彦火 原名潘耀明，福建南安人。美国纽约大学文学硕士。历任香港《正午报》编辑，《风光画报》督印人，香港《海洋文艺》杂志执行编辑，三联书店副总编辑，明报出版社、明窗出版社及《明报月刊》总编辑，香港作家联合会副会长等职。著有作品集《中国名胜纪游》、《枫桦集》、《海外华人作家掠影》、《当代中国作家风貌正篇》等。
春到人间万物鲜
“春到人间万物鲜”，是摘自冯梦龙《警世通言?王娇驾百年长恨》句。
“人间万物鲜” 的词意，别有一派生气、欣欣向荣的景象，这正是时人所憧憬的前景。
新气象本来就不是无根的，它是脱胎于旧的窠臼，旧的渐去，新的油然衍生。
“天地革而四时成”（《周易?革》），在自然界，四季的形成，是因“天地革（革：改革、变化）”。在人类社会，何尝不如此？近三年来，因时局起了翻腾的变化，从而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变化发展。
刚过去的猴年，时局如猕猴的性格，喧哗好闹，弄得人人忐忑不安，但社会经济不仅没有受影响，反而有了新发展，有点“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诡异。总之，只要不是停滞不前，有革新，有变化，社会便会进步。
今年十二生肖属狗，据相学家说，狗的禀性，既有忠勇的一面，又有凶悍好斗的一面，所以狗年社会必多见争斗反复之气候。以上预见，不待相学家说，港人心中也自有分晓。
狗在十二生肖中，是最具争议的。在汉语中，狗如神台猫屎，受到诅咒多过褒奖，几乎世间所有坏处，都一股脑儿往狗的身上扣，如狗官、狗口、狗命、狗腿子、狗爪牙……不一而足。连以爱心著称的冰心，一见到狗，也给吓得走不动（冰心：《山中杂记》）。
汉人这种心态，与乎中国少数民族和洋人对狗的亲昵，大相径庭！后者把狗揄扬为忠信护主、有情有义的良伴。中国的满族有一个“义犬救主” 的传说，相传少年的努尔哈赤被明军追杀，行将被烧死之际，幸得随身狗伴沾水扑火。在西方人士眼中，狗更是可以日夕相处的忠实侣伴。
若上溯自中国古代，狗非但不是不祥之物，反而被视为攘灾祛鬼的禽畜。古人称狗是“金畜”，春时所生，用以守门护府。可见，狗之被痛贬为千夫所指的恶物，是后来的事。首先见诸中国文人笔下的狗品，多如哈巴狗、丧家犬或鲁迅笔下的落水狗之流，人见人厌。“文化大革命”，不知有多少正义之士、文化人被红卫兵当成狗头砸烂，还被踩上一脚！
屠格涅夫《散文诗》中有一篇狗的文章，描写人狗在暴风雨中互为依偎，患难中的温馨，倍添亲切感。换了中国文人笔下的人狗相处，也许会被渲染成人狗对峙的怵怖气氛。
中国人对狗的认识，从社会发展来说，是陌生了，倒退了；少数民族、西方却是熟稔了，亲近了。“文革”把中国人对狗的仇恨，发挥到极致，以致人狗不分，可谓中国“狗文化” 史无前例的大倒退。
有道是眼下中国大都市蔚为风气的养狗风，动辄以几万元、几十万元购一只狗为宠物，是否意味着中国人的“狗文化” 的提高？这种过犹不及的举措，旨在炫耀财富，相信也非人狗之福。在未来的日子，“我们希望让人狗都得改善，让人狗共生的世界回到中国。”（何博传：《中外狗比》）
风云一报人
在美国纽约大学念“疾志学”的时候，我读过著名报人、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不少文章。
索尔兹伯里当记者的时候，足迹几乎遍及世界。他曾得罪了不少权贵（包括斯大林和詹森），却赢得新闻界和广大读者的口碑，后来，还获得美国普利兹新闻奖。
他的近著是《天下风云一报人――索尔兹伯里采访回忆录》（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本书的《卷头语：小议新闻自由》里有几段话，对新闻从业人员来说，无疑是精辟的警句：
倘若一个新闻记者不是“好事之徒”，那就不如转行去搞成本会计。
