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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往枫叶的国度 枫叶

时间:2019-02-20 来源:东星资源网 本文已影响 手机版

     袁畅女,生于1984年。2002年考入东北财经大学,2004年赴加拿大留学,2006年毕业于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获经济学学位。   从小爱好文学,10岁起曾在《小学生时代》、《中华少年》、《美文》等报刊上发表文章。高一开始加入中青网,成为中青网首批学生记者、编辑。多次参加中青网活动。高二时,代表中青网参加主题为《我们拥有自己的权利》首届中国儿童论坛。
  
  2004年9月1日,我从北京出发,飞往加拿大,开始我的留学生涯。
  北京在这时候还是有着夏末熟悉而亲切的燥热。这股燥热的气息甚至弥漫到北京国际机场――到处都是小留学生的身影。他们的父母陪伴左右,百般叮咛,而且在这股人潮中左冲右突,冲锋陷阵。家家的场景竟惊人地相似:父亲在前打头阵,当先锋,小心开路,母亲在旁殷切嘱咐着“去那边后报个平安”、“钱该花就花,别委屈着自己”、“好好学习”……,而处在中间的孩子则边推行李车边不住地点头。可能是边走边说的缘故,每个人都显得有些急促。这黑压压的一片人海打消了我一部分的紧张情绪,原来都是自己人啊!各种方言的交汇更使人有种陌生的熟悉。无数个行李车轱辘滚动的声音响于耳际,而震动传到脚下,仿佛闷雷,又像地震。想到自己也是制造这闷雷、地震的一分子,真是兴奋!
  办理登机手续的时候,我相当茫然。复杂得似乎不想让人搞明白的指示牌,熟稔得似乎闭眼都能找到自己柜台的旅客,规矩得似乎想走丢都很难的大厅过道让我觉得自己是一个迷失在最简单迷宫的笨小孩儿。看来,我已经出离愚蠢啦!
  环顾四周,“迷宫”里其他的人各式各样,拥有迥异的面孔和服饰,这不就是现代版“镜花缘”嘛!上帝真是伟大的色彩大师:人群中有白皮肤的,黑皮肤的,棕色皮肤的,还有像我一样黄皮肤的;发色有金黄色的,酒红色的,栗色的,白色的,混合色的,还有像我一样黑色的。上帝造的人类,色彩感上也得他真传:他们有的穿着艳丽的很有光泽的丝绸衣服,有的穿戴着黑色的长袍和头巾只露出脸来,有的穿着镶金属亮片的棉质衣裙秀出S型好身材,有的穿一身素色的很有质感的笔挺西装,还有的穿着随意的各色文化衫配蓝色牛仔裤。
  各国语言回荡在大厅里,交杂着,席卷着,掠过耳际。他们在说什么?我突然想,在这里,就在现在,有多少个国家的人在互不干扰地发出不同语言的声波?本国“电台”发出的声波也淹没在这片声海中,捕捉“本国信号”未果。我又尝试接听“英文电台”,很可惜,信号不少,很难“破译”。周围的英文语速太快,快得像《哈里波特》中的鬼飞球,没等“截获”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唯一驱之不散的是空气中各种味道的香气。它们弥漫着、交汇着,形成一种特殊的,由无数种前香、中香、后香构成的“机场牌”香水味道。这其中有甜腻的、馨香的、辛辣的、清新的、妩媚的、阳光的、爽朗的……伴随着每个从我面前走过的人扑鼻而来,刺激着我的嗅觉。
  我口渴得厉害,再次握住冰冷的车把时,手心都沁出了汗。哪一个柜台才是我要找的呢?父母站在外面也帮不上忙。周围也没有什么管理人员可以询问。幸运的是,在我目光扫描中,发现了前方一位正在排队的中国人面孔的绅士,穿着深蓝色暗条纹西装,戴一副很显斯文的眼镜,文质彬彬,定是那种“空中飞人”式的成功商业人士。
  绅士嘛,一向很热心助人的。对!就问这位绅士,准没错!我大步流星地走向“救命稻草”,露出压箱底最动人的微笑,用库存中最甜美的声音问道:“打搅了,请问您……”他没等我说完,就用英文对我讲:“我不说中文。”什么?不会吧!唯一的“稻草”还不能救命。我要崩溃了!没办法,只好发挥小宇宙了。这时我的脸可能就像正被煮的螃蟹,越来越烧得慌。好,先退后两步,再稳定一下情绪,同时心里暗暗组织着简单的问句,主谓宾,定状补,默默地演习两遍。最后,我把残存的勇气集结起来,向前一步,用哆嗦得都走了调、颤抖得像挤嘣豆似的英文又问了一遍。天哪!我当时头皮都麻了。
  他俯下身,皱着眉头,侧过脸,右耳冲着我,眼睛紧盯着我的脸,观察我的口型,听得――或者确切一点说是看得特别认真,身上散发出和着体温的温馨的香气。在确定我说完后他终于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给我详细地指路。我能感觉到他明显放慢了语速。当然,人家还是蛮聪明的,我的英文发报速度“稳”了一些,人家当然也得配合我的发报速度反馈信息啦!
