气场就可想而知了。
中国从几千年的封建社会脱壳而出，做任何事，总保持着一种习性，那就是喜欢“封神”，他们总是要把自己最崇敬的人物，与某种盛大、极致的东西联系到一起，就像关公并未当过皇帝，却要给他封一个“关帝庙”一样，任哲中并未担任过哪怕是生产队队长以上的社会角色，人们却要给他封个“农民领袖”，这是一种心理思维定势，一种爱戴的惯性指称和崇尚的历史表达。
尤其是这位秦腔大家，殁于戏曲已日薄西山的1995年，竟然有数万名送行者，自发聚集到他的灵堂设置地（西安市文艺路附近）和灵车经过的路线，导致几条大街交通中断，虽经警方戮力维护，人潮仍久久疏散不去。更有甚者，甚至连牛都赶了进来，这是从乡间涌向城内的农民悼念队伍的妙创，他们不仅一边高唱秦腔，一边还人牛共舞着《牛拉鼓》之类的传统节目，吹吹打打，一路哀歌而去，我觉得这是对一位“农民领袖”的最好痛悼方式。牛这种伟大的动物，对于农民、甚或一个民族来讲，是有图腾作用的神性物体，它的到来，无疑加重了祭祀成分与仪式感，显得特别凝重而有分量。别说是一位渐次边缘化的舞台艺术家，这在当代诸多门类的文艺家临终“送行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
任哲中诞辰于1925年，出生地是陕西永寿县，也是一个“秦腔窝子”。咱们的“农民领袖”自降生日起，就深受秦腔这门古老艺术的熏蒸，十二岁时，看完戏，深感才华有些“憋不住”地跑到后台，放胆“显华（关中俗语，有故意显露的意思）”了几句《五典坡》中的王宝钏唱段，竟然音惊四座，唱王宝钏的秦腔名家晁天民，见娃不仅有灵性，唱得美，而且也长得周正水灵，便立马相中，收为徒弟。由此开始了“农民领袖”的漫漫征程。
其实任哲中属于书香门第，家里赐名为任甲荣，“甲荣”二字，咋看，都是希望通过努力，要飞黄腾达的意思。尽管那时已废除科举制度，“甲荣”起来不容易，但咱们“领袖”的父亲，还是要几次把他从戏班“抓”回来，强按头颅，要他接受“经史子集”的“正规”教育。一个人，那种成大事的人，总是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怪异，他们的那“一根筋”，永远呈现出一种一绷到底的韧性，除非砍断，否则，是不会失去弹性与拉力的。任哲中便是这样一个“执意要唱戏”的生命“异类”。唱戏对于他来说，不是迫于生计，而是一种“为爱献身”的从容蹈赴，但我想，那又何不是一种贾宝玉式的对“读死书、死读书”生活的厌倦、决绝与叛逆呢？
咱们的“领袖”初入剧坛，主攻的是花旦行，后来根据嗓音特点，接受一位叫施学易的名小生的建议，改唱了生角，没想到这一改，便改出一个“秦腔小生泰斗”级的人物来。任甲荣初进戏班时更名为任兴华，后来，在唱大剧作家范紫东的《盗虎符》与《软玉屏》时，被范先生更名为任哲钟了。那个“钟”是“钟字辈”演员的意思，过去科班出身的戏曲学员，每人的名字中，都是要有一个相同的字，以便把大家的名号统一起来。那是领班管理的需要，是一种自立、自信、自尊的身份确认，更是一种团队思想的显现。任先生后来将“哲钟”改为“哲中”，有人说他自己解释，是为了书写方便，但我从他的为人处世上看，更愿意认定为：是他的一种人生态度，这是后话。