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遇到棘手难堪的问题（即使时机又万分窘迫）也必须公开出来；这是绝对必要的，也正是我们社会的一大长处。
索尔兹伯里在文末还援引了默里?格法因法官当年审判《纽约时报》发表“五角大楼机密文件”案的结案陈词，同样发人深思：
一国的安危不仅系于城池的得失，它跟涉及自己的种种制度也有关联。当政的人如果真心想维护高度言论自由和维护人民要求透明度的权利，那么，对于新闻界的吵吵嚷嚷，不听招呼，爱管闲事，就只能忍着点儿。
对于“爱管闲事” 的报人，诟病者也不乏其人。譬如著名法国作家巴尔扎克曾义愤填膺地说：“如果报业不曾存在的话，最好是不发明它。”理由是“它攻击所有人却无人攻击它”。其实报业也不全是“无法无天” 的，它也受到社会、市场机制（包括读者）、法律（如诽谤罪）等的制约。
相对来说，报人的自由度是比其他人要多得多，正因为这样，才可以对社会（包括政权）起监督作用。由报人揭发的政治丑闻（如较早的“水门事件”），更对政客、政权起了极大的制约作用。此外，不少历史事件的真相，也是由记者揭露的，从而让人们不再受蒙骗。它的正面作用比负面的影响要大得多。有鉴于此，默里?格法因法官才要当政的人“忍着点儿”。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重返《明报月刊》，我首先想起古人所说的“一弹指顷去来今”，从个人离开到重返的短暂两三年中，已包含着“去、来、今” 三个时间环节，更何况拥有数十年历程的《明报月刊》。王统照先生认为先有所承，才后有所启，无疑说到点子上。《明报月刊》既然是一份有历史、有传统的刊物，并已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文化长链，那么，我自然只是这长链中的一环，长跑中的接力者。不忘始创者之筚路蓝缕和先行者行的足迹，不辱承接者与后来者的使命，才是今天工作的应有之义。
我曾请书法家黄苗子先生为我写一幅字：“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长年悬在我的办公室，以为策励。这两句话是援引自陈寅恪先生的。陈寅恪先生指出：“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他进一步强调地说：“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 陈寅恪先生所揭示的人文精神，与本刊编辑方针恪守的“独立、自由、宽容” 的信条大似。本刊除了崇尚“独立”、“自由”之外，还不忘“宽容”。我们所理解的“宽容”乃是一种兼容不同意见、确认多元文化共生的文化情怀。这是本刊同仁一直努力的方向。曾当本刊主编达十三年之久的胡菊人先生撰文道：“……《明报月刊》从不偏离探讨中国文化路向、关切时势人心的精神，这种精神，我们祝愿像她的名字一样，有日月之明，不断地发出亮光。”
我在1991年5月接任主编时，在《编者的话》中写道：“本刊同仁将秉承过去办刊宗旨，兢兢业业，继续作为华人世界的文化桥梁，与社会同迈进，与时代共呼吸，努力开拓新的局面，不断为读者提供新而美的内容。春天，是播种的时候，愿与作者、读者共勉。”这也是我在此时此刻此地的心声。
谦下的美
张爱玲很会看人，特别是看女人。讲起日本女人，她与别人看法便迥异：“……日本女人有意养成一种低卑的美，像古诗里的‘伸腰长跪拜，问客平安不？’温厚光致，有绢画的画意，低是低的，低得泰然。”（《罗兰观感》）
不少人觉得日本女人在社会上的地位低微，如在社交场合、一切公开活动，在家族的尊卑的序列上，日本女人永远是低下不过的。传统日本女人并不以此为杵，对“伸腰长跪拜”好像吃饭盥洗，习以为常，处之泰然。其实若以今天商品社会的眼光来看，日本女人很聪明，因她掌握了整个家庭的命脉――财政大权。日本男人辛辛苦苦挣来的钱，全数交给太太用度，日本女人表面甚不风光，实权却大得很。既有“低卑的美”，也有黄澄澄白皑皑的真金白银，聪明绝顶！