  我当时立下大志:等咱去了加拿大,也一定苦练英语!不说别的,“社会主义初级目标”就是,语速达到人家的一半!至于他那种流利的水准,那是咱的“共产主义最终理想”啦!
  至于说现在,我的英文水准还坚定而矜持地停留在“语迟”阶段。
  “哦,谢谢!”我慌乱地点点头,向他所指的方向走去……
  手续都办好后,我出来和父母在咖啡馆会合。老远就能看到衣着档次总在高档环境中“标新立异”的父母。他俩在一张小桌旁对坐着议论什么,我走近后他们就不说了,只在脸上都绽放出大大的笑。不得不承认,我的小家很温暖,父母总是很乐观,即使在和我分别时。
  妈妈伸出干枯如严重失水的苹果皮一般的手(我对她说过无数次了,这手擦点大宝就好了,她就是不听),将两张电话卡小心翼翼地递到我手上,语重心长地说:“到那儿了就给妈挂个电话,甭管是温哥华还是多伦多。要是飞机晚点了,就提前告诉接你们的老师,别让人家干等着。”“哦,好。嘿嘿。”我假装漫不经心地接过两张连标价都是英文的卡片,随手插入裤兜里。别以为,我不知道在机场里卖的电话卡最宰人了,我只是,我只是……咳,你大概能猜出来,虚荣啊!想想看,在那种人人都是“世界人”,英文都呱呱叫的环境下,好意思显示出咱穷嘛!我的哲学是“如果说,富人富得只剩下钱,那么,穷人就穷得只剩下自尊了。”有自尊,是好事,可是,我的理论用错了地方。咳,虚荣是魔鬼!
  “揣好,安顿好了一定给家里打个电话。”妈妈微笑着,眼睛却变得晶莹了。爸爸探过头,仔细地听我们的对话,默默地喝着自备的一小瓶白开水。
  眼前咖啡香浓的气味扑鼻而来。啜一口,咖啡本身的苦涩和着牛奶的香滑形成了神奇而丰富的口感:苦涩和香滑融为一体,不相互抵触而是相得益彰。想到在那边可以经常享受这种感觉时,心中升腾起宛如这香气般的无尽的遐想和对未来无尽的希望。
  我有些焦急地不断看表:“时间快到了,我走了。”
  被妈妈拥抱时,我又嗅到了莫名的熟悉而亲切的温暖气息。“记着,要打电话。”她说这话时,左脸正贴着我的那里有些潮乎乎的冰凉。
  爸爸像孩子一样叫嚷着:“还有我呢,还有我呢。”走过来拍拍我的后背,抱住我,“钱别太省着,该花就花,爸妈供得起你。”臂弯里散发出那种让人有安全感的抹布味儿(我总是提醒他,汗衫洗完了,用手拧一拧,晒到阳台上,可是他总是那么“我行我素”,执著于自己招牌式的“抹布味儿”,让我总是老远就能“闻香识爸爸”,都无敌啦!)
  我随着人流向里走,时不时地回头看。一次再一次地回头,看到父母慈爱地注视着我,目送我离开。从小到大,无论去哪里,无论多远,我都是而且也习惯在父母的目光中离开。这回我本想目送他们离开,可我无数次地回头,他们都站在原地关切地望着我。无奈了,终于又一次放弃了目送他们的想法,将视线转到正前方,融入到那片“闷雷”、“地震”中去,感受着背后久久未移开的目光……
  到温哥华转机时,正如妈妈所担心的,飞机晚点了。取完行李后,我好想给那边的老师打个电话,说明一下情况,让她晚些时候去多伦多机场。我从裤兜掏出一张崭新的电话卡,刮开涂层,找到最近的公用电话亭,小心地读着上面详尽得有些复杂的说明,耳朵紧贴话筒,听着里面快得令人绝望的提示音,眼睛捕捉着屏幕上蓝色荧光的滚动字幕,对那些冰冷的按钮认真地乱摁一气,几乎穷尽了我所能想到的、猜到的一切排列组合的可能,最终还是泄气地挂下了沉重的话筒。想象着那边负责接待的老师因为不知情,而在夜里甚至可能凌晨苦等的情景,我简直急死了。
  该出手时就出手!看来又要发挥小宇宙啦!