任哲中一生尽管演了成百部戏，但最脍炙人口的还是《周仁回府》，这是他十六岁就担纲主演的作品。二十岁时，他所在的晓钟剧社搬进西安，又得到了秦腔表演艺术大师刘毓中的真传。此时的刘毓中，年近五十，艺术已臻炉火纯青，由他亲自把自己演了半生的《周仁回府》，给任哲中“细抠（排戏的最精致磨合）”一遍，任哲中便如虎添翼般地飞腾起来。由此，剧团无论走到哪里，都要演《周仁回府》，只要有任哲中的《周仁回府》，也便“台口（演出市场）无忧，吃喝不愁”。任哲中个人更是渐渐进入“农民领袖”的早期“发育”状态，不仅追捧者无数，而且无论演出不演出，只要有人认出，就吃住行都有人抢着“包圆”了。
1954年，任哲中调入西北戏曲研究院（后更名为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在这个人才荟萃的“秦腔最高学府”中，他把自己亲历的生旦演唱技法先杂糅起来，又大量汲取其它行当和剧种的演唱特点，全面“梳理整形”，并融会贯通，终于成就了众口一词的任派艺术。而这个流派的呈现载体，还是以他生死依恋的《周仁回府》为依托的。
一个诗人，可能因一句诗，而奠定自己不朽的地位；一个小说家，可能因一个短篇，而成为不朽的作家；唱戏也是一样，不在于你演过多少本戏，塑造过多少角色，而在于你是否演活了某个戏，唱传神了某个人物。技不在多，在险在绝；艺不在多，在奇在精；军事上常用的“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的“狠招”，便是深切“用兵三昧”的“得道”。任哲中倾其毕生精力，揣摩仁者周仁的形象，并使其达到别人不可企及的高度，这就是任哲中之所以成为“领袖”的原因。
《周仁回府》讲述的是一个戏剧性非常强的故事，奸相严嵩之子严年，欲霸周仁的好朋友杜文学的妻子为妾（有权有势的人自古以来就好这一口），杜文学的文学门客（其实就是站在主子旁边，主子写字时，一笔尚未落下，一个尾音很长的“好”字先破口而出的那种“干忽悠”角色）奉承东，见主子失势，就立马投奔严年，并定计将主子的美妻，借周仁之手，辗转相赠。谁知周仁是个“榆木脑袋”，面对官爵银两，竟然更看重朋友恩义，经过艰苦的思想斗争，最后在百般无奈中，痛不欲生地把自己的爱妻送了进去（这一笔在今天看来也大有荒唐处）。妻子是个烈性人物，进府后，在严年急着往倒扑时（严先生此时全无名门贵族修养，心里只急着那口热豆腐），即拔刀行刺，终因力不敌男，自刎身亡。周仁怕再起祸事，连夜携恩嫂逃往他乡。后杜文学冤明荣归，误以为周仁无耻献嫂，便派手下人将周捕获，先不由分说地将他暴打一顿（这所谓“正面人物”修养也不咋的），后甄明原委，才一同去周妻坟前哭扫祭奠。
这曲戏在百年演唱中，不知托红过几多名伶，到了任哲中手上，算是再次竖起一座无与伦比的险峰来，以至使突破成为一种“登天难事”。
任哲中的周仁，一是注重人物刻画，分寸把握得当，不为卖弄技巧而技巧（技巧说到底只是一种让美人更加美丽动人的装饰品）；二是神形兼备，洒脱自如，给观众一种和谐畅美的流动感；三是嗓音独特，苍中有柔，刚劲而不失绵长，沧桑而不失润泽。尤其是他那一口沙哑之音，配合上紧闭口腔的鼻音哼鸣，特别适合表现人物的悲苦无奈情绪，时而似千山起伏，时而如流水呜咽，时而又同大河跳浪，时而酷似野马脱缰，每每呈现出一种云谲波诡的神秘感。那种隐忍与勃发的辩证把握，粗犷与细密的神奇收放，让人只能意会，无法言传，这是任哲中对艺术哲学的深切参悟，是永远都无从效法的艺术个案。然而，越是大美的东西，越是追逐者甚众，正是因为这种行腔的妙不可言，而使效仿者趋之若鹜，最终得皮毛者多，而深入腠理者鲜见矣。其实，任哲中的沙沙之音，源自本身嗓音条件的不能圆润，而他能使劣势转化为优势，便是一个生命个体的雄奇之处，他博采众长，绝处逢生，立起来便是别一番生命境界了。效仿者，故意把珠圆玉润的嗓音，变为沙沙破响，不思精髓提取，不得传神要领，岂不是东施效颦徒增丑陋矣？