回头看香港，若时光倒流二十年，香港横看竖看都不像样，被公认是一个华洋杂处、藏污纳垢的地方，丑陋得很！记得多年前，刘绍铭教授在一次文学讲座上，一针见血地指出香港相对“中原文化”，是一个弱势的“边缘文化”，卑微得很。当时环顾香港文化，但见烟尘滚滚，泥沙俱下，彼时彼地，香港是“文化沙漠”，被异口同声地高唱入云。殊不知，二十年后的港式文化，却在强劲的经济带动之下，如十级台风刮得海内外人仰马翻。如香港流行文化之一的流行曲，已响彻大江南北、长城内外。“香港学” 在内地各大高等学府更成为一个热门的研究项目。原来被视为弱不禁风的“边缘文化”，大有喧宾夺主之势。无他，这与日本女人持家道理一样。港人不介意外人用怎样的眼光看，哪怕是带有嘲弄、低视的眼光，就是牢牢抓住经济不放，甭管外面的风风火火，坚信不管白猫黑猫，对经济有利便是好猫。结果最符合邓小平的务实精神，成为邓先生搞“特区” 的天然例证。也正因过去几十年来香港的“弱势”、“低下” 的姿态，于古印证了庄子“以懦弱谦下为表，以空虚不毁万物为实” 的格言，于今切合了“最低的地方，才是众川的汇归的地方（金庸语）” 的道理，使只有弹丸之地的香港，反而能汲纳百川和具有容乃大的襟怀。
科学与文学的因缘
1983年秋参加美国“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 的华人作家应芝加哥大学的邀请，作了一次公开演讲（当时我也在座），主持会议的是李欧梵教授。来自内地的作家王安忆在发言中，曾强调科学家对人类、民族的贡献，远比文学家大得多，并且对科学家表示了钦敬之情。
当时是一个文学的聚会，王安忆此语一出，颇有点语惊四座的效应。王安忆本身是作家，深知文学家的作用，她能够说出这样的话，绝不是语出惊人，恰恰相反，说明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肺腑之言。
鲁迅先生早在本世纪初就写了《文化偏至论》，曾批评了崇尚科学技术、看低文学艺术的“偏至（即偏向一端）”现象。之后，他在《诗歌之敌》中又说：从事科学的人们，“精细地研钻着一点有限的视野，便决不能和博大的诗人的感得全人间世，而同时又领会天国之极乐和地狱之大苦恼的精神相通。”鲁迅提醒我们，科学不能代替文学，它不可能像文学那样去感知“全人间世”并表达人间大苦乐的无限情感。换言之，文学也不能代替科学，但两者却可以相辅相成。
鲁迅是针对彼时人们对文学的漠视而言，王安忆则是针对时人对科学的轻忽而发。歌德曾说过：“如果我没有在自然科学方面的辛勤努力，我就不会学会认识人的本来面目。”又说：“幻想是诗人的翅膀，假设是科学的天梯。”诚然，科学家与文学家都对人类作出重大的贡献，只是贡献的形式不同。在今天，我们还看到，这种贡献不仅表现在两者各自不同的领域，而且还表现在两者的结合与汇流。本期几篇谈论香港电影的文章使我想到这一点：只有文学，不会有电影，只有科学，也不会有电影艺术。
最近席卷全球的《泰坦尼克号》，是一个诗化的文学故事，但又是现代科学技术尤其是电脑科学的奇观。这部电影证明：科学也可成为艺术之友。它因文学与科学的成功结合不仅创造了电影史上的最高票房，而且为我们拓展了人文视野：人类社会各种思维成果与情感成果的汇流正在展示更辉煌的文化前景。
从蔡元培的“四字诀”谈起
最近谈论蔡元培与北大的文章很多，但似乎并未涉及蔡元培治学的四字诀：“宏、约、深、美。”“宏”意喻具有恢宏的气度，磊落的襟怀。只有“宏”，才能对学术持宽容的态度，尊重自由表达的权利，兼收百家的所长；“约” 指在打好学问根基后，应由博趋向约，把治学的范围缩小，选择一二项研究项目，集中精力，专心致志地下功夫；“深”指深人探讨，究本穷源，做到精通后，进而发展、创造；“美”泛指理想境界，蔡元培一生提倡美学和美育，他有“美感是普遍性，可以破人我彼此的偏见；美感是超越性，可以破生死利害的顾忌”之句。四字诀中，“宏”是前提，这与蔡元培于 1917年出任北大校长时提出的“自由的思想、兼容并包” 相一致。北大精神，恐怕首先是一个“宏” 字。