  我再一次硬着头皮,走向一个看上去面善的年龄相仿的白人女孩儿,递上电话卡,怯怯地问:“打搅了,嗯……请问你能告诉我……怎么……使用这张电话卡吗?”
  她正和另一个白人女孩嬉闹着,看我过来,收敛起笑容,和另一个女孩一样冷冷地打量我,后退两小步,摆出一副避之唯恐不及的样子。
  听我说完,她耸耸肩,面无表情地回答“我不知道”,就匆匆走开,继续嬉闹了。
  歌里唱得好啊,“……笨小孩……老天自有安排……”当时,一位叔叔看我沮丧的样子,主动走过来问:“我能帮你做点什么?”看看,走哪儿都有活雷锋!
  他身穿制服,棕色皮肤,说话带着和白人女孩不一样的口音,感觉英语也不是他的母语似的。他说他是给人推运行李车的,看我跟那儿折腾半天了,实在“惨不忍睹”。
  我无可奈何地道出原委,用“不仅是没电,还偶尔倒带”的英语和他解释起来。
  他拿出手机,对我说:“用我的手机给你老师打个电话吧。”
  “不用了,呃……要不,我打完付给你费用吧。”说真的,这就是雪中送炭,可我又不能白收人家的“炭”。人家是活雷锋,可咱也不能占“雷锋”便宜不是?
  那位叔叔笑了笑,说:“不用了,你就打吧。”
  “嗯,那……太谢谢了!”我就像加菲猫看到猪肉卷一样盯着那部手机,就差流口水了。
  电话接通了!特瑞萨老师的丈夫皮特接的电话。我努力盖过机场噪杂的声音,对他说只知道飞机延误了,多长时间也不确定。那种状况,亲爱的读者,您能想象到吗?我的英语本来就“那么好”,比较适合“视频”,没有面对面的沟通,以及丰富的表情和肢体语言,是很难理解的。
  皮特非常“善解人意”,在电话那边,用最最精简的,简单得都快有语病的句式问我好几遍“那么,飞机何时到多伦多机场?……飞机何时到多伦多?……何时到多伦多?……何时到?……何时?……”
  我这边也很着急啊!要不说,有些话得当面说清楚呢。好多“复杂的”问题,电话里就是“阐释”不清楚的。我左手紧握手机,恨不得把手机塞到耳朵里啦!右手拼命捂住右耳,尽量不让任何杂音影响左耳这边的信息接收。
  我摒住呼吸,全神贯注地听,鼓足勇气大声地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噢……这个……不清楚啊……”
  话毕,终于松了口气,我谢过那位可爱的叔叔,感叹白求恩的故乡还是有些国际主义精神的。
  临上飞机前,终于搞清楚延误时间的我想再给老师家挂个电话。我冲到一个公用电话前“死缠烂打”。蓦然回首,发现身后已经排出一大队人马来。我尴尬地冲我身后的人咧咧嘴,赶紧让出电话,心说多亏刚才打过一个电话了。
  飞机“准时地”晚了2个小时到达多伦多。快降落时,我看到传说中的多伦多夜景,万家灯火的,好美啊!我心中又升腾起启明哥《北京人在纽约》里那句经典的话“纽约,我来啦!”不好意思,咱也套用一下,“伦敦(加拿大安大略省的伦敦市),我来啦!”
  随着人群,我和其他中国同学走到了机场大厅里,取了行李。不一会儿又见到了国际项目老师特瑞萨带着几个CLM(专门负责安排国际学生活动的休伦学院学生)来接我们。
  我见到特瑞萨,惴惴不安地问:“老师……您……什么时候来的啊?等……好久了吧?”
  特瑞萨身着很得体的黑色套装,一字一句地回答:“哦,没有,皮特告诉我晚点后,我就晚些时候才来的。没等多久。”
  我这才把心又从嗓子眼里硬塞了回去。
  我们一行十来个人,坐着大客车从多伦多到安大略的伦敦市――西安大略大学――休伦学院――宿舍。分到钥匙时,已经是凌晨了。简单安顿好宿舍,抑制不住兴奋的我又走出宿舍,在夜色中踱来踱去,感受着休伦学院的社区――和我所在的宿舍相连的教学楼,宿舍和教学楼对面的食堂,连接着主校的半露天地下通道,以及令人向往的小树林和掩映于其中的几幢小房子。
  当然,我只是站在宿舍前的一小块草坪上散步。小雨过后的草坪有些软软的、毛茸茸的,让人舒服得不想回屋。最后还是加拿大清冷的空气把我“请”回屋里。明天会去做什么?好玩吗?我心里充满了兴奋和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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