任哲中早在四十年代就因“活周仁”名噪三秦，六十年代，只要他一出场，便会出现一票难求的局面。有一次戏剧家欧阳予倩来看他的《周仁回府》，观众早早就把剧场围了个水泄不通，连他都无法走进去，最后，是大家选了个避静处，把他抬起来，从院墙上“扔”了进去，才保证了演出的正常进行。演出结束后，欧阳予倩无限感慨地说：“难怪这么红火，你真是把周仁演活了”。
像任哲中这样的“牛鬼蛇神”，在文革中，自然是无法逃脱“蹲棚”的厄运了。如果说具有实质性“领袖”权力，那么此时倒是拥有过一段，那就是担任“牛鬼蛇神”队长。作为这个队伍里的“领导干部”，自是要比别人多吃很多苦，多受很多罪，多挨很多克，多抹很多黑了。光肋骨都先后被打断几根，还别说其余的皮肉之苦了。用他自己的话说：“那几年背（运）得很”。不仅身心备受“没完没了的批斗”摧残，而且病魔也频频光顾，1966年在永寿县农场接受“劳动改造”时，急性阑尾炎发作，甚至差点提前结束了性命。那是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咱们的“领袖”突然感到腹痛难忍，肠搅如“搓绳”，是犯了农村人说的那种“绞肠痧”病，在那个年月，这种病是很容易要人命的。面对死亡的攫取，求生的欲望驱使他从农场一点点爬出来，勉强匍匐到公路边，恰遇一位好心的卡车司机路过，听他呻吟说自己是任哲中，戏迷司机二话没说，就把他拉回了西安。进到医院，一位“工农兵学员”把他肚子拉开一看，发现阑尾已经化脓，并大面积感染了，吓得再未敢把手术进行下去。好在这位“时代新宠”心底尚存人性温度，很快将“靠边站”的“反动学术权威”弄出来，光“残局”就收拾了四个多小时，连咱“领袖”的“肠肠肚肚都翻出来”清洗了一遍，最终才算保住了秦腔的这条命脉。
命保住了，还得回农场“改造”。这以后，作为“牛鬼蛇神”小头目的“牛队长”，又“名至实归”，干脆被安排去做了几年放牛倌。开始他完全绝望了，面对单调寂寞的活计，他很多次想到死，因为不让唱戏了，他也就再也找不到活着的理由和意义了。可后来在独自“领导”着牛群钻山穿沟时，面对空旷的山野，放开嗓门唱一曲，连吃草的牛们都懒得多看他一眼，什么都能唱，什么都敢唱，唱什么都惹不了乱子，他也就又为自己“新职业”的“能够结合本人专长”而暗自窃喜了。“戏瘾”一犯，索性把牛吆到人迹罕至的地方，放开嗓子唱将起来：“见嫂嫂直哭得悲哀伤痛，冷凄凄荒郊外哭妻几声。怒冲冲骂严年贼太暴横，偏偏的奉承东卖主求荣。咕哝哝在严府曾把计定，眼巴巴我入了贼的牢笼……”唱着唱着，面对山川草泽的不懂情感和牛、鸟、虫、鱼的不通音律，又悲声大放起来。一个习惯于在千万人“哄场子”的氛围中生活的演员，突然变得不仅无人喝彩，而且一切还都得偷偷摸摸，躲躲闪闪，连半个人都不敢见，那是怎样的人生大孤独哇？咱们的“领袖”就是在这种孤独中，不自觉地完成着“任派唱腔”的苍凉历练，加深着对人物痛楚的全新理解，最终从大山沟里走出来时，他的周仁也就具有了谁都无法望其项背的生命活性和独特性。
就在文革生活即将结束时，“唱戏有瘾”的任哲中，再次因唱戏被卷进“代代红”食堂事件，又一次经历了苦不堪言的心灵折磨和侮辱。