蔡元培的人格力量是无以伦比的，他在北洋军阀统治的恶劣环境中，不辞艰难而任北大校长。担任后以秋风扫落叶的气概，百折不挠的精神，推行教育改革，为沉沦的中国教育界带来一股清新空气，开创一代学风，使北大成为中国自由学术思想的摇篮、五四运动的发源地。
蔡元培对中西文化曾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并且先后到过日本、德国、法国勤工俭学及长时间的考察。他在《文明的消化》一文中指出：“……欧洲文明，以学术为中坚”，“政潮之排荡，金力之劫持，宗教之拘忌，率皆为思想自由之障碍。使皆浑沦而吞之，则他日消化不良之弊……”
蔡元培在这里明确提出，文明应以自由的学术思想为中坚，而政治、宗教（迷信）、金权主义则是独立的学术思想的障碍。他强调对学术思想的追求不是一种手段，而是目的。所以他殷殷寄望于年轻一代：“青年们既要负起民族的责任，先得负起学术的责任。学术的责任将怎样负起？最重要的，是要精研学理，对于社会、国家、人类有最有价值的贡献。”（《我们希望的浙江青年》）
蔡元培觉得西方的发达，在于重视学术的独立与学术的自由，这也是中国教育改革值得借鉴的地方。所以，“他寻求把知识分子从长期对国家的依赖中解放出来，好让他们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发展为知识而知识的能力……（魏定熙）”这是蔡元培最大的功绩之一。
热热闹闹的北大百年校庆已经过去了，当头脑冷静下来后，我们觉得应该对蔡元培及其揭橥的北大精神，和今天北大所面对的商业潮的冲击等问题，进行一番理性的思考和反省。科教兴国，首先应是教育本身的“兴”。教育不兴，国何能兴？教育不善，国何能善？而要兴教育，就不能光是纸上谈兵，而要舍得投资，还要像蔡元培那样身体力行，既有情怀，又有措施，特别是念念不忘一个“宏”字：收揽天下饱学之士，尊重各种不同的声音，积极进行教育改革，从体制、师资、教材都能不断改善。质言之，讲“科教兴国”时，勿忘先要“国兴科教”。
绚美的落霞
冰心紧跟她的小老弟萧乾走了，为世纪末的中国大地留下了一个大写的感叹号！套王蒙的话说：“她在九十九岁的高龄仙去了，此前不久，钱钟书与萧乾也相继去世。依靠旧中国出来的知识分子为新中国壮门面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我们的今天和今后，谁能与这些大家相比拟，谁是我们新中国的大学问家大作家大文人呢？”
王蒙从新旧中国的划分看到一个时代的终结，我们不妨从新旧文化来看看老一代卓越知识分子的风格。记得胡适去世时，蒋介石在挽联中写道：“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如果我们不因人废言，尊重文化的独立性，就会承认二十世纪的中国，确实产生了一群承继中国传统美德而又创造了新文化山河的大知识分子。冰心、钱钟书、萧乾都属于这种知识分子。二十世纪的中国，处于新旧时代的交替，阶级斗争异常激烈，文化生态环境相当恶劣，但是，在这种环境中，冰心、钱钟书、萧乾等老一代知识分子，保持了知识分子的正直、善良、高洁，不卖身求荣或为虎作伥，不充当整人的器具或愚弄百姓的傀儡。世道艰难，不管是压力还是诱惑，都不能改变他们对同胞人类的爱心和对文学文化的真诚。他们从不称霸，从不嫉贤妒能，从无“老子天下第一” 的心态，与今天的许多年轻学人大不相同。尤其让人感动的是他们无论身处顺境或是逆境，总是不忘人间关怀，仁爱之心也不会因为自己的名声之增大而消失。他们是一代有文化成就的人，更是一代有道德有正义感的人。我期望他们所代表的品学兼优的文化时代永远不会终结。
我们说“冰心的风范”，所以用“风范” 二字，也正是冰心这一名字充分反映品学兼优、文品人品双全的一代知识分子的人生境界与精神创造境界。冰心的才华过人，十九岁步人文坛成了新文学运动的弄潮儿，并创造出女性诗歌散文的极致。她的散文影响了这个世纪近八十个年头，其文字的优美典雅少有人可及。然而，正是这样一个天赋之才，却格外谦卑仁厚，她永远像孩子那样纯真，对人永远那么信赖、那么关爱。
有人把冰心比作这个世纪的净土，并非虚言。作为这一云谲波诡的世纪，在中国大地更是翻江倒海、沙尘滚滚、泥沙俱下，有谁不沾上不同程度的血腥味和风尘味？可是冰心却遇混浊而不合流，始终洁身自爱并爱他人，独立不移，“质本洁来还洁去”。中国人的文品与人品本是两码事，冰心是这两者永恒的结晶品，她与她的作品都传达一个共同的信息：一切只为着爱。在这个人格分裂的冷漠年代，她却保持了人格的完整，并终身不倦地播放爱的芬芳，以抚慰无数受伤的心灵。饱经苦难的中国是需要这种芬芳和这块净土的。
冰心后期写的一篇散文：《霞》，可视为冰心晚年心境的写照。其中有一段冰心对“生命完结” 的看法，令人寻思：“一个生命到了‘只是近黄昏’的时节，落霞也许会使人留恋、惆怅，但人类的生命是永不止息的。地球不停地绕着太阳自转。东方不亮西方亮，我窗前的晚霞，正向美国东岸的慰冰湖上走去。”她的人品诗品文品，就像炫丽绚美的霞彩，也将永不止息地在今世与后世的人们心中闪烁，是不会拭掉的。
读出活色生香
在狂躁的繁嚣中，在杂沓的市声中的暗角，一个人静下来，捧着一本心爱的书，伴以清洌的茶或醇美的佳酿，其况味恍如从腐败的泥沼爬出来，愉悦之情油然而生。欧阳修晚年取了一个叫“六一翁”的别号，皆因他有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外加琴一张、棋一局、酒一壶，连同他自己“百直公”称号，便是六个一，不免踌躇满志。无他，闲来与书籍共处，要比与一个言不及义的庸人或呆子一起的感觉要好得多。
要培养读书习惯，不妨从读“闲书”开始。中外不少大学者和作家，是从读“闲书” 出来的。我所熟悉的一些作家、学者，如夏志清、唐德刚、李欧梵等，均有读“闲书”的习惯。博学与杂学原是一对孪生姊妹，惟其杂，才能做到博，所以有一专多能的说法。读书也不妨有一专多兼，如擅长古诗词，可兼读现代、当代小说；熟读四书、五经，也不妨读《红楼梦》、《水浒传》；潜研纯文学，也可旁及野史趣闻，甚至武侠小说……
书，表面看来是很生硬的东西，套现代术语是“硬件”。但是在爱书人的笔下，却是艳色的、柔如十指绕的澹美之物。唐朝诗人皮日休便把书比喻为绝色西子，甚至更有过之，他说：“惟书有色，艳于西子；惟文有笔，香于百卉。”（《目箴》）
日耳曼族人也是爱读书的民族。他们把好的书籍比喻为纯洁高尚的少女，“她不会把自己的心，奉献给追求她的每一个人。她会有意回避人群中冷淡无情的目光，只有在爱情的烈火中，才逐渐摈弃自己天赋的执拗与矜持；只有在坚贞不渝和献身精神的忠实情侣面前，才吐露自己的衷肠；也只有当自己的情人通过了水和火的种种严峻考验之后，才把自己完整地献给他。”（德?费尔巴哈）
古今名人谈读书心态林林总总，老生常谈的多，饶有新意少，最匪夷所思的是英国诗人弥尔顿的读书体会。这位剑桥大学的高材生，把书籍喻作龙种（龙的根）――神话中繁殖力强的龙齿：“当它们被撒在各处以后，就可能长出武士来。”弥尔顿慨叹今人肆意糟蹋和践踏了书籍中的由前人保留下来的生命，他老人家声嘶力竭地疾呼，如果我们不珍惜书籍，就会“使整个的世界都将受到影响”。
把书籍等同“龙种”，神化之余，又充弥阳刚之气。曾深受英国文化熏陶的董桥，却把人与书籍的关系，阴柔化了、性情化了。他把参考书比作妻子，常伴身旁，却一辈子也未必翻得烂；诗词小说是迷死人的艳遇，事后追忆总是甜蜜的；学术著作则是半老的徐娘，非打醒十二分精神不可；政论、时评、杂文不外是青楼女士，亲热一下就完了……神化了的书籍与性情化了的书籍，都与“性”有关。这是典型英国式的艳情幽默，能够把书读出活色生香来，书籍这一“硬件”便有一种魂牵梦绕的魅力了。
柏杨：历史峡谷中的“渡客”精神