那是一次极偶然的事件，任哲中与几个挨整的演员，到一个叫“代代红”的食堂“打牙祭”，炒菜的大师傅见来了任哲中和这多秦腔名家，自是不愿放过“香香地尝一口”的机会，他们关上门窗，腔子拍得嗵嗵嗵地保证说：“放心胆大地唱，绝对万无一失”。任哲中们哪里禁得住这种“蛊惑”，加之自己“思想意志本来就不坚定”，便唱了一段《周仁回府》。谁知这段戏唱得“把天捅了个窟窿”，很快就被有关部门定性为“重大政治案件”，不仅上纲上线为“文艺黑线回潮，牛鬼蛇神死灰复燃”，而且还予以登报批判，“简直把人搞得臭不可闻”。此事直到1980年才完全推翻处理决定，并“对任哲中同志的批判，予以平反，恢复名誉”。接到平反文件那天，据说他曾跟朋友讲过这样一句笑话：“今天人家给咱把澡洗了，如果再臭，就是咱自己的事了。”
一场文化浩劫，把咱们的“领袖”翻来覆去地折腾了个遍，唯一没有折腾坏的就是那口苍凉的嗓音，只要有了这个，冬去春来后，一切便又都枯枝发芽，老树新花了。
“老戏”和“牛鬼蛇神”被解放后，任哲中之如鱼得水，自是一件不难想象的事。所谓“农民领袖”说，就是每每下乡演出时，只要任哲中来了，方圆几十里便如同过大年一样，人们不仅倾巢而出，奔走相告，而且从“领袖”一进村，就开始前呼后拥起来，直到“领袖”唱得几番剧终曲止，再三再四挥手致意而去，还是久久不愿散场。在刚刚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热土”上，人们对真正的“伟大领袖”的辉煌“出场”，尚记忆犹新，咱们的“任领袖”每到一处，除了没人喊万岁，其余礼遇，几乎热闹得没有二致，无论男女老少，一概以能与他亲近为荣，即使是摸摸手，拉拉话，再远些的，哪怕是呼喊一声，与他的眼神对视一下，都感到“巨大的鼓舞”，“莫大的荣幸”，要是再能请到家里吃一顿饭，那就更是一成好多年的炫耀话题了。这是人们对能给自己精神生活以巨大亮色的演员的顶礼膜拜，更是对自己所钟情的本土文化的天赋尊重。惟其这种尊重，使任哲中更加感到诚惶诚恐，寝食不安。这也是任哲中之所以能成为“农民领袖”的秘笈所在。许多名演员在观众的热捧中，日渐虚浮肿胀，最终又被观众弃之若敝屣，根本是不懂得对热捧者的感恩与敬重，自以为，捧是因了自己的超凡脱俗，无与伦比，全然不明白那种文化自身含量对自己的巨大折光作用。一个人一旦狂妄得面对崇拜、追捧，不敬不畏，甚至受之无愧时，离“暗箭”、“黑砖”，“塌火”、“崩盘”也就不远了。
任哲中是为数不多的搞明白了这个道理的演员之一。面对巨大的向心力和热捧，“领袖”不仅更加谦虚低调，而且竭尽全力，一天几场戏地超常演出，在他看来，这是一种“偿还债务的机会”与荣誉。八十年代初，动辄几十场演出“连锅转”，一个普通演员要想撑持下来，都是十分困难的事， 但主演任哲中，几乎场场不拉，最后“嗓门积劳成疾”，炎症与水肿拥塞喉管，不得不以手术的方式来改变生命肌能。可术后休息不到一月，观众的强烈呼唤，再次把他推到演出一线，直到旧病复发，不得不又一次进行手术。他是用“战士应该死在战场，演员自然应该死在舞台上”的精神鼓舞自己唱戏的，因此，他的戏便唱出了别一样的职业操守和境界，观众不捧他，不抬他，不爱戴他，不把他奉为梨园圭臬、“领袖”，也就不由得自己了。