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举办了“柏杨思想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香港的高等学府为一个外地作家举办一次学术研讨会，是罕见的。柏杨的经历和著作，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社会的悲喜转换，具有深刻的意义。著名史学家唐德刚的主题演讲《三峡舟中的一出悲喜闹剧――对名作家柏杨生平的个案透视》，引起会场内外强烈的反响。
读破柏杨这部大书，谈何容易，而且唐德刚还把柏杨这个时人及其著作，放在中国今天的历史和未来的历史、今天的时代和未来的时代的大框架上去考量，俱见学养和胆识。
柏杨确实不是花拳绣腿的明星作家，也不是金光灿烂的院士博士，而是一个在学院之外进行野战的游击战士。但他的思想与著作却在中国产生巨大影响，连专治史学的唐德刚教授也衷心钦佩。毋庸置疑，柏杨的诞生，是具有时代的意义。柏杨的经历、思想与著作，体现了一种知识分子的正气与精神，这就是中国处于“历史三峡”（从专制向民主大转型）中所必须的智勇兼备的“渡客”精神。这是一种在风浪中敢于独驾孤舟前行的精神；这是一种敢于对专制权力说真话的精神；这是一种对于阻碍历史舟楫的文化顽症和文化积习敢于展开批判的精神；这是一种献身学术文化而又不以学术文化明哲保身的勇士精神；这是中国从黑暗走向光明、从历史专制走向民主、从封建王朝走向现代文明的历史转折中最宝贵的精神。
历史峡谷中的道路注定不是平坦的。转折与过渡中随时都有风险。一百多年来，为了实现中国的转型，已有无数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更有无数知识分子演出惨烈的悲剧。时代的严酷使许多人害怕，使许多人消沉、麻木、投机、弄虚作假，这群知识人便是大浪淘沙中留下的精英。在布满风险的转型时代中躲在象牙塔内是比较安全的，但柏杨不当这种聪明人，他选择走向风沙扑面的莽莽原野。这种大无畏的精神，需要有学，需要一个字一个字阅读、领悟、积累的硬功夫，更需要有胆、有识，牢房的铁壁不是那么好受的，但必须有为真理而不怕把牢底坐穿的精神。柏杨这一个别景观提供给我们的启示，是在处于艰难的历史过渡中，中国最需要的知识分子不是卖弄学问的知识分子，而是有学、有胆、有良心、有关怀的知识分子。
中国人的名目与地位
柏杨曾说过，中国是一个逃跑的民族。眼下“逃到” 海外的中国人数便以千万计。华人的离散、分合、取舍、悲欢、徘徊，令人感到中国人不仅在本土里生活得沉重，到了异国他乡，也活得很不轻松，尤其是在文化心理上，总有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情结。“一张脸孔，多个面具”，人活在世上，一个面具（一种文化认同）本就够了，到了海外却要外加几个面具，这就不能不产生选择的艰难，其心理生活就不能不更加沉重。
从欧洲到北美开拓新家园的英国人变成美国人之后，便一心在“新大陆” 上奋斗、开拓、创业，在陌生的彼岸闯出新天地。新文化。他们似乎没有中国人那种文化心理上的重担，即没有“根”的负累。既没有“失根” 的苦恼，也没有“寻根” 的依恋，更没有“重根” 的彷徨。他们似乎天生就明白：在人与文化两者之间，人是最后目的。不是人为文化活着，而是文化应为人活着。他们的想法虽然比较简单，却可免于承受彷徨徘徊之苦。北美这片土地，如今成了地球上最发达的所在，其中恐怕也有文化心理上的原因。
忽然想起鲁迅在1918年改写的一段“随想录”（《热风》）。他说：
现在许多人有大恐惧，我也有大恐惧。许多人所怕的，是“中国人” 这名目要消灭；我所怕的，是中国人要从“世界人” 中挤出。
我以为“中国人” 这名目，决不会消灭；只要人种还在，总是中国人。譬如埃及犹太人，无论他们还有“国粹”没有，现在总叫他埃及犹太人，未曾改了称呼。可见保存名目，全不必劳力费。
但是想在现今的世界上，协同生长，争一地位，即须有相当的进步知识、道德、品格、思想，才能够站得住脚，这事极须劳力费心。
早年鲁迅便告诉我们：中国人最为重要的，不是保持中国人的“名目”，而是要争取中国人在世界上的生存与发展，避免被摒出世界人（地球村公民）的行列；保存名目身份容易，不必劳力费心，而要在世界上站住脚跟，争一地位，则极须劳力费心。鲁迅这段话虽是对国粹派说的，但对所有的中国人，包括对海外的华人，都有极大的启迪意义。到海外的中国人真正要在世界上立足，争一光荣地位，恐怕也不应在“名目” 上花太多功夫，而应当把自己的精力，用于掌握人类社会的先进知识与思想，把自己变得强大起来，倘若没有先进的精神与本领，“中国人” 的名目恐怕也无济于事，再“中国化”也没有用。重读鲁迅这段话，对于我们这些立足于香港的中国人也有裨益，至少使我们知道焦虑的重心应放在哪里，该劳力费心的是在什么地方。
只要知道该在何处下功夫，便可掌握自己的命运。至于要认同什么文化，要当“断根派”还是“寻根派”、“重根派”，那是可以自由选择的，只要选择之后觉得自己乃是一种真实的生命存在就好。尊重自己的选择，也尊重他人的选择，确认多元存在的合理性与权利，才能赢得个体存在的自由。海外华人虽然有选择的苦恼，但毕竟有选择的自由，这一点是值得欣慰的。
中国人的脸与西洋人的“兽性”
三十年代，日本有一位评论家长谷川如是闲写了一篇文章，题为《中国人的脸及其他》，大意说初见中国人，叫人感到较之西洋人和日本人脸上欠缺一点什么，但久而久之，看惯了也就没有什么，倒是后来反而觉得西洋人的脸上，多了点什么来着。后来发觉这多余的东西不是别的，却是“兽性”。从而得到这样的公式：人＋兽性=西洋人。
这位日本作家在这里隐喻了中国人的温良恭俭让，相反地，西洋人及东洋人则野蛮了一点。从另一个意义来看，西洋人强横了一些，中国人柔顺了一点。
走笔至此，发生了美国的侦察机与中国战机碰撞事件，小布什政府表现得很是盛气凌人。与此同时，日本文部省批准篡改侵略亚洲史实的中学课本，以期只手遮天，不难看出西洋人和东洋人“兽性”的一面。
至于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在处理这起飞机碰撞事件和日本篡改历史的事件上，即使是西洋人“兽性”依然，中国人也不再三缄其口地谦让，终于发出有点硬朗的声音，尽管这声音的硬度和强度仍不如西洋人，但藉以自慰的是，已远远超过鲁迅“无声的中国” 年代了。
然而，回头一想，为什么中国人的“人性”始终不足以与西洋人的“兽性”相抗衡？也许就是鲁迅所说的，如果中国人脸上的“兽性”是后来才消除的，“那么，是渐渐净尽而只剩了人性的呢，还是不过渐渐成了驯顺。野牛成为家牛，野猪成为猪，狼成为狗，野性是消失了，但只足使牧人喜欢，于本身并无好处。人不过是人，不再夹杂着别的东西，当然再好没有了。倘不得已，我以为还不如带些兽性，如果合于下列的算式倒是不很有趣的：
“‘人+家畜性=某一种人’”（《略论中国人的脸》）
“家畜性” 与“兽性” 之不同，是前者已驯化了，为的是使牧人喜欢，便有了伪饰成分。所以鲁迅觉得倘不得已，不如带些“兽性’”。
鲁迅生活的年代，中国贫穷落后，还在受着东洋人和西洋人的逼迫，知识分子更感同身受，鲁迅等人使用“兽性”、“牧人”、“家畜性”这类隐喻，寓意着压迫者、专制者及被奴化者的关系，别出心裁，在今天看来仍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可是，今天我们除了谴责兽性、调侃人性和家畜性，在处理世界各种冲突时仍要注重“理性”，依靠理性化解矛盾。中美的冲突自然也只有“理性” 能够化解。中美关系再不是一般的国家关系，而是关系到“全局” 的关键性的国家关系，这一关系的好坏，近则影响中国入世、海峡两岸局势、国计民生等大事，远则影响新世纪世界的前途，牵动着数不清的“大问题”。在“大问题” 面前，当以“理性”解决为上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