像任哲中这样，完全以观众需求作为生命轴心的演艺人员，在今天可以说是“多乎多哉，亦不多矣”。今天的生命轴心更多的是钱财二字。当完全以金钱、名利与演戏这样的精神生活对接时，“领袖”就不存在了，因为领袖是精神层面的拥戴与仰望，当一切离开了信仰的轨道，只在金钱驱使下疲于奔命时，演艺就堕落为逗猫、遛犬、玩猴、耍把戏了。其实在今天的生活中，不仅是演艺界“精神领袖”乏陈，所有文学艺术、甚至包括为人师表的教授、专家、这大师那泰斗中，又有几多是挣脱了金钱奴役的真真正正的精神领航者呢？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完全由观众封赠的“农民领袖”的秦腔演员的生命高度，就是我们不得不高山仰止的绝壁峭崖了。
任哲中有一句极其朴素、但又堪称伟大的话语叫：“让人都活着。”
这是一种做人的境界，也是一种操作性极强的行为准则。演艺界自古就是名利场，有人说：“艺人之间的相互吃醋，有时比情敌之间胜过百倍。”这是一句深中肯綮的行业话语，如何堵死别人的通道，让自己一枝独秀，一花独放，一鸟独鸣，一虎独居，甚至成为一些人苦苦琢磨的“存在难题”。任哲中不以他人为“地狱”，而是以“让人都活着”来限制私欲膨胀，不因己之“家大业大”，而“店大欺客”、“客大欺店”，这是一种十分难得的“名流胸襟”，也是他在演艺场地大天宽的根本缘由。我想任哲中之所以改“哲钟”为“哲中”，恐怕与“折中”、“中庸”的活人追求不无关系。在我的印象中，他总是骑一辆破自行车来来去去，自行车前边的一个破铁丝笼里，冬天放一双线手套，夏天放一把纸扇子，有时也放着自己的一卷欲送人的书法作品，见熟人就下车（车闸不灵，老是跑出好远才用双脚疾步踩定），逢注目就点头（生怕怠慢了戏迷），皮鞋不亮，西服不挺，无名家大派，却有“寒门贫生”之谦卑像。他之走动于“秦腔最高学府”，很是有些季羡林在北大老被新来的学生，当校工让其看守行李的异曲同工。
在圈内他谦恭随和，在圈外也谨守德行，据说有一年到宝鸡给人排戏，雨大路滑，一骑自行车的乡民，突然扭向路中，小车躲闪不及，一下翻到了泥田中。其实此时他的锁骨已经摔断，但他勉强爬起来，还是与人一道把乡民送进医院，直到检查清楚，对方并无大碍时，才让人家离开。有人说他心善，他说：“都不容易，都得好好活着不是？”
这就是任哲中，一个文化并不算高的秦腔艺人，一个质地却很光亮的舞台表演艺术家，一个堪称精神意义上的“农民领袖”的大地之子。在他离开这个世界十余年后，有关他的话题仍然新鲜，趣闻轶事层出不穷，其中有一个趣闻的两个不同版本，可谓精彩绝伦，现抄录于后，以作“农民领袖”任哲中民间影响力的管窥。
趣闻Ａ面：任哲中有一年在乡下，想搭乘别人的马车进城办事，吆车老汉不愿意，他见老汉在用“戏匣子（收音机）”听戏，并且戏里放的正是他演唱的《周仁回府》，就说这戏他也会唱，老汉乜斜了他一眼，就让他上来了。任他如何卖劲给老汉表现跟“匣子”里相同的唱段，当他问及与任哲中比如何时，老汉只是轻蔑地哼了哼鼻子说：“就你这破锣嗓子，还敢跟人家任哲中比，捏着软鸡巴充硬汉呢。”他故意开玩笑地：“我看他任哲中也唱得不咋地。”结果两句杠抬得不入辙，老汉干脆一鞭子将他吆下去，“你倒算个做球的！”然后“驾”地一声愤然催马而去。
趣闻Ｂ面：还是这档事，车把式听他唱周仁听得入了迷，连“戏匣子”都关了。任哲中问：“你觉得我唱的跟任哲中比咋个像？”车把式一拍大腿：“哎呀，太神咧，把任哲中绝对咬死了，你要是去唱戏，早都把他日倒了，还任（人）哲中哩，叫个牛哲中还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